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古今中外皆如此，當政治權力結構因彼此師心自用，造成「政治」被既得利益「綁架」，無法解決現有權力結構所造成的僵局和亂局，體制將因而遲滯、僵化，甚至如日本《讀賣新聞》所描寫的已「僵死化」了。
從去年的「高捷」案以來，「台開案」、「ＳＯＧＯ禮券案」、「第一夫人珠寶案」、「國務機要費發票案」，陳水扁總統就在「合法性」受質疑、「正當性」持續耗損中，面臨著國家「合理統治」愈來愈難以運作的危機。但在藍、綠政黨各自的師心自用中，既不能讓多數人信任，又無法「罷免」，也不敢「倒閣」或「彈劾」，所有憲政體制賦予的各種解決機制，都無法在國會和現有政治結構中有所進展。台灣的「政治」部門已無法有效地呼應過半數以上人民對當權者失去「信任」的危機，也無法有效和人民對話，化解危機。積累的不信任，讓各種正常運作都受到質疑，國家機器陷入了長期空轉，找不到出路。
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人民，更會有智慧去創造新的風潮。無法紓解的政治危機，一些人可能會因此更疏離，也可能產生憤怒。憤怒的積累未必是壞事，「憤怒」能讓「第三部門」社會力奮起「補位」，透過人民力量展現，施壓給失職與錯誤的自利政治部門，才可能讓政治的僵局發生新的缺口，政治結構產生「質變」，不但有機會讓僵局化解，還可能帶動政治的進步。
公民覺醒，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
最近的台灣，就讓人看到了「第三部門」社會力已經成了風潮。
「七一五」所謂「親綠」學者發聲，「老綠」施明德等部分美麗島與民進黨前輩號召發起的「反貪腐倒扁」力量驚人，這是因社會對當前「政治部門」累積了太多的不信任，主動而自發的社會力，掀起了連兩大政黨都無法帶動的波濤。
局勢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出，這運動雖然是針對政治上「陳水扁去留」的問題，它並不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三勢力」，不是要在「政治」部門中和既有勢力分一杯羹。這個運動的本質，更接近是「第三部門」社會力的「新公民運動」。
「九一五圍城」參與者，明顯呈現出這是跨黨派、跨族群、跨性別、跨階級、跨地域、跨年齡的群眾，在毫無組織動員的情況下，夜間風雨中以至少六、七十萬、號稱百萬人參與的氣勢，自發而主動地群集在台北，這起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令人震撼的事件，除了比例甚低的零星衝突外，可說是以理性開始，以和平結束。台灣公民意識確實在再度覺醒之中，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之中。
透過媒體，影像效果激起認同感
稱為「新」社會運動是因為，人民和施明德所發起的運動，從取向、組織、風格等面向，都已經呈現出社會政治學家史考特（Scott）描寫的，「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第一、這場運動是以普世價值的「反貪腐」，是以「禮義廉恥」道德之名進行的反對運動。不是為了特定階級的利益，也不是為了什麼特定族群，如「台灣人出頭天」、「軍公教免稅」、「國營事業員工福利」……之類的訴求。這場運動展現出來的，是在質疑當前的政治運作結構，想要透過民意的具體展現，轉變陷入僵局的政治結構；並非是想要針對改變體制常規，或是某些特定人士想要來分享既存的政治權力。
第二、正因為不是特定利益社群或族群參與，這場運動和許多傳統運動不同的是，它是以「非正式」、「鬆散」和「彈性」的方式所組成，避免了太複雜的層級式、科層式的組織方式。因此沒有特別具有權力的領袖，甚至對參與的成員資格，都沒有太顯著的設限。施總部運作如同「烏合之眾」，參與群眾主動發展出「輪班制」，正展現出這種特色。
