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百年前，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過這麼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意思是：每個世代事實上都持續依據著自身的價值與判準，來重新詮釋歷史。問題在於：建構的思考基準與權力結構，究竟為何？如果說建構的過程是一種逃避不掉的權力支配關係，那麼，依照古典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起碼將不同的權力結構體攤開在陽光底下，由個別的行為人加以抉擇，程序上仍是公平的。
台灣自一九九○年代開始進行民主化的試驗轉型以來，舊的政治秩序與社會價值持續進行著雖稱不上劇烈，卻是有目共睹的崩解與重組。這種解組的過程先是瓦解了龐大的黨國體制，接著更試圖挑戰近半個世紀來許多被奉為正統的觀念與價值。受到挑戰的不僅僅只是大量的政治符碼而已，同時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行為準則，甚至是道德規範。既然歷史記憶本身即反映著權力的建構關係，那麼在十餘年來黨國符號的崩解過程中，接受衝撞並遭到支解，本即必然。
蔣經國去世之後，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冤案的相繼平反，已經預告了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重塑其歷史記憶的企圖心與可能性。只不過，在這場「寧靜革命」裡，台灣社會並不曾以激越極端的手段進行對歷史的清算，而是以長達十餘年的時間歲月，逐步推進著解構的過程。這種方式由於顯得相當緩慢，雖然一方面避免了震盪療法所常引發的血腥衝突，卻也產生了長期的集體不確定感。就這一點來說，比起全世界大部份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是西歐的歷史經驗，當代台灣人民的妥協性格與務實傾向，是相當明顯的。
然而，解構的過程一旦啟動，是不會半途停下來的。除非伴隨著解構而來的重行建構能夠取得新的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否則拆解到一半的歷史記憶，只會製造出更強烈的不確定感，就算台灣人民的妥協意願再高，恐怕也未必能夠承受現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高度落差。
從舊秩序的崩壞與新秩序重構的角度出發，來看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程綱要的擬訂，或許可以在純粹政治立場的表述之外，整理出較清楚的思考脈絡。最近公布的課程綱要草案，最引起爭議的，似乎是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必須寫進新歷史教科書的問題。教育部該綱要修訂小組在附錄中，明確要求新版教科書必須將「外在國際情勢變化對台灣國際地位的影響」寫進課文中，其內容包括韓戰的爆發、國際冷戰局勢的確立，舊金山和約（含條約對領土處分的效力）、「中日和約」、及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韓戰爆發與失去聯合國席次並沒有爭議，有問題的是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讓某些人士惴惴不安，直接聯想到「台灣地位未定論」。然而這種顧慮一如因噎廢食，討論戰後台灣的國際處境，誰能否認這兩紙和約的重大影響與象徵意義？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不與其他盟國一起參加舊金山和會，偏要安排在一九五二年單獨與日本在台北簽訂中日和約？為什麼日本政府在這兩個和約中絕口不提將台灣、澎湖交還給哪一個國家？甚至，吾人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過去國民黨執政時代對於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的內容諱莫若深？
說穿了，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早在一九五○年代初便已嚴重挑戰了中華民國政府聲稱為中國「正統」政權的合理性，更何況，這兩紙和約在國際政治上的深刻義涵，是「一個中國」內涵的嚴重分歧與曖昧性。如此說來，過去長期不將兩個和約的內容放進教科書中，反而是掩耳盜鈴了。
過去為了塑造代表中國「正統」而建構的歷史記憶，在徹底崩解之後勢必要經歷新的重構。新的歷史記憶不可能徹頭徹尾「去政治化」，因為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會完全將國族意識剔除。然而目前台灣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尖銳對立，卻使得教科書綱要的編寫難以適從。依照十餘年來台灣社會所採取的務實策略，相信折衷妥協仍會是最後的解決方案。衡諸現實的政治板塊，短時間內台灣恐怕還不足以真正將歷史記憶「定於一尊」。
不過從正面思考，這或許也不是壞事，以和平手段將兩千三百萬人的歷史記憶重行拆解建構，這本身就是尋找主體意識過程中的非凡事業。歷史（History）的第一因，是從尋找自己的故事開始的。教科書爭議，只不過是這個追尋過程裡的插曲。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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