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7-09-21-35616.htm
自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崛起，宁波地位则不断下降。要发展，到上海。一代代优秀的宁波人纷纷附到上海定居，于是，就有了近代著名的“宁波帮”。20世纪宁波在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分子，多出在上海滩宁波人的后裔。本文的主人公王仲荦（1913-1986）正是典型之一。他是宁波余姚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之一。关于王仲荦学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除了弟子的回忆文章外，介绍研究文章才二篇[1]，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拟以王仲荦史学为主题，做成一篇硕士论文。今年是王仲荦逝世20周年，先草成此文，以志纪念。
一、生平及治学历程
王仲荦原籍宁波余姚明伟乡，出生上海，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其祖父是一贫穷的农民，其父在姑父的资助下从余姚到上海经营商业，在一战期间赚了一些钱，但在1928年到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到破产，家庭从此衰落，此时正逢王仲荦青少年时期。
学生时代，他很喜爱古典文学，18岁开始注《西昆酬唱集》。这是一部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诗集，诗中用典甚多，在宋诗中自为一体。为了这部诗集，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就伏在妻子余风年床边（有肺病，长期卧病在床，23岁不幸因病去世），检阅典故，逐条梳理，凡《佩文韵府》等[2]，无不加以披览，这部《西昆酬唱集注》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0年，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王仲荦由于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将其收为晚年弟子。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影响，转而治史。王氏承继传统国学路子，加入了补编正史书志行列。他初准备做《两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后听说泰兴人朱铭盘书做了这项工作，于是放弃了，转而做《北周职官志》。王氏的这项活动，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支持。在章氏的指示下，他广泛参考了金石资料，草成了初稿。1935年，又贾其余勇，草成姊妹篇《北周地理志》。
1935年，王仲荦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参与创办《制言》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太炎先生因病逝世，王仲荦将太炎先生的遗著目录加以整理、发表，为后人研究太炎先生的思想提供了诸多方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王仲荦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并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职教授，教授中国通史，同时在光华大学（现华东大学前身）任教。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宣布解散，王仲荦从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王仲荦抵达昆明，任云贵督察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底，王仲荦赴重庆，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避难云南期间，无书可读，身边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因得熟读此书。这为他以后从事六朝隋唐史创造了条件。
1946年，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1947年，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王仲荦等十多位教授被解职。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后，王仲荦来到了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48年，年升教授。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转为历史系教授，时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1977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王仲荦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辑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
50年代开始，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魏晋南北隋唐史课。因为他讲一口上海话，怕北方学生听不懂，写成了80万字的讲稿。这部讲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立项，决定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由于王仲荦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自然也就受邀参加写作。1961年，《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出版，下册由于遇上“文革”，未及出版。
1955年，出版《曹操》（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王氏的学术整理期是60～70年代。1963年开始，他奉国务院令，借调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他主持南朝五史的标点工作，因此之故，他得以在北京生活了近九年时间。他负责校注了《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启功称，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以王仲荦所校点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较好。
在这段时间里，他抽空整理、写定了旧稿。1977年，送中华书局。不久，《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西昆酬唱集注》（宋人杨亿编，王仲荦注，中华书局1980年）三部书陆续出版。这三部书稿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时间，最后能完整地出版，实在不易。
1977后的精力，用于《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修订工作。1979年，形势好转，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约稿，要求出版下册。王仲荦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当年水平，25年过去，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争论非常激烈，进展很快，不可能稿子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于是王仲荦对旧稿进行大的修补，拆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著作[3]。1983年，《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写定。1988年，《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年精力，瘁此两书”[4]。
1984年，又编定了文集《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蜡华山馆丛稿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83年以后，70高龄的王仲荦，主持了《太炎先生全集》整理工作。
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20世纪50年代历史系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孙思白、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5]。他们以《文史哲》为基地,组织发起了一系列轰动史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讨论,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创造了该校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时代。80年代前期，王仲荦曾主编《历史论丛》一至五辑（齐鲁书社1980—1985年出版），看得出来，仍有发扬山东大学历史学科雄风的决心。
