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他說：「要說當官，我也不是不想，只是我不想當公賣局局長，我只盼望幹個電檢處處長，讓我好好欣賞一下那些剪掉的片子……」

１

孤獨地上了山，又孤獨地下來

逯耀東，和我是徐州同鄉，我一直叫他逯大哥，五十多年來一直如此。不過有時候也有例外，譬如在某一場合，許久不見，看到他，我會走過去叫聲：「逯老您好！」或者：「逯教授您好！」但接下來一定是互相的戲謔。這時陪在他身邊的逯大嫂必然會說：「什麼逯老、逯教授，聽起來好像是叫別人！」逯大哥就是這樣一個人，讓人見了就熟，全無忌諱，喝酒閒扯，雖不瀟灑，卻讓彼此都覺得自在。

但是，有時候他也很彆扭，遇著不對胃口的人，常呆坐著一言不發。別人跟他交談，他只一直「是！是！」地回答，臉上的肌肉繃得很緊。有幾次我們被人邀去一家大飯店參加宴會，禮也送了，位子也坐定了，但一看同桌的某些人，他就拉我出去：「走，吃牛肉麵去！」

我說：「酒宴就要開始了！」

他繼續拉我出去，說：「這種飯你也吃得下去？你也不看看同桌的是什麼貨色！」

還有一次參加一位長輩的壽宴，剛被安排坐下，隔壁是一位常在電視上出現的立法委員，一見人就立刻遞上名片。

他接過名片，不一會就拉我離座：「到老張家吃餡餅去，跟這種人瞎扯真是倒盡胃口！」

因此我們有些朋友常說他不夠通達，無法做官。他笑笑說：「這也不一定，就看有沒有機會？」

其實有機會他也不行。蔣經國當了總統以後，選了一批所謂的青年才俊到陽明山受訓，第一批有二十八個，被人戲稱「二十八宿」，他也是其中之一。這些人後來大都分居要職，只有他一無所得，孤獨地上了山，又孤獨地下來。我就挖苦他說：

「逯大哥，天下還有比你更差的人嗎？別人當部長的當部長，當次長的當次長，當大學校長的當校長，無一不變成新貴，你既然喜歡喝酒，最起碼也應該搞個公賣局長幹幹，怎麼啥也沒有落到？」

他笑著說：「別說喝酒了，就因為好喝酒，說話任性，被教官打報告說我床底下都是酒瓶，下場當然可以想見……」

他說：那二十八宿，大部分都是熟人，一上了山，一個比一個裝得還要正經，有一位姓黃的，平常又煙又酒，一上了山，一身中山裝，一筆不苟地記筆記，比賈寶玉的父親還要正經，怪不得下山不久，就飛黃騰達起來。再見面，說的話就成了另一種語言，那種陌生感真教人直打寒顫。

他笑笑說：「我的老師沈剛伯先生，曾經送我四個字：『量才適性』，我掂量一下自己，才知道有些活不是我這塊料幹得了的。──不過，要說當官，我也不是不想，只是我不想當公賣局局長，我只盼望幹個電檢處處長，讓我好好欣賞一下那些剪掉的片子。」

他經常回味那段山中的歲月，不僅體會到官場的倫理，也明白了要認清這種倫理，先得把自己徹頭徹尾地改頭換面。要做官先要學會作假。

我們也常常開他玩笑說：「你也不必洩氣，至少你門下也出了一些名人，XXX，不就是『今上』的紅人嗎？」XXX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他經常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最會逢迎權貴，隔不了多久，就會在電視上歌功頌德一番。

每逢我們這樣說時，他就會臉色一沉地連喝兩杯酒，冷冷地說：「他豈止是我的學生，他的第一個工作還是我推薦的呢！人要變，要無恥，爹娘也拿他沒有辦法，老師又算得什麼？」雖然他滿臉說不出的無奈，但是每逢碰到半生不熟的人，我們仍會故意介紹說：「這位是逯教授，XXX的老師！」逗他多喝幾杯酒。這時，他會把酒杯一舉而盡，接著就狠狠地抽幾口煙。

