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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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新英格蘭的歷史經驗、共同的革命經歷以及對普世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理想的信奉基礎上。這種獨特的國家認同模式使美國人相信美國具有一種獨特的國家身分──「自由的捍衛者」，注定要在世界上發揮一種獨一無二的作用，並因此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美國把捍衛和實現普世自由作為重要的國家目標，為美國外交注入了強烈的道義色彩，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助於捍衛國際正義和傳播自由、平等的人類理想；其二是美國熱中在對外關係中不斷尋找「他者」，即所謂「自由的敵人」並加以消滅，導致美國外交中的干涉主義和濫用自己巨大的力量，給其他國家和國際事務帶來災難。

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

不像有著久遠歷史的其他民族，美利堅民族似乎是在一夜之間出現的，在革命以前，很少有人相信各殖民地會從英國獨立出來並實現聯合和統一。當時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對象是大英帝國，其次是所在的殖民地。最早萌生獨立意識並被譽為「第一位美國人」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直至1760年還稱自己為「英國人」，並對英國占領加拿大感到「真誠的高興」。一直到宣布獨立的前夜，殖民地居民對英國的國家認同基本上沒有改變。

在效忠於英國的同時，殖民地人民也逐漸感到了自己與英國的不同。北美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擁有遠比英國本土更為優越的自然條件。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享有比英國還多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因此在殖民地人民的眼裡，他們在北美的「家鄉」(country)是受到「上帝的特殊賜福」的地方，特別是宗教自由成為區別於英國並進而產生美洲獨特性意識的核心因素。美洲獨特性意識的出現雖然在最初與對英國的忠誠和認同並不衝突，無論居住在何方，他們都是英帝國的一個成員，但畢竟，居住在美洲使他們產生一種地方性的榮譽。新大陸有著豐富的資源，新大陸的繁榮被視為上帝格外眷顧的標誌，新大陸的居民被逐漸賦予了某種神性。在新英格蘭逐漸出現了這樣一些說法，殖民地人民是上帝的選民，是新時代的以色列人，新英格蘭被視為新耶路撒冷、上帝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迦南。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下，美國人這種獨特性的意識得到了更世俗的表達，美國人相信，殖民地的自治傳統和政治體制使英國的自由理念在美洲變為了活生生的現實，殖民地社會是實現英國理想的範例。因此自由和平等「已經作為神聖的東西積澱在每一個美洲人的心中」，是不證自明的。而這正是區別於英國的標誌。

殖民地人民是生活在一個不同地區的不同種類的不列顛人的思想，即美洲獨特性（American uniqueness）意識，在1763年後特別是獨立戰爭期間逐漸演變成與英國分離思想，成為一種自覺的美洲認同的萌芽。

《獨立宣言》標誌著殖民地對英國認同的瓦解。但是即使在其簽署者的思想中，《獨立宣言》也並未製造出一個美利堅民族國家。《獨立宣言》只是表明13個殖民地從英帝國中分離出來，並以13個「自由、獨立之邦」（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的身分組成「聯合的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共同反抗英國。他們放棄了對英國的效忠，但新的效忠對象並不是一個大家都認可的新的美利堅國家，而是各自所在的殖民地。事實上，脫離英國並不意味著13個殖民地要組成單一的國家，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與英國斷絕關係反而意味著破壞了各殖民地同屬英國的共性，並突出了他們之間的不同。

經過邦聯時期的困境，1787年憲法終於克服了地區之間的差異，確立了對統一的美利堅國家的認同，實際上正是憲法「製造」了美利堅國家。作為革命歷史的象徵，憲法表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想像（fiction）：美國人民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在革命的傳統和遺產中得到鞏固，在一個新的共和國裡享受「自由的賜福」（blessings of liberty）（像憲法宣稱的那樣）。憲法成為「國家認同的替代物」。

但是圍繞憲法的爭論表明，國家認同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州權思想以及在州權思想基礎上產生的對州的效忠在美國人的思想中仍然非常強烈，州認同並非是從屬於國家認同的次一級的集體認同，而是同聯邦爭奪最高忠誠的強有力的競爭者。1787年憲法建立的聯邦是一個不完善的聯邦（imperfect union），統一的民族和共同的革命傳統在某種程度上是虛構的，第二次美英戰爭期間新英格蘭的分裂圖謀、傑克遜時期南卡羅萊納州對聯邦國會法律權威的否定和1861年的內戰，在在證明美國在建國之初，並未建立一個穩固的國家認同。

美國牢固的國家認同的形成與確立是在內戰之後。南部的分離行動使州權思想失去了權威性，內戰消除了過去對州和國家的雙重效忠，南部脫離聯邦和內戰的爆發向美國人展示了雙重效忠的危害，故內戰以及內戰後的重建標誌著對聯邦國家認同徹底戰勝了對州的認同，美國的國家認同在地理和政治上得到了具體化，其意義不亞於革命和制憲。愛默生寫道：「內戰之前，我們的愛國主義是節日和夏夜的禮花、禮炮和小夜曲，而現在，它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美國國家認同的基礎