综观王氏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生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为己任；在治学路子上，经历了新旧的转换；重视史料，国学功底厚，受教条主义史学影响少些。在众多的老一辈史家之中，他是一个幸运人物。在动乱年代里，他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反而有机会整理古籍，业余将旧稿整理出来。这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客观条件之一。
二、治学特点
王仲荦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史学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勤勤恳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后来者学习，以便应用到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在王仲荦逝世后，启功先生曾题诗云：“直谅名闻，是为益友。精勤盖代，无愧宗师。”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王仲荦一生治学精神的体现。其治学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王仲荦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对于我国古代的名人，有影响的事件，均能够娓娓道来，或能写成文章，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浙东学术中博采的优良传统。青年时代就已将家中的五、六千册藏书都通读过了。他兴趣广泛，文学、训诂学、玄学、佛学、历史地理学、敦煌学、古籍整理等无不涉猎。
其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书，把它读的熟烂于胸。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烂熟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6]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王仲荦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读的次数多了，越读越有味道。《资治通鉴》资料珍贵，王仲荦后半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精通《资治通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三为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手，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
其四为严。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尽善尽美。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拿出来发表的，并谆谆告诫青年“不要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7]。对于自己的作品，王仲荦总是再三加以修改，有时为了一个地名的今注，为了一个典故的出处，不惜反复查找。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87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王仲荦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王仲荦以新的观点解释历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世界史后，他体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非常重要。所以王仲荦的许多观点都是新的，与前人的大不相同。当五六十年代“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不同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即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另外，他写的《曹操》一书更是第一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以后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8]。
此外，王仲荦治学有较强的现实感。他曾说：“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了解现代社会，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同样，研究现实问题要有历史感，把历史背景搞清楚，才能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正确的理解。”这个观点，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王仲荦的史学成就
王仲荦一生著述鸿丰，硕果累累，凡500万字。其著作涉及各个领域，且都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王氏弟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黄朴民教授称王仲荦的学术贡献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示人以“深”。
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9]。
在中国古代通史上的贡献
说到王仲荦在古代史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表现在古史分期上。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论，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第一次对此说进行了系统论述。王仲荦在50年代中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从社会结构、阶级成分与生产力状况等方面分析两汉魏晋社会，对魏晋封建论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王仲荦在其长篇史学论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指出：“封建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猝而就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魏晋开始，而从夏殷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在考察封建制出现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农奴阶级的产生，因为他主张“农奴阶级的确立过程，也就是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他把从夏商到战国当成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阶段，有两种社会结构，即氏族及农村公社的残余与早期奴隶制同时存在；从战国初叶到东汉末是第二个阶段，特征是农村公社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即盛行着债务奴隶制。魏晋以后，奴隶制生产方式终于为封建生产方式所替代，固有奴隶制残存也通过隶农制即屯田制的过渡形式，向封建剥削形式过渡[10]。此后，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中，有“封建关系的加强”一章，王仲荦再次叙述这个观点，而在1980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中，对魏晋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又作了更详细和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一步步走向成熟，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的认同。