２

忘記了自己的籍貫，
剩下只有漂泊

逯大哥抽煙也是毫無顧忌的，有時他雖然也會連連抱歉，卻照抽不誤。我第一次認識他，是他剛考完大學的時候，那時是民國42年的暑假。那時候，學校的訓導處管得很嚴，但逯大哥卻抽煙抽得那麼自在，看在眼裡，真教人羨慕不已。但是，一直到好幾年後，我才知道他的煙癮是蹲號子時培育出來的。所謂蹲號子，就是關監牢。原來他剛讀高中不久，因為作文中用了一些類似左派的語言，便以思想有問題被關了將近半年。他回憶說：

蹲號子沒有什麼好想的，沒有期盼，只有等待。倒是釋放後卻被一種無形的恐懼緊裹著，有時在教室上課，走廊上有陌生人走過，就會有一陣心悸。走在路上突然回頭，看看後面是否有人跟監。……我在家的居室四疊，臨街。每當夜深人靜時有磨石燈的腳踏車從窗前經過，我就會從塌塌米上驚起，啟開窗子一線外窺，長街寂寂，慘白的燈光下，有隻拖著尾巴的狗走過。於是，我燃著一根煙在黑暗裡吸起來。（見〈吸煙室懷想〉）

正是因為少年時代他就有著這樣的生活體驗，讀大學時他比同輩的朋友更懂得現代文學中的荒謬感。他說：「卡夫卡的《審判》寫一個人無緣由地被捕了，經過無緣由的審判，又無緣由地被釋放出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甚至連自己和審判自己的人也不知道，留下的只是永遠猜不透的疑問和永遠無法消失的不安。這樣的世界我是懂得的。」因此，他雖然是讀歷史而後成為歷史學者，讓人感受到的卻是濃厚的文學氣息，浪漫中帶有虛無的憂鬱。而散出來的，起先便是「年輕時，把酒瓶擲向藍天的豪情，吐出煙圈，又把煙圈吹散的惆悵」(見〈又來的時候〉)。接著則是對於自己生活的時代難以減除的糾葛。而這正是他成長時代所顯現出來的情況。在這一現實中，他一再申述 ：「不幸地，我念的竟然是歷史，現在讀的教的又是歷史。」這使他無法從歷史的悲苦中游離出來，因而被陷入逃無可逃的境遇中。所以他便不能不有如此的感嘆：

生活在這個時代，無論有形或無形的山水，都被腐蝕殆盡，我們忽然失去了隱蔽，已經再也找不到一個藏身之所了。徘徊歧路，更無路可退，只好暴露在外，任由評點。不然就自我標售，了無尊嚴可言。

在這個沒有山林的時代，不論願或不願，都被迫捲入無謂的喧雜裡。（見〈這一池寧靜〉）

這就使他那一代很多人，不管是流落國外還是還活在自己的國土上，都有著異鄉人的感覺。他常套用德國小說家雷馬克的話說：「沒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氣的。」這裡所謂的失根，不僅是故土的失落，更是生命的無所皈依。這正是1949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處境：忘記了自己的所屬，抓不住何去何從，這就形成了除了身分證或護照上的籍貫外，沒有真正的籍貫，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籍貫，剩下只有漂泊。漂泊，本身就是沉重的負擔。即使窩在安靜溫暖的室內，也是個痛苦的歷程。」（見〈暫時忘了的籍貫〉）類似的情懷，便是：

翹首鄉關，卻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一鞭斜陽，滿襟西風，長亭復短亭，不識歸何處。不禁悲從中來，泫然欲涕。(見〈這一池寧靜〉)

於是活在這一現實的人，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如不是徹底地麻木和腐爛，便必然要承受另一些讓人朝夕不安的寂寞：無根的寂寞，花果飄零的寂寞，無所事事的寂寞，彼此嘲諷以消磨時光的寂寞。這些就成了那一時代知識分子共有的、活生生卻又抓不住意義的「存在主義」。