第三、這場運動高度依賴、透過大眾媒體，傳達他們的訴求和抗議，並且創造了如「紅衣」、「大拇指倒豎」的手勢，使運動變成了一種「風潮」，以影像效果有效地激起了公眾的情感與認同，達到快速擴散和參與的效果。如正在各鄉各鎮的「自動開花」，祇要認同這運動，不需要核心總部的組訓，不論是外島澎湖、還是鄉間的鹿谷，甚至是海外的關島，認同的人都可以用同樣的象徵，表達他們參與的態度，甚至，群眾還有源源不絕的自發創意。
這樣的「新」社會運動，表面上被一些人譏為「嘉年華」，少了「傳統」社會運動的悲壯，或是肅穆。但它其實是歐美民主先進國家在一九六○年代後發展出來的新類型，如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或是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的「憤怒之愛」，終結了法國「第四共和」，引領法國發展出「第五共和」。一九六○年代後，歐、美、北歐和法、德的「新」社會運動，都持續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意」，迫使「政治」部門不得不低頭。
第三部門，捍衛生活世界而奮起
這類型「新社會運動」會在二十世紀末發生，哈伯瑪斯《Habermas）指出，是因為現代社會中，由於政治和經濟這兩大部門的「雙面夾殺」，往往會讓人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指社群和家庭的價值）發生岌岌可危的危機感，所以，「第三部門」社會力因而奮起，為的是要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
台灣的庶民社會中，中產階級和婦女，對「生活世界」一向最願意投入最多的關注，他們在乎教養、她們關切「品格」。當「禮義廉恥」、「反貪腐」成為運動的主訴求，一向不太願意介入政治部門的中產階級和婦女，為了捍衛他／她們早就很焦慮的「生活世界」已被太多的「政治」部門的謊言和惡意所動搖，主動而積極站了出來了，正是因為他／她們出現在街頭，執政當局雖然依然用「政治」部門邏輯在應對，但已經有不少人動搖了，願意思考應該用什麼的新態度，去面對施明德所號召出來的「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一些立委更是用「新公民運動」來稱呼這股人民的力量了。
同角度來看，原本，台灣社發起的「九一六運動」，也該值得尊重，這是一群長期以「本土價值」為生活世界核心的社會力量展現與發聲。美中不足的是，民進黨中央卻在此刻解除上街禁令，還發出「甲級動員令」，放任民進黨公職人物用「政治動員」參加這種原本是「自發性」的民間運動，因此沾染了是為了上承扁意的陰影。
更糟糕的是，「新」社會運動楬櫫的是「普世價值」，進行的是「道德訴求」，民進黨卻選擇了為了「挺」一個特定人，所以要與「反貪腐」民眾進行「對抗」。台灣社所發起的社會運動，淪為挺扁群眾的「政治」聚會，反而暴露陳水扁祇剩「鐵衛軍」的孤立危機。對抗「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也將會失去中產階級、學生、青壯年、和婦女等運動中的主力群眾。
惡意對抗，革命將成為社會試煉
甚至，民進黨還阻絕了和「新社會運動」對話的可能性，特別是民進黨主席游錫堃竟然仍運用「政治」部門的「中國人／台灣人」對立言論，鼓動以「本土價值」為核心人群的「仇恨」，想要讓一批群眾陷入「敵我分明」的認知當中，以此去化解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危機。
但是，刻意挑起這種對立，除了讓更多人更憤怒，為了捍衛「生活世界」而跳出來外，民進黨動員「鐵衛軍」迎戰「新社會運動」還可能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刺激出更激進的反彈。
因為，不滿生活世界受到動搖而嘗試「改變僵局結構」的「社會」，和耽溺於「維護現實利益」的「政治」，如果發生了相互對峙的情況，抗議，就會在這個情境中發生。抗議，要是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就能因此產生「改革」動能。
