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責任和目的一般都會是求真。這個想法並沒有錯，但是為什麼要求真，這纔是根本的問題。事實上，研究歷史，目的就是希望能對人類的未來，做出更完美的規劃，幫助人們創造更為光明的前程。要這麼做，歷史當然必須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面。因此，歷史求真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我們對未來的憧憬有一個更可信賴的根基。也因此，人類寫了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然而，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卻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很多學歷史的人可能對它也不甚了了。就是有一定看法的人，他們之間的觀點也往往人言人殊。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答案麼？今天我就是想就這一點做一個分析，同時提出我自己對什麼是偉大的歷史作品這樣的問題的個人看法。
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都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例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對中國歷史的崇敬和想象。錢穆的書最大的特點便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也許今天的台灣人在我們的時空一點也無法感受他那種關心，因為今天的台灣，沒有太多人能同情、理解他所提倡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和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了。事實上，我們根本懷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會創造出像共產黨或舊的國民黨那樣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本稱頌中國文明和精神的歷史已經失去了它的客觀性和吸引力了。我們自然很難認定錢穆的《國史大綱》會是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了。然而在當年的中國，錢先生的書當然是一本重要而偉大的歷史著作。
相同地，寫於拿破崙軍隊兵臨城下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這本書也曾經振奮了當時德國的國民，雖然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和自覺；開始覺得德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美好文化和歷史，並不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國的文化遜色。以前德國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寫作交談為榮，現在他們覺得這現象很慚愧，於是開始提倡用德文交談，用德文來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好締造德國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拿破崙的入侵當然引起日爾曼諸邦起來奮戰。《告德意志國民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裡，自然能激勵當時人的決心。雖然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不過，我們可以用它來代表一本能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我們知道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的理論是在德意志的地區發展出來的。簡單地說，德國人認為國家是自然和歷史的產物。所謂自然，它指的是人類生來就免不了的生存條件：他所依賴的最根本的、不可避免的環境，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是山川物產這樣的東西。就歷史條件言之，人類生來便屬於一個逃避不了的群體，這個群體以血統和語言為要素。它是這個人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是這兩個自覺的揉和而形成的。人類屬於一個他所認同的共同體，自然的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和價值都與這個共同體息息相關。同時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在自然環境上，覺得自己的鄉土永遠是最美好的，很難讓自己接受別的山川歷史。同一個共同體的人們的活動於是創造了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間／土地上面持續成長，並一代一代地繼續滋養這團體的生活條件和性格。從此而發展政府，用它來保護和維繫共同的關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歷史書自然地會表現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和價值。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很少沒有反映出這樣的精神和關心的。
上面說的民族國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發展特別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訓練出來許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多以擅長敘述德意志的歷史而聞名。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與羅馬民族的歷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這本書奠定了他的聲譽，到他死時，這本書已經一再修訂和增補，變成了長達54卷的大書。以後還有許多德國史家踵續蘭克的志業，把闡述國家的歷史當作是歷史學的中心任務。
但是蘭克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他的求真精神，更是因為他把路德教派的信仰提升到以前人們沒有想到的層面。我們都知道：德國的文學和德文的運用都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奠定的。路德所翻譯的《聖經》是最早的德文作品之一，德國人很多都是路德派的基督徒。因此一本像蘭克的這種書很自然地成了人人可以共鳴的作品。這樣的書，讀者很多，大家受它的影響，當然就傳佈很廣，變成了偉大的、人人讚不絕口的名著。
相同的，十八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寫了《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成為名著，以後馬考萊(Thomas B. Macaulay)繼續寫成《詹姆斯二世登基以後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國人崇尚英國傳統和“價值”的重要著作。英國是經歷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國家，因此對宗教的熱誠幾乎是瘋狂。到了休姆的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煩，開始覺得英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應該是在於結合各色各樣不同的價值和信念的決心和能力，而不該過分讓宗教的熱誠支配生活。因此他認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觀點不可以作為支配英國文化的唯一動力。這種反惠格(Whig)派的觀點雖然和我們今天的想法有點出入，但是由於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同情和共鳴。
接續他的馬考萊，他寫作的時代是英國帝國發展的高峰，他主張英國當時的種種成就是全人類都應該憧憬並努力模仿的對象。這樣的態度反映了當代英國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自信。也怪不得人們認為他寫出了十九世紀英國人的心聲，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但是馬考萊寫了5卷，也不過只涵蓋了17年的歷史，嚴格地說，這樣的歷史應當不會是什麼好的歷史，但是讀它的人卻非常的多。馬考萊相信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大眾。他的文字優美，提倡的正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思潮，因此洛陽紙貴，成為空前未有的巨著。讀他的書的人感到他們的理想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鼓舞和贊許，因此就使它更廣為流傳，成了人人談論的偉大作品。
但是，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只在歌頌自己國家或政府，有的是對自己的國家做出十分嚴苛批判的。事實上，對時代精神的反映並不一定必須限在國家的這個範疇。例如明末的遺民王夫之，他寫的《讀通鑑論》和《宋論》，或者黃宗羲嘔心瀝血所寫得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充分地把亡國之痛表達出來，它們反映的是當時人的真正感情，因此他們都成了非常傑出的歷史家。不會有人懷疑這些作品是偉大的作品。與他們大約同時的顧炎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顧炎武的《日知錄》表面上看來，只是一本嚴謹的、考證的書，但是它的精神在於實事求是，正好反映了明末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自覺。他們渴望從陽明心學的末流解放出來。他的這本書因此立下了治學上面的一種典範，影響了當代人以及其後兩百多年的學風。《日知錄》果然是一本能充分反映當代思潮裏，求變之心的書，它更是一本用最細膩的考證把當代人對歷史方法的反省徹底地加以發揚的一本偉大的著作。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比較明顯的、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有的史書不帶濃厚的感情，令人讀來不會覺得熱血沸騰，或者不會令人感到哀怨悲悵，但是它們仍然成了偉大的作品。這是因為他們一樣反映了時代的關心和精神的需求。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是典型的例子。一般的讀者或許會覺得羅馬歷史和十八世紀的英國在時間和空間上相距甚遠，但是，任何人讀這部書的第十五和十六兩章，馬上會注意到他對基督教的描述充分的反映了啟蒙時代的精神。這兩章特別有名，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精神和當代的宗教思想若合符節，能把時代的信念用最嚴肅而理性的文字表達了出來。
