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歐洲近代的語言學，在梵文的發見影晌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才降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爾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別個如賽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語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測。19世紀下半的人們又注意到些個和歐洲語言全不相同的語言，如黑人的話等等，“審音之功”更大進步，成就了甚細密的實驗語音學。而一語裏面方言研究之發造，更使學者知道語言流變的因緣，所以以前比較言語學尚不過是和動物植物分類學或比較解剖學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語言學所達到的地步，已經是生物發生學、壞境學、生理學了。無論綜比的系族語學，如印度日爾曼族語學等等，或各種的專語學，如日爾曼語學、芬蘭語學、伊斯蘭語學等等，在現在都成大國。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著它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讓別人製造嗎？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西曆紀元前兩世紀的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19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況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雖然有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馬光作《通整》（遍閱舊史，旁采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鑒》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可惜長篇不存在，我們不得詳細看他們的方法，然尚有《通鑒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亂，明朝人之浮誇，不特不進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東的史學派又發了一個好端涯，但康熙以後漸漸地熄滅，無論官書和私著，都未見得開新趨向，這乃由於滿族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言語學中，中國雖然沒有普日尼，但中國語本不使中國出普日尼，而中國文字也出了《說文解字》，這書雖然現在看來只是一部沒有時代觀念，不自知說何文解何字的系統哲學，但當年總是金聲玉振的書，何況還有認識方言的輶軒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論，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辨證偽孔，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並解決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足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屍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麼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推繹說去，為什麼在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開了一個好的端緒以後，不能隨時發展，到了現在這樣落後呢？這原故本來顯然，我們可以把一句很平實的話作一個很概括的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學是這樣，在語言學和歷史學亦何嘗不然？舉例說，以《說文》為本體，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為。僅以《說文》為材料之一種，能充量地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照著司馬子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誌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之彙集，因事實之研究而更產生別個題目。所以有些從前世傳來的題目經過若干時期，不是被解決了，乃是被解散了，因為新的事實證明了舊來問題不成問題，這樣的問題不管它困了多少年的學者，一經為後來發現的事實所不許之後，自然失了它的成力問題的地位。破壞了遺傳的問題，解決了事實逼出來的問題，這學問自然進步。譬如兩《皇清經解》其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我們這些以外不再成題目，這些以內不肯捐棄任何題目，自然這學問是靜止的，是不進步的。一種學問中的題目能夠新陳代謝，則所得屆果是可以層層堆積上去，即使年代久遠，堆積眾多，究竟不覺得累贅，還可以到處出來新路，例如很發達的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如果永遠盤桓於傳留的問題，舊題不下世，新題不出生，則結果直是旋風舞而已，例如中國的所謂經學中甚多題目，如西洋的哲學。所以中國各地零零碎碎致力於歷史或語言範圍內事的人也本不少，還有些所謂整理國故的工作，不過每每因為所持住的一些題目不在關鍵中，換言之，無後世的題目，或者是自縛的題目，遂至於這些學問不見賓士的發展，只表昏黃的殘缺。（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人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己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為規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國向來有的。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後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後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它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複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複如此。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錢大昕論輕唇舌上古宋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全是，然可以重唇分出一類為輕唇，唇頭分出一類為上，竟不是全部的變遷，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錢君固說不出。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悅，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又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顧亭林研究歷史事蹟時自己觀察地形，這意思雖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傳》後一段是不是劉歆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沒有，何如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地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人士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中國史學者先沒有這些工具，哪能使得史學進步，無非靠天幫忙，這裏那裏現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卻又不一定是他們的胸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夠，更說不上整理別人的物事，如希拉（希臘）藝術如何影響中國佛教藝術，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成分如何影響到中國的物事，中國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幹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
由上列的三項看來，除幾個例外算，近幾世中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實不大進步，其所以如此自是必然的事實。在中國的語言學和歷史學當年之有光榮的歷史，正因為能開拓的用材料，後來之衰歇，正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過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坐看它毀壞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我們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這不是因為我們震懾于大權威，也不是因為我們發什麼“懷古之幽情”，正因為我們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驚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們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的。他們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事，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亭林以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的這一個觀念看得頗清楚，百詩于文籍考訂上成
那末一個偉大的模範著作，都是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這種精神在語言學和歷史學裏是必要的，是充足的。本這精神，因行功擴充材料，因時代擴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當路徑。
宗旨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
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這兩層的理由上文中已敍說，不再重複了。這三件實在是一句話，沒有客觀的地理史學或語言學的題目之精神，即所謂亭林百詩的遺訓者，是不感覺著擴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擴充不了，若不擴張工具，也不能實現這精神，處置這材料。
關於我們宗旨的負面還有幾句話要說。