那麼，美國國家認同的基礎究竟是什麼呢？是什麼把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聯結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共同體？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認同的對象是什麼呢？美國國家認同的基礎，或者說構成美國身分的要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共同的歷史經驗以及在這一經驗基礎上產生的共同的文化；二是對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和理想的信奉。

1.共同的歷史經驗與共同的文化

所謂共同的歷史經驗是指新英格蘭的歷史經驗和13個殖民地人民共同的革命經歷。

在美國獨立之前，殖民地80％的居民是英國移民及其後裔，他們因為效忠大不列顛而聯結在一起，分享不列顛民族的記憶、文化傳統和權利。但同時殖民地在北美大陸200多年的拓殖經歷也產生了與英國完全不同的歷史經驗和集體記憶，這些獨特的歷史經驗和集體記憶，表達了他們自己的情感、忠誠和信念，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美國人自己的身分意識和認同觀，並最終導致一個分離的民族認同意識──美利堅民族意識的形成。

一般認為，美國自身的歷史起源於1607年佛吉尼亞殖民地的建立，但一直到獨立戰爭爆發前，13個殖民地是各自獨立的，他們分屬於大英帝國，其實並不存在一個「真實」的共同的歷史，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想像」出一個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同的文化傳統。新英格蘭在締造這種共同的歷史經驗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作為美國認同基礎的獨特的歷史經驗主要是新英格蘭的歷史，而並非整個英屬北美殖民地的歷史。

眾所周知，英屬北美第一個永久性定居點是1607年建立的屬於佛吉尼亞殖民地的詹姆士敦，新英格蘭的普利茅斯殖民地要比詹姆士敦晚得多，但是在美國的歷史和文化起源神話中，其地位要比詹姆士敦重要得多，文化上的美國歷史不是起源於1607年詹姆士敦的建立，而是1620年的五月花公約和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普利茅斯對美國文化具有極大的象徵意義。新英格蘭清教徒移民始祖們的故事成為美國起源的史詩般的記述，在這些記述裡，美國的起源被描繪成上帝的精心安排，移民始祖們被認為是上帝揀選出來的特殊的選民，他們承擔一種特殊的使命，這就是在北美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典範，並最終在上帝的安排下拯救世界。這一闡釋成為美國歷史永恆的主題和美國人自我身分的定位。「至少直到一戰之後，美國人一直是在新英格蘭特有的概念和範疇裡理解它們自己的身分的。」參議員阿爾伯特‧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說，他雖然是「佛吉尼亞的兒子」，但他願意承認每年12月22日紀念第一批清教徒於1620年在北美登陸的祖先紀念日 (Forefathers' Day)是美國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誕生日，因為「清教原則是共和國的靈魂」。

1775年7月6日，大陸會議通過的《關於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中宣稱：「我們的祖先，大不列顛島嶼的居民為了公民和宗教自由離開他們的故土在這些海岸邊定居下來。他們以血的代價和生命的危險，通過艱辛的勞動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在美洲遙遠的、荒涼的荒野上建立了定居點。」這一決議實際上表明新英格蘭對美國起源的記述和對美國歷史的崇高意義的賦予，得到了普遍的、官方意義上的承認。縱觀各個國家的歷史，祖先的光榮往往是民族主義成長的必要條件之一。早期新英格蘭的歷史大體上相當於大多數民族起源歷史上的神話時代。

如果說新英格蘭的經歷泛化為整個殖民地共同的歷史經驗多少還是一種「想像」的話，獨立戰爭與革命則是所有殖民地切切實實的共同經歷。聯合起來的共同抗英事業實際上是13個殖民地最早的「共同」的歷史，正是在這一「共同」的歷史中，誕生了美利堅民族國家。在美國歷史教科書中，共同的革命與建國經歷被賦予了一種極為崇高的意義，開國元勳們被賦予了「半人半神」的地位，他們的事蹟成為凝聚美國人愛國主義情感的經久不衰的神話。美國學者詹姆斯‧羅伯遜曾這樣評價革命經歷在形成美國國家認同中的作用：「革命造就了美國。革命團結起了分屬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它們都成了美國人。美國革命肯定了它們的新世界經驗的共同性，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背景和共同的歷史，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

革命經歷成為這個國家集體記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也是美國政治傳統的源泉。在美國的政治話語中，革命前的歲月更多地掩映在「史前」傳說之中，其重要性遠不如建國以後美國人「共同」的歷史，殖民地時代的歷史更多是為說明和解釋後來的革命的起源服務的。正如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著名學者厄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所言，「家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眾人具有許多共同點，也同時遺忘了許多事」，無論是遺忘還是記憶都是為了塑造某種共同性以增強共同體的凝聚力。