他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孔子思想，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研究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成果便被收集在他的两本论文集《昔华山馆丛稿》和《昔华山馆丛稿续编》中。《蜡华山馆丛稿》一书，共包括七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便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问题，论述了魏晋封建论，包括《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以及《魏晋封建论》等五篇文章；第二部分包含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写于60年代。当时山东历史研究所发动对孔子的讨论，作者加入其中，共三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作者受《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严中平教授的启发和帮助，写了六篇文章；第四部分是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三篇，写于七十年代初期；第五部分是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共三篇，连同1948年写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共四篇；论文集的第六部分为古籍介绍；其余为第七部分，包括作者的处女作《读史札记》、《太炎二三事》等文章。而第二部论文集《蜡华山馆丛稿续编》中的《鲜卑姓氏考》和《代北姓氏考》两篇文章所涉及的姓氏问题，是王仲荦晚年用力最勤的焦点之一。在《蜡华山馆丛稿》中，曾收入对敦煌石窟发现的《氏族志》研究的三篇文章以及旧年写就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一文，《续编》中这两篇文章实际就是这一组文章的姊妹篇[11]。书中还收集了论述魏晋封建论的《关于中国奴隶里社会的瓦解与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篇文章。另外，论文集中还收入《曹操》一文，首次对曹操进行了公允评价。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断代史领域的贡献
王仲荦的专著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部巨著洋洋二百万言，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被史学界誉为两部优秀的断代史著作。这两部书奠定了新中国中古史学的基础。在老一辈史家中，他是最早适应新史学的人之一。两书出自一个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史家之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称道强汉、盛唐、大明诸朝，对于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往往忽视。而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而王仲荦一直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笔下的魏晋南北朝是江南经济大开发、民族大融合、大开放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封建论的思想在书中贯穿始终，该书全面论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等，特别是以三章之多的篇幅，描绘了该时期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无论在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史地、地理学等，还是在科学技术、绘画、书法、雕塑及音乐、舞蹈、杂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是这些辉煌的文化才有了后来唐宋时期更为繁荣灿烂的文化[12]。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期，战争频繁，动乱不断，这也是许多人把这段时间看作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的原因。然而，王仲荦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在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裹足不前了[13]。正是北方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北方农民的南迁，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 ，而江南的地方经济经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开发，在加上江南土著居民的长期辛勤劳动，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到了唐朝时期，江南的经济便由落后变为领先了。
而且，中国和四邻的友好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这样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繁荣。他还写到：“我个人有一种愿望，希图使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能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想说明三至六世纪的东方各国，并不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还都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其实他们它们是有较高的文化；而且他们之间往来频繁，包括派遣使节进行访问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友好关系是值得加以阐扬的。”[14]事实证明，王仲荦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即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他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隋唐五代史》是王仲荦的另外一部断代史力作。《隋唐五代史》篇幅很大，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持平。该书对隋唐的政府组织，例如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及宦官诛灭以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的形成都详细的加以叙述，关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发展，也详加考释。
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注重历史的大局观，注重历史的联系性，注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总是把这一段历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全过程中来考察。在说到江南经济的大开发时，王仲荦便提到这为后来的隋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也由北方开始慢慢的转向南方。而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便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联合和融合是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15]而在说到中国历史兴亡教训时，他又说：“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的终结。”[16] 把一段时期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断”中有“通”，无疑大大增加了这两部断代史的学术价值，更能有助于人们认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学术性强
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之所以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当然与其内容宏博精深有关，但与其结构严谨、体例不同凡响亦有密切的关系。拿《魏晋南北朝史》来说，该书首先以序言为纲，勾勒出作者的思想体系，然后按时间顺序及历史发展规律去谋篇布局，设置章节。无论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还是《隋唐五代史》中最突出的特色，在于每节之后的注释，注释的分量之大是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它们或者为正文补充说明或者各举相关的研究文章和参考著作，更重要的是详列大量的文献原文。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一章第四节的注（二）是关于山越的注释，竟然分类列举了43条史料，这些史料已能构成介绍山越状况文章的基本素材。而第四章十六国第一节对“乞活”军的注释，竟也多达20余条，而且还由注释得出了6条结论来阐明“乞活”的含义，而王仲荦为了这个注释翻阅的资料涉及《太平御览》、《晋书》、《资治通鉴》、《宋书》、《太平寰宇记》等多本书籍，可以想象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还有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写唐代水利，正文不过几页，一千余字，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王仲荦为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兴建的过程，根据年代先后列注20多页，达数百条，长达数万字，引用的史料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文献通考·田赋考》、《长安志》、《唐会要》、《舆地纪胜》、《元和郡县志》等多本书籍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设施的资料。