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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09, 2003 我們需要國際級圖書館及博物館
卜居台北市近30年，對這個城市已經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尤其又住在學術書店群聚的溫州街，對喜愛看書的我來說，可以說更是如魚得水。但如果說對台北市尚有不滿的話，就是這個首都少了國際級的圖書館及博物館。
在台外國人不上圖書館 為什麼？
台北市隨著國際際化的拓展，已有不少國外人士進駐，如果沒有一個館藏內容世界級的圖書館，如何讓國外人士喜愛？難道國外人士只是來做生意，不需要看書？還是只能仰賴誠品及幾家代理進口西書的書商？台北市如果自許為國際性的都市，實在應該為這些國外人士的閱讀及資訊需求多多考慮。以當前台北市立圖書館西書不足的現況，實在需要大魄力的規劃，大幅增加國外館藏，才能讓國外人士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另外，台北市這個台灣的首都，其實潛藏著不少所謂的民間學者，他們的學歷不差，但因為不屬於任何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成員，縱然有心研究及進修，但卻無法從大學圖書館借到書。照理講，大都會地區的公共圖書館應該承擔起這樣的功能，但我們的台北市，在這方面真是令人汗顏。
一座圖書館抵一國館藏 令人羨！
美國的大城市就足堪我們借鑑。民國76年暑假，因為美國農業部的安排，我曾訪問美國東區的幾個圖書館。其中最令我豔羨的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紐約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例，共收藏1億1千9百萬件資料，包括1千8百萬冊圖書、2百萬捲錄音帶、1千2百萬張照片、4百萬張地圖、5千3百萬份手稿，其中東亞的館藏就有2百萬件。國內圖書館超過2百萬的也不過國家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及台北市立圖書館等。美國國會圖書館單單東亞的館藏，就足以比美台灣館藏頂尖的圖書館。而2年前的一次大普查，全國3千5百多所圖書館的藏書也不過9千1百多萬冊，一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件數就超過台灣舉國的收藏，這真是大都會地區的傳奇。
再看紐約市這個大都會，該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的收藏共有5千多萬件資料，這個圖書館因為其學術性館藏而聞名全世界，這也是紐約市人文薈萃的原因。有這樣圖書館的大都會，有哪一個學術精英不趨之若鶩？回首台灣，全國435所公共圖書館的圖書總冊數不過1,560萬，連一個紐約公共圖書館都不如。首善地區的台北市立圖書館也只有3百多萬冊，與紐約公共圖書館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以這樣的館藏，怪不得學術精英不到公共圖書館，而只剩學生變成主要的讀者，這的確是一個力求國際化的大都市應該好好檢討的地方。
博物館裡看不到全世界 太可惜！
而一個國際大都市更不該缺少以全球文化為範圍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功能，與圖書館一樣，都在收藏人類的文化遺產。但博物館收藏古物的功能卻是圖書館所沒有的，而這些古物在佐證歷史知識方面卻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台灣收藏有泥版資料的話，我們何必跑到大英博物館，才能見證數千年前兩河流域的資訊記錄載體？
有人可能會說，台北市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故宮博物院啊！但故宮的收藏確實是太獨一無二，太偏重單一文化了，而讓我們沾沾自喜到無法打開視野，去建構一個以全球文化為收藏範圍的博物館，讓學生及人民在研讀世界史之際，還有一個地方看到各種不同文化的古物，加強我們對各種文明的了解。以紐約市的大都會博物館為例，目前已有超過2百萬件的收藏，這其中包括美洲、歐洲、近東、埃及、亞洲、非洲及大洋洲的繪畫、雕刻、相片、木乃伊、樂器等各種藝術品。這樣的收藏內容，才真是一個大都會的格局。
我們當然不期望台北市能一蹴可就，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從現在開始，哪來的台北市大都會博物館？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32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3/04/blog-post_09.html
星期三, 四月 23, 2003
國家圖書館何處去?