「改革」卻受到「惡意對抗」，「革命」就可能會成為整個社會必須面對的試煉。因為，當「抗議」得不到呼應，反而被「恫嚇」和「威脅」，一些人將因此而「絕望」，「騷亂」就會成了一種新的「嚮往」，這就是「暴力」的臨界線了，如果還無法獲得適當的回應，對峙再往上走，「革命」發生的機率將會愈來愈高。
正因為「抗議」發生後，啟動了社會無法再逆轉的衝擊，群眾看到了這麼多的人和他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期望祇會更升高，對於要求的實踐會更堅持。如果得不到回應，一波接一波的要求，一波接一波的行動，都不可能再退卻。因為，他們是在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退縮了，不僅僅是誰上誰下、誰獲利的問題，而是「生活世界」無法維繫的恐慌。
進場機制，政治部門的合理應對
所以，任何既存的權力結構，對於可能發展的「跳躍」，都必須付出最大的關注與瞭解，並且要合宜的對「抗議」進行對話，與「政治」機制的「再安排」；「抗議」所牽動的「跳躍」三階段，才會因為客觀局面的改變而中止。不然，鎮壓和污蔑將會引來更多的反彈，刺激「第三部門」用更大的能量，展現他們的憤怒。
台灣，正在這個臨界點了，從施明德站出來，藍、綠都看輕甚至出言譏諷中，主動參與、潮水般的人潮，卻一波接著一波湧上台灣的大街小巷、都會和鄉村，「紅花」處處開。他們既然站出來，捍衛的是「生活世界」價值，不是特定的利益；此時此刻，再討論群眾和施明德要如何「退場」已無意義了。
「進場機制」才是接下來的考驗。面對「新社會運動」成了風潮，面對一波接一波的人群浪潮，各政治領袖、各政黨要思考的是該如何「進場」？他們要考慮如何和這股風潮真誠對話。例如，國會即將開議，如何讓憲政運作找到新的可能，或是朝野有什麼新的對話，或者是藍、綠重新評估罷免、倒閣和彈劾，才該是「政治」部門面對「新社會運動」的合宜應對。
問題，「第三部門」的人民已經提出了；解答，就看「政治」部門的人，誰比較有智慧了？
徘徊在台灣上空的政治禿鷹
大規模衝突爆發，是政治大老出面，掌控全局的大好時機。在此之前，祇好看著那些「插花」的政治禿鷹不時發出刺激性的鳴叫，讓衝突升高。
文◎《新新聞》顧爾德（更多內容，詳見本期《新新聞》）
九一六的群眾挺扁大會，發生了民眾拉扯追打媒體記者的事件。這個事件引起「紅軍」抨擊「綠軍」，媒體輿論也一面倒地批評綠營領導人以及群眾。
這起事件既是個意外，也可以說是意料中之事。意外，是指它不是聚會當場的領導者刻意煽動的，事發之際民進黨立委王世堅也曾想辦法阻止群眾。而且，整個活動也祇出現對立陣營支持者間零星的幾起衝突，其中多數祇是口角之爭。
說它是意料之中，是因為連續多天媒體二十四小時報導「紅衫軍」的新聞，對於「螢光圍城」四十萬人參與，很多媒體也是以興奮而肯定的語氣或筆調來形容這場活動的「成功」。再加上綠營領導人們一再強調倒扁是「中國人欺侮台灣人」，挺扁群眾壓抑了多日，他們一旦有機會上街頭，就是要出氣，出氣就會動怒、失去理性。衝突發生的機率自然提高。也因為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高，所以事前輿論多反對執政黨動員群眾挺扁。
不論綠營群眾有多鬱卒，個別參與者對媒體的暴力舉動當然是不對的、要被譴責。更重要的是，九一六衝突卻帶來幾個很負面的效果，可能讓目前倒扁--挺扁的僵局更難解：
首先是，參與倒扁的「插花」政客藉這個衝突提高嗓門指責執政黨。這些插花政客像做著無本生意一般，去靜坐露臉，事實上無力控制群眾，也未參與決策。不過，他們會抓住機會對媒體詮釋運動，想影響局勢。相對的，一些綠營政客也不斷指責紅衫軍刻意製造麻煩。綠營政客為了抓住綠營基本支持者，祇好大聲批判紅衫軍。
其次，有了一次衝突發生，媒體更把焦點集中在可能爆發的衝突：高雄衝突大不大？台南會衝突嗎？紅衫軍再回凱達格蘭大道「散步」時是不是會遭到反制？
在政客與媒體都把焦點放在「衝突」上，倒扁、挺扁兩方運動的參與者也會意識到「衝突」是個社會關注所在。政客煽風點火，把運動推往衝突臨界點，群眾會有意無意地挑釁對方，期待對方按捺不住，製造衝突。大家都意識到，誰先引發衝突，就會被社會譴責、失去正當性。大家都在製造讓對方失去耐心的「越位陷阱」。即使施明德自制地要避免衝突，停止全島性的抗議活動，但他還是要發動十月十日的抗議。整個運動的走勢，在逼著衝突升高。