反映國家（共同體）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我認為一本偉大的歷史作品，它一定要反映國家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上面所提到錢穆的《國史大綱》除了它能充分地反映了中國人在1940年代的感受和關心之外，更因為它和當時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形成共鳴。當然，時代的關心和民族的精神不能完全分開，因為"國家"或"民族"是許多歷史作品的基本單位。但是國家和民族這兩個詞，事實上是到了十九世紀才變得重要；例如中國人從前只有天下的觀念，而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即使在宋末或明末，他們對蒙古人或滿州人的排斥或仇恨也是站在文化上的立場，頂多只能說他們用的是種族的觀念來籠統表述他們對“外族”的仇恨。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很難逃避“民族”、歷史和傳統對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很自然地支配了他的識見和判斷，也很自然地左右了他的關心。所以雖然在二十世紀後半，西方興起了許多批判國家觀念或民族主義的論述，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仔細讀這些作品，便會發現他們關心之所在還是離不開"國家"。他們所觸及的材料大多還是以國家作為範圍。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一點：我不是要在這裡鼓吹民族主義。事實上，我是最反對民族主義的，即使我自己免不了會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而常常有偏愛台灣的特點，但是我至少在意識上，絕對是認為這樣的偏見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完全沒有意思要在這裡提倡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不能否定的是偉大的歷史作品一定會反映它的基本讀者群的關心和認同。這個認同的單位很難不是國家或民族，只是如上面所說，這個單位是廣義的單位。有些人以自己的城市作為寫作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認同是跟著這個城市的。例如古代的希臘，他們的認同顯然是自己的“城邦”。我們把雅典或斯巴達稱為“國家”，這是因為伯利克理斯(Pelicles)，或者修昔底德(Thucidides)或者許許多多的雅典作家、歷史家、劇作家或思想家都是以雅典作為他們認同的對象，而相對地說，希臘反而只是一個地理名詞。這種情形在中古以降的意大利也是如此，所以梅特涅(Metternich)譏笑說意大利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寫的《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也反映相似的信念。《佛羅倫斯史》流傳了相當久，讓我們今天得以看到當時人對自己故鄉國家的看法和感情。今天，佛羅倫斯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在中古末葉，意大利不是一個國家，馬基維利的認同是在他的城市，所以他的著作很自然地以佛羅倫斯為單位，這樣當然引起當時人的喜歡和接納。
與馬基維利同時的貴奇迪尼(Guicciardini)，他也寫有一本《佛洛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但是這本書沒有完成，所以未能引起重視。另一方面，他也寫了一本《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坦白說，這本書出來時，沒有引起重視，主要是意大利人在當時對整個意大利還沒有關心和感情。這本書引起重視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由於蘭克的鼓吹。歷史學者這才開始討論為什麼貴奇迪尼在當時要寫這本書。蘭克這麼做，當然是因為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極為發達的時代，意大利也正在鼓吹統一。當貴奇迪尼寫《意大利史》時，有興趣的讀者實在不多，所以他的著作沒有受到注意，要到了十九世紀它才成了人們注意的對象。現代的西洋史學史家布萊薩(Ernst Breisach)引述十九世紀以來的學者，說貴奇迪尼的這本書，雖然精於考證，對一些事件或人物的描繪十分動人，但是缺乏“整體感”(wholeness)。我相信這裡的“整體”指的應當是意大利這個“歷史的單位”。我相信貴奇迪尼大概是沒法了解意大利是一個什麼東西。既然如此，他的書也就稱不上偉大了。
說到這裡，我們馬上想起春秋時代的許多歷史本來也都是“國史”。《春秋》一書便是魯國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對孔子來說，周室的衰微固然是他關心的所在，但是他顯然認為魯的讀者才能真正同情他的關心，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魯大概保存了大量周室的典章制度和禮儀，《春秋》如果不是魯國史，那麼它就可能湮沒無聞不能流傳，更不能成為中國和東方文明裏最重要的歷史典籍。
用國家做單位來寫歷史，那麼這個沒有比德國人的成就更高的了。我在上面說到蘭克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意識，但是它真正的偉大乃是能把日耳曼民族的新教精神，也就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教義和信仰，拿來和日耳曼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他以後的德國史家，像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hann Gustav Droysen等人，他們的作品便充分地顯示出他們對德國民族和大地的熱情和認同。事實上，近代歷史學的發展的確跟十九世紀德國追求建國或統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時的德國人鼓吹日爾曼民族的文化經驗，希望從法國文化的枷鎖解放出來。但是他們追求建國的努力，雖然締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但也帶給他們和人類全體很大的悲劇。歷史這門學問因此也常常是人們想要發揚民族或國家的榮譽下的悲劇副產品。
我在上面已經講過，近代國家觀念在中國原來是沒有的，但這並不表示中國不曾從很早的時候便有他們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認同。事實上，從很早開始，中國人的歷史便是站在所有“文明人”的整體來寫作的。《左傳》如此，《史記》也是如此，《資治通鑒》更是如此，也因此會產生“正統”的問題，因為《資治通鑒》用魏做正統，引來朱熹批評說，居然有“某年某月，蜀入寇”這樣的記載。
朱熹的批評很有意思。顯示出中國的文字和語法本來就是受到一個天下便只能有一個國家、一個正朔這樣的觀念的支配。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正統國家的歷史可以寫，其他的“國”，由於它們不是正統，不僅不許有自己的歷史，就連在人類全體的“天下”的歷史裡，它們也矮了一截。它們只能當作是正統歷史的一個“載記”，甚至於“霸史”，附帶寫上一筆就是。
傳統中國的史觀因此把天下當作是一個“共同體”。天下的歷史就變成了一個共同體的歷史。中國偉大的歷史作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或一般所說的《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這四本書都是現代中國人可以驕傲的歷史作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是以讀者所想像的共同體空間為單位來寫成的。它們可以不用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時代感或慾望，但是它們充分地和當代人對時空的想像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和當時的中國人的價值和信念結合在一起。事實上，司馬遷就表達了他對當權者漢武帝的不滿。然而，這本書對歷史的看法，對中國人的生活理想和傳統的了解，以及它的文字都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我們今天用中文的人，想要表達事情發生得很快時，往往用“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話，它就是出於司馬遷。其他還有很多的例子，顯示出這樣一本書決定了兩千年來的華人的歷史思維，教他們如何了解自己、如何表達情感、如何記憶，如何安排他們所生存的空間。總之，這本書忠實地表現出來漢初中國人對他們的共同體的想像，因此它是一本偉大的作品。
讀者當然要問：那麼《資治通鑒》呢？我認為《資治通鑒》的偉大處是因為它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對中國正統文化的關心。這本書相對於《史記》而言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主要是因為它的出發點是要讓君王實現他們統治天下的欲望。他不像《史記》一樣能忠實地、全面地把共同體生活空間的想像或記憶做出貼切的表達。它對一般老百姓，也就是人們全體的需求比較缺乏記載和關心，沒有真正的認同感。職是之故，《資治通鑒》不能和《史記》或《三國志》相比。
相同地，朱熹的《通鑒綱目》更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著作。這一點不用我多說。因為朱熹不過是修訂了司馬光的正統觀，加進了他的非常濃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釋，但是他並沒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所以連一般歷史家所作的第一道工作也沒有。這樣的書因此算不得出色，更說不上是偉大了。
當然，並不是說非要有歷史家的基本訓練和方法不可。上面我提到了一些書，它們的長處不在資料的收集、排比和考證。因此我們不必批評說朱熹沒有做這樣的初步工夫。重要的在於一本著作是不是仍然能反映一個共同體人們的基本關心，能把他們內心深處的嘆息用美好的文字和篇章表達出來。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最重要的莫過於把人們的認同用歷史發展的故事彰顯出來，使得讀這本書的人能感染到作者那種徹底的，忠實的、動人的、心底深處的感受。
