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一位北京來的老作家看過徐志摩在浙江海寧的舊居後感慨道，這是他所見過的最豪華的詩人住宅。老作家沒有用「奢侈」而選用了「豪華」，顯然是與對徐志摩所抱持的肯定態度有關。
其實，這所被定名為徐志摩舊居的房子，並非徐志摩的出生所在。據說徐家在海寧的故居有兩處，一為老宅，一為新居。老宅位於保寧坊，共有四進。徐志摩出生於此並在這裡接受了最初的私塾啟蒙教育。這座寬敞闊綽的老宅，歷史也頗為久遠，據說到新居於一九二六年建成前，老宅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其間雖曾經戰火，但依然完好。而徐志摩也在這座老宅裡整整生活了十四年，直到後來考上位於杭州的府中（即今天的杭州高級中學前身）。再後來，徐志摩到上海讀書，離家也就更遠了。一九二三年夏天，他與因病在杭州修養的胡適頻繁往來，奔波於海寧杭州之間，並曾經邀請一大幫友人來海寧觀潮，當時都還是住在老宅。
如今為後來者所參觀、拜謁並感嘆的徐志摩舊居，其實是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修建完成的徐家新居，這是一套紅磚與灰瓦相間搭配而成的西式樓房，正樓共有兩層，並有天井露台，站在露台，可眺望海寧城外的東西兩山──這裡後來也成了徐志摩靈魂的棲息之地。據說，此宅初專為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新婚而建，（此說也未必確切，以徐家當時在海寧的地位以及經濟實力，再加上老宅確實也已經老舊，而時代也已經進入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棄舊而建新，似乎並不需要徐志摩新婚這樣一個藉口，更何況如果僅僅因為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事而建新居，那麼又如何解釋更為徐志摩父親所看重的前妻張幼儀當初與徐志摩的婚事呢？）實際情況更像是徐志摩父親一輩兄弟分家的結果。新居樓上正房為徐志摩父母的?室，東側則是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室。徐志摩前妻張幼儀在離婚後，被徐志摩父親認作寄女，當時仍住在徐家，張幼儀的?室就安排在西樓。其實，在這座外西內中的中西合璧的小樓裡，徐志摩真正呆的時間並不長。而且這座小樓也並沒有給徐志摩帶來所謂泉湧般的詩思，相反，徐志摩就曾經在這座小樓的後院裡給遠在北京的胡適寫過信，吐露心中的苦悶與想離家遠走的心願。可見成就一個詩人的必要條件，並非一定要有這樣一座小樓。
不過，倒是有這樣的流傳，說是林徽因寫詩常常在晚上，起筆之前還要「點上一炷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面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醞製佳作」。林徽因的這種做派，當然是大家氣度，如是小家或者根本稱不上家的亦如此作為，就顯得矯揉造作、不倫不類了。
即使如此，徐志摩還是揹上了一個現代中國最富有的詩人的聲名，事實上，以他二十年代與陸小曼婚後一個月的開銷需要上千元的情況來看，徐志摩當時也確實為了生活而在勞碌奔波──單靠一個詩人兼大學教授的稿費版稅工資收入，如何能夠支撑一個像陸小曼這樣的女子的排場揮霍，更何況徐志摩也不是一個特別高產的詩人。
於是，海寧的徐家新居或者今日的徐志摩舊居，在徐志摩真實的生活中，更像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背景，有之不會給徐志摩抹黑，無之也不會減損他多少進項收入。但對於今天的參觀者、拜謁者或者感慨者來說，這座徐志摩並沒有居住多少時日的房子，卻成了徐志摩生命中一道醒目的標誌性的風景。如果徐志摩健在，對此又該作何感想呢？
《志摩閱讀筆記之一》○六年七月杭州華家池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7/31/TK-600944.htm
徐志摩的康橋/段懷清
2006-8-3
「文革」後重修的志摩墓前兩邊，分別臥放著一塊漢白玉石碑，狀似兩本翻開的書頁，上面?刻著志摩兩首最膾炙人口的詩，其中一首即為志摩的《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
這首寫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發表於當年十二月十日《新月》之上的詩，幾乎成了志摩標誌性的代表作，而志摩也儼然成了一個吹著蘆笛、揮著衣袖的小布爾喬亞風格的詩人。幾乎大多數記得這首詩的讀者，都不會知道其實徐志摩還寫過《天寧寺聞禮懺聲》、《灰色的人生》這樣氣勢恢弘或者批判現實的作品。