大家都在等待衝突，但被視為有正當性與能力解決這場危機的李登輝，卻強調自己是「中立」的，另一個被期待的人物林義雄也一直默不作聲，更不用提那些綠營天王以及國民黨領導人馬英九。他們是因為考量全局之後，認為自己此時介入也無法逆轉局面，所以還是在等待時機嗎？
最好的時機是什麼？衝突！
大規模衝突爆發，執政者與運動領導者沒有能力控制局面時，就是那些有企圖心（或良心）的政治大老出面，掌控全局的大好時機。
在這個大好時機來臨之前，祇能看著那些自知沒有能力主導全局，又想插花運動，以免失去日後發言權的各式政客，不時發表一些刺激言論，讓衝突升高。等到政治大老們出面排解危機，他們想必會努力爭取位置，分杯羹。
施明德做為紅衫軍的領導人，做了不少降低衝突的努力。在社會對執政者貪腐與無能不滿情緒高漲之際，施明德登高一呼成為共主，他是順勢而為，他沒有錯；祇是隨著局勢發展，那些挺扁、反扁的政治禿鷹各自藉力使力，藉運動成就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些「政治仲裁者」還在等著出手時機。施明德的壓力可想而知。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9210238+0+0+102458+1,00.html
防堵狂熱分子的力量 文◎《新新聞》楊照
成熟的警察執法態度，可以消解許多暴力危機；主辦單位用心處理狀況的原則，有利執行秩序任務，但最特別的是柔性力量發揮的影響力。
兩場龐大的群眾運動上個周末接連發生，兩批熱情群眾抱持著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張，為了強烈表達主張而走上街頭。考慮這樣的現實條件，老實說，那些被媒體誇大了的衝突摩擦，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跟「倒扁」、「挺扁」激起的情緒相比，跟幾十萬雨中圍城、幾萬雨中動員的群眾人數相比，我們真的不需憂心：「竟然有暴力衝突！」而應該慶幸：「啊，祇有這樣的一些意外場面！」
運動裡一定有狂熱分子，不管運動的訴求是什麼，如果連狂熱分子都不參加，算哪門子群眾運動？不管運動的訴求是什麼，狂熱分子都強烈主張祇有自己是對的，他們暴躁易怒，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確，不會放過任何衝突的機會。
「倒扁」的和「挺扁」的，各有各的狂熱分子。他們隨時漲紅了臉，大喊口號，並準備好要海K痛扁站在對立面的人。誰也別假裝自己的場子裡沒有這種狂熱分子，真正的重點是：有什麼力量可以防止運動被狂熱分子挾持，引爆大規模暴力流血？
一股力量當然是警察，中立的警察隔在群眾中間，讓彼此的狂熱分子對不到一起去。過去群眾運動很容易失控，更多次爆發大型衝突，一個原因就在那個年代警察太不中立了，群眾對警察缺乏基本信任，結果應該防堵暴力的警察，反而常常成了暴力引信。
成熟的警察執法態度，可以消解許多暴力危機；仔細考慮過的警力部署策略以及標準作業流程，更可以在短時間內找到衝突點，消滅暴力火源。
還有一股力量，是主辦單位的用心。不祇是事前、事中呼籲群眾冷靜，遇事疾呼「坐下」，更重要的，必須負責任地模擬預想可能發生的狀況，量力先設好處理狀況的原則，訓練夠多義工來執行秩序任務。
平心說，在這方面，「倒扁」的做法比「挺扁」的好上太多了。「挺扁」場子其實並沒有特別暴力，然而主辦單位連保護媒體現場的基本工夫都沒有想沒有做，才會使少數幾個人莫名其妙的叫囂，毫不受阻擾地就釀化成襲打主播、中止連線報導的不幸事件。
「倒扁」的這邊，還有另一項「挺扁」的那邊沒有的力量，進一步抑制了狂熱分子。
那就是大量女性參與在運動中，發揮的力量。星期六夜裡，台北車站靜坐的現場，突然出現了三面大幅國旗。「倒扁」總部規定：靜坐現場不可以帶任何旗子，然而總部人員上前勸導，帶國旗的人硬就是不接受，他們喊出種種激動的理由，非舉旗不可。僵局難堪中，一名女子對著帶國旗的人跪下，邊哭邊求他們離開，求他們不要破壞了團結的氣氛，讓阿扁稱心如意。
突如其來的「柔性力量」，逼著刺眼的國旗離場了，周圍靜坐的人爆出一陣掌聲。
真是難得，被媒體上各種粗糙粗暴語言反覆煽動的台灣社會，竟然能如此平和地度過兩場群眾運動的風暴，基本上毫髮無傷。