而這一些，就顯現在他的「那漢子」那一形象中。

「那漢子」的形象，早在他少年時代，就已經在他的生命中扎根了，這也許因為他是道道地地的豐沛子弟；劉邦、項羽、樊噲那類人物，打他一生下來就滋潤了他的心靈


３

落拓中，領悟自己「只是一
個淪落江湖獨來獨往的卑微的個人」

那漢子，是逯耀東一系列散文作品《那漢子》中的主要人物，而且自頭至尾也只是那樣一個孤孤單單、踽踽而行、四處尋夢、行盡天涯的漂泊者。這一形象雖然很容易讓人想到波特萊爾筆下的異鄉人，但卻灑脫多了，溫柔多了，雖單薄而不淒絕，而且充滿了俠的豪邁。那一年代中，朋輩中有兩個人最具有這種氣質，一個是逯耀東，一個是唐文標。唐文標交遊滿天下，但衡量彼此相知的程度，他還自有分寸。有位朋友，樣樣都好，但唐文標仍然說彼此之間，無法推心置腹，他稱之「還無法一起上梁山」。有一次，有人問老唐：「如果你的比喻可以成立的話，在梁山寨中你是哪號人物？」他說：「我只能當開酒店的朱貴，為人穿針引線。」這種俠的氣質，也出現在逯耀東身上，而且根據資料，「那漢子」的形象，早在他少年時代，就已經在他的生命中扎根了，而且一直跟他緊附在一起。這也許因為他是道道地地的豐沛子弟；劉邦、項羽、樊噲那類人物，以及瓦崗寨的十八條好漢的行跡，打他一生下來就滋潤了他的心靈：望不盡的黃淮平原，背劍而行的豪情，於是成了他自小嚮往的旅程，而在《那漢子》中，這些就如此地鋪擺開來：

那一年
雙騎並馳在高原


橋邊柳蔭繫馬
酒肆橋頭買醉
鞭指窗外揚起的塵土
且看昏鴉繞向晚林
捋髯笑談別後歲月
更想當年：
揮劍斬斷繞指柔
散金嘯過長街


那一年，那是遙遠的一年

這雖然是逯耀東的，實在也是長久以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瀟灑的夢想。它與下層社會的企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心腹相推，義結金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種種，便分割了兩個不同的世界，成了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兩者所形成的矛盾，也交織著發展成為兩條不同的道路，那就是：詩人們在都市中任由夢幻塑造的遊俠世界，和那種一把火燒過來又一把火燒過去的民間暴力世界。然而不管怎樣，俠的存在不僅顯示生命的存在，也在無能為力的現實下顯示著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和堅持。到了近代，雖然俠有時也會淪落為商品，然而就在這荒誕的、支離破碎的點點滴滴之中，仍然散發著人們無法熄滅的願望，特別在1949年以後，它更成為眾多由熱切地追求而至於大崩盤後的知識分子殘餘的浪漫和寄託。這是一個金庸世界一步步顯現的時代：以似有若無的夢幻來填補歷史與現實的失落。

然而，這一夢幻一落實到真正的江湖紅塵之間，便必然帶來層層不斷的挫敗與失落。這正是逯耀東在大學時代到45歲之間，亦即二次大戰後韓戰越戰以及熱戰冷戰交互展開，而中國正承受千古未有的變局的那一時代，所奔波於海峽兩岸三地的心路歷程。這自然就產生他在《那漢子》的〈夜讀〉那一節中所發的唏噓：

是的，那風聲他是熟悉的，尤其這些年來，自己寄跡於江湖之中，託身於紅塵之上。既然家事已不堪想，國事又不堪問。但祇為了胸中所留存的那一點孤憤，他仍一匹駿馬，兩尾瘦驢，駝著幾筐殘卷，東西南北穿梭往來，秋山悵望，春江醉臥，到如今，幾陣霜風，已吹染了項上一簪愁髮，數行雁鳴，更唱皺了眉前幾疊淚痕。踟躕前路，樓前簷下──他已聽慣了太多的風聲雨聲。

於是，他所得到的，便是一片索然。這使人想起唐吉訶德的寂寞。但是，唐吉訶德在寂寞中還有他的自得，而「那漢子」的瀟灑都是一片落拓。落拓中，他實實在在地領悟到自己「既不是一個志士，也不是一個劍客，只是一個淪落江湖獨來獨往的卑微的個人」。這樣，幾經顛簸，他就賣馬當劍，告別了俠的夢想，「自逐於紛紜之外」，而結束了他前一階段的追尋生涯。這是逯耀東既俠又詩的申述，用直樸的話來說，他這時則是從理想主義的性格落實到當今的人生。