幾天前，參加了為70年館慶而舉辦的「國家圖書館發展策略與展望座談會」，我大大地質疑當前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及館藏發展的問題。
我本來不想參加這個會議，因為當天下午在師大有一個友情贊助的課，我不願棄學生於不顧；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參加的會無數，但多半是政治及社會聯誼居多，發揮實質效益者少。但在會前一天，我聽說國家圖書館莊館長親自點名一定要我參加，因為他知道我一向敢言，因此要我去好好「放炮」一番。
一聽到這樣的傳言，我感覺不去似乎有違善意。但為了不要空手而去，我會前前一天下午，在明目書社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及民間學者聊天，順便徵詢他們對國家圖書館的看法。我得到的訊息顯現出兩個主要問題。
其一為國家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不夠長。民間學者楊碧川告訴我，他以前在桃園工作的時候，常常下班時趕到國家圖書館找資料，但偏偏國家圖書館當時重要服務都較早收班。這令他很生氣，他認為只要幾個工讀生就可以讓更多人受惠，但國家圖書館似乎不如此思考。
另一個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提出的問題，則直指館藏缺乏特色的缺點。國家圖書館以前以其善本書揚名海內外，現在則是以其使用率高而揚名台灣，但可惜後者的使用率，卻是由學生讀者群而墊高的。善本書的館藏雖然重要，但卻突顯國家圖書館無法隨學術界的需求與時俱進，仍活在五千年輝煌舊時代的事實裡。從學術界看國家圖書館，總覺得它的西文館藏不如一個大學圖書館。台灣本身出版的中文館藏當然無出其右者，但如果以此驕人，那就顯示國家圖書館的格局未免太小。
這必然涉及到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國家圖書館位於全國圖書館金字塔的頂端，它的收藏不管是數量或品質上，都應該是全國之最；這不僅包括國內的館藏，更應及於國外的收藏。而且不只圖書及期刊的收藏，更應及於手稿、地圖、樂譜、電影等多媒體資料。只要看看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家農學圖書館、國家醫學圖書館如何經營，就思過半矣。因為國家圖書館位於頂端，它的服務對象一向有所限制，學生並非它所應該服務的主要對象，學術界的需求才是它的主要目的。國家圖書館當前使用量如此之高，突顯的是國內的學校圖書館發展不健全，才會讓學生在自己學校找不到資料的情況下，蜂擁而至國家圖書館。這種現象，不只非國家圖書館之福，更非學術界之福。
那一天我最後還是提早下課，趕著結束之前到國家圖書館的會場。我當天主要的發言，就鎖定在國家圖書館定位的問題，我更嚴肅地提出「如果馬克思在台灣，他寫得出資本論嗎？」及「傅柯在台灣，寫得出性經驗史嗎？」兩個問題，挑戰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實在話，我也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得懂我講的弦外之音。希望他們真的知道馬克思在哪裡蒐集資料及撰寫資本論，否則我就白忙了一場。
回想起來，我那天講得有點激動，事後也有點後悔如此直接。但看到大家似乎都有科技決定論的傾向，看不到研究人員的真正需求在那裡，那種場合，我就是忍不住，還是不客氣地講出來。是非留給他人論斷吧！但希望良藥苦口，期望國家圖書館真能思考學術界的需求，確實掌握國家圖書館該有的定位。或許哪一天，台灣的馬克思真的會出現在國家圖書館，從早上一開門直到晚上關門，都像蜜蜂一樣編織他的驚世之作。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29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3/04/blog-post_23.html
星期三, 二月 19, 2003
為圖書館收集史料及全集，是我當館長最大的成就感
通識教育中心去年9月才到校任教的溫洽溢老師，最近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有一天，他陪著我從景美堤外便道走回公館，沿路上我們聊了一些事情。途中，他突然提起在研究太平天國，而且想不到在世新大學圖書館竟然有完整的太平天國史料，他覺得非常非常驚訝：小小的世新，竟然收藏這麼一套好東西。我坦白跟他講，那是我幫世新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他從袋子裡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裝書，說是不是這一套。我一看，說應該是紙本黃色封面，他得意地說，那一套已被他整套搬回家了。我告訴他，這套書原來是由萬卷樓自大陸進口，躺在書架上一段時間，因為太貴，有一位老師，很想買但又買不下；最後萬卷樓的梁總經理問我要不要為世新大學圖書館收藏，我一口答應下來，而且慷慨地邀約那位原來想訂購的老師，歡迎他隨時到世新大學圖書館翻閱。因為世新大學圖書館不檢查證件，他可以隨時進圖書館使用，只要是圖書館開放的時段。