有一隻手隱約在招著：邀我們透過最近的群眾運動，重新瞭解台灣社會的組構與個性，在表面吵吵鬧鬧底下，骨子裡台灣到底怎麼變了，又繼續在朝哪個方向變呢？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9210212+0+0+102056+1,00.html
從去年的「高捷」案以來，「台開案」、「ＳＯＧＯ禮券案」、「第一夫人珠寶案」、「國務機要費發票案」，陳水扁總統就在「合法性」受質疑、「正當性」持續耗損中，面臨著國家「合理統治」愈來愈難以運作的危機。但在藍、綠政黨各自的師心自用中，既不能讓多數人信任，又無法「罷免」，也不敢「倒閣」或「彈劾」，所有憲政體制賦予的各種解決機制，都無法在國會和現有政治結構中有所進展。台灣的「政治」部門已無法有效地呼應過半數以上人民對當權者失去「信任」的危機，也無法有效和人民對話，化解危機。積累的不信任，讓各種正常運作都受到質疑，國家機器陷入了長期空轉，找不到出路。
生命，自然會找到出路；人民，更會有智慧去創造新的風潮。無法紓解的政治危機，一些人可能會因此更疏離，也可能產生憤怒。憤怒的積累未必是壞事，「憤怒」能讓「第三部門」社會力奮起「補位」，透過人民力量展現，施壓給失職與錯誤的自利政治部門，才可能讓政治的僵局發生新的缺口，政治結構產生「質變」，不但有機會讓僵局化解，還可能帶動政治的進步。
公民覺醒，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
最近的台灣，就讓人看到了「第三部門」社會力已經成了風潮。
「七一五」所謂「親綠」學者發聲，「老綠」施明德等部分美麗島與民進黨前輩號召發起的「反貪腐倒扁」力量驚人，這是因社會對當前「政治部門」累積了太多的不信任，主動而自發的社會力，掀起了連兩大政黨都無法帶動的波濤。
局勢愈來愈明顯地呈現出，這運動雖然是針對政治上「陳水扁去留」的問題，它並不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三勢力」，不是要在「政治」部門中和既有勢力分一杯羹。這個運動的本質，更接近是「第三部門」社會力的「新公民運動」。
「九一五圍城」參與者，明顯呈現出這是跨黨派、跨族群、跨性別、跨階級、跨地域、跨年齡的群眾，在毫無組織動員的情況下，夜間風雨中以至少六、七十萬、號稱百萬人參與的氣勢，自發而主動地群集在台北，這起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令人震撼的事件，除了比例甚低的零星衝突外，可說是以理性開始，以和平結束。台灣公民意識確實在再度覺醒之中，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發展之中。
透過媒體，影像效果激起認同感
稱為「新」社會運動是因為，人民和施明德所發起的運動，從取向、組織、風格等面向，都已經呈現出社會政治學家史考特（Scott）描寫的，「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第一、這場運動是以普世價值的「反貪腐」，是以「禮義廉恥」道德之名進行的反對運動。不是為了特定階級的利益，也不是為了什麼特定族群，如「台灣人出頭天」、「軍公教免稅」、「國營事業員工福利」……之類的訴求。這場運動展現出來的，是在質疑當前的政治運作結構，想要透過民意的具體展現，轉變陷入僵局的政治結構；並非是想要針對改變體制常規，或是某些特定人士想要來分享既存的政治權力。
第二、正因為不是特定利益社群或族群參與，這場運動和許多傳統運動不同的是，它是以「非正式」、「鬆散」和「彈性」的方式所組成，避免了太複雜的層級式、科層式的組織方式。因此沒有特別具有權力的領袖，甚至對參與的成員資格，都沒有太顯著的設限。施總部運作如同「烏合之眾」，參與群眾主動發展出「輪班制」，正展現出這種特色。
第三、這場運動高度依賴、透過大眾媒體，傳達他們的訴求和抗議，並且創造了如「紅衣」、「大拇指倒豎」的手勢，使運動變成了一種「風潮」，以影像效果有效地激起了公眾的情感與認同，達到快速擴散和參與的效果。如正在各鄉各鎮的「自動開花」，祇要認同這運動，不需要核心總部的組訓，不論是外島澎湖、還是鄉間的鹿谷，甚至是海外的關島，認同的人都可以用同樣的象徵，表達他們參與的態度，甚至，群眾還有源源不絕的自發創意。