由此可见，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所做的注释的价值并不亚于正文，因而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王仲荦将尽可能多的史料介绍给大家的同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所引用的史实，则采用列表的方式使之简明而又清晰，令读者一目了然。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第一节中，王仲荦将五十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反映两汉时期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况；又将16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说明东汉政府力图控制流民的努力，从而产生了化繁从约的效果。又如《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唐代的经济第二节中引敦煌出土的户籍残卷来说明唐代均田制受田不足的情况，也是通过列表的方式来表达的，而这也说明了王仲荦的书中也注意了对考古资料的应用；《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就引用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来说明当时高昌市场上纺织品的出售价格，又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七章第五节引敦煌文书《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记帐残卷》论证西魏时期的均田制度。而且，引用的考古资料在当时都是十分新鲜的发掘成果。详细丰富的注释、大量的史料与考古资料的引用，可以说王仲荦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研究提高了一个档次[17]。
历史叙事的完善
我国历史悠久，记载历史的书籍是多之又多，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纪事末本体史书，无不是采用历史叙事的形式来重现当年的历史。19世纪末以来，史家们开始尝试用章节体来历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忙于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50年代以后，断代史的编纂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断代史系列”课题上马。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正是其中两部。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是这套断代史丛书编纂的基本要求。学术性，指必须有深入研究；通俗性，指文字叙述，必须通达明了。这是作为断代史著作，作为教材，必须具备的条件。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一。王仲荦“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18]。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前身就是他讲课的讲义，此书采用的叙述形式，语言朴素易懂，就象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就能吸引读者读下去，而且虽然近百万字，但是毫不给人以历史的生硬感，读者会不知不觉的读下去，有点在面对面听王仲荦讲课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封建关系加强”这一章有这几句话：“有的同志会问：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有没有中小地主这个阶层？他们是采取哪种剥削形式来进行剥削的？我们这样答复……”，[19]这样很容易给人一种亲切感而不是以往历史著作的生硬感。而且这种叙述虽然语言朴素，但毫不失文采，书中很多地方又给人以文学小说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四章第二节写淝水之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刘牢之纵兵追击，生擒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秦军丢弃的全部军械。洛阳这一仗的胜利，对淝水战争的全局，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晋军水陆并进。苻坚同苻融登上寿阳城，看到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苻坚有点害怕了，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呀，怎么能说他们的力量弱呢！”[20]这些句子给人以柔美的感觉，而又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更不象有的历史著作全是死板板的进行历史叙事，从而读起来给人很累的感觉。而且王仲荦的著作中还运用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记言形式丰富多样，民谣、诗歌就是其中两种。其中民谣与诗歌都是人们有感于现实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而创作的，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基本认识，来反映事实的本质。如言北魏魏孝文帝迁都时对老都城平城的描述有：“时人有《悲平城》之作，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又那时歌谣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21]借民谣和诗歌道出了当时平城的荒凉，说出了北魏政权中除了少数的顽固分子，其他开明分子对平城并不留恋。再如《隋唐五代史》中论述唐中叶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有：“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毂。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22]这首诗歌把唐中叶的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也能够凝练而准确的概括出当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历史影响
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颁发了教材国优奖，在史学界获此项荣誉的，只有翦伯赞先生和王仲荦先生。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被定为我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至今，仍是这些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读的经典教材。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感谢钱茂伟教授的指导）
（原载《浙东文化集刊》2006年卷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1]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吴怀祺《要认真总结王仲荦先生的史学成就—“纪念王仲荦教授逝世10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与断想》，《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2] 王仲荦：《蜡华山馆丛稿·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第590页。
[3]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4]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6] 同上。
[7] 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以上一、二、三、五，四个特点参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9]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0]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王仲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11] 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1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 同上。
[1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 同上。
