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若死而復生來到台灣，一定會對倒扁運動的創意展演目瞪口呆，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丟在一旁，跟隨憤怒的台灣中產階級腳步，在「施主席的轟趴」台客搖擺聲中，讓腦袋裡的革命教條就此鬆綁，一舉顛覆對於社運的所有想像。
施明德並不是格瓦拉，事實上，過去十五年筆者採訪觀察施明德的過程中，他滿腦子裡裝的全是曼德拉──此拉晚年慈眉善目顯然非彼拉。或許是這個緣故，讓人從不擔心施明德會在這場前所未見的社運裡走向殉道。 就像許多註定在歷史上留名的重要社運一樣，「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運動」的出現，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這場大規模社運開啟的諸多正反面思考，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台灣的民主，顯然還有更多元、更多變的面貌等待我們發掘。
社會出氣的一百種方法
倒扁運動出現之前，台灣社會這座活火山，在解除戒嚴後已經噴發了將近二十年，各類社運抗爭都已演過好幾遍。一開始大家還覺得很新鮮，用不著號召就激情投入，但政黨輪替之後，連惡魔黨都垮台了，各路科學小飛俠自然陷入「找不到惡魔黨」的困境。
「所幸」，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新惡魔黨不但很快就應運而生，舊惡魔黨也根本沒有洗心革面，科學小飛俠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敵人，但新的問題也就此出現：誰才是真正的惡魔黨？政黨輪替後的台灣社運，光是重新定義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就已搞得頭昏腦脹、精疲力盡，遑論開創新的社運形式與想像。
第一家庭貪腐弊端引爆社會憤怒後，吳乃德、范雲等親綠學者「大義滅親」、呼籲陳總統下台的「七一五聲明」，總算在藍綠對立、社會撕裂的兩極生態中，開展「打著綠旗反綠旗」、「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的公民運動。
親綠學者前後兩次記者會中，吳乃德反思政治動員、族群對立、本土論述、媒體責任之間的交互影響關係，黃長玲將焦點置於政治責任與政治道德之上，吳叡人則多次強調「轉型正義」的重要性，這些論述對於知識分子社群已再度帶來重要刺激。
而在外界質疑七一五聲明「只談道德，忽視制度」之際，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從憲政法理架構提出有力辯駁，強調道德亦是憲政體制無可或缺的一環。這些關於道德與制度的深刻論辯，對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台灣民主的深化皆已產生重要激盪。
然而，紙上談兵顯然不足以舒緩社會焦躁，台灣社會還在等待其他的宣洩出口。
八月初筆者訪問施明德時，他顯然已經做好承接這股社會憤怒的心理準備，並打算玩一場前所未見的創意革命。但連施明德都沒想到，「一人一百元承諾金」這種嶄新社運動員模式，能夠在短短一週內就達到一億元目標。
其實，百元承諾金已經是老招了。施明德三年前參選台北市南區立委時，就已用過這招，但仍苦吞敗選而黯然神傷。相同模式竟有天壤之別的效果，可見「對的時機」遠比「對的方式」更是社運風起雲湧關鍵。
這場大規模社運真正創新之處，在於施明德找來的文武二將范可欽、簡錫，把運動拉出「創意實驗」與「罷工實驗」兩個向度。這兩場實驗雖然都以失敗收場，卻為台灣社運文化注入不少靈感與活力。
范可欽層出不窮的「紅衫軍」、「禮義廉恥氣球」、「繞行納斯卡線」、「環島遍地開花」等創意，與林義雄式肅穆抗爭相較下固然是花拳繡腿，卻也是活生生的街頭文化空間想像；簡錫◆企圖從「非武力抗爭」過渡到「政治性罷工」，表面上看似突兀冒進，其實是中間偏左社運力量尋求突圍的功敗垂成。
經過這些實驗，台灣社會終於發現如何宣洩怨氣的另外一百種方法。
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
倒扁運動另外一個文化課題是：這場以大台北地區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群眾運動，究竟呈現出中產階級那些拘謹的魅力？
九月九日至十月十日之間，曾經到過凱達格蘭大道或台北車站前的人，都會發現台灣街頭有史以來「最聽話的烏合之群」。倒扁總部無比混亂的指揮系統與決策指令，這群中產階級幾乎「照單全收」。
穿紅衣、喊口號、靜坐、唱歌、螢光圍城、天下圍攻，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總指揮晚上要睡露營車就讓他去睡，午夜後看不到任何一個副總指揮也沒關係。這群從四面八方路口與捷運站湧出來的螞蟻雄兵，輪班靜坐、排隊拿餐點、不亂丟垃圾，一切都是DIY自己來。
比較倒扁運動與傳統社運的差異，過去台灣街頭除了婦運之外，從來都是以男性父親為中心的社運動員思維，在這層意義上，倒扁運動大量出現的媽媽與小孩，確實展現了不同的社運面貌。中產階級全家總動員的身影比比皆是，上一代的是非好惡價值觀就在街頭直接交棒給下一代，才會出現小學生上台念詩要總統下台的「新生代科學小飛俠提前誕生」奇特畫面。
不過，傳統社運大多以建立制度為主軸，倒扁運動卻是以個人去留為中心，以施明德的「不是阿扁倒，就是我倒」悲壯情懷貫穿全局。
儘管沒有提出制度改革或深刻論述，但光是中產階級的鮮明符碼、集體能量，已足以讓部分媒體將其定義為「公民運動」。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既拘謹又有魅力的中產階級社運，在短時間內透過媒體寫下了台灣社運新頁，但也在剩餘價值消費完後迅速遭到媒體遺忘。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第一次在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中吸收了社運精華。只要打開「全民大悶鍋」收看「施主席的轟趴」，你就可以在幽默中體會中產階級的憤怒，並發現快樂與憤怒原來可以如此並存，只是過去整個社會都太教條嚴肅了。
能夠把「阿扁下台」符碼演繹成「施主席的轟趴」，證明台灣社會與各類社運共存共榮的能力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如果不是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使然，台灣社會不知何時才能突破心防，這不能不說是中產階級對於台灣公民社會的另一次貢獻。
從烈日下總統府前凱道靜坐，到雨夜裡百萬人螢光圍城，再到國慶的天下圍攻，倒扁運動寫下了台灣社運史上極其特殊的一頁。
當「施主席的轟趴」再度演化為「大衛魔術自囚秀」，政治圖騰、社運抗爭、革命情懷、悲劇英雄、消費文化、街頭空間、表演藝術等所有政經社會元素，早已混搭成一幅新世紀社運文化圖像。誰說只有藝術創作、流行服裝、時尚工業能夠混搭？台灣民主與街頭抗爭的時麾混搭，在二○○六年已經正式上路。
（本文略有刪節，與誠品好讀一月、二月號合刊本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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