但是，那個時候，台、港及海外的很多華人青年知識分子，受到歐洲五月風暴一類風潮的影響，仍在混亂的迷茫中燃燒著狂熱的火焰，保釣運動、鄉土文學運動等，便是其中的幾個。在這樣的時刻，逯耀東──甚至包括和他同一類型的朋友（如唐文標、劉大任等）所顯現的「告別」等等，當然會被更年輕的一群視為走上了逃避的道路，自甘於沒落，於是引發了尖銳的批評。那指責是這樣的：

唉！你們去退隱江湖吧！像黎明前隱去的昨日之星，明日的朝陽在無垠的空中照耀，就要發光發熱，就要讓你們黯然失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終將過去，偉大的啟蒙時代必將來臨。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邏輯的必然。（引自〈江湖老了那漢子之後〉）

這真是五四，特別是1930年代以來的激進主義的遺緒。這也是一種浪漫的激情。而這類激情到了五四和三○年代往往又以不同的所謂「革命」作為它們的落實點。但是事實證明：這種繼續和堅持著類似俠的夢幻的追求，一落實到現實中，便只有兩條路可走，要嘛走向破滅，要嘛就落實為一刀一槍的戰鬥。這些走向類似革命的行當，便往往是赤裸裸的相互屠殺，而屠殺之後便是由火到灰的幻滅。更怕的一點是：這些作為一遇到幻滅或野心家的操縱和摧殘，又極可能使人性中的「俠」的性格變質為「痞」。這便形成人格的徹底墮落和毀滅。而這正是中國當代史所呈現的現實。於是，面對幾十年現實的種種，很多人把俠的情懷與真實的現實冷靜地惦量之後，便止不住有著另一番的寂寞感，那就是在個人的楚楚自得之下，很可能的將是意想不到的別一番風貌：「在一陣江湖廝殺之後，死傷累累，四野寂寂，殘陽默默。」為了這樣的「江湖上的險象環生，一旦傷身，就難以自拔」。逯耀東所遭遇的正是如此。於是，他就從吶喊的憤然中，冷靜地重回人間，而結束了他的漂泊生涯。

４談吃自遣，

也在其中追尋即將

失去的文化上的鄉愁

這一回歸對他來說也是必然的，因為知識分子所謂的俠原是高蹈於現實之上的，這對逯耀東來說，實在是一大難題，主要的原因便是無法從對歷史所生的感情中超脫出來。他常說：「做一個知識分子，必然對自己生存的時代，有難以割捨的感情。這幾年，我們的確遭受到幾次我們該痛哭流涕的歷史的激盪。也許自己是學歷史的，實際生活在現代，而常常作歷史的回顧。」（〈外務之餘〉）。這就使他無法徹底地從歷史與現實連根拔起。既然拔不出來，就必然會深入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讓那些悲苦割傷自己的靈魂。即使如此，他仍然期盼著能有機會有所作為。

這期間，他編過一份公家出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和一份由某些人士支持的《中國人月刊》，企圖經由在文化上的思索與反省，為這一時代貢獻一番心力。結果得到的教訓是：只要一有政治和黨派利益介入，所謂文化便會虛假得失去尊嚴。而且要活在那一境遇中，即使面對親戚朋友，在政治需求下，也必須懂得如何切割，維護「於自己有利」的人際關係。他好幾次三杯老酒過後，又回想起一段事實：

「當王曉波幾個傢伙因台大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事件被列為異己分子時，很多人不敢去理會他們，他們就只好夜晚到我家喝酒。他那時沒有收入，我就把他一篇純粹的學術文章拿去發表。結果遭到質問，我說：再怎麼樣總得讓他吃飯，買包煙抽吧！誰知一位被奉為大將的人物，面孔一沉，竟然說：王曉波要吃飯，叫他跪下來申請！我一聽，就立刻反駁說：你們要王曉波下跪，門都沒有！就這樣，我很自然就跟他們的距離愈拉愈大。」這就是他又一次出走的一個原因。

