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導 言 羅彤華 陳國棟

就臺灣的中國經濟史這個範疇而言，研究宋、元以下的學者較多，也比較具特色，不過，隋唐以前的探索，臺灣的經濟史學者也不曾缺席。整體而言，五十年來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我們在選錄文章時，限於個人學養，耳目不周，掛一漏萬，滄海遺珠，在所難免，萬請讀者海涵。

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檢視了臺灣地區過去五十年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業績，並且在此簡單地加以介紹。前面一半導論，由羅彤華主稿，後面一半由陳國棟撰寫，大致從宋、元時期斷開。內容各分成兩部分：一方面對整體研究狀況作一鳥瞰，另一方面則對收錄在本集中的作者及作品稍作描述。讀者細繹各文、參考其注解出處，當可窺測五十餘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鍥而不捨的努力與求新求變的精神。

相對於研究宋代以後的學者稍具規模，臺灣學術界在隋唐以前的研究上，顯然面對著兩個困境：一是對內無法形成龐大的學術社群，二是對外難以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關注。就前者而言，臺灣雖然不乏極有成就的大師級人物，但或常住國外，或鮮少指導學生，所以頗難帶動相關領域的研究風潮，使隋、唐以前經濟史的研究呈現散兵游勇、各自為政的情況，彼此間因缺乏對話機會與相互激盪，不易擴大學術社群，難以吸引有志者參與。再就後者而言，由於臺灣對這個時期的研究數量少，而且議題零散，再加上與外界的交流不夠，海外地區對本地的學術資訊認識也不足，即使某些領域的研究品質相當高，卻仍未受到國外學界應有的重視。在此謹擇要介紹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後：

1950年代以來，臺灣研究先秦兩漢經濟史的主題，大致環繞於土地與農業方面。在西周土地制度與秦漢土地兼併問題方面，勞榦、管東貴、韓復智、侯家駒、葉達雄等人都做過專門研究，但自1990年代以後，這股研究風氣已見式微。關於古代經濟史，臺灣學者在農業技術方面選取了獨特的議題，並提出具突破性的論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倬雲與陳良佐兩位先生。許倬雲討論自西周至漢代的農業技術，以及農業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係，認為漢代農業朝向精耕細作方向進展，並引導出層級不同的貿易網。陳良佐在春秋至兩漢間的氣候變遷、古代的農田施肥問題，以及古代農具的使用與演變方面，都有系列研究，為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研究的推進做出重要貢獻。

近五十餘年來，臺灣在中古經濟史方面的研究風氣不是很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議題與成果，尤似點綴般地出現，僅劉淑芬在商業貿易、區域經濟與城市經濟方面有較引人注目的論述。隋唐時期雖然研究方向相對具多元性，文章篇數也遠較魏晉南北朝時期為多，但真正能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來論證者，不過一二人而已，也因此臺灣大學高明士教授邀請兩岸三地學者編成《隋唐文化研究叢書》時，經濟方面就由韓國磬、陳國燦、張澤咸三位大陸學者負責，顯示臺灣的隋唐經濟史研究不免有其局限。

隋唐經濟史議題中，臺灣方面成就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嚴耕望的交通史研究。嚴氏主要在考索唐代各交通線，但追溯源流常及於上古秦漢時代，其大作《唐代交通圖考》原本預定出版十卷，不幸只出到第六卷，先生即已辭世。該書體大思精，論證綿密，對於交通動線沿途所經州府軍鎮、館驛津梁、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古蹟詩篇等，皆綱舉目張，史料備盡，並輔以地圖說明，是治中古史者不得不參考的重要典籍。近年注意歷史地理之研究者還有廖幼華，對嶺南交通與河北水道都曾投注心力。

在國家財政方面，是隋唐經濟史議題中另外一個比較有成果的部分。盧建榮在1980年代前期對財政決策人物與措施有系列討論。羅彤華則自1990年代末起，於官本放貸與和糴問題有專門研究，探討政府如何運用預算外收入及調度糧穀的措施，來填補財政空缺。

在人民的經濟生活上，臺灣學者的研究有幾個重點可予介紹，就農業與土地制度來說，值得注意的如：侯家駒在農民耕作力與畝產量上批判谷霽光、李伯重的說法。吳章銓對農民問題有專著。黃耀能研究自上古至隋唐的農田水利事業。林天蔚、羅彤華利用出土文書探討均田制及租佃制。在商貿與物價方面，章群、莊申都處理過絹馬貿易。趟岡根據一份吐魯番出土的物價資料，推斷棉花在當地的商品性質。至於百姓的實際生活，羅彤華從借貸的角度，論析質借制度、利率、債務擔保等問題。