其實，當了4年圖書館館長，我為世新收了不少大部頭的書刊，例如四庫未收書、禁燬書目，以及民國初年的大公報等。而大陸為近代文史及思想人物出版的全集，只要看到，我一定幫圖書館至少留一套，例如丁玲、郭沫若、馮友蘭、毛澤東、許地山、熊十力、楊守敬、陳寅恪、冰心、朱光潛、朱自清、老舍、李大釗、茅盾、郁達夫、馬寅初、梁漱溟、梅蘭芳、聞一多、鄭振鐸等等都已有全集的收藏。
西方文史及思想家的集子，我也一定為圖書館收集，如亞理斯多德全集、佛洛依德全集、王爾德全集、加謬全集、卡夫卡全集、果戈理全集、契訶夫全集、索爾貝婁全集、雪萊全集、普希金全集、愛因斯坦全集、巴赫金全集、胡塞爾選集、海德格選集、舍勒選集、蒂里希選集等等。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知道要深入了解一個文學家或思想家，必須有完整的資料才有可能。大陸最近在這方面下的苦功就比台灣深，已陸續整理出不少近代史料及重要文史及思想人物的作品集。這些書，個人不一定買得起，但圖書館卻是非收不可，這本來就是圖書館應該承擔的功能。
因為進入收集大陸圖書的歷史不久，有一套很重要的書沒有為圖書館買到，是我目前一直引以為憾的，那就是馬克斯、恩格斯全集。這套書，在1960年代，大陸曾出過全套數十巨冊的舊版，是由俄文翻譯的全集，我一直要求這些書商為圖書館收集，可惜就是買不齊。但最近大陸已經重新由德文原版重譯，可惜是單本單本跳號出版，冊冊不連續，一不小心，可能又會漏掉幾冊。我現在只好隨時盯著書商，只要有任一冊出現，一定先下手為強。而有感於這套書的重要性，2年前，已為圖書館買了一套英文版的全集，瞭以告慰。
事實上，進口書商，有時巴不得圖書館什麼書都買，但限於空間，有時不得不割愛。以世新大學圖書館而例，6層樓的建築，扣掉行政空間，讀者的閱覽席位，能藏書的空間有其限制，因此只能精挑細選。更何況，圖書館以支援系所為第一優先，收書當以現有系所的研究及教學需求為主要考慮，不像國立大學，如果系所多元，收書的範圍自然無所限制。
但說實在地，如果空間、經費及人力足夠，我還真希望世新大學圖書館能收齊更完整的書刊。畢竟，現在的研究常常都是跨學科的，有時從別人的參考文獻中看到一篇好論文及好書，卻又拿不到的那種懊惱心情，是非常令人鬱卒的。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46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3/02/blog-post_19.html
星期三, 十二月 18, 2002
人文學者的憂慮誰能解
最近，通識教育中心羅主任的心情很鬱卒，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59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2/12/blog-post.html
卜居台北市近30年，對這個城市已經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尤其又住在學術書店群聚的溫州街，對喜愛看書的我來說，可以說更是如魚得水。但如果說對台北市尚有不滿的話，就是這個首都少了國際級的圖書館及博物館。
在台外國人不上圖書館 為什麼？
台北市隨著國際際化的拓展，已有不少國外人士進駐，如果沒有一個館藏內容世界級的圖書館，如何讓國外人士喜愛？難道國外人士只是來做生意，不需要看書？還是只能仰賴誠品及幾家代理進口西書的書商？台北市如果自許為國際性的都市，實在應該為這些國外人士的閱讀及資訊需求多多考慮。以當前台北市立圖書館西書不足的現況，實在需要大魄力的規劃，大幅增加國外館藏，才能讓國外人士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另外，台北市這個台灣的首都，其實潛藏著不少所謂的民間學者，他們的學歷不差，但因為不屬於任何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成員，縱然有心研究及進修，但卻無法從大學圖書館借到書。照理講，大都會地區的公共圖書館應該承擔起這樣的功能，但我們的台北市，在這方面真是令人汗顏。
一座圖書館抵一國館藏 令人羨！