《再別康橋》之所以為「再別」，顯然此前經歷過至少一次分離。事實是，二○年十月至二二年八月，志摩從美國移學於劍橋大學，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求學生涯中至為重要的一段時光（當然也包括他在這裡的一段令無數後來者歆羨的愛情傳奇）。所謂「康橋」，今通譯為「劍橋」，而以一己之好與力，與一般習俗相抗衡，這樣的事，也只有志摩能為。譬如他的翡冷翠，今譯佛羅倫薩，兩相比較，志摩的性情與審美偏好，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二八年底，徐志摩故地重遊，物在人非，睹物思人，深情滿懷的詩人，在歸國的海船上，吟咏成了這樣一首在苦難深重、兵荒馬亂的中國卻充滿了田園浪漫情懷的詩篇。而在此前，徐志摩還曾經寫過兩首以康橋為背景的詩，其中一首就是他的《康橋再會吧》。此詩寫成於二二年八月十日，初刊於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後收二五年八月中華書局版《志摩的詩》，再版時此詩被刪除。
與《再別康橋》相比，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康橋再會吧》時期的徐志摩還不是一個成熟的詩人，甚至他自己也曾經說過，在他二十四歲之前，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而《康橋再會吧》這首詩，似乎也證實了志摩上述自言。在這首並不廣為人知的志摩詩作中，他也曾經抒寫過晚清、民國初年中華鐵血男兒的那種革命豪情──而這種豪情，是那些將徐志摩視為「小資」詩人者所不熟悉的：
康橋，再會吧！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狂溢的舊痕，／尚留草底橋邊，／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雲紋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撒向天空的戀意詩心，讚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我精魂騰躍，滿想化入音波，震天徹地，彌蓋我愛的康橋，／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軟吻；／／康橋！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我亦必紆道西回，瞻望顏色；／／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臘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況味；／／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則來春花香時節，當復西航，／重來此地，再撿起詩針詩線，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足跡，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
康橋之於徐志摩精神情感世界的發展乃至變化之作用，極為突出。除了上述兩首風格迥異的詩作外，徐志摩還有一篇關於康橋的散文，那裡面的空靈與纏綿，絕對不輸《再別康橋》，有心者不妨找來一讀。 ○六年七月十日杭州華家池
（《志摩閱讀筆記》之二）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03/TK-602464.htm
徐志摩的「洋派」/段懷清
2006-8-5
徐志摩是一個「洋派」的人，也是一個洋派的詩人，這一點，基本上不會有多少反對的意見。據說，當年張幼儀不遠萬里來與徐志摩團聚，見面後卻被徐志摩罵為「鄉下來的土包子」，這樣的說法是否屬實不論，至少與徐志摩當時的喜好貼近。
所謂「洋派」與「土包子」，最形象的描寫，當屬錢鍾書的《圍城》，無論是在小說開篇回國的郵輪上，還是在前往三閭大學的長途客車上，都可見「洋派」與「土包子」的言談行跡。不過，洋派也有真洋派與假洋派，真洋派習慣上被尊為「紳士」，假洋派則被譏諷為「假洋鬼子」。
徐志摩的洋派是真洋派。胡適在《追悼徐志摩》中嘗言：「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胡適這裡說出了徐志摩的洋派的真精髓，當然胡適所說的徐志摩的人生觀是一種「單純信仰」，而且裡面只有三個大字，其實是四個大字，如果是英文或者法文，那麼是三個單詞，胡適將四個漢字說成三個大字，那是胡適式的洋派，此不贅言。