臺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宋代以後的情形較隋唐以前蓬勃許多。在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與文化大學宋晞教授的引領下，培育了不少宋代經濟史的人才，研究成果也稱豐碩。在國家財稅方面，宋代政府飽受財政壓力，王德毅、梁庚堯分別探究國計難題、歲幣與軍糧問題。為了解決國家重負，政府實施各類賦稅以維持開支，宋晞、王德毅、方豪、趙雅書等，各就田賦、商稅、雜稅等闡述制度特色與運作實況。人力也是國家資源，臺灣學者對宋代役法的討論也相當深入，宋晞、王德毅與青年學者黃繁光都對此做了闡釋。專賣制度有利於平衡財政收支，其中以鹽的專賣最引人注目，梁庚堯在這方面深有成就，他全面性地探索私鹽問題和官鹽各產區的生產、運銷制度及對財政的影響。此外，朱重聖在茶的專賣上也頗有心得。

歷經唐、宋變革後，宋代無論農業或工商業都有顯著的發展，臺灣學者在各議題上的表現其實很突出。在農業與土地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庚堯的研究，梁氏有兩本專著與多篇論文，分別處理南宋的農地利用與農村經濟問題，以及各地區的農業發展狀況。手工業是促進商品流通的條件，趙雅書特別在絲織業研究方面卓有成果，他討論絲織業的分布情形，及其經營方式與技術。至於官府工場組織與工匠來源，可參考韓桂華的論述。在商業貿易方面，臺灣學者的成就也相當亮眼。關於商業中心、商人政策與商業活動，宋晞有一連串的研究。梁庚堯則頗為注意政府與商業、商人的關係。宋代的對外貿易活絡，研究者相當不少，宋晞尤其在宋與高麗的貿易上著力甚深。在交通運輸方面，韓桂華注意宋代的網運。此外，宋代海上交通發達，泉州具備良好的發展條件，方豪、李東華都曾以泉州為研究核心。

臺灣的歷史研究社群不能說太小，但是也不大。學者們關心的議題，古今中外都有，人力分散，各自為政，過去五十餘年間，並沒有形成特別的共同主題或所謂的“學派”。個別的領域從業人口不多，自創學說或方法的情況也不大常見。不過，臺灣擁有相對較為開放的社會條件，歐美、日本的研究可獲得，而大陸學者的作品也不乏有參考的機會。大陸與日本對各個斷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皆有一定的影響，歐、美學術則在有意無意間為本地的明、清、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動向注入新的激素。

就五十年來，臺灣地區有關明、清以來中國經濟史之研究而言，早期全漢升先生對這個行道的貢獻最大，研究的議題廣泛。王業鍵先生是他最為知名的弟子，主要的研究以清代的物價為主。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費景漢先生與劉翠溶女士也大力提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全漢昇、費景漢、王業鍵與劉翠溶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俱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影響力自然不小。他們幾位的主要研究，反應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一項主流——“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的受重視。

話說回來，在當時，“歷史計量學”這個術語並沒有廣泛流通；真正風行的做法是對數字證據與數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的偏好。本來經濟史就是一門重視“度量” (measurement)的學問，一如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者克拉判(John H．Clapham)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提出的名言：“經濟史在方法論上的獨特性，基本上是依這門學問對數量的興趣而轉移”的。到五十年代以後，因為“經濟計量學”(eeonometries)的發達，促使經濟史的發展也朝同一個角度轉向。不過，原始的歷史數據品質並不一致，要使用史料中的數字，必須經過繁複的檢證與分析；在沒有直接數字可用時，還得從事細密的爬梳與計算。王業鍵與劉翠溶在這方面致力最深。王業鍵有關中國雨雪糧價的研究，開始於三十餘年之前，到目前為止仍然鍥而不捨；劉翠溶的人口史研究，以1992年的專書《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作一個終結，轉向致力於環境史的研究。

除了對數據與計量方法的重視以外，九十年代以前，臺灣的經濟史研究也多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成長理論”的影響。戰後一些新興的國家與地區迅速地走向工業化，對於經濟的進步與人類福祉的提升充滿信心。這種看法，也影響到明、清與近代經濟史的研究，預設了某種“進步”的必然性，試圖在研究過程中找尋中國經濟史中所展現的發展實況與阻滯發展的因素。這樣的一個研究取徑，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大陸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影響。

