當日本的趨勢專家大前研一預言台灣社會將有八成的人口，落入下層社會，所謂的Ｍ型社會浮現：上層階級累積快速，中產階級則失去競爭性，與大眾普羅階級的距離拉近，結果，社會分配的光譜的左端，高高的堆壘起大批的窮人。他宣稱，中間地帶即將「全面崩潰」。這種革命性的社會結構大變動，的確製造了一些話題與新聞。
從許多證據顯示，這種Ｍ型社會的想像，不過是趨勢研究者誇大其詞而已。台灣中產階級其實安然無恙。從五等分位的所得比較，過去十年來，最高的二十％的收入，相當穩定的佔有四十％的流動性資產，而收入次高與第三高的這兩個群體構成的中產階級，亦大約佔有四十％的總收入。
再從就業市場的角度看，大前研一以日本為例，指出終生雇用制不再，個人在不同組織之間流動增加，甚至成為非正式員工更為普遍。在台灣，中產階級並沒有失去穩定的工作，大專以上學歷者的失業率亦未較高（高職者最高）。前幾年的失業率高峰期過後，今年的整體失業率亦停留在頗低的三．九％。在數個不穩定的工作間游移流轉，亦不是一個普遍的情況。因為臨時性工作結束而失業者，僅佔所有失業人口中的十一％。
階層的兩極化，並非是台灣的未來大趨勢。台灣的中產階級依然存在，倒Ｕ型的分配結構仍舊持續著。的確，許多事實顯示，最頂層的階級累積龐大的收入與資產，將這個分配結構的右端拉的很長。但是要說台灣已經或即將成為Ｍ型社會，這只是一個迷思。
只是，當下的台灣確有一群人陷入收入匱乏的困境。在九十四年，較低所得家庭中，有四十六％的戶長為六十五歲以上，高所得者中僅有二．九％。同年的官方認定的低收入戶中，二十九％的戶長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目前，台灣共計有二十一萬二千人處於絕對貧窮的狀態，在五年前，這個低收入群體僅有十六萬人，增加的速度相當快。
隨著台灣人口的高齡化，更多的老年人活得更久，但卻更容易陷入貧窮。貧窮的老年化，比起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危機，更為急迫，更是政策所要用力的地方。另一個被忽略的不幸事實是，在這些低收入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年齡在十五歲以下，在生命周期的最早階段就與貧窮展開艱困的戰鬥，他們的境遇也不是一般中產階級的子女所能想像的。
為了達致挽救中產階級，大前研一開出一張藥單：一、更開放的市場；二、更少的政府管制；三、在教育上培養更突出的個人讓他們能在世界經濟的任一角落活躍。激進的市場經濟模型是大前研一向來所主張的。將政府所做的大部分行政事務發包給私人機構來做，這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可以使用的狠招。甚至連中學數學的教師也可以全部裁掉，全國只要找一名最會教的老師，透過衛星播映即可。
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常以國家管制等於無效率，市場經濟等於活化社會的萬靈丹。這種自由經濟模式強力推銷私有化、民營化，凡事讓市場來決定。如果Ｍ型社會出現的話，那是在這種市場經濟裡。一九九○年代的美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企業產生的鉅額利潤掌握在資本家、執行長、專業經理人手上，並沒有向下分配到中下層的勞動者。經濟成長率的成績是很亮眼，但大多數人與之無關，不會感到特別興奮。
學界關於發展與分配的無數研究所得到的一個共識是，市場經濟的想法太過簡單。發展是建立在政府與資本長期的合作上，國家在自主權力的基礎上評估給予企業的支援與所產生的成果。政府不能調控經濟生產體制時，常暗示國家公權力被資本家所綁架的情境。政經權力不均衡的結果是少數特定團體的利益不斷累積，中產階級或是貧窮者的收入不會增加。
而在市場經濟的架構中，個人任憑能力競爭無限上綱成為終極的社會規範，亦是一個完全的迷思。大眾媒體常報導這麼一個典型的例子：各地方政府招考清潔隊員，求職者要扛四十公斤沙袋競跑，吸引的數百名報考者中包括年經力壯的二十出頭歲的碩士班學生。上了年紀的考生在鏡頭前摔跤成為電視台娛樂觀眾的賣點。這個符合市場邏輯的做法，充滿了不公平，歧視老年人，並且缺乏資源配置的效率。這些工作的分配，應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礎上給予較弱勢者──而同情心正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之外的著作中一再強調、而為當今經濟學者所忽略的。
在面對貧窮與分配相關的社會問題時，不論是政府或是民間的政策辯論，不應陷入新自由主義這個學派的陷阱。將政府管制視為國家發展的絆腳石，是毫無學理的想法，卻是製造Ｍ型社會的要件。要避免Ｍ型社會的出現，一種支持政府有效管制的「分配正義」價值，應成為政策論述的主軸。分配正義作為指導政策的價值觀，強調對貧窮的敏感度，在分配公共資源與機會時，應先審慎考慮對弱勢團體的正面相關性。在處理貧窮、分配、公平等問題時，多數社會成員是贊同的，在這裡政府其實有極高的正當性與寬廣的行動空間，並能獲得有力的社會支持。
日前行政院推出的大溫暖計畫，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與合理的支持，是相當可惜的。資料顯示，拿掉政府補助的社會福利時，最高與最低所得組的倍數會從目前的六倍擴張到十二倍！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給予弱勢團體較多的社會福利，透過政府的福利補助以降低家庭所得不均的差距倍數，是具有建構社會連帶的新意義。
台灣目前應該進行的社會工程，是以更穩定的步伐實踐分配正義的價值，重建社會的凝聚力，這應是政府與人民的新社會契約。（作者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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