美國的大城市就足堪我們借鑑。民國76年暑假，因為美國農業部的安排，我曾訪問美國東區的幾個圖書館。其中最令我豔羨的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及紐約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為例，共收藏1億1千9百萬件資料，包括1千8百萬冊圖書、2百萬捲錄音帶、1千2百萬張照片、4百萬張地圖、5千3百萬份手稿，其中東亞的館藏就有2百萬件。國內圖書館超過2百萬的也不過國家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及台北市立圖書館等。美國國會圖書館單單東亞的館藏，就足以比美台灣館藏頂尖的圖書館。而2年前的一次大普查，全國3千5百多所圖書館的藏書也不過9千1百多萬冊，一個國會圖書館的收藏件數就超過台灣舉國的收藏，這真是大都會地區的傳奇。
再看紐約市這個大都會，該市的紐約公共圖書館的收藏共有5千多萬件資料，這個圖書館因為其學術性館藏而聞名全世界，這也是紐約市人文薈萃的原因。有這樣圖書館的大都會，有哪一個學術精英不趨之若鶩？回首台灣，全國435所公共圖書館的圖書總冊數不過1,560萬，連一個紐約公共圖書館都不如。首善地區的台北市立圖書館也只有3百多萬冊，與紐約公共圖書館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以這樣的館藏，怪不得學術精英不到公共圖書館，而只剩學生變成主要的讀者，這的確是一個力求國際化的大都市應該好好檢討的地方。
博物館裡看不到全世界 太可惜！
而一個國際大都市更不該缺少以全球文化為範圍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功能，與圖書館一樣，都在收藏人類的文化遺產。但博物館收藏古物的功能卻是圖書館所沒有的，而這些古物在佐證歷史知識方面卻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台灣收藏有泥版資料的話，我們何必跑到大英博物館，才能見證數千年前兩河流域的資訊記錄載體？
有人可能會說，台北市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故宮博物院啊！但故宮的收藏確實是太獨一無二，太偏重單一文化了，而讓我們沾沾自喜到無法打開視野，去建構一個以全球文化為收藏範圍的博物館，讓學生及人民在研讀世界史之際，還有一個地方看到各種不同文化的古物，加強我們對各種文明的了解。以紐約市的大都會博物館為例，目前已有超過2百萬件的收藏，這其中包括美洲、歐洲、近東、埃及、亞洲、非洲及大洋洲的繪畫、雕刻、相片、木乃伊、樂器等各種藝術品。這樣的收藏內容，才真是一個大都會的格局。
我們當然不期望台北市能一蹴可就，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從現在開始，哪來的台北市大都會博物館？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3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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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四月 23, 2003
國家圖書館何處去?
幾天前，參加了為70年館慶而舉辦的「國家圖書館發展策略與展望座談會」，我大大地質疑當前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及館藏發展的問題。
我本來不想參加這個會議，因為當天下午在師大有一個友情贊助的課，我不願棄學生於不顧；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參加的會無數，但多半是政治及社會聯誼居多，發揮實質效益者少。但在會前一天，我聽說國家圖書館莊館長親自點名一定要我參加，因為他知道我一向敢言，因此要我去好好「放炮」一番。
一聽到這樣的傳言，我感覺不去似乎有違善意。但為了不要空手而去，我會前前一天下午，在明目書社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及民間學者聊天，順便徵詢他們對國家圖書館的看法。我得到的訊息顯現出兩個主要問題。
其一為國家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不夠長。民間學者楊碧川告訴我，他以前在桃園工作的時候，常常下班時趕到國家圖書館找資料，但偏偏國家圖書館當時重要服務都較早收班。這令他很生氣，他認為只要幾個工讀生就可以讓更多人受惠，但國家圖書館似乎不如此思考。
另一個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提出的問題，則直指館藏缺乏特色的缺點。國家圖書館以前以其善本書揚名海內外，現在則是以其使用率高而揚名台灣，但可惜後者的使用率，卻是由學生讀者群而墊高的。善本書的館藏雖然重要，但卻突顯國家圖書館無法隨學術界的需求與時俱進，仍活在五千年輝煌舊時代的事實裡。從學術界看國家圖書館，總覺得它的西文館藏不如一個大學圖書館。台灣本身出版的中文館藏當然無出其右者，但如果以此驕人，那就顯示國家圖書館的格局未免太小。