然而戰後世界上眾多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結果，使得資源過度被開發利用，造成對地球環境的嚴重負面衝擊。八十年代以後，環境主義興起，使得經濟史家也不能漠視人類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環境史成為新的研究時尚。劉翠溶院士與澳洲國立大學的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共同主編的《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可謂開啓臺灣研究環境史的先聲，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許多大學研究生也拿環境史當課題。

九十年代以後，還有一項理論與做法影響到臺灣的經濟史研究，那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諾斯(Douglas North)所建構的制度經濟學理論，特別是有關“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這類的概念，就被大量地加以介紹、討論與運用。這些理論，配合九十年代以前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所引介的“中地理論”、“行銷系統”、“經濟區域”等主張，也都讓臺灣的經濟史從業者在有關市場、商路、商業活動等的研究上，獲得一些別開生面的刺激。

晚近以來，在臺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脫離重視數據與數量化的趨勢，轉而向環境史或社會、文化史靠攏。

轉向環境史的研究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新出路，可是到目前為止，成績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中國文獻不但不能提供有效的數據，甚至連可供詮釋用的純文字描述也不多。環境變遷在工業化之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單憑一個當代識字者的直接觀察很難看出什麽。中國史料關心的通常是災難(書上叫做“祥異”)，而不是環境。結果，研究者只能重複原來傳統經濟史的資料，將經濟變遷直接說成是環境變遷。

另一批原來對經濟史有興趣的人，轉而向社會、文化史靠攏，特別是強調所謂“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重視歷史文物或遺跡(relics)的分析，從而推斷某一個時代人群的生活內容及其變遷。“物質文化”的分析原本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專業領域，此時給了歷史學家新的靈感與新的出路。當然，這一次的轉向也不是臺灣學者的創獲，與每一個階段的轉向相同，還是從境外沿襲而來。直接提供借鑒的，或許是法國學者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部曲等書吧。法國的“年鑒學派”(the Anal school)在臺灣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不過，比較直接的，還是透過美國的學術界將物質文化的研究帶到經濟史的研究，而在臺灣產生一些追隨者。物質文化的研究介入原有的傳統社會經濟史研究，以社會文化史的姿態蔚為臺灣歷史研究的一股勢力，有些原來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被吸引過來。這種研究比較適合一般歷史學家的口味，但也離傳統的經濟史研究越來越遠。

臺灣的中國明清、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轉向，主要的原因可說是“能事已竭”(exhaustion of possibility)與技術瓶頸兩大因素。

所謂的“能事已竭”指的是可開發、重建的統計值(statistics)素材越來越少。前此，本地和世界各地的學者已在人口、物價、貿易統計數字、生產力評估、聚落數量……方面取得豐碩的成果，新的材料及新的議題都不容易獲得，不得不改弦易轍。

所謂“技術瓶頸”則很容易明白。數十年來，臺灣的經濟學界極少培養出以經濟史為專業的學生，大學開設經濟史課程，除少數例外，都由有歷史學背景的教師來擔任。一般經濟史的學術活動，參加者幾乎也是清一色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的專業技能是搜集、考證及綜合分析他的材料。雖然他們強調“輔助學科”，也會研讀一些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文獻，但非科班出身，通常無法圓熟地掌握相關理論及分析工具(如數學、統計學……之類)。當重建數據和數據系列的困難度越來越嚴重，還有有關經濟現象的描述越來越以統計值的方式呈現時，有歷史學背景的經濟史學家也就越來越只能袖手旁觀、望洋興嘆了。

未了，我們還得說臺灣地區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作得不夠。經濟史的研究原本也應注意歷史上人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也就是說經濟思想史也應該有人加以研究。不過，過去五十餘年間，臺灣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遜色，只有零星的少數作品而已。

整體說來，臺灣的明、清與近代經濟史研究雖然沒有產生重大的理論，但是曾經加入此一主題的研究者先後也有數十人以上。而個別的研究成果為數也不算少，說得上是粲然可觀。限於篇幅，我們不可能在此逐一加以介紹。

《經濟脈動》是“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當中的一本專冊。由於我們的篇幅只能容納十多篇文章，只好以割愛已故學者的作品、避免已另行結集成書的作品、不收錄使用中文以外的文字發表的作品為原則來縮小選文範圍。

目前收錄在本冊的六篇明、清與近代經濟史的文章，作者的年齡差不多都在五十歲以上，代表比較資深的一群人。不過收錄的單篇著作，倒不一定是當事人最近的作品。我們希望能透過這個選集，一方面將部分本地的經濟史學家介紹給大陸的讀者，同時或多或少也反映本地明清經濟史研究的多樣性。