這次的重返香港，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讓人對中國的未來懷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對過去將近五十年種種事實的揭發，撞擊他心靈的卻是千古未有的史學的滄桑。這滄桑首先是在官方和官方所製造的壓力下，對中國歷史的扭曲和污辱，與此同時進行的則是對人性的普遍摧殘，而接著則是在苟活的現實下，知識分子自己對自己的踐踏。驚訝於史學的沉淪和墮落，更是讓人的心緒難以平靜。老學人季羨林在那段「關牛棚」的日子的遭遇，便是最具一般性的代表：

季先生說他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士可殺，不可辱」，但到這個時候完全拋到腦後了。剛離開「牛棚」時，他說雖生猶死，成了半個白癡，到商店買東西，不知怎麼說話。讓他抬頭來走路，覺得非常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但卻覺得奇怪。見了人，是口欲張而囁囁，幾乎變成一具行尸走肉，他已經「異化」為非人了。（見〈天涼好個冬〉）

因此，逯耀東除了再浸沉於史學的探討和講授，更注意於在苦難折磨下的當代知識分子。中共建國以後，不僅統治階層，即使一般的學者和作家，也都自認自身、甚至自己的家族和祖先，都有著「原罪」的包袱，於是從這種「原罪」的認知出發，便使得社會上展開了對於歷史和文化的摧殘和腐蝕。在這樣的現實下，他除了在老學人陳寅恪及周一良等人的遭遇和所表現出來的風格有所比較、有所深思、有所認知外，更在自己的心靈上激發出種種新的難題。他好幾次對我說：

「把歷史讀熟了，更不知道在現實中何以自處？」

我說：「你這種態度是道地的虛無。」

他說：「即使是虛無，在其中也應該藏有起碼的嚴肅。」

我問：「那是甚麼？」

他說：「那就是陳寅恪失明臏足，棲身嶺表，仍然堅持著不『曲學阿世』，然後思考新的出路。」

他的歷史專業是魏晉南北朝史。這是中國歷史上大變動的時代。而由歷史上的大變動再想到中國近百年大變動。對他來說，其感慨與沉痛已不再是學術和知識的問題，而是生命的激盪。於是工作中，他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著劉知幾在《史通》中最後所說的話：

撫卷漣濡，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在這樣的思考下，他不能不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他認為：「雖然傳統書生有許多可愛的性格，但卻自來就有依附政治的懦弱性，而且他們有天真浪漫的情懷，在近代民族運動思緒激勵下，誤墜入野心家的彀中。」這也就是中國紛擾和紊亂的一部分。而處於這樣的四顧茫然之際，就使得他從「那漢子」的豪情變得非常自抑。當別人稱他為教授、學者，甚至大師時，他卻苦苦一笑，自我解嘲說：「甚麼也不是！」他寫了很多飲食的文章，被人尊稱為美食家，他只笑笑說：「我只是好吃、口饞而已。」他很少接受大飯店的邀請，更堅拒上電視、接受訪問。他寫過兩篇歷史小品〈嵇康過年〉、〈清燉阿堵〉，就藉嵇康、王導等人之口大罵那些吃來吃去的人，只不過是一群「吃錢」的俗物而已，因此，他請客吃飯有一個基本原則：「不能價錢高。」而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談吃只不過藉以自遣和交游，打發寂寞而已。而且在其中也追尋某些即將失去了的文化上的鄉愁：

前些日子，路經仁愛路，想到在路旁推車子賣符離集燒雞的老傅，不知還在那裡不。於是，彎過去看看他，他正低著頭為客人切滷菜，等他忙完了，我拍了他的肩膀，他轉過頭來看到我笑著說：「天呀，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於是，他放下生意，端了張椅子讓我坐定，他蹲在地上說起家常來了。正是黃昏下班的時候，路上行人匆匆往來，我們卻在那裡優閒地談笑，似一對久別的老友，相遇在秋收後鄉村的道路上，在樹下，悠然閒話桑麻。（見〈吃的懷想〉）

因此，一次一家小飯館的老闆在他離開台北時，提了一大盒親手烙製、剛出爐的醬肉燒餅，趕到機場送他，說：「這燒餅留著您上路吃。」這「上路」二字的舊社會語言，讓他一陣心熱，一直溫暖在他的心頭。