徐志摩的這四個大字，其實是渾然一體的────徐志摩對於自由的追求，總是與美和愛聯繫在一起的，而徐志摩對於愛和美的追求，又是自由的、不受羈絆的或者不顧一切的。誰能夠說他那麼不顧辛勞地奔波於上海北京之間，除了上課以及與北京的友人們聚敘外，再沒有其他一些因素存在呢？據說徐志摩飛機失事之後，林徽因曾要求將一片飛機殘骸從失事地取回收藏，其中緣由，想也不難明白。
徐志摩的愛，並不僅限於兩性之間。他愛生命、愛生活、愛自然、愛唐詩宋詞、愛雪萊、愛拜倫、愛一切美好的事物。徐志摩厭倦儒家文化中尚禮的文化規範，他不習慣於人與人之間的那種虛情假意式的往來禮尚，他追求一種陽光的、也是光明磊落的人際關係。他的簡單因為此，而他的價值也因為此。
為了愛，徐志摩渴望自由，渴望擺脫，渴望掙脫一切可見不可見的繩索，包括渴望唱出現代詩人的心聲。這種渴望可能會被視為淺薄甚至於輕浮，但沒有人能夠否定徐志摩所追求的這一切對於人、對於一個現代人、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人的意義與價值。
而對於美────對於徐志摩似乎有著一雙特別敏銳的眼睛，一顆特別敏感的心靈────徐志摩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讚美著、表現著。康河的輕柔曼妙，並不是他詩歌的全部，也不是他精神審美世界的全部（當然有可能是其中最溫柔的一部分），徐志摩也不斷地探索，正如他在推崇雪萊拜倫的同時，也說過托馬斯．哈代的好話那樣。又有誰會不知道哈代與雪萊拜倫之間所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呢？
徐志摩並不將這種洋派炫耀在外表上，譬如西裝革履或者司笛克一類上，徐志摩是一個詩人，一個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增添色彩的具有標誌意義的詩人。徐志摩的個性與詩歌，深深地受到他對愛、自由和美的信仰與追求的影響。而他的洋派，也滲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那些具有慧心的讀者，自然是不難從他的作品中讀到徐志摩的這種洋派的。
○六年七月十日杭州華家池（《志摩閱讀筆記》之三）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05/TK-603392.htm
徐志摩未刊日記/段懷清
2006-8-11
徐志摩未刊日記中另一部分，就是他的留學美國期間的日記，時間為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共十一個月二十六天，原稿共計八十三頁，中間缺頁甚多。
《留美日記》保持了徐志摩《府中日記》中那種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意識，與徐志摩一九二三年之後對於「愛、自由和美」的「單純信仰」相距甚遠。徐志摩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府中日記》中曾經記載了一次美國人愛狄來杭在協和講堂的演講。此次演講給徐志摩極大刺激，「一時可驚、可警、可恥、可憎之心齊起於腦中。可驚者，所說中國之弱點，一至於此；可警者，聞其奴隸瓜分之說，彼外人與我漠不相關，猶幾知聲淚俱下，乃大聲曰：青年之人，爾知愛國乎！我國人聞之而不知發憤者，無人心也；可恥者，聆其誠實清潔之說，譏我笑我，然我國之人奚有？此事性質，彼以中國人尊德、誠實、清潔則國強矣。聞其說而羞恥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冷血也；可憎者，彼總以基督宗教為主，凡以為一切飲食、起居、動作皆基督賦我之能也。中國欲其國之發達，必須以基督教普及為莫大之希望。聽其言，苟有言曰彼言誠善也，是真狼其心而狗其肺，我國之希望絕而余將哭矣；所可怪者，一般之陸軍學生皆順其旨而起立，若善其說者，嗚呼，余心碎矣！」（頁五十三）。這段文字，如果不說明出處，很少會有人相信這樣慷慨激昂、鬱憤填膺的文字，出自少年徐志摩之手。
而在徐志摩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的留美日記中，記載了美國在華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一八五七──一九二七）與衣色加（Itheca）中國留學生的一次近距離交流。對於這位據說因為反對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以干涉中國內地名義驅趕出中國的「六十老人」，徐志摩的文字中卻是滿懷著同情與敬佩，「他開頭說生平一無成就，中國無事可為；然後歷述他三十餘年的興革，一直講到為政府驟遣出國；如今一雙老眼，兩袖清風，雖然悲觀，依舊老當益壯，想拚著餘年，更為中華盡力：又勸我們勿事暴躁，但憑著不倦的精神步步為營的預備，不怕無吐氣揚眉的時日」（頁一○五）。