以下稍事介紹選錄於本冊的作者與作品。

陳良佐先生目前已自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退休，他的研究領域為中國農業史與科技史。本冊所選〈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兼論《管子‧輕重》著作的年代〉與另篇〈再探戰國到兩漢的氣候變遷〉，是針對竺可楨在1972年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而來，竺氏利用物候資料研究氣候變化，認為春秋時期到公元初是溫暖期，東漢則趨於寒冷。陳先生對此提出反駁，他根據冬麥收穫期與播種期，以及文獻中陰陽失序和特殊氣候的記載，認為從春秋到漢景帝是溫暖期，武帝至宣帝間為進入寒冷期的震蕩期，漢元帝以後的百餘年為低溫期，至東漢明帝才略有改善，桓帝以後又再度惡化。至於《管子‧輕重》的寫作年代，據物候所見，約當在戰國中期或中期以前。

許倬雲先生是中研院院士，長期在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任教，並歷任國內外各著名大學的講座教授。其專長為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經濟史，本冊所選〈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與姊妹作〈漢代的市場化農業經濟〉都在考察農業與市場的關係，其更完整的論述則於英文專著中表達(Han Agriculture：the For- 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206 B．C．～220 A．D．)。許倬雲認為，隨著漢代人口與耕地比率漸趨失衡，為了解決糧食生產問題，勢必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代田法、區種法及各種農書的出現，顯示漢代農業已朝向精耕細作方向進展，並使部分生產專業化、商品化，而由近村貿易發展為一個貿易市場網，甚至逐級提升至全國性的經濟網。但是商業活動的水平隨著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如國家分裂，則此貿易網就會逐步縮小。

劉淑芬女士是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研究範圍是中國都市史與六朝史。〈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檢討作為六朝財賦重地的浙東地區，其開發情形及移民的貢獻。作者認為，浙東地區在漢末移民潮來到之前，部分地區業已開發，寧紹平原尤其吸引北方移民來此定居。而三至六世紀的浙東，水利興修，城市增加，製造業興盛，農業發展，運輸線暢通，莊園產品出售求利，使商業蓬勃發展，國內外貿易開展。漢末、永嘉兩次移民，提供當地勞力與資金，有助浙東的繁榮。北方大族與土著大族在經濟利益上也沒有嚴重衝突，甚至可能携手合作。

嚴耕望先生是已故中研院院士，其研究範圍包括漢唐制度史與交通史。其大著《唐代交通圖考》已出版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河南淮南區等六卷。嚴先生論著的特色是體系周備嚴謹，考證功夫細密，本冊選文〈天寶荔枝道〉即可見一般。據白居易說法，荔枝采摘三日而色香味俱變，若貴妃欲嘗鮮，則由涪州飛驛入長安較為合理。其路線為自涪州治所涪陵縣取蜀江水路三百五十里，至忠州治所臨江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治所南浦縣，又直北取陸路小道一百六十里至開州治所盛山縣，又直北經通州之宣漢縣，越巴山山脈，至洋州治所西鄉縣，蓋凡八百四十里。又東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嶺，人子午關，約六百三十里至長安。共凡二千二百四十里。按唐代規制，急驛日行五百里，為貴妃嘗新，飛騎日行近七百里，三日而連長安，超乎規制最大之速度。

趙岡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經濟系的教授，退休後曾任職於中華經濟研究院。趙先生以研究明清經濟史為主，也有不少通論性的專著。本冊所選〈唐代西州的布價——從物價看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其實是對其大作《中國棉業史》棉花的生產與種植傳入中國千餘年，仍未能在內地廣泛傳播，提出的一個補充解釋。這篇文章所使用的物價資料，是出自吐魯番地區的一份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雖然中外學者對這份文書已有不少研究，卻鮮有人注意到所載物價中隱含的另層深意。趙岡從一斤棉花價值比一尺粗布價值還低，但細紲中估為次紲、粗紲中估的二至四倍多，判斷當時種棉容易而織布難。又由細緤三等價格變動不大，而另兩種紲布之價格變動大，推測細紲為奢侈品，次紲、粗紲為一般商品。因棉花須有獨創的紡織技術，導致生產成本高，在市場上難與絲麻相競爭，故流通不廣。