[16]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参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8]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9]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2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21]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41页。
[2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自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崛起，宁波地位则不断下降。要发展，到上海。一代代优秀的宁波人纷纷附到上海定居，于是，就有了近代著名的“宁波帮”。20世纪宁波在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分子，多出在上海滩宁波人的后裔。本文的主人公王仲荦（1913-1986）正是典型之一。他是宁波余姚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之一。关于王仲荦学术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除了弟子的回忆文章外，介绍研究文章才二篇[1]，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拟以王仲荦史学为主题，做成一篇硕士论文。今年是王仲荦逝世20周年，先草成此文，以志纪念。
一、生平及治学历程
王仲荦原籍宁波余姚明伟乡，出生上海，在上海读小学、中学、大学。其祖父是一贫穷的农民，其父在姑父的资助下从余姚到上海经营商业，在一战期间赚了一些钱，但在1928年到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到破产，家庭从此衰落，此时正逢王仲荦青少年时期。
学生时代，他很喜爱古典文学，18岁开始注《西昆酬唱集》。这是一部北宋杨亿等人唱和的诗集，诗中用典甚多，在宋诗中自为一体。为了这部诗集，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就伏在妻子余风年床边（有肺病，长期卧病在床，23岁不幸因病去世），检阅典故，逐条梳理，凡《佩文韵府》等[2]，无不加以披览，这部《西昆酬唱集注》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0年，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王仲荦由于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的赏识，将其收为晚年弟子。受章氏“读史救国”思想影响，转而治史。王氏承继传统国学路子，加入了补编正史书志行列。他初准备做《两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后听说泰兴人朱铭盘书做了这项工作，于是放弃了，转而做《北周职官志》。王氏的这项活动，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支持。在章氏的指示下，他广泛参考了金石资料，草成了初稿。1935年，又贾其余勇，草成姊妹篇《北周地理志》。
1935年，王仲荦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参与创办《制言》杂志的编辑工作。1936年，太炎先生因病逝世，王仲荦将太炎先生的遗著目录加以整理、发表，为后人研究太炎先生的思想提供了诸多方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王仲荦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并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职教授，教授中国通史，同时在光华大学（现华东大学前身）任教。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宣布解散，王仲荦从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王仲荦抵达昆明，任云贵督察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底，王仲荦赴重庆，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讲师、副教授。避难云南期间，无书可读，身边只有一部《资治通鉴》，因得熟读此书。这为他以后从事六朝隋唐史创造了条件。
1946年，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1947年，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王仲荦等十多位教授被解职。离开南京中央大学后，王仲荦来到了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1948年，年升教授。195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成立，转为历史系教授，时38岁。同年与郑宜秀结婚。1977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王仲荦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兼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辑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
50年代开始，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教魏晋南北隋唐史课。因为他讲一口上海话，怕北方学生听不懂，写成了80万字的讲稿。这部讲义，以后就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立项，决定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由于王仲荦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专家，自然也就受邀参加写作。1961年，《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出版，下册由于遇上“文革”，未及出版。
1955年，出版《曹操》（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王氏的学术整理期是60～70年代。1963年开始，他奉国务院令，借调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他主持南朝五史的标点工作，因此之故，他得以在北京生活了近九年时间。他负责校注了《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启功称，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以王仲荦所校点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为较好。
在这段时间里，他抽空整理、写定了旧稿。1977年，送中华书局。不久，《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西昆酬唱集注》（宋人杨亿编，王仲荦注，中华书局1980年）三部书陆续出版。这三部书稿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时间，最后能完整地出版，实在不易。
1977后的精力，用于《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修订工作。1979年，形势好转，上海人民出版社再次约稿，要求出版下册。王仲荦认为这部稿子只能代表当年水平，25年过去，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争论非常激烈，进展很快，不可能稿子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于是王仲荦对旧稿进行大的修补，拆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著作[3]。1983年，《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写定。1988年，《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十年精力，瘁此两书”[4]。
1984年，又编定了文集《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蜡华山馆丛稿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83年以后，70高龄的王仲荦，主持了《太炎先生全集》整理工作。
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和《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20世纪50年代历史系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孙思白、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5]。他们以《文史哲》为基地,组织发起了一系列轰动史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讨论,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创造了该校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时代。80年代前期，王仲荦曾主编《历史论丛》一至五辑（齐鲁书社1980—1985年出版），看得出来，仍有发扬山东大学历史学科雄风的决心。