現在有很多人寫台灣歷史，可惜台灣史的研究雖然出版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是還沒看到偉大的著作。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為許多治台灣史的人，他們對台灣是不是一個“共同體”還不能確定。今天台灣的處境正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是一個“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其實正是會產生偉大歷史著作的時代，只是目前我還看不到。當然，我絕對不是說一個其他國家或共同體的人不能寫出一本關於這一個共同體的偉大史著。歷史上不乏其人。以古希臘的史家為例：波利比斯(Polybius)便用希臘文寫了一本《歷史》(Histories)。本書結果流傳青史，成為偉大的著作。波利比斯是一個被羅馬俘虜的希臘學者，他對羅馬能在短短的53年之間茁壯成長，變成世界的帝國，這樣的歷史令他十分的敬佩，因此發憤要寫一本書來說明羅馬的興起。結果就是這一本希臘文的有關羅馬憲法的歷史。可見，並不是只有一國的國民、生長在那一國的文化和傳統的歷史學家才寫得出一本偉大的、關於那個國家或共同體的歷史。（未完，下期待續）（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運用生動的文字，引起讀者的共鳴
我可以斷言，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篇偉大的歷史作品不是用精彩優美的文字寫成的。司馬遷文字的美，這是不用說的了。就是《春秋》這本書，雖然它被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但是它的文字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出色，事實上，我們應該說它就是中國人乃至於東亞各國人的教育，它告訴我們道德是非的觀念。歐陽修就認為最偉大的歷史書不外是《春秋》，而他的標準之一就是《春秋》的文字。相同地，《左傳》雖然有人說它是“相砍書”，但是它敘述完整，文字生動。它對戰爭意義的分析，以及它對道德觀念的發明，都通過璀璨的文字表達出來，吸引著一代代的讀者。它因此成了中國人想像完美的人際關係，或者國邦與國邦之間關係的一本最引人入勝的歷史書。
不過中國文學批評對文字的優美重視的多在於文體，意境和目的，比較少討論文字的邏輯性或可讀性。因此傳統中國史學批評也多重視史家的道德成就和信念(即書法和義例)，他的歷史識見，以及寫作的題材，但是比較少重視問題感或文字的表達。因此我們訓練一般學生也通常不重視表達的能力，不重視如何駕馭文字。在西方，情形比較不同。學生從小就學習作文，尤其在英國，老師常常要求學生寫短文，老師逐字修改，目的是要訓練他們能使用簡潔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西方的歷史作品可讀性很高；特別是英國的作家們，他們常常寫傳記，因為傳記所需要處理的事件或史實相對的比較少，可以單線地平鋪直敘，引人入勝。一旦能寫通順的散文，那麼下一步便可以寫更為複雜的歷史。
在西方史學裏，以文字優美而著稱的，第一個人恐怕非凱撒(Caesar)莫屬。凱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到了十九世紀仍然是學拉丁文的範本。這是因為它的文字鏗鏘有力，簡潔而一針見血。這樣的文字是《高盧戰記》能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我每次提到凱撒，總不免想到他講的一句名言：“寫作就像一個水手一樣，一定要避免冷僻或少用的生字，就像水手要避免溪流裏的石頭一樣。”這話說得容易，但是反映了一個令出必行，絲毫不苟且，言而有物的大將軍的經驗。無怪乎他的書要成為拉丁文的教科書。
我上面說英國人對寫作特別重視，也因此出了許多富有文采的作家。上面所提到的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他的作品很多。他又勤於寫作，文字璀璨而華麗，用字高奇，但是不失它的流暢性，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一般地說，學者常常提到的是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這本書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自信。或許它不能說非常忠實地反映了當時英國人的普遍信仰，但是由於它言之有物，文采瑰麗，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讀者。說它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Carlyle寫作的速度驚人，他的《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也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名著；據說，他寫這本書就快完工時，突然家裡失火，把他的原稿都燒掉了。他發奮重寫，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那本書再寫了一遍。或許偉大的作品還必須包括勤勞不倦、不畏勞苦寫成的著作吧！
上面所說到的吉朋，他的文華璀璨，據他自己說，當時英國仕女的梳妝檯上都擺了他的書。
另外一位偉大的史家便是十九世紀住在瑞士巴色(Basel)的一位十分安靜、與塵世隔絕的史家。他就是在1865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特是德語區十九世紀史學的異數。他與蘭克大約同時，但是他不像蘭克那樣強調考證，也不像蘭克那樣，重視宗教的力量。他的關心毋寧是人類的想像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文明和藝術之美。在這本書裡，他對人性的尊嚴和價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就他的文字言之，由於他對美有著一種執著，所以遣詞用字都特別華麗引人。據說讀他的書的人常常廢寢忘食，與他對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歌頌感到共鳴，而神往不已。當然，布克哈特因為對藝術和文化的美有無限的愛好，因此他對人類不時會破壞它們的那種邪惡的傾向也感到憂心。他因此反而在稱讚人性的尊嚴之餘，對歷史感到悲觀。他固然憧憬人類的自由，但也感到自由如果缺乏意志力的約束，那麼一定會造成破壞。不管如何，文字的美在布克哈特的作品裡，流露無遺。
以當代英語世界的史家言之，夏瑪(Simon Schama)文字的華麗當之無愧。他出身於英國，在劍橋大學發跡，現在轉到美國發展。他的文字以艷美而高奇為特色，用字雖然深奧，卻行文流暢；一般人或許會覺得不容易讀懂，但是卻富有歷史家少有的那種同情感。他談自然與風景的書好像已經翻譯成為中文。他其他的作品有如《英國史》(A History of Britain)，《富人的慚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等書也都十分引人。我不敢說他的任何一本書是偉大的作品，但是它們都十分出色，反映了文字的重要性。
當今的美國漢學家當中，以文字取勝的以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第一。他寫了很多書，文采出眾，不在話下。他的《追尋近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文字簡潔，流暢明白。但是他的作品當中最能令人感到文字的美的應當是《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本書。人們常說，文字帶感情。史景遷的這本書，當之無愧。
當然，《左傳》，《史記》一類的書，他們的文字精彩，不在話下。只是近代中國不太重視文字和修飾，所以我實在舉不出有什麼中文的歷史著作是以文字優美取勝的。半個多世紀前，張蔭麟的《中國古代史》被認為清新流暢，因此大家都說它好。不過這本書好像現在也很少人提了。無論如何，拿它來代表一段時間的出色的作品應該是當之無愧。不過，這裡應當注意到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張蔭麟代表的是當時的理念：不害怕使用新的文字和觀念來寫歷史。文字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工具，學歷史的人應該努力不斷地對歷史按照自己的了解提出新的觀點，用新的語言來表達它們。我常常說，今天我們用“社會流動”這個字眼，不會有什麼人覺得這是什麼怪東西。但是在四十或五十年前，這樣一個詞是很奇突的，因為當時大家還不習慣。其他諸如“另類”、“典範”、或甚至於“生命預期率”，它們好像現在都已經成了中國或台灣史學界常用的字眼了。
總之，一本好的歷史，文章一定優美，能自然地、流暢地而富有情感地表達出作者本人對歷史的認識和體驗。它不一定完全用古人或其他史家的用語，相反地，它能不斷地創新，把作者的想法在流暢而優美的文字裡表達出來，吸引人去接受作者的看法。從這個觀點看來，柏楊的《中國人的歷史》豈非也是一本很好的歷史著作，或甚至於是一本偉大的著作？我如果答“是”，那麼一定要引起風波。但是，在學術的自由市場裡，這麼一本書已經奠定了它一定的地位。它是不是優秀或甚至偉大的歷史書，將來還有經過時間和專業史家的考驗和評價，不過以目前來說，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它是一文不值。
我在這裡談到了專業史學家。這個觀念很重要，因為歷史學變成一種專業是十九世紀才開始的。中國人說文史不分家，這就是說，從前的史學家基本上也是文學家，所以他們充滿了想像力，發明出皇帝和他的臣子秘密講話的內容，用來達到歷史解釋的目的。這在今天絕對是不容許的事，因為近代史學變成了一種專業，把文史徹底分開。專業歷史家反而無法讓他們的想像力奔馳，這是很可惜的地方。他們更發展出一套評定歷史作品好壞的職業標準。下面就討論什麼是專業史學上面的優秀作品。
達成專業史家的標準
如果從專業史學的標準來看，那麼在我看來，布勞德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最能合乎這標準。這本書，使用的材料之多，可以說是空前，而且整理得有條有理，言而有物。以文字言之，這套大書極為難讀，絕對不吸引人。圖表太多，根本和我們所強調的敘述完全不合。但是它代表的是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完全合乎專業史家的標準。更為重要的是他極富創造力，把以前的人所不重視的事實用十分仔細的研究來把它們鋪陳出來，從此人們就了解歷史真正應該重視的不必是王公貴族的實際，而應該重視平常人在每一天的、看似不重要、而且也好像總是不變的起居生活。布勞德這樣的識見是以前所沒有人注意到的，他影響了一整代人，因此它的新“典範”自然占據重要的地位。他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因此是偉大的作品，當之無愧。
麥耐爾William McNeill的《疾病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代表的是一種相似的關心。他也帶有深刻的創意，把歷史家對人類歷史本身最基本的關心，和他所體會到的歷史變化的本質作一個非常富有想像力的交代。這本作品強調疾病與人類歷史演化之間的關係。讓人們知道人對自己所生存的客觀環境的控制非常的有限。歷史變化受到自然、環境、疾病的影響十分大。專業的訓練和充滿想像力的眼光使得他能寫出一本優秀、出色的作品。
在近代中國的史學裏，錢穆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也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作品。這本書除了專家之外，很少人會注意他，但是它卻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作品，讓我們可以從過去讀經的狹隘眼光當中解放出來，知道中國經學的歷史充滿了造假的過程，為了要取信於人，常常偽造證據，捏造或割裂經文，漢代的情形就是如此。錢穆的書就能指出這許多的問題，把清代以來中國學者考證的結果做一個總結。讓我們今天可以站在一個更高而更為開放的立場，對中國經學發展的早期歷史有更為可靠的了解。錢穆對古代的史料掌握十分透徹，他的考證能力也是建築在清代以來中國考證學的高峰，因此這本書是開啟新典範的、影響一代人的作品，應該當之無愧。