羅彤華女士任職於政治大學歷史系，近年之研究重點在唐代民間借貸、官方放貸與國家財政問題。本冊所選〈唐代和糴問題試論〉，在探討政府如何用和糴之法，靈活調度糧穀，以補充財政之不足，文中並針對和糴的功能、操作法、糴本等議題提出看法。作者認為，和糴功能由西北供軍延伸向京畿官用及平價、備荒之民用，其操作法亦因此由只糴不糶，既而兼行既糴且糶。糴本的多寡有無視時局與財務狀況而定，可分為發展期、匱乏期、雙軌期、崩解期四個階段。政府能否順利取得民間剩餘穀物，加價收糴是否對商人具吸引力，也是和糴成敗的關鍵。文中還論證敦煌文書裏交糴、和糴的關係，認為交糴是軍倉利用估價價差，造假賬牟利的方式，是和糴的弊端之一。

梁庚堯先生是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是宋史與中國社會經濟史。〈南宋的社倉〉一文，在探討該種社會互助制度的淵源與發展。作者認為，朱熹一方面體驗到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再方面發揮理學家的社會理想，故創立社倉。社倉在朱熹及其門人和理學同道的推行下，廣及全國各地。社倉的經營具多樣性：有貸放式社倉，即以田產作社倉貸本，藉田租收入取代利息；有平糴式社倉，係對無田細民賑糶，勸導富家設義廩；也有結合社倉、舉子倉、義役等社會互助組織，使同一經濟來源透過不同方式，濟助農家生活。政府對社倉的控制雖然日益增強，但社倉的民間性仍維持不墜，在鄉居士人的主持管理下，發揮穩定農村社會的作用。

王德毅先生是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是宋史與史學史，也編纂不少史料工具書。本冊所選《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在介紹李椿年於南宋紹興十二年至十九年所提出的土地經界法，並檢討經界的實施情形及所衍生的弊病。文中述及李椿年倡行土地經界的始末、土地形狀及計畝之法，與施行過程。作者認為，土地經界的立意雖好，卻無法順利推行，因為像李椿年這樣通曉經界又能任勞任怨的官員究屬少數，反之，沮壞經界者不少，危言聳聽者亦多，諸縣在推行此法時簿籍堆積，圖表甚巨，費用耗繁，亦使政策無法順利推展。經界法是整理土地、均平賦役最有效的根本辦法，但經界後賦稅仍不均，究其原因，還是由於官吏的好逸惡勞，不肯切實執行。作者認為經界之害小而利大，對李椿年的土地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

趙雅書先生甫自臺灣大學歷史系退休，研究範圍是宋史與中國經濟史。作者對宋代的絲織業很有研究，《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一文，是從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支方面，觀察其在官方的用途。作者指出，絲織品在宋代每年都有大量的賦入，但絲織品的收支常不能平衡。絲織品的支出用途主要有五：(一)軍人衣料，(二)恩賞、賜物、郊祀、聖節，(三)官員俸祿，(四)糧草市糴，(五)歲幣、歲賜。宋代絲織品的賦人與支出數額都很龐大，但如何平衡收支，成為財政上的一大難題，只有求助雜稅的收入。兩宋是一個絲織業極其發達的時代，本文的討論是以中央集權的王朝為背景，以官方用途為主，若再加上民間市場的消費，則宋代絲織品的生產總數，還要遠超過估計。

蕭啓慶先生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臺灣)清華大學講座教授，作品很多，最新的結集為《元代史新探》。收錄在本冊中的〈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一文為其早年(1972)的作品，曾經被收錄到不同的論文集中，並且一直都是大學課程的指定閱讀作品。本文受到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它以宏觀的角度，檢討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在怎樣的條件下要“南下牧馬”、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如何互動？見解精闢，是入行必讀之佳作。

林麗月女士為臺灣師範大學博士，主要研究範圍亦為明代史，目前擔任師大歷史系系主任。她的〈〉《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這篇文章，主要在探討明代中葉松江府人士陸楫(1515～1552)所提出的《禁奢辨》一文。一般學者引用陸楫此項作品，都求諸《紀錄彙編》。林女士一方面找出陸楫的文集，指出其原始出處，同時還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分析陸楫發明“反禁奢”思想的時代、環境與家庭因素；一是梳理出“反禁奢”思想的流衍狀況。可以說，就“反禁奢”這重要的經濟思想而言，重建了再清楚不過的歷史進程。

