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近年來朝野論述爭霸的洗禮，相信包括作者在內的五年級生，多半都已能擺脫威權時代的刻板教育，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過去的大歷史。而今年的「國父誕辰」，在各方矚目下的新含意，後續影響值得正視。
這個含意的基礎是兩股日漸高漲的歷史重構，一個是孫文發動共和革命時，台灣仍屬日本領土，這是歷史事實。而我們現在也自認很友善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繼承政府。（注意：北京一九四九年時的「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原則，實際上等於拒絕繼承中華民國的國際法權利義務）。另一個認識是，儘管孫文建立的共和國一九四五年自戰敗的日本手中接過降書，接管台灣，但這一接管效力現在被認為在國際條約體系、台灣住民意願兩方面都有瑕疵。現在國家考試和教育最高行政機構把這兩點推論到底，孫文是什麼人呢？很簡單，他成了我們和世界大多數國家承認為中國的「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人。
還有孔子。如果我國已決心與各國一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獨占性代表，而孔子又是中國歷史上道統相承的神主牌。現在儒家復辟的現象在曾經搞文革、破四舊的大陸也是越來越風行。端看官方出面祭孔，黨報公然倡導儒家思想，正當性支離破碎的中共，正想用尋根返祖來強化「執政能力」。中國想接回神主牌，孔孟對號稱多元文化的台灣又早已食之無味。孔子奉還中國，在台灣作為外國聖人恐怕也就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孫文與孔子的事蹟與理念從來不是沒有爭議性的。孫文搞革命自覺力不如人，曾企圖用對列強讓步，加強集權於黨魁來達到政治目的。孔子克己復禮，不知兩性平權，改制卻要託古，對中國千年來的保守主義也難脫間接責任。把孫文與孔子當作「外國人」看，或許更能旁觀者清，避免個人崇拜，反而能體察偉人生活化的風采與會犯錯的局限。而本國推崇外國偉人，世界案例俯拾即是。台北有羅斯福路，大連有斯大林廣場，印尼棉蘭有孫逸仙路，蘇格蘭有英國將軍納爾遜紀念碑；至於美澳紐等國省分城市，延用殖民母國英國地名，案例毋庸贅述了。
現在問題不是中華民國國父與中國至聖先師兩位，究竟還是不是「就是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偉人。老實說，這個問題只需要交給權力去書寫便罷，立國精神從來不是由玄學去回答，而是政治。真正問題其實有兩個，第一是這項定位，對豐富台灣的主體性、維護台灣的尊嚴與生存是否有所幫助；第二是我們要把這種論述爭鬥引向什麼政治後果。這就不是權力論述本身所能處理的。因為權力論述本身的目的只限於壯大政治群體的權力資源。要回答上述兩項問題，需要一種冷靜澄明的心，超越三年五載的選舉風水輪盤，去綜合評估人類文明史與國際政治的大勢，才能豁然開朗，正本清源。
可惜的是，目前急忙取消孫文與孔子的中華民國護照，改發入台證的當局，似乎並不是出於豐富台灣主體性的考慮，而是以賞給孫、孔「台灣居留證」(何時撤銷也很難說)來讓國人對「敵國」文化從漸漸淡忘轉向警惕拒絕。這就超過前文所說「理解外國偉人以明得失」的良善目的。這種做法雖然短期有利於擴大一方的權力資源，或者還可以實現幾十年來若干政治家夢寐以求的最終夢想，但邏輯上、現實上卻與台灣的文化豐富性、競爭力與安全保障這些真正國民福祉的關鍵因素無關。
不只無關，狂飆「過正」的「矯枉」還可能有嚴重的反效果：使立足東亞的台灣人民對強鄰愈趨無知、盲目仇恨；對於本國傳統價值的蔑視與抵制；對於憲政民主的冷淡嘲弄；對「我群」領袖的個人崇拜與對「他者」的踐踏。這種操作下的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既未得開闊視野、擺脫禁錮之利，反而可能招來社會學家涂爾幹的「社會迷亂」(anomy)，真正危及台灣的國家根基。執政領航者出席國父紀念月會之際，不可不再三深思。