（一）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專要研究“國”的東西，乃是因為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的手中方便些，因為我們前前後後對於這些材料或已經有了些研究，以後堆積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國的地質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地質地理同題，在中國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生物問題，在中國的氣象研究所所致力的，總是些中國各地氣象觀察。世界中無論哪一種歷史學或哪一種語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原來“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學“新諾邏輯”一個名詞，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裏亞邏輯同等看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要如此看嗎？果然中國還有將來，為什麼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等等不都成了國學，為什麼國學之下都僅僅是些言語、歷史、民俗等等題目？且這名詞還不通達，取所謂國學的大題目在語言學或歷史學的範圍中的而論，因為求這些題目的解決與推進，如我們上文所敘的，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勢必至於弄到不國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這層並不是名詞的爭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的表顯。（二）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我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它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果然我們同人中也有些在別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三）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哪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
這個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是大學院院長蔡先生委託在廣州的三人籌備的，現在正計畫和接洽應舉的事，已有些條隨著人的所在小小動手，卻還沒有把研究所的大體設定。稍過些時，北伐定功，破虜收京之後，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給我們許多工作進行的方便。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砌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著手凋查及佈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搜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番、疏勒，設幾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為廣州的地理位置，我們將要設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廣州。在廣州的四方是最富於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材料，漢語將來之大成全靠各種方言之研究，廣東省內及鄰省有很多種的方言，可以每種每種的細細研究，並制定表式，用語言學幫助，作比較的調查。至於人類學的材料，則漢族以外還有幾個小民族，漢族以內，有幾個不同的式和部居，這些最可寶貴的材料怕要淅漸以開化和交通的緣故而消滅，我們想趕緊著手採集。我們又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南洋之富於地質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於人類學材料，現在己漸漸為人公認。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因為南洋在一切意義上是“漢廣”。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現因我們研究所之要求及同人之祈向，想次第在兩年以內設立下列各組：各組之旨趣及計畫，以後分列刊印。
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
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
五、比較藝術。
以上歷史範圍。
六、漢語；七、西南語；
八、中央亞細亞語；九、語言學。
以上語言範圍。
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它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它材料，靠團體為它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地難，漸漸地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地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這集眾的工作中有的不過是幾個人就一題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規模的系統研究。無論範圍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功夫的，便不會流成“官書”的無聊。所有這些集眾工作的題目及附帶的計畫，後來隨時布白。希望社會上欣賞這些問題，並同情這樣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得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為有益於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於妄自生事之譏誚罷？我們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西曆紀元前兩世紀的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19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況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北南宋的人雖然有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馬光作《通整》（遍閱舊史，旁采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鑒》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可惜長篇不存在，我們不得詳細看他們的方法，然尚有《通鑒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神，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蒙元之亂，明朝人之浮誇，不特不進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東的史學派又發了一個好端涯，但康熙以後漸漸地熄滅，無論官書和私著，都未見得開新趨向，這乃由於滿族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言語學中，中國雖然沒有普日尼，但中國語本不使中國出普日尼，而中國文字也出了《說文解字》，這書雖然現在看來只是一部沒有時代觀念，不自知說何文解何字的系統哲學，但當年總是金聲玉振的書，何況還有認識方言的輶軒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論，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辨證偽孔，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並解決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足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屍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楊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麼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推繹說去，為什麼在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開了一個好的端緒以後，不能隨時發展，到了現在這樣落後呢？這原故本來顯然，我們可以把一句很平實的話作一個很概括的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學是這樣，在語言學和歷史學亦何嘗不然？舉例說，以《說文》為本體，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為。僅以《說文》為材料之一種，能充量地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照著司馬子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誌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石器時代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之彙集，因事實之研究而更產生別個題目。所以有些從前世傳來的題目經過若干時期，不是被解決了，乃是被解散了，因為新的事實證明了舊來問題不成問題，這樣的問題不管它困了多少年的學者，一經為後來發現的事實所不許之後，自然失了它的成力問題的地位。破壞了遺傳的問題，解決了事實逼出來的問題，這學問自然進步。譬如兩《皇清經解》其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我們這些以外不再成題目，這些以內不肯捐棄任何題目，自然這學問是靜止的，是不進步的。一種學問中的題目能夠新陳代謝，則所得屆果是可以層層堆積上去，即使年代久遠，堆積眾多，究竟不覺得累贅，還可以到處出來新路，例如很發達的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如果永遠盤桓於傳留的問題，舊題不下世，新題不出生，則結果直是旋風舞而已，例如中國的所謂經學中甚多題目，如西洋的哲學。所以中國各地零零碎碎致力於歷史或語言範圍內事的人也本不少，還有些所謂整理國故的工作，不過每每因為所持住的一些題目不在關鍵中，換言之，無後世的題目，或者是自縛的題目，遂至於這些學問不見賓士的發展，只表昏黃的殘缺。（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人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諸史外國傳考證》，遠不如沙萬君之譯外國傳，玉連之解《大唐西域記》，高幾耶之注《馬哥博羅遊記》，米勒之發讀回紇文書，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己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為規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國向來有的。