這樣的「新」社會運動，表面上被一些人譏為「嘉年華」，少了「傳統」社會運動的悲壯，或是肅穆。但它其實是歐美民主先進國家在一九六○年代後發展出來的新類型，如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或是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的「憤怒之愛」，終結了法國「第四共和」，引領法國發展出「第五共和」。一九六○年代後，歐、美、北歐和法、德的「新」社會運動，都持續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意」，迫使「政治」部門不得不低頭。
第三部門，捍衛生活世界而奮起
這類型「新社會運動」會在二十世紀末發生，哈伯瑪斯《Habermas）指出，是因為現代社會中，由於政治和經濟這兩大部門的「雙面夾殺」，往往會讓人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指社群和家庭的價值）發生岌岌可危的危機感，所以，「第三部門」社會力因而奮起，為的是要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
台灣的庶民社會中，中產階級和婦女，對「生活世界」一向最願意投入最多的關注，他們在乎教養、她們關切「品格」。當「禮義廉恥」、「反貪腐」成為運動的主訴求，一向不太願意介入政治部門的中產階級和婦女，為了捍衛他／她們早就很焦慮的「生活世界」已被太多的「政治」部門的謊言和惡意所動搖，主動而積極站了出來了，正是因為他／她們出現在街頭，執政當局雖然依然用「政治」部門邏輯在應對，但已經有不少人動搖了，願意思考應該用什麼的新態度，去面對施明德所號召出來的「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一些立委更是用「新公民運動」來稱呼這股人民的力量了。
同角度來看，原本，台灣社發起的「九一六運動」，也該值得尊重，這是一群長期以「本土價值」為生活世界核心的社會力量展現與發聲。美中不足的是，民進黨中央卻在此刻解除上街禁令，還發出「甲級動員令」，放任民進黨公職人物用「政治動員」參加這種原本是「自發性」的民間運動，因此沾染了是為了上承扁意的陰影。
更糟糕的是，「新」社會運動楬櫫的是「普世價值」，進行的是「道德訴求」，民進黨卻選擇了為了「挺」一個特定人，所以要與「反貪腐」民眾進行「對抗」。台灣社所發起的社會運動，淪為挺扁群眾的「政治」聚會，反而暴露陳水扁祇剩「鐵衛軍」的孤立危機。對抗「新社會運動」，民進黨也將會失去中產階級、學生、青壯年、和婦女等運動中的主力群眾。
惡意對抗，革命將成為社會試煉
甚至，民進黨還阻絕了和「新社會運動」對話的可能性，特別是民進黨主席游錫堃竟然仍運用「政治」部門的「中國人／台灣人」對立言論，鼓動以「本土價值」為核心人群的「仇恨」，想要讓一批群眾陷入「敵我分明」的認知當中，以此去化解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危機。
但是，刻意挑起這種對立，除了讓更多人更憤怒，為了捍衛「生活世界」而跳出來外，民進黨動員「鐵衛軍」迎戰「新社會運動」還可能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刺激出更激進的反彈。
因為，不滿生活世界受到動搖而嘗試「改變僵局結構」的「社會」，和耽溺於「維護現實利益」的「政治」，如果發生了相互對峙的情況，抗議，就會在這個情境中發生。抗議，要是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就能因此產生「改革」動能。
「改革」卻受到「惡意對抗」，「革命」就可能會成為整個社會必須面對的試煉。因為，當「抗議」得不到呼應，反而被「恫嚇」和「威脅」，一些人將因此而「絕望」，「騷亂」就會成了一種新的「嚮往」，這就是「暴力」的臨界線了，如果還無法獲得適當的回應，對峙再往上走，「革命」發生的機率將會愈來愈高。