综观王氏的学术道路，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生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为己任；在治学路子上，经历了新旧的转换；重视史料，国学功底厚，受教条主义史学影响少些。在众多的老一辈史家之中，他是一个幸运人物。在动乱年代里，他没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反而有机会整理古籍，业余将旧稿整理出来。这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客观条件之一。
二、治学特点
王仲荦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史学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勤勤恳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后来者学习，以便应用到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在王仲荦逝世后，启功先生曾题诗云：“直谅名闻，是为益友。精勤盖代，无愧宗师。”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王仲荦一生治学精神的体现。其治学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王仲荦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对于我国古代的名人，有影响的事件，均能够娓娓道来，或能写成文章，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浙东学术中博采的优良传统。青年时代就已将家中的五、六千册藏书都通读过了。他兴趣广泛，文学、训诂学、玄学、佛学、历史地理学、敦煌学、古籍整理等无不涉猎。
其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书，把它读的熟烂于胸。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烂熟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6]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王仲荦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读的次数多了，越读越有味道。《资治通鉴》资料珍贵，王仲荦后半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精通《资治通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三为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手，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
其四为严。王仲荦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力求尽善尽美。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拿出来发表的，并谆谆告诫青年“不要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7]。对于自己的作品，王仲荦总是再三加以修改，有时为了一个地名的今注，为了一个典故的出处，不惜反复查找。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87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王仲荦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王仲荦以新的观点解释历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世界史后，他体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非常重要。所以王仲荦的许多观点都是新的，与前人的大不相同。当五六十年代“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不同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即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另外，他写的《曹操》一书更是第一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以后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8]。
此外，王仲荦治学有较强的现实感。他曾说：“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了解现代社会，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同样，研究现实问题要有历史感，把历史背景搞清楚，才能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正确的理解。”这个观点，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王仲荦的史学成就
王仲荦一生著述鸿丰，硕果累累，凡500万字。其著作涉及各个领域，且都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王氏弟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黄朴民教授称王仲荦的学术贡献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示人以“深”。
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9]。
在中国古代通史上的贡献
说到王仲荦在古代史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表现在古史分期上。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论，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第一次对此说进行了系统论述。王仲荦在50年代中期发表《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魏晋封建论》，《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等论文，从社会结构、阶级成分与生产力状况等方面分析两汉魏晋社会，对魏晋封建论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王仲荦在其长篇史学论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指出：“封建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猝而就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魏晋开始，而从夏殷一直到东汉，都是奴隶社会。”在考察封建制出现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农奴阶级的产生，因为他主张“农奴阶级的确立过程，也就是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他把从夏商到战国当成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阶段，有两种社会结构，即氏族及农村公社的残余与早期奴隶制同时存在；从战国初叶到东汉末是第二个阶段，特征是农村公社瓦解，较发展的奴隶制开始占统治地位，即盛行着债务奴隶制。魏晋以后，奴隶制生产方式终于为封建生产方式所替代，固有奴隶制残存也通过隶农制即屯田制的过渡形式，向封建剥削形式过渡[10]。此后，1961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中，有“封建关系的加强”一章，王仲荦再次叙述这个观点，而在1980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中，对魏晋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又作了更详细和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自己的观点一步步走向成熟，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的认同。