最後，監督執政的在野政勢力對釐清孫文地位，自然有不可脫卸的責任。筆者看來，現在孫文符號恐怕不僅是在野集團唯一不是「贓款」的黨產，還是將來謀求兩岸永久性和平架構的天然資源。不管孫文是哪一國人，老孫的民權均富、社會改革、國際合作觀念仍然有一定的普世價值。執政集團的矯枉過正戰略或許能助其再贏得幾輪選舉，在野政黨則應該有重回黃花崗的勇氣，寧失選舉，不輸台灣。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博士、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這個含意的基礎是兩股日漸高漲的歷史重構，一個是孫文發動共和革命時，台灣仍屬日本領土，這是歷史事實。而我們現在也自認很友善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繼承政府。（注意：北京一九四九年時的「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原則，實際上等於拒絕繼承中華民國的國際法權利義務）。另一個認識是，儘管孫文建立的共和國一九四五年自戰敗的日本手中接過降書，接管台灣，但這一接管效力現在被認為在國際條約體系、台灣住民意願兩方面都有瑕疵。現在國家考試和教育最高行政機構把這兩點推論到底，孫文是什麼人呢？很簡單，他成了我們和世界大多數國家承認為中國的「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人。
還有孔子。如果我國已決心與各國一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獨占性代表，而孔子又是中國歷史上道統相承的神主牌。現在儒家復辟的現象在曾經搞文革、破四舊的大陸也是越來越風行。端看官方出面祭孔，黨報公然倡導儒家思想，正當性支離破碎的中共，正想用尋根返祖來強化「執政能力」。中國想接回神主牌，孔孟對號稱多元文化的台灣又早已食之無味。孔子奉還中國，在台灣作為外國聖人恐怕也就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孫文與孔子的事蹟與理念從來不是沒有爭議性的。孫文搞革命自覺力不如人，曾企圖用對列強讓步，加強集權於黨魁來達到政治目的。孔子克己復禮，不知兩性平權，改制卻要託古，對中國千年來的保守主義也難脫間接責任。把孫文與孔子當作「外國人」看，或許更能旁觀者清，避免個人崇拜，反而能體察偉人生活化的風采與會犯錯的局限。而本國推崇外國偉人，世界案例俯拾即是。台北有羅斯福路，大連有斯大林廣場，印尼棉蘭有孫逸仙路，蘇格蘭有英國將軍納爾遜紀念碑；至於美澳紐等國省分城市，延用殖民母國英國地名，案例毋庸贅述了。
現在問題不是中華民國國父與中國至聖先師兩位，究竟還是不是「就是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偉人。老實說，這個問題只需要交給權力去書寫便罷，立國精神從來不是由玄學去回答，而是政治。真正問題其實有兩個，第一是這項定位，對豐富台灣的主體性、維護台灣的尊嚴與生存是否有所幫助；第二是我們要把這種論述爭鬥引向什麼政治後果。這就不是權力論述本身所能處理的。因為權力論述本身的目的只限於壯大政治群體的權力資源。要回答上述兩項問題，需要一種冷靜澄明的心，超越三年五載的選舉風水輪盤，去綜合評估人類文明史與國際政治的大勢，才能豁然開朗，正本清源。
可惜的是，目前急忙取消孫文與孔子的中華民國護照，改發入台證的當局，似乎並不是出於豐富台灣主體性的考慮，而是以賞給孫、孔「台灣居留證」(何時撤銷也很難說)來讓國人對「敵國」文化從漸漸淡忘轉向警惕拒絕。這就超過前文所說「理解外國偉人以明得失」的良善目的。這種做法雖然短期有利於擴大一方的權力資源，或者還可以實現幾十年來若干政治家夢寐以求的最終夢想，但邏輯上、現實上卻與台灣的文化豐富性、競爭力與安全保障這些真正國民福祉的關鍵因素無關。
不只無關，狂飆「過正」的「矯枉」還可能有嚴重的反效果：使立足東亞的台灣人民對強鄰愈趨無知、盲目仇恨；對於本國傳統價值的蔑視與抵制；對於憲政民主的冷淡嘲弄；對「我群」領袖的個人崇拜與對「他者」的踐踏。這種操作下的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既未得開闊視野、擺脫禁錮之利，反而可能招來社會學家涂爾幹的「社會迷亂」(anomy)，真正危及台灣的國家根基。執政領航者出席國父紀念月會之際，不可不再三深思。
最後，監督執政的在野政勢力對釐清孫文地位，自然有不可脫卸的責任。筆者看來，現在孫文符號恐怕不僅是在野集團唯一不是「贓款」的黨產，還是將來謀求兩岸永久性和平架構的天然資源。不管孫文是哪一國人，老孫的民權均富、社會改革、國際合作觀念仍然有一定的普世價值。執政集團的矯枉過正戰略或許能助其再贏得幾輪選舉，在野政黨則應該有重回黃花崗的勇氣，寧失選舉，不輸台灣。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博士、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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