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念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終有一天自己的文章能在《黨派評論》雜誌上發表。我在大學時期則相信一點：寫中文文章要登上《明報月刊》，才算是最高榮譽。據說《黨派評論》發行量僅僅是三千份，但說不定對年輕桑塔格來說，那是所聖殿，門檻自然高，當它的作者不容易，當它的讀者又豈應容易？那是「高眉」紐約知識份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學預科那年開始看《明報月刊》，上大學後更一期不缺，雖然印象中沒有踫到別的同學跟我談起過《明報月刊》，不過我堅信在大學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個叫海外的地方，有個廣闊的天地，裡面都是知識份子，而他們個個看《明報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個個看，在台灣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陸是看不到，知識份子本來就眾口難調，何況是在1970年代，分歧大著呢。可是平心而論，或者以後見之明，由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兩岸三地及那個海外還有比《明報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識─份─子」雜誌嗎？
70年代中我的口味雖已變得嬉皮兮兮、姿態也擺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慣性的惟《明報月刊》馬首是瞻，所以當我大學畢業後兩年，重新試著用中文寫文章時，第一篇上萬字的長文是給《明報月刊》，而不是給自己辦出來的《號外》雜誌。那是胡菊人時期，我當時所有看過的《明報月刊》都是他主編的，心目中他就是《明報月刊》，代表著知識份子。我還讀過他的《坐井集》，看到過他青年導師般的照片，像是認識他，但他卻不會知道我是誰──我只是個未經約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這個新人的文章在1977年10月和11月分兩期刊登，上篇放在該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並在「編者的話」裡推介。這超出我的期待，受寵若驚。
文章談的是華人移民美國的事蹟，是依據我在波士頓做的功課改寫的。那陣子我寫文章一味追求細節堆砌，不加情感或主觀評語，以為這樣才夠酷，連標題都不成句的叫《美國的早期華人移民》之類，招來胡菊人的修改，出刊時變成《華人移民美國血淚簡史》，完全毀了我的酷。文章的最後，我結束得很突兀，卻自以為是一種反諷的低調風格：「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廢除所有排華法例，每年准許一百零五名華籍人士入美境居留，同時已在美的華人可以歸化美籍。」我該預想到民族感情豐富的胡菊人不會放過我，果然他在我的文章之後另起了一段，補上一句：「華人可以鬆一口氣了。」
說實在的，他這句子在語氣上已經很照顧我了，只是心態上我們是兩代人，他那輩知識份子的花果飄零悲情是我沒有的，更不說我輩很多人根本不肯用知識份子四個字，除非是作反諷用。文章發表後，當時《明報》副刊主編三蘇也來電約見，一下子得到大佬們的表揚，我繼續裝酷，其實已輕飄飄。現在想起來，兩位前輩扶持新人的慷慨和熱情，值得敬佩。
之後我還寫過一篇談新左文論的文章給《明報月刊》，就再和該刊無緣了。在《號外》出版一段時期後，胡菊人在他讀者甚多的《明報》副刊專欄上給過《號外》相當正面的評價，只補充說可惜《號外》談太多時裝這類沒有長遠價值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沒想到可能是我們小時候看了他介紹的存在主義，才變成荒謬、虛無的享樂主義者──我是在開玩笑。
我們一直沒有私交，後來他和名記者陸鏗辦《百姓》雜誌，我依舊是讀者，那時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調整，發覺我們之間的差異不大，尤其在正義、良心、知識份子責任問題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麼程度？這樣說吧，假設當時的某一天，我睡意矇矓的給吵醒，有人氣急敗壞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時刻，你一定要站出來表態，快說，你站在哪一邊？我說：到底是什麼事，給我點時間，讓我先弄清楚狀況……那人說：不行，現在就得說，你站哪一邊？這時候我只得說：好吧，不過你得先告訴我，胡菊人站哪邊？他站哪邊我就站哪邊。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112006080700406+1105130102+20060807+news,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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