他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孔子思想，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方面也具有相当的研究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成果便被收集在他的两本论文集《昔华山馆丛稿》和《昔华山馆丛稿续编》中。《蜡华山馆丛稿》一书，共包括七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便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问题，论述了魏晋封建论，包括《春秋战国之际的村社与休耕制度》、《两汉奴隶社会说》以及《魏晋封建论》等五篇文章；第二部分包含了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写于60年代。当时山东历史研究所发动对孔子的讨论，作者加入其中，共三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作者受《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严中平教授的启发和帮助，写了六篇文章；第四部分是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三篇，写于七十年代初期；第五部分是有关敦煌石室发现的氏族志文章，共三篇，连同1948年写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共四篇；论文集的第六部分为古籍介绍；其余为第七部分，包括作者的处女作《读史札记》、《太炎二三事》等文章。而第二部论文集《蜡华山馆丛稿续编》中的《鲜卑姓氏考》和《代北姓氏考》两篇文章所涉及的姓氏问题，是王仲荦晚年用力最勤的焦点之一。在《蜡华山馆丛稿》中，曾收入对敦煌石窟发现的《氏族志》研究的三篇文章以及旧年写就的《〈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一文，《续编》中这两篇文章实际就是这一组文章的姊妹篇[11]。书中还收集了论述魏晋封建论的《关于中国奴隶里社会的瓦解与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篇文章。另外，论文集中还收入《曹操》一文，首次对曹操进行了公允评价。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断代史领域的贡献
王仲荦的专著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两部巨著洋洋二百万言，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被史学界誉为两部优秀的断代史著作。这两部书奠定了新中国中古史学的基础。在老一辈史家中，他是最早适应新史学的人之一。两书出自一个旧时代成长起来的史家之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称道强汉、盛唐、大明诸朝，对于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往往忽视。而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而王仲荦一直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笔下的魏晋南北朝是江南经济大开发、民族大融合、大开放的时期。《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封建论的思想在书中贯穿始终，该书全面论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等，特别是以三章之多的篇幅，描绘了该时期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无论在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史地、地理学等，还是在科学技术、绘画、书法、雕塑及音乐、舞蹈、杂技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是这些辉煌的文化才有了后来唐宋时期更为繁荣灿烂的文化[12]。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期，战争频繁，动乱不断，这也是许多人把这段时间看作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的原因。然而，王仲荦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在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裹足不前了[13]。正是北方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北方农民的南迁，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 ，而江南的地方经济经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开发，在加上江南土著居民的长期辛勤劳动，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到了唐朝时期，江南的经济便由落后变为领先了。
而且，中国和四邻的友好往来是非常频繁的，这样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繁荣。他还写到：“我个人有一种愿望，希图使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能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想说明三至六世纪的东方各国，并不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那样，还都处于蒙昧落后的状态，其实他们它们是有较高的文化；而且他们之间往来频繁，包括派遣使节进行访问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友好关系是值得加以阐扬的。”[14]事实证明，王仲荦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新局面。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即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他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隋唐五代史》是王仲荦的另外一部断代史力作。《隋唐五代史》篇幅很大，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持平。该书对隋唐的政府组织，例如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及宦官诛灭以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的形成都详细的加以叙述，关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发展，也详加考释。
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注重历史的大局观，注重历史的联系性，注重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总是把这一段历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全过程中来考察。在说到江南经济的大开发时，王仲荦便提到这为后来的隋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也由北方开始慢慢的转向南方。而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便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联合和融合是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15]而在说到中国历史兴亡教训时，他又说：“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的终结。”[16] 把一段时期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断”中有“通”，无疑大大增加了这两部断代史的学术价值，更能有助于人们认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学术性强
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之所以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当然与其内容宏博精深有关，但与其结构严谨、体例不同凡响亦有密切的关系。拿《魏晋南北朝史》来说，该书首先以序言为纲，勾勒出作者的思想体系，然后按时间顺序及历史发展规律去谋篇布局，设置章节。无论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还是《隋唐五代史》中最突出的特色，在于每节之后的注释，注释的分量之大是同类著作难以比拟的，它们或者为正文补充说明或者各举相关的研究文章和参考著作，更重要的是详列大量的文献原文。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一章第四节的注（二）是关于山越的注释，竟然分类列举了43条史料，这些史料已能构成介绍山越状况文章的基本素材。而第四章十六国第一节对“乞活”军的注释，竟也多达20余条，而且还由注释得出了6条结论来阐明“乞活”的含义，而王仲荦为了这个注释翻阅的资料涉及《太平御览》、《晋书》、《资治通鉴》、《宋书》、《太平寰宇记》等多本书籍，可以想象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还有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写唐代水利，正文不过几页，一千余字，然而在后面的注释中，王仲荦为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兴建的过程，根据年代先后列注20多页，达数百条，长达数万字，引用的史料包括《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文献通考·田赋考》、《长安志》、《唐会要》、《舆地纪胜》、《元和郡县志》等多本书籍中所有关于唐代水利设施的资料。由此可见，在这两部断代史中，王仲荦所做的注释的价值并不亚于正文，因而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王仲荦将尽可能多的史料介绍给大家的同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所引用的史实，则采用列表的方式使之简明而又清晰，令读者一目了然。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一章第一节中，王仲荦将五十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反映两汉时期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况；又将16条史料纳入一表用来说明东汉政府力图控制流民的努力，从而产生了化繁从约的效果。又如《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唐代的经济第二节中引敦煌出土的户籍残卷来说明唐代均田制受田不足的情况，也是通过列表的方式来表达的，而这也说明了王仲荦的书中也注意了对考古资料的应用；《隋唐五代史》中第三章第三节就引用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来说明当时高昌市场上纺织品的出售价格，又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七章第五节引敦煌文书《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记帐残卷》论证西魏时期的均田制度。而且，引用的考古资料在当时都是十分新鲜的发掘成果。详细丰富的注释、大量的史料与考古资料的引用，可以说王仲荦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研究提高了一个档次[17]。