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說文》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說文》，近年孫詒讓、王國維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後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後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曹操設“發塚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它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複任其擱置，一面則談整理國故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鬥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複如此。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錢大昕論輕唇舌上古宋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全是，然可以重唇分出一類為輕唇，唇頭分出一類為上，竟不是全部的變遷，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錢君固說不出。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悅，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又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顧亭林研究歷史事蹟時自己觀察地形，這意思雖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傳》後一段是不是劉歆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沒有，何如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地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人士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中國史學者先沒有這些工具，哪能使得史學進步，無非靠天幫忙，這裏那裏現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卻又不一定是他們的胸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夠，更說不上整理別人的物事，如希拉（希臘）藝術如何影響中國佛教藝術，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成分如何影響到中國的物事，中國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幹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
由上列的三項看來，除幾個例外算，近幾世中中國語言學和歷史學實不大進步，其所以如此自是必然的事實。在中國的語言學和歷史學當年之有光榮的歷史，正因為能開拓的用材料，後來之衰歇，正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不過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坐看它毀壞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我們宗旨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這不是因為我們震懾于大權威，也不是因為我們發什麼“懷古之幽情”，正因為我們覺得亭林百詩在很早的時代已驚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們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的。他們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事，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亭林以語言按照時和地變遷的這一個觀念看得頗清楚，百詩于文籍考訂上成
那末一個偉大的模範著作，都是能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這種精神在語言學和歷史學裏是必要的，是充足的。本這精神，因行功擴充材料，因時代擴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當路徑。
宗旨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
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這兩層的理由上文中已敍說，不再重複了。這三件實在是一句話，沒有客觀的地理史學或語言學的題目之精神，即所謂亭林百詩的遺訓者，是不感覺著擴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擴充不了，若不擴張工具，也不能實現這精神，處置這材料。
關於我們宗旨的負面還有幾句話要說。
（一）我們反對“國故”一個觀念。如果我們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國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專要研究“國”的東西，乃是因為在中國的材料到我們的手中方便些，因為我們前前後後對於這些材料或已經有了些研究，以後堆積上研究去方便些，好比在中國的地質或地理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地質地理同題，在中國的生物研究所所致力的，總多是些中國生物問題，在中國的氣象研究所所致力的，總是些中國各地氣象觀察。世界中無論哪一種歷史學或哪一種語言學，要想做科學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這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原來“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學“新諾邏輯”一個名詞，本是和埃及脫邏輯亞西裏亞邏輯同等看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要如此看嗎？果然中國還有將來，為什麼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等等不都成了國學，為什麼國學之下都僅僅是些言語、歷史、民俗等等題目？且這名詞還不通達，取所謂國學的大題目在語言學或歷史學的範圍中的而論，因為求這些題目的解決與推進，如我們上文所敘的，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勢必至於弄到不國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這層並不是名詞的爭執，實在是精神的差異的表顯。（二）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我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它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果然我們同人中也有些在別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三）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哪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歐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們在學問上之進步，恰恰成正比例，我們希望在中國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這個反正沒有一般的用處，自然用不著去引誘別人也好這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時免不了致人於無用，且愛好的主觀過於我們的人進來時，帶進了些烏煙瘴氣，又怎麼辦？
這個歷史語言研究所，本是大學院院長蔡先生委託在廣州的三人籌備的，現在正計畫和接洽應舉的事，已有些條隨著人的所在小小動手，卻還沒有把研究所的大體設定。稍過些時，北伐定功，破虜收京之後，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廣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給我們許多工作進行的方便。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砌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域。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著手凋查及佈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第二步是洛陽一帶，將來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亞細亞各地，就脫了純中國材料之範圍了。為這一些工作及隨時搜集之方便，我們想在洛陽或西安、敦煌或吐魯番、疏勒，設幾十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因為廣州的地理位置，我們將要設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廣州。在廣州的四方是最富於語言學和人類學的材料，漢語將來之大成全靠各種方言之研究，廣東省內及鄰省有很多種的方言，可以每種每種的細細研究，並制定表式，用語言學幫助，作比較的調查。至於人類學的材料，則漢族以外還有幾個小民族，漢族以內，有幾個不同的式和部居，這些最可寶貴的材料怕要淅漸以開化和交通的緣故而消滅，我們想趕緊著手採集。我們又希望數年以後能在廣州發達南洋學：南洋之富於地質生物的材料，是早己著名的了；南洋之富於人類學材料，現在己漸漸為人公認。南洋學應該是中國人的學問，因為南洋在一切意義上是“漢廣”。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現因我們研究所之要求及同人之祈向，想次第在兩年以內設立下列各組：各組之旨趣及計畫，以後分列刊印。
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
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
五、比較藝術。
以上歷史範圍。
六、漢語；七、西南語；
八、中央亞細亞語；九、語言學。
以上語言範圍。
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它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它材料，靠團體為它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地難，漸漸地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地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這集眾的工作中有的不過是幾個人就一題目之合作，有的可就是有規模的系統研究。無論範圍大小，只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功夫的，便不會流成“官書”的無聊。所有這些集眾工作的題目及附帶的計畫，後來隨時布白。希望社會上欣賞這些問題，並同情這樣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得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為有益於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於妄自生事之譏誚罷？我們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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