正因為「抗議」發生後，啟動了社會無法再逆轉的衝擊，群眾看到了這麼多的人和他們是站在「同一陣線」上，期望祇會更升高，對於要求的實踐會更堅持。如果得不到回應，一波接一波的要求，一波接一波的行動，都不可能再退卻。因為，他們是在捍衛他們的「生活世界」，退縮了，不僅僅是誰上誰下、誰獲利的問題，而是「生活世界」無法維繫的恐慌。
進場機制，政治部門的合理應對
所以，任何既存的權力結構，對於可能發展的「跳躍」，都必須付出最大的關注與瞭解，並且要合宜的對「抗議」進行對話，與「政治」機制的「再安排」；「抗議」所牽動的「跳躍」三階段，才會因為客觀局面的改變而中止。不然，鎮壓和污蔑將會引來更多的反彈，刺激「第三部門」用更大的能量，展現他們的憤怒。
台灣，正在這個臨界點了，從施明德站出來，藍、綠都看輕甚至出言譏諷中，主動參與、潮水般的人潮，卻一波接著一波湧上台灣的大街小巷、都會和鄉村，「紅花」處處開。他們既然站出來，捍衛的是「生活世界」價值，不是特定的利益；此時此刻，再討論群眾和施明德要如何「退場」已無意義了。
「進場機制」才是接下來的考驗。面對「新社會運動」成了風潮，面對一波接一波的人群浪潮，各政治領袖、各政黨要思考的是該如何「進場」？他們要考慮如何和這股風潮真誠對話。例如，國會即將開議，如何讓憲政運作找到新的可能，或是朝野有什麼新的對話，或者是藍、綠重新評估罷免、倒閣和彈劾，才該是「政治」部門面對「新社會運動」的合宜應對。
問題，「第三部門」的人民已經提出了；解答，就看「政治」部門的人，誰比較有智慧了？
徘徊在台灣上空的政治禿鷹
大規模衝突爆發，是政治大老出面，掌控全局的大好時機。在此之前，祇好看著那些「插花」的政治禿鷹不時發出刺激性的鳴叫，讓衝突升高。
文◎《新新聞》顧爾德（更多內容，詳見本期《新新聞》）
九一六的群眾挺扁大會，發生了民眾拉扯追打媒體記者的事件。這個事件引起「紅軍」抨擊「綠軍」，媒體輿論也一面倒地批評綠營領導人以及群眾。
這起事件既是個意外，也可以說是意料中之事。意外，是指它不是聚會當場的領導者刻意煽動的，事發之際民進黨立委王世堅也曾想辦法阻止群眾。而且，整個活動也祇出現對立陣營支持者間零星的幾起衝突，其中多數祇是口角之爭。
說它是意料之中，是因為連續多天媒體二十四小時報導「紅衫軍」的新聞，對於「螢光圍城」四十萬人參與，很多媒體也是以興奮而肯定的語氣或筆調來形容這場活動的「成功」。再加上綠營領導人們一再強調倒扁是「中國人欺侮台灣人」，挺扁群眾壓抑了多日，他們一旦有機會上街頭，就是要出氣，出氣就會動怒、失去理性。衝突發生的機率自然提高。也因為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高，所以事前輿論多反對執政黨動員群眾挺扁。
不論綠營群眾有多鬱卒，個別參與者對媒體的暴力舉動當然是不對的、要被譴責。更重要的是，九一六衝突卻帶來幾個很負面的效果，可能讓目前倒扁--挺扁的僵局更難解：
首先是，參與倒扁的「插花」政客藉這個衝突提高嗓門指責執政黨。這些插花政客像做著無本生意一般，去靜坐露臉，事實上無力控制群眾，也未參與決策。不過，他們會抓住機會對媒體詮釋運動，想影響局勢。相對的，一些綠營政客也不斷指責紅衫軍刻意製造麻煩。綠營政客為了抓住綠營基本支持者，祇好大聲批判紅衫軍。
其次，有了一次衝突發生，媒體更把焦點集中在可能爆發的衝突：高雄衝突大不大？台南會衝突嗎？紅衫軍再回凱達格蘭大道「散步」時是不是會遭到反制？
在政客與媒體都把焦點放在「衝突」上，倒扁、挺扁兩方運動的參與者也會意識到「衝突」是個社會關注所在。政客煽風點火，把運動推往衝突臨界點，群眾會有意無意地挑釁對方，期待對方按捺不住，製造衝突。大家都意識到，誰先引發衝突，就會被社會譴責、失去正當性。大家都在製造讓對方失去耐心的「越位陷阱」。即使施明德自制地要避免衝突，停止全島性的抗議活動，但他還是要發動十月十日的抗議。整個運動的走勢，在逼著衝突升高。
大家都在等待衝突，但被視為有正當性與能力解決這場危機的李登輝，卻強調自己是「中立」的，另一個被期待的人物林義雄也一直默不作聲，更不用提那些綠營天王以及國民黨領導人馬英九。他們是因為考量全局之後，認為自己此時介入也無法逆轉局面，所以還是在等待時機嗎？
最好的時機是什麼？衝突！
大規模衝突爆發，執政者與運動領導者沒有能力控制局面時，就是那些有企圖心（或良心）的政治大老出面，掌控全局的大好時機。