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認為也達成了專業史學家的境界，而且富有創意，絕對是一本優秀的作品。我認為他的重要性要過於最近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為甚麼這麼說？這是因為余英時的這本書比起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富有創意，後者固然是要建立一個在歷史脈絡裡的朱熹，把朱熹當作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用他的時代來襯托出他的思想，但是畢竟知識份子的努力本來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思想史的主要典範，余英時把朱熹拿來做知識份子的代表，這當然不錯，卻畢竟算不得開拓一個新的方向。因此從嚴謹的史學的方法論和視野來看這本論朱熹的書，可以認為它比不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二十世紀對中國歷史學言之，是一個花果飄零、令人鄉愁的世紀。中國正史的傳統已經完全斷絕，現在不會再有人說要寫一部像二十世紀初年的《清史稿》那樣的正史了，甚至於連紀傳體的著作現在也已經被徹底地揚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般採用的史體都是屬於西方傳進來的散文體，以編年的紀事本末方式來寫作。就方法言之，也一定要根據一套邏輯上能站得住腳的方法論或觀點。因此可以說，如果有人用傳統的觀點和文體來著述，那麼他大約無法引起什麼人的注意，更難希望得到人家的重視。但是，如果能兼傳統和現代的長處，把握大量的資料，並用系統的眼光來考量和分析這些資料所傳達的信息，那麼，他一定可以寫出重要的著作。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攷》、《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以說是達到了這樣的標準。它們對唐代貴族勢力的分野的闡述，以及新進士與舊世族之間的鬥爭的解釋發前人所未發，支配了近代中國史學觀點數十年，說它們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
言筆至此，想起了莫米格理雅諾(Arnaldo Momigliano)對吉朋的解釋。他說吉朋的史學方法是建築在十七世紀歐洲的通儒重視博學的理想以及十八世紀啟蒙思想重視分析的學風上面，綜合兩者的長處，遂使他能寫出這麼一本重要的歷史巨著。陳寅恪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二十世紀初的羅振玉、王國維、章太炎以及陳垣也都是能在中西學術交流剛開始的時候把握舊根底，開創新視野，而發明前人所不及見的議論。順便說一下，二十世紀中國還有許多重要的歷史著作，過去我們在台灣加以排斥，這是很不幸的事。為了公平起見，我或許應該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應當算是一本在台灣沒有人重視的重要的、極為優秀的歷史著作吧。只是我們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偉大的著作都會在世界各地受到相等的對待或重視的。下面我們說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時，大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
在西方，近數十年來真正可以說得上是偉大的歷史作品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布勞德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和麥耐爾的《疾病與人》以外，很難再提出其他的著作。布勞德另外寫有《資本主義與文明》三大冊的巨著。這套書翻譯成為英文出版時，美國的《新聞周刊》還特地用了兩頁的篇幅來介紹他，盛況空前。但是從長遠的影響言之，我相信這三冊書的重要性不可能超過《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麥耐爾真正成名的著作其實是《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這本書是現代化信仰達到高峰時的作品，代表了西方進步觀念最後的衝刺，從今天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書已經不能再取信於人了。但是他的《疾病與人》卻替史學研究開創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途徑，因此這本書將會流傳長久。
論者或許要問：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呢？以目前言之，這兩位史家的聲譽可以說是跌到了谷底。他們因為在治學上面不太做第一手資料的探討和考證，只是借用別人已經研究過的成果，來闡發自己的看法，因此許多嚴謹的史家都不喜歡他們，認為他們是先有一套看法，然後才把史料套進去證明，違反了歷史學最基本求真的原則。但是在我看來，由於世界局勢最近有了重大的改變，因此一定會再有人重新談這兩個人。
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反省許多探討歷史本質和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著作。我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談論歷史學的寫作模式的、恐怕不能不會是懷特(Hayden White)的《形上歷史學》(Metahistory，又譯為《後設歷史學》、《史元》)。我認為這本書的影響至少和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樣的深遠。二十世紀的史學史，嚴格言之，是一片空白。當然，許多學者對進步的觀念提出批判，提出了各樣的疑慮，再加上受到德國歷史主義的影響，於是產生了像美國的畢爾德(Charles Beard)，貝克(Carl Becker)、意大利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以及英國的科林吾(R. G. Collingwood)一類的史學家。他們都同聲否定歷史有完美或終極的答案。不過這些人的著作沒有一本比得上懷特的《形上歷史學》。
從今天台灣的立場來看整個世界的歷史寫作，那麼，我們應當說，日本的歷史界的名著被我們完全忽視了，就好像我們不知道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樣。影響了上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十分深遠的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現在知道的人也很少。它作為一本偉大的著作是當之無愧的。它的重要性乃是因為作者在當年的氣氛之下，能本著基督徒的良心，勇敢地出來反對日本發動對華戰爭，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他這本書在學術上以深刻的見解，有條理而系統的理論和研究，來對帝國主義在台灣採行的剝削政策作嚴苛的批判。無怪乎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留學生，對他崇拜有加。矢內原忠雄後來因為言論不能見容於當時的軍國政府，被趕出了東京大學。戰後，他回到東大復職，還當了東大的總長。一本偉大的著作一定要建築在深厚的學術基礎上面，但就他這本書言之，更是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的良心。近代日本史學界的著作有很多是十分重要、或甚至於是偉大的，可惜我們知道得太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日本就十分深遠。至少有一個人應該在這裡被提到：仁井田陞。他的《唐令拾遺補》以及《中國法制史研究》都是建築在他對馬克思史學方法的徹底了解上面。它們對後代治中國法制史學者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其右者。進一步說，這些書也都是嚴謹的史學作品，代表的是最細膩的史學寫作的手法，雖然將來一定會被其他更仔細的著作超過，但是仁井田所開創的典範和途徑影響了一整代的學者，因此絕對是偉大的史家。
結論：偉大的歷史作品與優秀的歷史作品
現代世界的思想十分紛擾，令人覺得莫衷一是，後現代的思維更加強了這樣的危機感。十九世紀以來發展出來的史學規範已經被挑戰得體無完膚，因此不僅各文化或國家對於什麼是好的歷史作品或好的史學寫作的方法，看法有嚴重的歧異，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不同的人對歷史作品的評價也可以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來談什麼是當前站在台灣的立場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歷史作品，似乎不切實際。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再加上西方文明夾帶它近代化的成就，成了世界上人人都欽羨、模仿的對象，因此西方的標準就成了其他地區的標準。歷史學也是如此，西方的模式就是世界各國跟隨的對象。好壞似乎還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是，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這樣的標準已經被打破，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二十世紀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品的到現在還很難說得出來。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是二十世紀以前的著作。我雖然試著也討論二十世紀，但都是我個人的見解。不過，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束縛的。它們終會脫繭而出。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品，它們在作者在世的時候，往往受不到重視。偉大的作品是人們在生命的饗宴和命運的折磨中提煉出來的，它們必須像一道文火慢燉的佳肴，讓人們細細地品嘗，而慢慢地發現他們咀嚼的是天下的美食。它們表達的一定是人們內心最深處的體驗，用最生動、翔實的文字，像嘆息一般，輕盈地、述說那哀艷的故事。當然，史家駕馭文字，就必須也能把人性的尊嚴、人必須活下去的意志力清楚而堅強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文字一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不斷地震撼人心，鼓舞後人。希伯來聖經的許多歷史故事，就像中國的《左傳》一樣，處處表現出道德的力量、以及人在命運的折磨下所表現出來對道德信念和人性尊嚴的信心。