历史叙事的完善
我国历史悠久，记载历史的书籍是多之又多，自《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纪事末本体史书，无不是采用历史叙事的形式来重现当年的历史。19世纪末以来，史家们开始尝试用章节体来历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忙于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50年代以后，断代史的编纂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断代史系列”课题上马。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正是其中两部。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是这套断代史丛书编纂的基本要求。学术性，指必须有深入研究；通俗性，指文字叙述，必须通达明了。这是作为断代史著作，作为教材，必须具备的条件。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一。王仲荦“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18]。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前身就是他讲课的讲义，此书采用的叙述形式，语言朴素易懂，就象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就能吸引读者读下去，而且虽然近百万字，但是毫不给人以历史的生硬感，读者会不知不觉的读下去，有点在面对面听王仲荦讲课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封建关系加强”这一章有这几句话：“有的同志会问：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有没有中小地主这个阶层？他们是采取哪种剥削形式来进行剥削的？我们这样答复……”，[19]这样很容易给人一种亲切感而不是以往历史著作的生硬感。而且这种叙述虽然语言朴素，但毫不失文采，书中很多地方又给人以文学小说的感觉，比如《魏晋南北朝史》中第四章第二节写淝水之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刘牢之纵兵追击，生擒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秦军丢弃的全部军械。洛阳这一仗的胜利，对淝水战争的全局，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晋军水陆并进。苻坚同苻融登上寿阳城，看到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苻坚有点害怕了，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劲敌呀，怎么能说他们的力量弱呢！”[20]这些句子给人以柔美的感觉，而又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更不象有的历史著作全是死板板的进行历史叙事，从而读起来给人很累的感觉。而且王仲荦的著作中还运用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记言形式丰富多样，民谣、诗歌就是其中两种。其中民谣与诗歌都是人们有感于现实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而创作的，反映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基本认识，来反映事实的本质。如言北魏魏孝文帝迁都时对老都城平城的描述有：“时人有《悲平城》之作，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祖莹传》）。又那时歌谣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21]借民谣和诗歌道出了当时平城的荒凉，说出了北魏政权中除了少数的顽固分子，其他开明分子对平城并不留恋。再如《隋唐五代史》中论述唐中叶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有：“晚唐诗人聂夷中《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糴新毂。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22]这首诗歌把唐中叶的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也能够凝练而准确的概括出当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
历史影响
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颁发了教材国优奖，在史学界获此项荣誉的，只有翦伯赞先生和王仲荦先生。王仲荦的两部断代史被定为我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至今，仍是这些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必须读的经典教材。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感谢钱茂伟教授的指导）
（原载《浙东文化集刊》2006年卷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
[1]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教授》，《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吴怀祺《要认真总结王仲荦先生的史学成就—“纪念王仲荦教授逝世10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与断想》，《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2] 王仲荦：《蜡华山馆丛稿·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第590页。
[3]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4]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6] 同上。
[7] 刘统：《怀念先师王仲荦》，《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8]以上一、二、三、五，四个特点参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9]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0]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王仲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11] 汪逵、唐燮君：《“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王仲荦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1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 同上。
[1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 同上。
[16]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参李凭：《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贡献》，《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8]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12期。
[19]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2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页。
[21]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41页。
[2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