然而在飲食中，他也體會到一些道理。他說：民以食為天，從人的製造食品最可以見到人的智慧和原創力。一個社會發展得如何、有文化和沒有文化，都可以從吃上看出來。而且一個社會的變遷也可以從食品上見到人的變化。所以他從飲食史上也發現很多歷史上不曾注意的問題，認為文化一提高，吃就不僅僅是為了腸胃，而是顯現生活的品味。大陸開放以後，他在所至之地觀察人們的飲食文化，感嘆說：「只剩下聲色的徵逐矣！」當他這樣說時，我們就笑著說：「咱們也就算是酒肉朋友吧！」他笑著說：「在今天這樣的消費社會裡、生活裡只有一個字──忙。在趕場式的都市生活中，要找幾個真正的酒肉朋友，又談何容易？」因此，他的理想也不高，只盼望一個清靜的地方，有一二好友無所要求地過著適意的日子。他寫過一篇〈石碇買茶〉，就是如此地顯現他閒適的一面：兩個在鄉野相遇的人，舒坦地喝著茶，忘掉了誰是買茶的，誰是賣茶的，像一雙久別又逢的朋友，在溪水奔流聲裡，面對窗外的斜風細雨。這是一篇淡雅的小品，我對他說：想不到我們的逯大哥竟然豐子愷起來了。

後來，逯大嫂在他家不遠的面山處，買了一間公寓，作為他的書房，取名曰「糊塗齋」，逯大嫂常笑他無事不糊塗，我嘲笑他說：「誰知道你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裝糊塗？」他笑著說：「反正我書房裡掛的是一幅鄭板橋的『難得糊塗』，這就夠了。──從此我要隱居於市郊的一隅了。」

我說：「你要做隱士，絕不可能。咱們徐州自古以來出過皇帝，出過將軍，出過英雄豪傑，也出過強盜響馬，就是沒出過隱士。風水不對。」

他說：「你錯了。徐州雲龍山上有一座放鶴亭，那個放鶴的張天驥不就是一個？」

我說：「那是蘇東坡在〈放鶴亭記〉中編的瞎話，你還當真？而且，你如果真的成為張天驥，那兩隻鶴還不是早就被你殺了紅燒吃掉了！」

５

要「自逐於紛紜之外」，
卻仍壓抑不下胸中不平

我說他做不了隱士，還嘲笑他說：「古人說：小隱隱山林，大隱隱市朝，你要隱恐怕只好隱到廚房去了！」這雖是一句玩笑話，卻有幾分真實。他常在幾家小食館邀朋友小聚，去了之後，並不時去廚房和廚師聊天，菜上來後，他又會喊叫大廚上桌共飲幾杯。於是我們都成了一些小飯館的老友。朋友們要邀人小聚，也會到了那裡，招呼一聲：「照逯教授的單子！」這樣一來，不僅菜味好而且價格便宜。

他最後一次由香港返台，正是台灣政黨輪替，一片混亂的日子。混亂中，他力求平靜，關於飲食的文章也就寫得多了。他自稱是修心養性，調和鼎鼐，但仍然流露他的北方人的性格。有一次李錫奇受金門文化局之託，邀了一批文藝界朋友去他的故鄉金門訪問。也有一些大陸作家參加。一天晚上，月白風清，大家圍坐在招待所的草坪上聊天。談著談著，不免談到政治問題，一位女作家忽然侃侃而談，大發議論起來，我也不免附和幾句，逯大哥忽然大聲說：

「天驄，就你學問大！這麼好的月色都被你污染了！」

說完就進房去了。第二天清晨，用餐的時候，逯大嫂走過來對我說：

「你逯大哥昨晚把你罵了！你別生氣，他神經病！」

他走過來說：「我不是罵你，我是罵XXX。亂談政治，也不怕有識者笑。她是女的，我不能罵，只好罵你，把那種空氣沖散掉。」

我說：「原來你拿我背黑鍋。──好了！這場損失怎麼算法？」

逯大嫂說：「回台北，叫他請客！」

還有一次，有一位留美學人來台灣，他是美國政府派去大陸交換的教授，因為偶然機會他在南京認識我的大哥，就託他帶信給我。我當然盡地主之誼，請他吃飯。他是學歷史的，當然約了一些歷史界我認識的人作陪。這當然想到了逯大哥，他一接電話，立刻答應。但等我告訴他來客的名字，他又立刻說：「不吃！不吃！想起了，今天我還有要事。」