現代歷史學是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其訓練往往反而妨礙學者的想象力，使得他們創作的原動力受到了壓抑。專業的史家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歷史作品，但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其寫作的靈感和技術往往不是由訓練而來。除了能感受到時代的呼喚，能忠實而細膩地表達出共同體的喜怒哀樂和靈魂深處的呼喊之外，他的作品還必須能引領我們知道人類的前程，幫助人類規劃他們往前去的走向。它一定能經得起時間洪流的沖刷，歷久而常新。這纔是偉大的作品。偉大和優秀之間，畢竟還是有一個區別的：優秀的作品很多，但是偉大的作品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不是常常出現的。（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台大校友雙月刊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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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友雙月刊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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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是大家都會同意的，這就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在它剛寫成出版的時候不一定馬上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也是讀歷史的人最大的困窘。雖然各位不一定都是學歷史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讀歷史的作品，逃不掉讀歷史書的命運。並且應該說，沒有人會否認讀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人生裡十分重要的責任，也是一件很值得享受的樂趣。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關心
例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對中國歷史的崇敬和想象。錢穆的書最大的特點便是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也許今天的台灣人在我們的時空一點也無法感受他那種關心，因為今天的台灣，沒有太多人能同情、理解他所提倡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和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明了。事實上，我們根本懷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文明會創造出像共產黨或舊的國民黨那樣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本稱頌中國文明和精神的歷史已經失去了它的客觀性和吸引力了。我們自然很難認定錢穆的《國史大綱》會是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了。然而在當年的中國，錢先生的書當然是一本重要而偉大的歷史著作。
相同地，寫於拿破崙軍隊兵臨城下的《告德意志國民書》，這本書也曾經振奮了當時德國的國民，雖然當時，德國還沒有統一，但是使用德文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民族國家"的觀念和自覺；開始覺得德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美好文化和歷史，並不比被暴民推翻的法國的文化遜色。以前德國受教育的人以能用法文寫作交談為榮，現在他們覺得這現象很慚愧，於是開始提倡用德文交談，用德文來寫他們自己的歷史，好締造德國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氣氛之下，拿破崙的入侵當然引起日爾曼諸邦起來奮戰。《告德意志國民書》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裡，自然能激勵當時人的決心。雖然這本書不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不過，我們可以用它來代表一本能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我們知道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的理論是在德意志的地區發展出來的。簡單地說，德國人認為國家是自然和歷史的產物。所謂自然，它指的是人類生來就免不了的生存條件：他所依賴的最根本的、不可避免的環境，在自然條件方面，就是山川物產這樣的東西。就歷史條件言之，人類生來便屬於一個逃避不了的群體，這個群體以血統和語言為要素。它是這個人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是這兩個自覺的揉和而形成的。人類屬於一個他所認同的共同體，自然的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和價值都與這個共同體息息相關。同時把自己的歷史投射在自然環境上，覺得自己的鄉土永遠是最美好的，很難讓自己接受別的山川歷史。同一個共同體的人們的活動於是創造了這群人的文化，在一定的空間／土地上面持續成長，並一代一代地繼續滋養這團體的生活條件和性格。從此而發展政府，用它來保護和維繫共同的關心和生活的理想。一本重要的歷史書自然地會表現出這個共同體成員的精神和價值。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很少沒有反映出這樣的精神和關心的。
上面說的民族國家的信念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發展特別成熟，因此日耳曼民族訓練出來許多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多以擅長敘述德意志的歷史而聞名。蘭克(Leopold von Ranke)便是以《日耳曼與羅馬民族的歷史》(The Histories of the German and Roman Peoples)成名。這本書奠定了他的聲譽，到他死時，這本書已經一再修訂和增補，變成了長達54卷的大書。以後還有許多德國史家踵續蘭克的志業，把闡述國家的歷史當作是歷史學的中心任務。
但是蘭克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他的求真精神，更是因為他把路德教派的信仰提升到以前人們沒有想到的層面。我們都知道：德國的文學和德文的運用都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奠定的。路德所翻譯的《聖經》是最早的德文作品之一，德國人很多都是路德派的基督徒。因此一本像蘭克的這種書很自然地成了人人可以共鳴的作品。這樣的書，讀者很多，大家受它的影響，當然就傳佈很廣，變成了偉大的、人人讚不絕口的名著。
相同的，十八世紀英國的休姆(David Hume)寫了《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成為名著，以後馬考萊(Thomas B. Macaulay)繼續寫成《詹姆斯二世登基以後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Succession of James II)，也成了凝聚英國人崇尚英國傳統和“價值”的重要著作。英國是經歷宗教改革和清教徒革命的國家，因此對宗教的熱誠幾乎是瘋狂。到了休姆的時代，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厭煩，開始覺得英國的基本立國精神應該是在於結合各色各樣不同的價值和信念的決心和能力，而不該過分讓宗教的熱誠支配生活。因此他認為支持革命的自由派的觀點不可以作為支配英國文化的唯一動力。這種反惠格(Whig)派的觀點雖然和我們今天的想法有點出入，但是由於這是當時普遍的看法，所以能引起當時人的同情和共鳴。
接續他的馬考萊，他寫作的時代是英國帝國發展的高峰，他主張英國當時的種種成就是全人類都應該憧憬並努力模仿的對象。這樣的態度反映了當代英國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自信。也怪不得人們認為他寫出了十九世紀英國人的心聲，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但是馬考萊寫了5卷，也不過只涵蓋了17年的歷史，嚴格地說，這樣的歷史應當不會是什麼好的歷史，但是讀它的人卻非常的多。馬考萊相信歷史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大眾。他的文字優美，提倡的正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思潮，因此洛陽紙貴，成為空前未有的巨著。讀他的書的人感到他們的理想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鼓舞和贊許，因此就使它更廣為流傳，成了人人談論的偉大作品。
但是，並不是所有偉大的歷史著作都只在歌頌自己國家或政府，有的是對自己的國家做出十分嚴苛批判的。事實上，對時代精神的反映並不一定必須限在國家的這個範疇。例如明末的遺民王夫之，他寫的《讀通鑑論》和《宋論》，或者黃宗羲嘔心瀝血所寫得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充分地把亡國之痛表達出來，它們反映的是當時人的真正感情，因此他們都成了非常傑出的歷史家。不會有人懷疑這些作品是偉大的作品。與他們大約同時的顧炎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顧炎武的《日知錄》表面上看來，只是一本嚴謹的、考證的書，但是它的精神在於實事求是，正好反映了明末思想家在思想上的自覺。他們渴望從陽明心學的末流解放出來。他的這本書因此立下了治學上面的一種典範，影響了當代人以及其後兩百多年的學風。《日知錄》果然是一本能充分反映當代思潮裏，求變之心的書，它更是一本用最細膩的考證把當代人對歷史方法的反省徹底地加以發揚的一本偉大的著作。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比較明顯的、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但是有的史書不帶濃厚的感情，令人讀來不會覺得熱血沸騰，或者不會令人感到哀怨悲悵，但是它們仍然成了偉大的作品。這是因為他們一樣反映了時代的關心和精神的需求。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是典型的例子。一般的讀者或許會覺得羅馬歷史和十八世紀的英國在時間和空間上相距甚遠，但是，任何人讀這部書的第十五和十六兩章，馬上會注意到他對基督教的描述充分的反映了啟蒙時代的精神。這兩章特別有名，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精神和當代的宗教思想若合符節，能把時代的信念用最嚴肅而理性的文字表達了出來。
反映國家（共同體）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