徐泓先生為臺大歷史系博士，主要研究範圍為明代史，關心歷史教育，曾經擔任多項學術行政工作。收在本集子的《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1975年發表)厘清明代鹽政的重大變革，指出明初原先實行的官賣制與通商制實行過程的波折，導致明代中期“運司納銀”制度的普遍施行，此後形成邊商、內商與水商分工銷鹽的局面。同時也點出新的制度所產生的大資本家以及新安商人、山陝商人在中國鹽業上的崛起。觸及資本、商人與鹽業等重大問題。

張彬村先生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目前任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的重點為中國海洋史與中國經濟史。收錄在本集中的《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重點有二：一在分析“貞節”這樣的觀念，如何透過政府與儒者的作為，在明代成為民間的一項重要的倫理道德標準；另一點則涉及福建一帶人出海謀生，將家室留於故國，而一旦身在海外遭遇不測，家人(特別是婦女)如何自處。學界對美洲白銀在中國財政、經濟上所發揮的作用已有相當的理解；本文別闢蹊徑，把民間社會的婦女問題拉進來討論，極具參考價值。

劉翠溶女士自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在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任職多年，但也長期在臺大歷史系授課。她的代表性領域為人口史及環境史，已如前述，而這兩組議題的作品也比較多人閱讀。因此，徵得劉女士同意而收錄在本冊的論文〈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或許有助於讀者對其研究範圍之廣泛的理解。本文主要以《大清會典事例》及地方志為素材，利用數量方法，檢證清代常平倉及其他公共糧倉在平抑米價以及賑濟災荒上所呈現的功能。

陳國棟的研究志趣在清代前期的海洋貿易史。碩、博士論文分別處理粵海關及廣東行商。由於2002年4月之前，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配合該所建議，改作中國帆船貿易研究。隨後因緣時會，也發表了一些環境史、經濟思想史等方面的作品。收在本集子的〈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一文，為其博士論文的摘要。原論文係以英文寫成，篇幅甚長，因此在1990年時發表這份中文稿子。讀者或可從當中發現對中國涉外經濟史而言，可開發的西方史料，還是個無盡的寶藏。

王業鍵先生早年就讀於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師事全漢升先生。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了幾年，然後就長期赴美，任教於肯特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1994年自該大學退休返臺，從事教學與研究。他的研究範圍完全集中在明清與近代的經濟史，著作繁夥。中文專書有《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他的大部分論文也在最近結集成《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共三冊，前兩冊收錄中文作品。本次選錄的〈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價市場的整合性分析〉，雖然也已經收錄該論文集，可是物價研究畢竟是王先生研究之精萃，而本文恰能代表他的重要成就。本文作者共同列名的尚有陳仁義和周昭宏兩位先生。前者是一位統計學家，後者是王先生的助理。這點也同時說明瞭王業鍵先生帶給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技術努力。

由於本文提到的學者，以及其他在臺灣從事中國明清與近代經濟史學者的簡歷及著作目錄，都可經由網際網路搜尋而得，我們只簡短介紹到此。

經濟史是歷史學的一支，是建構完整歷史知識所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經濟史也是廣義的經濟學的一部分，它作為經濟思想的背景知識，而經濟思想又是經濟理論的基礎。因為這樣的兩屬關係。本來具有歷史學背景或具有經濟學背景的學者都可以投入經濟史的研究，兩者之間也應該有所交流。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一段時間，的確，經濟史在臺灣的經濟學界還受到適度的重視。不過，最近幾年以來，經濟史正在迅速地從經濟學的領域退卻。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史的研究潛在地涉及經濟學的學理或數學、統計學等工具方面的問題，有特殊的困難度，近年來投身經濟史研究的歷史學家人數也有萎縮的現象。如何突破困境，發展出新的研究方向，正是目前臺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有待努力的方向。



經濟脈動 陳國棟 羅彤華 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6／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目 錄

出版說明……………………………………………………………(1)
總序…………………………………………………………邢義田(1)
導言………………………………………………羅彤華 陳國棟(1)
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
——兼論《管子‧輕重》著作的年代………………陳良佐(1)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許倬雲(36)
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劉淑芬(48)
天實荔枝道…………………………………………………嚴耕望(86)
唐代西州的布價——從物價看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趙 岡(95)
唐代和糴問題試論………………………………………羅彤華(100)
南宋的社倉………………………………………………粱庚堯(136)
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王德毅(164)
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趙雅書(193)
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蕭啓慶(230)
《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林麗月(244)
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徐 泓(260)
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張彬村(291)
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劉翠溶(317)
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陳國棟(347)
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價市場的整合性分析……王業鍵 陳仁義 周昭宏(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