無論是從《府中日記》中所記載的對於只有基督教才是普世宗教、才能夠救中國的說法的反感，還是《留美日記》中對一個西方傳教士熱衷於中國事務、「為中華盡力」的讚佩，都反映出徐志摩這一時期思想中突出而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與留學時期的魯迅、聞一多多有相通處，而與他自英國返國之後的思想幾乎有根本之改變：僅從《府中日記》和《留美日記》來判斷，一九二○年之前的徐志摩更像是一個憤世嫉俗、嫉惡如仇的熱血青年，一個有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的莘莘學子，一個對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遭遇和困境有著切身痛楚感受的愛國者。如果不讀這一時期的徐志摩日記，僅從他二十二年之後的散文、詩歌以及翻譯作品來判斷，徐志摩更接近一個純粹的文學家、一個耽溺於所謂「愛、自由和美」的「單純信仰」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沉浸在個人虛幻的精神追求與享受、完全不顧民族危亡和社會沉淪的放浪文人。
是什麼改變了徐志摩並使得留學英國成為徐志摩思想進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式的標誌的呢？這自然與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有關，此外，也與他在康河邊上的那一場風花雪月的情愛故事有關。一個曾經如此關注時代風雲變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關注知識分子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傳統士大夫」型的現代知識分子，轉變成了一個更為關注個人的精神感受和審美追求、關注個人自我實現的文學「登徒子」！徐志摩以上述轉變，成就了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一個浪漫的中國詩人，但在這種成就中，似乎又失去了某些為他早年所信奉的東西，那種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的知識生命難以承受之重的東西。這樣的「得」「失」之間，是一個文學生命的成長與完成。
○六年七月十四日杭州華家池
（《志摩閱讀全記》之四，下）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11/TK-605637.htm
其實，這所被定名為徐志摩舊居的房子，並非徐志摩的出生所在。據說徐家在海寧的故居有兩處，一為老宅，一為新居。老宅位於保寧坊，共有四進。徐志摩出生於此並在這裡接受了最初的私塾啟蒙教育。這座寬敞闊綽的老宅，歷史也頗為久遠，據說到新居於一九二六年建成前，老宅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其間雖曾經戰火，但依然完好。而徐志摩也在這座老宅裡整整生活了十四年，直到後來考上位於杭州的府中（即今天的杭州高級中學前身）。再後來，徐志摩到上海讀書，離家也就更遠了。一九二三年夏天，他與因病在杭州修養的胡適頻繁往來，奔波於海寧杭州之間，並曾經邀請一大幫友人來海寧觀潮，當時都還是住在老宅。
如今為後來者所參觀、拜謁並感嘆的徐志摩舊居，其實是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修建完成的徐家新居，這是一套紅磚與灰瓦相間搭配而成的西式樓房，正樓共有兩層，並有天井露台，站在露台，可眺望海寧城外的東西兩山──這裡後來也成了徐志摩靈魂的棲息之地。據說，此宅初專為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新婚而建，（此說也未必確切，以徐家當時在海寧的地位以及經濟實力，再加上老宅確實也已經老舊，而時代也已經進入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棄舊而建新，似乎並不需要徐志摩新婚這樣一個藉口，更何況如果僅僅因為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事而建新居，那麼又如何解釋更為徐志摩父親所看重的前妻張幼儀當初與徐志摩的婚事呢？）實際情況更像是徐志摩父親一輩兄弟分家的結果。新居樓上正房為徐志摩父母的?室，東側則是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室。徐志摩前妻張幼儀在離婚後，被徐志摩父親認作寄女，當時仍住在徐家，張幼儀的?室就安排在西樓。其實，在這座外西內中的中西合璧的小樓裡，徐志摩真正呆的時間並不長。而且這座小樓也並沒有給徐志摩帶來所謂泉湧般的詩思，相反，徐志摩就曾經在這座小樓的後院裡給遠在北京的胡適寫過信，吐露心中的苦悶與想離家遠走的心願。可見成就一個詩人的必要條件，並非一定要有這樣一座小樓。