我認為一本偉大的歷史作品，它一定要反映國家人民的需要和他們對自己的認同。上面所提到錢穆的《國史大綱》除了它能充分地反映了中國人在1940年代的感受和關心之外，更因為它和當時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形成共鳴。當然，時代的關心和民族的精神不能完全分開，因為"國家"或"民族"是許多歷史作品的基本單位。但是國家和民族這兩個詞，事實上是到了十九世紀才變得重要；例如中國人從前只有天下的觀念，而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即使在宋末或明末，他們對蒙古人或滿州人的排斥或仇恨也是站在文化上的立場，頂多只能說他們用的是種族的觀念來籠統表述他們對“外族”的仇恨。每一位歷史學家都很難逃避“民族”、歷史和傳統對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很自然地支配了他的識見和判斷，也很自然地左右了他的關心。所以雖然在二十世紀後半，西方興起了許多批判國家觀念或民族主義的論述，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仔細讀這些作品，便會發現他們關心之所在還是離不開"國家"。他們所觸及的材料大多還是以國家作為範圍。
我在這裡必須澄清一點：我不是要在這裡鼓吹民族主義。事實上，我是最反對民族主義的，即使我自己免不了會因為我是一個台灣人而常常有偏愛台灣的特點，但是我至少在意識上，絕對是認為這樣的偏見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完全沒有意思要在這裡提倡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不能否定的是偉大的歷史作品一定會反映它的基本讀者群的關心和認同。這個認同的單位很難不是國家或民族，只是如上面所說，這個單位是廣義的單位。有些人以自己的城市作為寫作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認同是跟著這個城市的。例如古代的希臘，他們的認同顯然是自己的“城邦”。我們把雅典或斯巴達稱為“國家”，這是因為伯利克理斯(Pelicles)，或者修昔底德(Thucidides)或者許許多多的雅典作家、歷史家、劇作家或思想家都是以雅典作為他們認同的對象，而相對地說，希臘反而只是一個地理名詞。這種情形在中古以降的意大利也是如此，所以梅特涅(Metternich)譏笑說意大利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寫的《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也反映相似的信念。《佛羅倫斯史》流傳了相當久，讓我們今天得以看到當時人對自己故鄉國家的看法和感情。今天，佛羅倫斯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在中古末葉，意大利不是一個國家，馬基維利的認同是在他的城市，所以他的著作很自然地以佛羅倫斯為單位，這樣當然引起當時人的喜歡和接納。
與馬基維利同時的貴奇迪尼(Guicciardini)，他也寫有一本《佛洛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但是這本書沒有完成，所以未能引起重視。另一方面，他也寫了一本《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坦白說，這本書出來時，沒有引起重視，主要是意大利人在當時對整個意大利還沒有關心和感情。這本書引起重視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由於蘭克的鼓吹。歷史學者這才開始討論為什麼貴奇迪尼在當時要寫這本書。蘭克這麼做，當然是因為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極為發達的時代，意大利也正在鼓吹統一。當貴奇迪尼寫《意大利史》時，有興趣的讀者實在不多，所以他的著作沒有受到注意，要到了十九世紀它才成了人們注意的對象。現代的西洋史學史家布萊薩(Ernst Breisach)引述十九世紀以來的學者，說貴奇迪尼的這本書，雖然精於考證，對一些事件或人物的描繪十分動人，但是缺乏“整體感”(wholeness)。我相信這裡的“整體”指的應當是意大利這個“歷史的單位”。我相信貴奇迪尼大概是沒法了解意大利是一個什麼東西。既然如此，他的書也就稱不上偉大了。
說到這裡，我們馬上想起春秋時代的許多歷史本來也都是“國史”。《春秋》一書便是魯國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對孔子來說，周室的衰微固然是他關心的所在，但是他顯然認為魯的讀者才能真正同情他的關心，而同時我們也可以想像魯大概保存了大量周室的典章制度和禮儀，《春秋》如果不是魯國史，那麼它就可能湮沒無聞不能流傳，更不能成為中國和東方文明裏最重要的歷史典籍。
用國家做單位來寫歷史，那麼這個沒有比德國人的成就更高的了。我在上面說到蘭克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意識，但是它真正的偉大乃是能把日耳曼民族的新教精神，也就是馬丁路德的新教教義和信仰，拿來和日耳曼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他以後的德國史家，像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hann Gustav Droysen等人，他們的作品便充分地顯示出他們對德國民族和大地的熱情和認同。事實上，近代歷史學的發展的確跟十九世紀德國追求建國或統一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時的德國人鼓吹日爾曼民族的文化經驗，希望從法國文化的枷鎖解放出來。但是他們追求建國的努力，雖然締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德意志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但也帶給他們和人類全體很大的悲劇。歷史這門學問因此也常常是人們想要發揚民族或國家的榮譽下的悲劇副產品。
我在上面已經講過，近代國家觀念在中國原來是沒有的，但這並不表示中國不曾從很早的時候便有他們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認同。事實上，從很早開始，中國人的歷史便是站在所有“文明人”的整體來寫作的。《左傳》如此，《史記》也是如此，《資治通鑒》更是如此，也因此會產生“正統”的問題，因為《資治通鑒》用魏做正統，引來朱熹批評說，居然有“某年某月，蜀入寇”這樣的記載。
朱熹的批評很有意思。顯示出中國的文字和語法本來就是受到一個天下便只能有一個國家、一個正朔這樣的觀念的支配。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正統國家的歷史可以寫，其他的“國”，由於它們不是正統，不僅不許有自己的歷史，就連在人類全體的“天下”的歷史裡，它們也矮了一截。它們只能當作是正統歷史的一個“載記”，甚至於“霸史”，附帶寫上一筆就是。
傳統中國的史觀因此把天下當作是一個“共同體”。天下的歷史就變成了一個共同體的歷史。中國偉大的歷史作品有如司馬遷的《史記》，或一般所說的《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這四本書都是現代中國人可以驕傲的歷史作品。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是以讀者所想像的共同體空間為單位來寫成的。它們可以不用反映統治者個人的時代感或慾望，但是它們充分地和當代人對時空的想像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和當時的中國人的價值和信念結合在一起。事實上，司馬遷就表達了他對當權者漢武帝的不滿。然而，這本書對歷史的看法，對中國人的生活理想和傳統的了解，以及它的文字都影響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我們今天用中文的人，想要表達事情發生得很快時，往往用“說時遲，那時快”這句話，它就是出於司馬遷。其他還有很多的例子，顯示出這樣一本書決定了兩千年來的華人的歷史思維，教他們如何了解自己、如何表達情感、如何記憶，如何安排他們所生存的空間。總之，這本書忠實地表現出來漢初中國人對他們的共同體的想像，因此它是一本偉大的作品。
讀者當然要問：那麼《資治通鑒》呢？我認為《資治通鑒》的偉大處是因為它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對中國正統文化的關心。這本書相對於《史記》而言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主要是因為它的出發點是要讓君王實現他們統治天下的欲望。他不像《史記》一樣能忠實地、全面地把共同體生活空間的想像或記憶做出貼切的表達。它對一般老百姓，也就是人們全體的需求比較缺乏記載和關心，沒有真正的認同感。職是之故，《資治通鑒》不能和《史記》或《三國志》相比。
相同地，朱熹的《通鑒綱目》更不能算是偉大的歷史著作。這一點不用我多說。因為朱熹不過是修訂了司馬光的正統觀，加進了他的非常濃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釋，但是他並沒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所以連一般歷史家所作的第一道工作也沒有。這樣的書因此算不得出色，更說不上是偉大了。
當然，並不是說非要有歷史家的基本訓練和方法不可。上面我提到了一些書，它們的長處不在資料的收集、排比和考證。因此我們不必批評說朱熹沒有做這樣的初步工夫。重要的在於一本著作是不是仍然能反映一個共同體人們的基本關心，能把他們內心深處的嘆息用美好的文字和篇章表達出來。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最重要的莫過於把人們的認同用歷史發展的故事彰顯出來，使得讀這本書的人能感染到作者那種徹底的，忠實的、動人的、心底深處的感受。
現在有很多人寫台灣歷史，可惜台灣史的研究雖然出版了不少的優秀作品，但是還沒看到偉大的著作。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為許多治台灣史的人，他們對台灣是不是一個“共同體”還不能確定。今天台灣的處境正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是一個“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其實正是會產生偉大歷史著作的時代，只是目前我還看不到。當然，我絕對不是說一個其他國家或共同體的人不能寫出一本關於這一個共同體的偉大史著。歷史上不乏其人。以古希臘的史家為例：波利比斯(Polybius)便用希臘文寫了一本《歷史》(Histories)。本書結果流傳青史，成為偉大的著作。波利比斯是一個被羅馬俘虜的希臘學者，他對羅馬能在短短的53年之間茁壯成長，變成世界的帝國，這樣的歷史令他十分的敬佩，因此發憤要寫一本書來說明羅馬的興起。結果就是這一本希臘文的有關羅馬憲法的歷史。可見，並不是只有一國的國民、生長在那一國的文化和傳統的歷史學家才寫得出一本偉大的、關於那個國家或共同體的歷史。（未完，下期待續）（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運用生動的文字，引起讀者的共鳴