在這個大好時機來臨之前，祇能看著那些自知沒有能力主導全局，又想插花運動，以免失去日後發言權的各式政客，不時發表一些刺激言論，讓衝突升高。等到政治大老們出面排解危機，他們想必會努力爭取位置，分杯羹。
施明德做為紅衫軍的領導人，做了不少降低衝突的努力。在社會對執政者貪腐與無能不滿情緒高漲之際，施明德登高一呼成為共主，他是順勢而為，他沒有錯；祇是隨著局勢發展，那些挺扁、反扁的政治禿鷹各自藉力使力，藉運動成就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些「政治仲裁者」還在等著出手時機。施明德的壓力可想而知。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9210238+0+0+102458+1,00.html
防堵狂熱分子的力量 文◎《新新聞》楊照
成熟的警察執法態度，可以消解許多暴力危機；主辦單位用心處理狀況的原則，有利執行秩序任務，但最特別的是柔性力量發揮的影響力。
兩場龐大的群眾運動上個周末接連發生，兩批熱情群眾抱持著截然相反的政治主張，為了強烈表達主張而走上街頭。考慮這樣的現實條件，老實說，那些被媒體誇大了的衝突摩擦，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跟「倒扁」、「挺扁」激起的情緒相比，跟幾十萬雨中圍城、幾萬雨中動員的群眾人數相比，我們真的不需憂心：「竟然有暴力衝突！」而應該慶幸：「啊，祇有這樣的一些意外場面！」
運動裡一定有狂熱分子，不管運動的訴求是什麼，如果連狂熱分子都不參加，算哪門子群眾運動？不管運動的訴求是什麼，狂熱分子都強烈主張祇有自己是對的，他們暴躁易怒，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確，不會放過任何衝突的機會。
「倒扁」的和「挺扁」的，各有各的狂熱分子。他們隨時漲紅了臉，大喊口號，並準備好要海K痛扁站在對立面的人。誰也別假裝自己的場子裡沒有這種狂熱分子，真正的重點是：有什麼力量可以防止運動被狂熱分子挾持，引爆大規模暴力流血？
一股力量當然是警察，中立的警察隔在群眾中間，讓彼此的狂熱分子對不到一起去。過去群眾運動很容易失控，更多次爆發大型衝突，一個原因就在那個年代警察太不中立了，群眾對警察缺乏基本信任，結果應該防堵暴力的警察，反而常常成了暴力引信。
成熟的警察執法態度，可以消解許多暴力危機；仔細考慮過的警力部署策略以及標準作業流程，更可以在短時間內找到衝突點，消滅暴力火源。
還有一股力量，是主辦單位的用心。不祇是事前、事中呼籲群眾冷靜，遇事疾呼「坐下」，更重要的，必須負責任地模擬預想可能發生的狀況，量力先設好處理狀況的原則，訓練夠多義工來執行秩序任務。
平心說，在這方面，「倒扁」的做法比「挺扁」的好上太多了。「挺扁」場子其實並沒有特別暴力，然而主辦單位連保護媒體現場的基本工夫都沒有想沒有做，才會使少數幾個人莫名其妙的叫囂，毫不受阻擾地就釀化成襲打主播、中止連線報導的不幸事件。
「倒扁」的這邊，還有另一項「挺扁」的那邊沒有的力量，進一步抑制了狂熱分子。
那就是大量女性參與在運動中，發揮的力量。星期六夜裡，台北車站靜坐的現場，突然出現了三面大幅國旗。「倒扁」總部規定：靜坐現場不可以帶任何旗子，然而總部人員上前勸導，帶國旗的人硬就是不接受，他們喊出種種激動的理由，非舉旗不可。僵局難堪中，一名女子對著帶國旗的人跪下，邊哭邊求他們離開，求他們不要破壞了團結的氣氛，讓阿扁稱心如意。
突如其來的「柔性力量」，逼著刺眼的國旗離場了，周圍靜坐的人爆出一陣掌聲。
真是難得，被媒體上各種粗糙粗暴語言反覆煽動的台灣社會，竟然能如此平和地度過兩場群眾運動的風暴，基本上毫髮無傷。
有一隻手隱約在招著：邀我們透過最近的群眾運動，重新瞭解台灣社會的組構與個性，在表面吵吵鬧鬧底下，骨子裡台灣到底怎麼變了，又繼續在朝哪個方向變呢？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9210212+0+0+102056+1,00.html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