不過，倒是有這樣的流傳，說是林徽因寫詩常常在晚上，起筆之前還要「點上一炷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面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醞製佳作」。林徽因的這種做派，當然是大家氣度，如是小家或者根本稱不上家的亦如此作為，就顯得矯揉造作、不倫不類了。
即使如此，徐志摩還是揹上了一個現代中國最富有的詩人的聲名，事實上，以他二十年代與陸小曼婚後一個月的開銷需要上千元的情況來看，徐志摩當時也確實為了生活而在勞碌奔波──單靠一個詩人兼大學教授的稿費版稅工資收入，如何能夠支撑一個像陸小曼這樣的女子的排場揮霍，更何況徐志摩也不是一個特別高產的詩人。
於是，海寧的徐家新居或者今日的徐志摩舊居，在徐志摩真實的生活中，更像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背景，有之不會給徐志摩抹黑，無之也不會減損他多少進項收入。但對於今天的參觀者、拜謁者或者感慨者來說，這座徐志摩並沒有居住多少時日的房子，卻成了徐志摩生命中一道醒目的標誌性的風景。如果徐志摩健在，對此又該作何感想呢？
《志摩閱讀筆記之一》○六年七月杭州華家池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7/31/TK-600944.htm
徐志摩的康橋/段懷清
2006-8-3
「文革」後重修的志摩墓前兩邊，分別臥放著一塊漢白玉石碑，狀似兩本翻開的書頁，上面?刻著志摩兩首最膾炙人口的詩，其中一首即為志摩的《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
這首寫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發表於當年十二月十日《新月》之上的詩，幾乎成了志摩標誌性的代表作，而志摩也儼然成了一個吹著蘆笛、揮著衣袖的小布爾喬亞風格的詩人。幾乎大多數記得這首詩的讀者，都不會知道其實徐志摩還寫過《天寧寺聞禮懺聲》、《灰色的人生》這樣氣勢恢弘或者批判現實的作品。
《再別康橋》之所以為「再別」，顯然此前經歷過至少一次分離。事實是，二○年十月至二二年八月，志摩從美國移學於劍橋大學，在這裡度過了他一生求學生涯中至為重要的一段時光（當然也包括他在這裡的一段令無數後來者歆羨的愛情傳奇）。所謂「康橋」，今通譯為「劍橋」，而以一己之好與力，與一般習俗相抗衡，這樣的事，也只有志摩能為。譬如他的翡冷翠，今譯佛羅倫薩，兩相比較，志摩的性情與審美偏好，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二八年底，徐志摩故地重遊，物在人非，睹物思人，深情滿懷的詩人，在歸國的海船上，吟咏成了這樣一首在苦難深重、兵荒馬亂的中國卻充滿了田園浪漫情懷的詩篇。而在此前，徐志摩還曾經寫過兩首以康橋為背景的詩，其中一首就是他的《康橋再會吧》。此詩寫成於二二年八月十日，初刊於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後收二五年八月中華書局版《志摩的詩》，再版時此詩被刪除。
與《再別康橋》相比，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康橋再會吧》時期的徐志摩還不是一個成熟的詩人，甚至他自己也曾經說過，在他二十四歲之前，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而《康橋再會吧》這首詩，似乎也證實了志摩上述自言。在這首並不廣為人知的志摩詩作中，他也曾經抒寫過晚清、民國初年中華鐵血男兒的那種革命豪情──而這種豪情，是那些將徐志摩視為「小資」詩人者所不熟悉的：
康橋，再會吧！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狂溢的舊痕，／尚留草底橋邊，／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雲紋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撒向天空的戀意詩心，讚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我精魂騰躍，滿想化入音波，震天徹地，彌蓋我愛的康橋，／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軟吻；／／康橋！汝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我亦必紆道西回，瞻望顏色；／／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臘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況味；／／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則來春花香時節，當復西航，／重來此地，再撿起詩針詩線，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足跡，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