我可以斷言，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篇偉大的歷史作品不是用精彩優美的文字寫成的。司馬遷文字的美，這是不用說的了。就是《春秋》這本書，雖然它被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但是它的文字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出色，事實上，我們應該說它就是中國人乃至於東亞各國人的教育，它告訴我們道德是非的觀念。歐陽修就認為最偉大的歷史書不外是《春秋》，而他的標準之一就是《春秋》的文字。相同地，《左傳》雖然有人說它是“相砍書”，但是它敘述完整，文字生動。它對戰爭意義的分析，以及它對道德觀念的發明，都通過璀璨的文字表達出來，吸引著一代代的讀者。它因此成了中國人想像完美的人際關係，或者國邦與國邦之間關係的一本最引人入勝的歷史書。
不過中國文學批評對文字的優美重視的多在於文體，意境和目的，比較少討論文字的邏輯性或可讀性。因此傳統中國史學批評也多重視史家的道德成就和信念(即書法和義例)，他的歷史識見，以及寫作的題材，但是比較少重視問題感或文字的表達。因此我們訓練一般學生也通常不重視表達的能力，不重視如何駕馭文字。在西方，情形比較不同。學生從小就學習作文，尤其在英國，老師常常要求學生寫短文，老師逐字修改，目的是要訓練他們能使用簡潔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西方的歷史作品可讀性很高；特別是英國的作家們，他們常常寫傳記，因為傳記所需要處理的事件或史實相對的比較少，可以單線地平鋪直敘，引人入勝。一旦能寫通順的散文，那麼下一步便可以寫更為複雜的歷史。
在西方史學裏，以文字優美而著稱的，第一個人恐怕非凱撒(Caesar)莫屬。凱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到了十九世紀仍然是學拉丁文的範本。這是因為它的文字鏗鏘有力，簡潔而一針見血。這樣的文字是《高盧戰記》能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我每次提到凱撒，總不免想到他講的一句名言：“寫作就像一個水手一樣，一定要避免冷僻或少用的生字，就像水手要避免溪流裏的石頭一樣。”這話說得容易，但是反映了一個令出必行，絲毫不苟且，言而有物的大將軍的經驗。無怪乎他的書要成為拉丁文的教科書。
我上面說英國人對寫作特別重視，也因此出了許多富有文采的作家。上面所提到的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他的作品很多。他又勤於寫作，文字璀璨而華麗，用字高奇，但是不失它的流暢性，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一般地說，學者常常提到的是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這本書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自信。或許它不能說非常忠實地反映了當時英國人的普遍信仰，但是由於它言之有物，文采瑰麗，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讀者。說它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Carlyle寫作的速度驚人，他的《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也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名著；據說，他寫這本書就快完工時，突然家裡失火，把他的原稿都燒掉了。他發奮重寫，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那本書再寫了一遍。或許偉大的作品還必須包括勤勞不倦、不畏勞苦寫成的著作吧！
上面所說到的吉朋，他的文華璀璨，據他自己說，當時英國仕女的梳妝檯上都擺了他的書。
另外一位偉大的史家便是十九世紀住在瑞士巴色(Basel)的一位十分安靜、與塵世隔絕的史家。他就是在1865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特是德語區十九世紀史學的異數。他與蘭克大約同時，但是他不像蘭克那樣強調考證，也不像蘭克那樣，重視宗教的力量。他的關心毋寧是人類的想像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文明和藝術之美。在這本書裡，他對人性的尊嚴和價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就他的文字言之，由於他對美有著一種執著，所以遣詞用字都特別華麗引人。據說讀他的書的人常常廢寢忘食，與他對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歌頌感到共鳴，而神往不已。當然，布克哈特因為對藝術和文化的美有無限的愛好，因此他對人類不時會破壞它們的那種邪惡的傾向也感到憂心。他因此反而在稱讚人性的尊嚴之餘，對歷史感到悲觀。他固然憧憬人類的自由，但也感到自由如果缺乏意志力的約束，那麼一定會造成破壞。不管如何，文字的美在布克哈特的作品裡，流露無遺。
以當代英語世界的史家言之，夏瑪(Simon Schama)文字的華麗當之無愧。他出身於英國，在劍橋大學發跡，現在轉到美國發展。他的文字以艷美而高奇為特色，用字雖然深奧，卻行文流暢；一般人或許會覺得不容易讀懂，但是卻富有歷史家少有的那種同情感。他談自然與風景的書好像已經翻譯成為中文。他其他的作品有如《英國史》(A History of Britain)，《富人的慚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等書也都十分引人。我不敢說他的任何一本書是偉大的作品，但是它們都十分出色，反映了文字的重要性。
當今的美國漢學家當中，以文字取勝的以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第一。他寫了很多書，文采出眾，不在話下。他的《追尋近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文字簡潔，流暢明白。但是他的作品當中最能令人感到文字的美的應當是《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本書。人們常說，文字帶感情。史景遷的這本書，當之無愧。
當然，《左傳》，《史記》一類的書，他們的文字精彩，不在話下。只是近代中國不太重視文字和修飾，所以我實在舉不出有什麼中文的歷史著作是以文字優美取勝的。半個多世紀前，張蔭麟的《中國古代史》被認為清新流暢，因此大家都說它好。不過這本書好像現在也很少人提了。無論如何，拿它來代表一段時間的出色的作品應該是當之無愧。不過，這裡應當注意到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張蔭麟代表的是當時的理念：不害怕使用新的文字和觀念來寫歷史。文字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工具，學歷史的人應該努力不斷地對歷史按照自己的了解提出新的觀點，用新的語言來表達它們。我常常說，今天我們用“社會流動”這個字眼，不會有什麼人覺得這是什麼怪東西。但是在四十或五十年前，這樣一個詞是很奇突的，因為當時大家還不習慣。其他諸如“另類”、“典範”、或甚至於“生命預期率”，它們好像現在都已經成了中國或台灣史學界常用的字眼了。
總之，一本好的歷史，文章一定優美，能自然地、流暢地而富有情感地表達出作者本人對歷史的認識和體驗。它不一定完全用古人或其他史家的用語，相反地，它能不斷地創新，把作者的想法在流暢而優美的文字裡表達出來，吸引人去接受作者的看法。從這個觀點看來，柏楊的《中國人的歷史》豈非也是一本很好的歷史著作，或甚至於是一本偉大的著作？我如果答“是”，那麼一定要引起風波。但是，在學術的自由市場裡，這麼一本書已經奠定了它一定的地位。它是不是優秀或甚至偉大的歷史書，將來還有經過時間和專業史家的考驗和評價，不過以目前來說，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它是一文不值。
我在這裡談到了專業史學家。這個觀念很重要，因為歷史學變成一種專業是十九世紀才開始的。中國人說文史不分家，這就是說，從前的史學家基本上也是文學家，所以他們充滿了想像力，發明出皇帝和他的臣子秘密講話的內容，用來達到歷史解釋的目的。這在今天絕對是不容許的事，因為近代史學變成了一種專業，把文史徹底分開。專業歷史家反而無法讓他們的想像力奔馳，這是很可惜的地方。他們更發展出一套評定歷史作品好壞的職業標準。下面就討論什麼是專業史學上面的優秀作品。
達成專業史家的標準
如果從專業史學的標準來看，那麼在我看來，布勞德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最能合乎這標準。這本書，使用的材料之多，可以說是空前，而且整理得有條有理，言而有物。以文字言之，這套大書極為難讀，絕對不吸引人。圖表太多，根本和我們所強調的敘述完全不合。但是它代表的是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完全合乎專業史家的標準。更為重要的是他極富創造力，把以前的人所不重視的事實用十分仔細的研究來把它們鋪陳出來，從此人們就了解歷史真正應該重視的不必是王公貴族的實際，而應該重視平常人在每一天的、看似不重要、而且也好像總是不變的起居生活。布勞德這樣的識見是以前所沒有人注意到的，他影響了一整代人，因此它的新“典範”自然占據重要的地位。他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因此是偉大的作品，當之無愧。
麥耐爾William McNeill的《疾病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代表的是一種相似的關心。他也帶有深刻的創意，把歷史家對人類歷史本身最基本的關心，和他所體會到的歷史變化的本質作一個非常富有想像力的交代。這本作品強調疾病與人類歷史演化之間的關係。讓人們知道人對自己所生存的客觀環境的控制非常的有限。歷史變化受到自然、環境、疾病的影響十分大。專業的訓練和充滿想像力的眼光使得他能寫出一本優秀、出色的作品。
在近代中國的史學裏，錢穆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也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作品。這本書除了專家之外，很少人會注意他，但是它卻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作品，讓我們可以從過去讀經的狹隘眼光當中解放出來，知道中國經學的歷史充滿了造假的過程，為了要取信於人，常常偽造證據，捏造或割裂經文，漢代的情形就是如此。錢穆的書就能指出這許多的問題，把清代以來中國學者考證的結果做一個總結。讓我們今天可以站在一個更高而更為開放的立場，對中國經學發展的早期歷史有更為可靠的了解。錢穆對古代的史料掌握十分透徹，他的考證能力也是建築在清代以來中國考證學的高峰，因此這本書是開啟新典範的、影響一代人的作品，應該當之無愧。