這必然涉及到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國家圖書館位於全國圖書館金字塔的頂端，它的收藏不管是數量或品質上，都應該是全國之最；這不僅包括國內的館藏，更應及於國外的收藏。而且不只圖書及期刊的收藏，更應及於手稿、地圖、樂譜、電影等多媒體資料。只要看看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家農學圖書館、國家醫學圖書館如何經營，就思過半矣。因為國家圖書館位於頂端，它的服務對象一向有所限制，學生並非它所應該服務的主要對象，學術界的需求才是它的主要目的。國家圖書館當前使用量如此之高，突顯的是國內的學校圖書館發展不健全，才會讓學生在自己學校找不到資料的情況下，蜂擁而至國家圖書館。這種現象，不只非國家圖書館之福，更非學術界之福。
那一天我最後還是提早下課，趕著結束之前到國家圖書館的會場。我當天主要的發言，就鎖定在國家圖書館定位的問題，我更嚴肅地提出「如果馬克思在台灣，他寫得出資本論嗎？」及「傅柯在台灣，寫得出性經驗史嗎？」兩個問題，挑戰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實在話，我也不知道他們聽不聽得懂我講的弦外之音。希望他們真的知道馬克思在哪裡蒐集資料及撰寫資本論，否則我就白忙了一場。
回想起來，我那天講得有點激動，事後也有點後悔如此直接。但看到大家似乎都有科技決定論的傾向，看不到研究人員的真正需求在那裡，那種場合，我就是忍不住，還是不客氣地講出來。是非留給他人論斷吧！但希望良藥苦口，期望國家圖書館真能思考學術界的需求，確實掌握國家圖書館該有的定位。或許哪一天，台灣的馬克思真的會出現在國家圖書館，從早上一開門直到晚上關門，都像蜜蜂一樣編織他的驚世之作。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29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3/04/blog-post_23.html
星期三, 二月 19, 2003
為圖書館收集史料及全集，是我當館長最大的成就感
通識教育中心去年9月才到校任教的溫洽溢老師，最近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有一天，他陪著我從景美堤外便道走回公館，沿路上我們聊了一些事情。途中，他突然提起在研究太平天國，而且想不到在世新大學圖書館竟然有完整的太平天國史料，他覺得非常非常驚訝：小小的世新，竟然收藏這麼一套好東西。我坦白跟他講，那是我幫世新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他從袋子裡拿出一本厚厚的精裝書，說是不是這一套。我一看，說應該是紙本黃色封面，他得意地說，那一套已被他整套搬回家了。我告訴他，這套書原來是由萬卷樓自大陸進口，躺在書架上一段時間，因為太貴，有一位老師，很想買但又買不下；最後萬卷樓的梁總經理問我要不要為世新大學圖書館收藏，我一口答應下來，而且慷慨地邀約那位原來想訂購的老師，歡迎他隨時到世新大學圖書館翻閱。因為世新大學圖書館不檢查證件，他可以隨時進圖書館使用，只要是圖書館開放的時段。
其實，當了4年圖書館館長，我為世新收了不少大部頭的書刊，例如四庫未收書、禁燬書目，以及民國初年的大公報等。而大陸為近代文史及思想人物出版的全集，只要看到，我一定幫圖書館至少留一套，例如丁玲、郭沫若、馮友蘭、毛澤東、許地山、熊十力、楊守敬、陳寅恪、冰心、朱光潛、朱自清、老舍、李大釗、茅盾、郁達夫、馬寅初、梁漱溟、梅蘭芳、聞一多、鄭振鐸等等都已有全集的收藏。
西方文史及思想家的集子，我也一定為圖書館收集，如亞理斯多德全集、佛洛依德全集、王爾德全集、加謬全集、卡夫卡全集、果戈理全集、契訶夫全集、索爾貝婁全集、雪萊全集、普希金全集、愛因斯坦全集、巴赫金全集、胡塞爾選集、海德格選集、舍勒選集、蒂里希選集等等。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知道要深入了解一個文學家或思想家，必須有完整的資料才有可能。大陸最近在這方面下的苦功就比台灣深，已陸續整理出不少近代史料及重要文史及思想人物的作品集。這些書，個人不一定買得起，但圖書館卻是非收不可，這本來就是圖書館應該承擔的功能。
因為進入收集大陸圖書的歷史不久，有一套很重要的書沒有為圖書館買到，是我目前一直引以為憾的，那就是馬克斯、恩格斯全集。這套書，在1960年代，大陸曾出過全套數十巨冊的舊版，是由俄文翻譯的全集，我一直要求這些書商為圖書館收集，可惜就是買不齊。但最近大陸已經重新由德文原版重譯，可惜是單本單本跳號出版，冊冊不連續，一不小心，可能又會漏掉幾冊。我現在只好隨時盯著書商，只要有任一冊出現，一定先下手為強。而有感於這套書的重要性，2年前，已為圖書館買了一套英文版的全集，瞭以告慰。