事後我問他原因，他說：「甚麼學人！他根本是替美國政府跑腿的。他講中國史完全是美國人的觀點。」

不僅如此，有時他也會不通情理。卜少夫先生是港台間的聞人，交遊滿天下，他每次來台，總會先打電話要邀人一聚。有一次是逯大哥請客，也邀我參加。卜老有一個習慣，每次請客，他一定會帶上四、五個人。那一天來的是幾個專科學校董事會的董事。大家喝酒聊天，有兩位董事興致一來，大放厥辭。不一會談到香港的舊事，逯大哥借酒裝瘋，把卜老批了一頓，而且說：

「你卜老，講義氣，夠朋友，但你是個爛好人，甚麼人都交，像XX人，是甚麼貨色，你也跟他稱兄道弟……」

卜老說：「耀東啊！你不懂，──你──你──」

卜老老於江湖，長於應對，還好沒有不歡而散。

吃完飯，我送逯大哥回家，路上就批評他說：「是不是大嫂不在，你就發酒瘋了？你既然請客，為甚麼還要罵人，不知道的人，還認為你捨不得花錢！」

他說：「我是故意的。卜少夫甚麼人都交，今天這幾個人說是甚麼董事？都是開學店的。他竟然帶這些滿口黃話的人跟我們一塊吃飯，怎麼不讓人生氣？」

說是這樣說，他還是拋出一句：「回去好好閉門思過！」






我說：「不管怎麼說，你這輩子也寫過將近十本著作，在史學上也有獨特的認識，有不少讀者。」

他說：「那算甚麼？徐復觀先生最後一次去香港時，談到梁任公去世之前曾流涕批評自己『著作等身，無可傳後』，他也一片悽然。前輩如此，我們又算甚麼？在《那漢子‧夜讀》那一篇裡，我早說過：『想想自己這幾年，馬不停蹄，風塵僕僕，所為何來？有時會以知其不可為來搪塞自己。但到頭來卻落得似隱非隱，似俠非俠，不知自己到底像甚麼？』到如今，與當年的感慨也相距不遠，只不過從《史記》的〈夷齊列傳〉學得『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的心得而已。」他停一下又說：「再怎麼說，我這把劍是絕不賣與帝王家的！」

在這樣的心情下，他一再說：要「自逐於紛紜之外」，卻有時仍壓抑不下胸中不平，這兩年來，台灣各級學校的歷史教學課程在「去中國化」的作為下，作了大幅的不像樣的更改。他的幾個親近的弟子也介入其中。這就惹起他有力的撻伐。他的那篇文章在報上刊出時，我大清早就打電話給他。我說：

「逯大哥，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他說：「怎麼？你要替我作壽？」

我說：「您老人家這麼大歲數了，怎麼還有這樣的火氣？」

他一聽就明白了，說：「修改歷史的人是別人我還可以不說，弄到我的弟子跟在那個姓杜的身邊瞎攪和，我如果不管，還有臉見人嗎？」

後來朋友們相聚，都稱讚他這篇文章是「天人之怒」，他說：「哪有這麼偉大？不過盡盡本分而已！」他告訴大家說，這些年他真正在做的是研究司馬遷：「書已大致完成，只是有一個場景一直寫得不滿意，想用文學的筆法寫出來：年老身殘的司馬遷，獨居陋室，一盞孤燈，緬懷古今，不知是怎樣的心情？」

這番聚會過沒多久，就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朋友們都覺突然。我不但愴然，悲悼之餘還作著一個推想：中國習俗，說人過世以後，在進入另一個世界時，要登上望鄉台，回望故國，作為最後的告別。我一直在思：如果這說法當真，不知逯大哥在臨別回望故國時，想著的都是些甚麼？

http://udn.com/NEWS/READING/X5/34407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