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認為也達成了專業史學家的境界，而且富有創意，絕對是一本優秀的作品。我認為他的重要性要過於最近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為甚麼這麼說？這是因為余英時的這本書比起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富有創意，後者固然是要建立一個在歷史脈絡裡的朱熹，把朱熹當作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用他的時代來襯托出他的思想，但是畢竟知識份子的努力本來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思想史的主要典範，余英時把朱熹拿來做知識份子的代表，這當然不錯，卻畢竟算不得開拓一個新的方向。因此從嚴謹的史學的方法論和視野來看這本論朱熹的書，可以認為它比不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二十世紀對中國歷史學言之，是一個花果飄零、令人鄉愁的世紀。中國正史的傳統已經完全斷絕，現在不會再有人說要寫一部像二十世紀初年的《清史稿》那樣的正史了，甚至於連紀傳體的著作現在也已經被徹底地揚棄。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一般採用的史體都是屬於西方傳進來的散文體，以編年的紀事本末方式來寫作。就方法言之，也一定要根據一套邏輯上能站得住腳的方法論或觀點。因此可以說，如果有人用傳統的觀點和文體來著述，那麼他大約無法引起什麼人的注意，更難希望得到人家的重視。但是，如果能兼傳統和現代的長處，把握大量的資料，並用系統的眼光來考量和分析這些資料所傳達的信息，那麼，他一定可以寫出重要的著作。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攷》、《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以說是達到了這樣的標準。它們對唐代貴族勢力的分野的闡述，以及新進士與舊世族之間的鬥爭的解釋發前人所未發，支配了近代中國史學觀點數十年，說它們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
言筆至此，想起了莫米格理雅諾(Arnaldo Momigliano)對吉朋的解釋。他說吉朋的史學方法是建築在十七世紀歐洲的通儒重視博學的理想以及十八世紀啟蒙思想重視分析的學風上面，綜合兩者的長處，遂使他能寫出這麼一本重要的歷史巨著。陳寅恪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二十世紀初的羅振玉、王國維、章太炎以及陳垣也都是能在中西學術交流剛開始的時候把握舊根底，開創新視野，而發明前人所不及見的議論。順便說一下，二十世紀中國還有許多重要的歷史著作，過去我們在台灣加以排斥，這是很不幸的事。為了公平起見，我或許應該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應當算是一本在台灣沒有人重視的重要的、極為優秀的歷史著作吧。只是我們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偉大的著作都會在世界各地受到相等的對待或重視的。下面我們說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時，大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
在西方，近數十年來真正可以說得上是偉大的歷史作品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布勞德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和麥耐爾的《疾病與人》以外，很難再提出其他的著作。布勞德另外寫有《資本主義與文明》三大冊的巨著。這套書翻譯成為英文出版時，美國的《新聞周刊》還特地用了兩頁的篇幅來介紹他，盛況空前。但是從長遠的影響言之，我相信這三冊書的重要性不可能超過《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麥耐爾真正成名的著作其實是《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這本書是現代化信仰達到高峰時的作品，代表了西方進步觀念最後的衝刺，從今天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書已經不能再取信於人了。但是他的《疾病與人》卻替史學研究開創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途徑，因此這本書將會流傳長久。
論者或許要問：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呢？以目前言之，這兩位史家的聲譽可以說是跌到了谷底。他們因為在治學上面不太做第一手資料的探討和考證，只是借用別人已經研究過的成果，來闡發自己的看法，因此許多嚴謹的史家都不喜歡他們，認為他們是先有一套看法，然後才把史料套進去證明，違反了歷史學最基本求真的原則。但是在我看來，由於世界局勢最近有了重大的改變，因此一定會再有人重新談這兩個人。
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反省許多探討歷史本質和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著作。我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談論歷史學的寫作模式的、恐怕不能不會是懷特(Hayden White)的《形上歷史學》(Metahistory，又譯為《後設歷史學》、《史元》)。我認為這本書的影響至少和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樣的深遠。二十世紀的史學史，嚴格言之，是一片空白。當然，許多學者對進步的觀念提出批判，提出了各樣的疑慮，再加上受到德國歷史主義的影響，於是產生了像美國的畢爾德(Charles Beard)，貝克(Carl Becker)、意大利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以及英國的科林吾(R. G. Collingwood)一類的史學家。他們都同聲否定歷史有完美或終極的答案。不過這些人的著作沒有一本比得上懷特的《形上歷史學》。
從今天台灣的立場來看整個世界的歷史寫作，那麼，我們應當說，日本的歷史界的名著被我們完全忽視了，就好像我們不知道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樣。影響了上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十分深遠的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現在知道的人也很少。它作為一本偉大的著作是當之無愧的。它的重要性乃是因為作者在當年的氣氛之下，能本著基督徒的良心，勇敢地出來反對日本發動對華戰爭，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他這本書在學術上以深刻的見解，有條理而系統的理論和研究，來對帝國主義在台灣採行的剝削政策作嚴苛的批判。無怪乎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留學生，對他崇拜有加。矢內原忠雄後來因為言論不能見容於當時的軍國政府，被趕出了東京大學。戰後，他回到東大復職，還當了東大的總長。一本偉大的著作一定要建築在深厚的學術基礎上面，但就他這本書言之，更是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的良心。近代日本史學界的著作有很多是十分重要、或甚至於是偉大的，可惜我們知道得太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日本就十分深遠。至少有一個人應該在這裡被提到：仁井田陞。他的《唐令拾遺補》以及《中國法制史研究》都是建築在他對馬克思史學方法的徹底了解上面。它們對後代治中國法制史學者的影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其右者。進一步說，這些書也都是嚴謹的史學作品，代表的是最細膩的史學寫作的手法，雖然將來一定會被其他更仔細的著作超過，但是仁井田所開創的典範和途徑影響了一整代的學者，因此絕對是偉大的史家。
結論：偉大的歷史作品與優秀的歷史作品
現代世界的思想十分紛擾，令人覺得莫衷一是，後現代的思維更加強了這樣的危機感。十九世紀以來發展出來的史學規範已經被挑戰得體無完膚，因此不僅各文化或國家對於什麼是好的歷史作品或好的史學寫作的方法，看法有嚴重的歧異，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不同的人對歷史作品的評價也可以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來談什麼是當前站在台灣的立場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歷史作品，似乎不切實際。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再加上西方文明夾帶它近代化的成就，成了世界上人人都欽羨、模仿的對象，因此西方的標準就成了其他地區的標準。歷史學也是如此，西方的模式就是世界各國跟隨的對象。好壞似乎還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是，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這樣的標準已經被打破，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二十世紀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品的到現在還很難說得出來。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是二十世紀以前的著作。我雖然試著也討論二十世紀，但都是我個人的見解。不過，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束縛的。它們終會脫繭而出。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品，它們在作者在世的時候，往往受不到重視。偉大的作品是人們在生命的饗宴和命運的折磨中提煉出來的，它們必須像一道文火慢燉的佳肴，讓人們細細地品嘗，而慢慢地發現他們咀嚼的是天下的美食。它們表達的一定是人們內心最深處的體驗，用最生動、翔實的文字，像嘆息一般，輕盈地、述說那哀艷的故事。當然，史家駕馭文字，就必須也能把人性的尊嚴、人必須活下去的意志力清楚而堅強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文字一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不斷地震撼人心，鼓舞後人。希伯來聖經的許多歷史故事，就像中國的《左傳》一樣，處處表現出道德的力量、以及人在命運的折磨下所表現出來對道德信念和人性尊嚴的信心。
現代歷史學是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其訓練往往反而妨礙學者的想象力，使得他們創作的原動力受到了壓抑。專業的史家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歷史作品，但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其寫作的靈感和技術往往不是由訓練而來。除了能感受到時代的呼喚，能忠實而細膩地表達出共同體的喜怒哀樂和靈魂深處的呼喊之外，他的作品還必須能引領我們知道人類的前程，幫助人類規劃他們往前去的走向。它一定能經得起時間洪流的沖刷，歷久而常新。這纔是偉大的作品。偉大和優秀之間，畢竟還是有一個區別的：優秀的作品很多，但是偉大的作品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不是常常出現的。（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台大校友雙月刊42期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42&sn=877
台大校友雙月刊43期
http://www.alum.ntu.edu.tw/read.php?num=43&sn=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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