康橋之於徐志摩精神情感世界的發展乃至變化之作用，極為突出。除了上述兩首風格迥異的詩作外，徐志摩還有一篇關於康橋的散文，那裡面的空靈與纏綿，絕對不輸《再別康橋》，有心者不妨找來一讀。 ○六年七月十日杭州華家池
（《志摩閱讀筆記》之二）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03/TK-602464.htm
徐志摩的「洋派」/段懷清
2006-8-5
徐志摩是一個「洋派」的人，也是一個洋派的詩人，這一點，基本上不會有多少反對的意見。據說，當年張幼儀不遠萬里來與徐志摩團聚，見面後卻被徐志摩罵為「鄉下來的土包子」，這樣的說法是否屬實不論，至少與徐志摩當時的喜好貼近。
所謂「洋派」與「土包子」，最形象的描寫，當屬錢鍾書的《圍城》，無論是在小說開篇回國的郵輪上，還是在前往三閭大學的長途客車上，都可見「洋派」與「土包子」的言談行跡。不過，洋派也有真洋派與假洋派，真洋派習慣上被尊為「紳士」，假洋派則被譏諷為「假洋鬼子」。
徐志摩的洋派是真洋派。胡適在《追悼徐志摩》中嘗言：「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胡適這裡說出了徐志摩的洋派的真精髓，當然胡適所說的徐志摩的人生觀是一種「單純信仰」，而且裡面只有三個大字，其實是四個大字，如果是英文或者法文，那麼是三個單詞，胡適將四個漢字說成三個大字，那是胡適式的洋派，此不贅言。
徐志摩的這四個大字，其實是渾然一體的────徐志摩對於自由的追求，總是與美和愛聯繫在一起的，而徐志摩對於愛和美的追求，又是自由的、不受羈絆的或者不顧一切的。誰能夠說他那麼不顧辛勞地奔波於上海北京之間，除了上課以及與北京的友人們聚敘外，再沒有其他一些因素存在呢？據說徐志摩飛機失事之後，林徽因曾要求將一片飛機殘骸從失事地取回收藏，其中緣由，想也不難明白。
徐志摩的愛，並不僅限於兩性之間。他愛生命、愛生活、愛自然、愛唐詩宋詞、愛雪萊、愛拜倫、愛一切美好的事物。徐志摩厭倦儒家文化中尚禮的文化規範，他不習慣於人與人之間的那種虛情假意式的往來禮尚，他追求一種陽光的、也是光明磊落的人際關係。他的簡單因為此，而他的價值也因為此。
為了愛，徐志摩渴望自由，渴望擺脫，渴望掙脫一切可見不可見的繩索，包括渴望唱出現代詩人的心聲。這種渴望可能會被視為淺薄甚至於輕浮，但沒有人能夠否定徐志摩所追求的這一切對於人、對於一個現代人、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人的意義與價值。
而對於美────對於徐志摩似乎有著一雙特別敏銳的眼睛，一顆特別敏感的心靈────徐志摩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讚美著、表現著。康河的輕柔曼妙，並不是他詩歌的全部，也不是他精神審美世界的全部（當然有可能是其中最溫柔的一部分），徐志摩也不斷地探索，正如他在推崇雪萊拜倫的同時，也說過托馬斯．哈代的好話那樣。又有誰會不知道哈代與雪萊拜倫之間所存在著的巨大差異呢？
徐志摩並不將這種洋派炫耀在外表上，譬如西裝革履或者司笛克一類上，徐志摩是一個詩人，一個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增添色彩的具有標誌意義的詩人。徐志摩的個性與詩歌，深深地受到他對愛、自由和美的信仰與追求的影響。而他的洋派，也滲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那些具有慧心的讀者，自然是不難從他的作品中讀到徐志摩的這種洋派的。
○六年七月十日杭州華家池（《志摩閱讀筆記》之三）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05/TK-603392.htm
徐志摩未刊日記/段懷清
2006-8-11
徐志摩未刊日記中另一部分，就是他的留學美國期間的日記，時間為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至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共十一個月二十六天，原稿共計八十三頁，中間缺頁甚多。