事實上，進口書商，有時巴不得圖書館什麼書都買，但限於空間，有時不得不割愛。以世新大學圖書館而例，6層樓的建築，扣掉行政空間，讀者的閱覽席位，能藏書的空間有其限制，因此只能精挑細選。更何況，圖書館以支援系所為第一優先，收書當以現有系所的研究及教學需求為主要考慮，不像國立大學，如果系所多元，收書的範圍自然無所限制。
但說實在地，如果空間、經費及人力足夠，我還真希望世新大學圖書館能收齊更完整的書刊。畢竟，現在的研究常常都是跨學科的，有時從別人的參考文獻中看到一篇好論文及好書，卻又拿不到的那種懊惱心情，是非常令人鬱卒的。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46 下午
http://tmlai.blogspot.com/2003/02/blog-post_19.html
星期三, 十二月 18, 2002
人文學者的憂慮誰能解
最近，通識教育中心羅主任的心情很鬱卒，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
幾個月前，學校針對各學術單位發表了一份統計資料，資料中提供去年各單位論文發表、出版專書及研究計畫的量化資料，令羅主任難堪的是，通識中心在這3個指標都幾乎墊底。
對一個長期觀察科技發展指標的學者而言，我可以體會羅主任的失落。不只台灣，世界各國每年都要公布論文發表數量，以作為評比的參考。但這樣的數據，對理工科研究者及強調量化的社會學者而言，實在不算一回事。尤其理工類研究，常常有一堆研究生在幫忙，因此論文的數量可以保持一定。但人文學者的研究通常是無法依賴學生的，它必須靠研究者大量的資料蒐集、閱讀及詮釋，才能形塑出一篇滿意的論文。先天上來講，人文學者就比較弱勢。
說實在的，人文學者一向無法量產取勝，他們需要閱讀、沉澱，有時短者1、2年，長者可能8年、10年，但沒有人能預料也許某一天，他寫出了一本藏諸名山的大作。這是量化研究所比較不容易見到的。
但另外一個我比較為羅主任抱不平的地方則是，難道對一個老師的評斷，只能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唯一的參考？以羅主任為例，自從8月我開始休研究假以來，就與他比鄰而居，體會到他雖不常發表論文，但他帶讀書會，引領學生讀書的影響力，卻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我看到連政大的研究生都來這裡參加，而且，很多人畢業後，還不時回來看他，找他聊天。這種影響力，學校又該如何評估？
事實上，除了期刊、專書、研究報告及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以外，尚有另外一種學術發表的形式，一直被認為不重要，更可以說一直被忽視，那就是Robert Merton所謂的「口語刊布(Oral publication)」。
Merton指出，口語刊布對演講者而言有2種功能；一種是教育的功能，即教師為學生授課；另一種是學術價值的試鍊，不管是科學家或學者，他們透過公開演講的過程，經由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提供表達和思考研究成果的機會。
其實，有不少兢兢業業的老師是靠著口語刊布在進行學術的傳授及公布，但因為這些活動隱而未顯，因此不被認為是學術貢獻。歷史上，偏偏有不少名人是以此將思想流傳下來的。
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他一生在遂行的一直都是「口語刊布」的工作。《論語》這部書，到最後還是弟子在孔子死後對其思想的整理。
蘇格拉底及釋迦牟尼都是這方面的著例，後者的思想在經過後代弟子3、4次的結集，才算完備。
近代有名符號互動論創始的名學者米德，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其間並未出書，他現有的名著《當代哲學》、《心靈、自我與社會》及《十九世紀思想運動》等皆非其所親寫，而是死後由其學生將上課的筆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
國內大學最近的這種發展，讓我不得不心悸於美國加州大學日裔美籍學者三好將夫的吶喊。在《全球化的文化》這本書裡面，他有一篇文章「全球化、文化和大學」，文中他哀痛地訴說：「數字，只有數字，越來越控制著我們的大學。」他講這句話時是在批評美國的大學，因為修課人數不足，就可以停開任何課程，不管這門課是否真的重要。回頭看看台灣，我們是不是也逐漸走向這種地步，而且甚或更變本加厲？
我們真的只能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一個老師的表現嗎？我不禁深深地思考著。
posted by 賴鼎銘 at 9:5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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