《留美日記》保持了徐志摩《府中日記》中那種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意識，與徐志摩一九二三年之後對於「愛、自由和美」的「單純信仰」相距甚遠。徐志摩在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府中日記》中曾經記載了一次美國人愛狄來杭在協和講堂的演講。此次演講給徐志摩極大刺激，「一時可驚、可警、可恥、可憎之心齊起於腦中。可驚者，所說中國之弱點，一至於此；可警者，聞其奴隸瓜分之說，彼外人與我漠不相關，猶幾知聲淚俱下，乃大聲曰：青年之人，爾知愛國乎！我國人聞之而不知發憤者，無人心也；可恥者，聆其誠實清潔之說，譏我笑我，然我國之人奚有？此事性質，彼以中國人尊德、誠實、清潔則國強矣。聞其說而羞恥之心不油然而生者冷血也；可憎者，彼總以基督宗教為主，凡以為一切飲食、起居、動作皆基督賦我之能也。中國欲其國之發達，必須以基督教普及為莫大之希望。聽其言，苟有言曰彼言誠善也，是真狼其心而狗其肺，我國之希望絕而余將哭矣；所可怪者，一般之陸軍學生皆順其旨而起立，若善其說者，嗚呼，余心碎矣！」（頁五十三）。這段文字，如果不說明出處，很少會有人相信這樣慷慨激昂、鬱憤填膺的文字，出自少年徐志摩之手。
而在徐志摩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的留美日記中，記載了美國在華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一八五七──一九二七）與衣色加（Itheca）中國留學生的一次近距離交流。對於這位據說因為反對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以干涉中國內地名義驅趕出中國的「六十老人」，徐志摩的文字中卻是滿懷著同情與敬佩，「他開頭說生平一無成就，中國無事可為；然後歷述他三十餘年的興革，一直講到為政府驟遣出國；如今一雙老眼，兩袖清風，雖然悲觀，依舊老當益壯，想拚著餘年，更為中華盡力：又勸我們勿事暴躁，但憑著不倦的精神步步為營的預備，不怕無吐氣揚眉的時日」（頁一○五）。
無論是從《府中日記》中所記載的對於只有基督教才是普世宗教、才能夠救中國的說法的反感，還是《留美日記》中對一個西方傳教士熱衷於中國事務、「為中華盡力」的讚佩，都反映出徐志摩這一時期思想中突出而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與留學時期的魯迅、聞一多多有相通處，而與他自英國返國之後的思想幾乎有根本之改變：僅從《府中日記》和《留美日記》來判斷，一九二○年之前的徐志摩更像是一個憤世嫉俗、嫉惡如仇的熱血青年，一個有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的莘莘學子，一個對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遭遇和困境有著切身痛楚感受的愛國者。如果不讀這一時期的徐志摩日記，僅從他二十二年之後的散文、詩歌以及翻譯作品來判斷，徐志摩更接近一個純粹的文學家、一個耽溺於所謂「愛、自由和美」的「單純信仰」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沉浸在個人虛幻的精神追求與享受、完全不顧民族危亡和社會沉淪的放浪文人。
是什麼改變了徐志摩並使得留學英國成為徐志摩思想進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式的標誌的呢？這自然與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有關，此外，也與他在康河邊上的那一場風花雪月的情愛故事有關。一個曾經如此關注時代風雲變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關注知識分子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傳統士大夫」型的現代知識分子，轉變成了一個更為關注個人的精神感受和審美追求、關注個人自我實現的文學「登徒子」！徐志摩以上述轉變，成就了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一個浪漫的中國詩人，但在這種成就中，似乎又失去了某些為他早年所信奉的東西，那種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的知識生命難以承受之重的東西。這樣的「得」「失」之間，是一個文學生命的成長與完成。
○六年七月十四日杭州華家池
（《志摩閱讀全記》之四，下）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6/08/11/TK-605637.htm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