新英格蘭歷史和革命經歷一脈相承，成為美國人所謂「共同的歷史經驗」並通過教育手段、媒體和公民政治社會化過程，成為構建美利堅國家認同的強有力的因素。

然而，同其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不同，美國自身的歷史畢竟是極為短暫的，共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也是相當薄弱的，特別是對於建國後大批湧入的新移民來說，共同的歷史經驗是不存在的。那麼美國靠什麼來凝聚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血緣、歷史和文化傳統的移民認同美利堅共同體？一方面，美國通過美國化運動使移民逐漸融入主流文化，更重要的則是把是否認同普世性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原則和政治理想作為美國身分的主要標誌，換言之，美國認同的基礎不是族群特徵（ethnicity），也不單是前述的共同歷史經驗和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還包括對美國式自由主義原則的信奉。在一定意義上，不論一個人的祖先是誰，背景如何，到美國後只要恪守一整套理想就可以成為美國人，這套理想就是建國文獻中體現的一整套普世的思想和原則：自由、平等、民主、立憲主義、個人主義、有限政府和私人企業制度。西蒙‧利普塞特稱之為「美國主義」(Americanism)。

2.對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和理想的信奉

美國研究美國民族主義的權威學者漢斯‧庫恩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在很多方面與通常類型的民族主義運動有很大不同。他認為，一般認為構成一個單獨民族的那些要素，如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傳統以及歷史上形成的共同的領土都不存在，聯結這個新國家的，同時也是把這個新國家與其他國家區別開來的紐帶不是建立在通常的民族構成要素──語言、文化傳統、歷史領土或共同祖先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理念之上，這種理念使這個新國家在世界各國中引人矚目。那麼這種理念是什麼呢？庫恩認為這一理念就是約翰‧洛克所代表的、體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特別是權利法案）中的英國的自由思想。庫恩認為，美國甚至沒有一個自己的族名來凝聚國人的情感，它是歷史上第一個把自己等同於一種理念和思想的民族。

當殖民地人民決定獨立的時候，他們捍衛的自由就不再是作為英國人享有的自由，而是普世的、全人類的自由。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正是通過把英國自由傳統的普世化把美洲與英國區別開來，用人類自由的捍衛者的身分激勵殖民地人民擺脫英國而獨立。英國自由傳統的普世化在革命時期三大重要文獻──潘恩的《常識》、傑佛遜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得到了最高的體現。例如，潘恩為了打消殖民地人民對母國英國的忠誠，在其《常識》裡宣稱：歐洲，而不是英國是北美的祖國，因此殖民地人享受的自由也就並非來自作為英國人的權利，而是一種普世的權利，而殖民地人民組織「自己的政府」，也就成了一種「自然的權利」。在潘恩看來，同英國分離就意味著英國價值觀的普世化。傑佛遜在《獨立宣言》中提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不再是那些受英國習慣法保障的權利，而是來自「自然法和上帝的旨意」，從理論上論證了這些權利的普世性。

不僅如此，當美國革命把自由原則普世化的時候，它也就承擔了捍衛這種自由的責任。美國人相信捍衛人類的自由理想是他們區別於英國人的標誌，而革命就是在捍衛自由原則的名義下進行的。美國人「越來越相信，美洲接替英格蘭成為人類自由的受託人。它們相信，根據上帝的意旨，美洲注定將成為更純潔、更自由的英格蘭，強大、健康、未被玷汙，更加堅定地獻身於自由」。同時這一理想也有助於消除各殖民地之間和後來的各州之間的在地理、文化、政治和社會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成為美國人心中的自己國家身分的標誌。

在對美國歷史的闡釋中，對自由的熱愛是美國最深厚的傳統和國家歷史的主題。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看來，美國的建立根本上就「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為了實現一種願望和理想──在人類社會發現和捍衛自由」。

無論是新英格蘭的歷史傳說還是革命神話所極力表達的都是這樣一個主題：美國──一個自由的民族，承擔一種特殊的使命，是人類自由的捍衛者，這是深植於美國歷史文化和政治經驗中的美利堅民族的形象。在美國人心中，正是這一形象把美國與其他民族區別開來，賦予了美國人特殊的國家身分，成為美國獨特性的標誌和國家存在的理由。這一形象在歷史上戰勝了不同族群的血緣與文化紐帶，也戰勝了州權論者對各州的忠誠，構成美國國家認同的主要基礎。

普世自由主義原則同時也是吸引移民和凝聚移民對美國情感的需要。移民社會的特徵使對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共同的信仰的強調顯得極為重要。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美國民族構成日益多樣化，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血緣和文化。在這樣一個多元社會中，文化越來越不可能提供政治社會所需要的共識和統一的基礎，依靠主體文化為基礎的國家認同也越來越困難。因此美國的國家認同越來越強調各個族裔都能接受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美國的政治價值觀與自由理想以及體現這一理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一個人不管其精神寄託是基督教、猶太教、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其他任何宗教，也不管在族裔文化上是屬於英國人、猶太人、義大利人、墨西哥人還是華人，只要認同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捍衛和遵守憲法，就可以形成對美國的國家認同，成為美國的公民。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國家認同。

厄內斯特‧雷南曾言，國家精神的凝聚是由兩個要件構成的，「其中一項和過去緊密相連，另一項和現在休戚相關。前者是共用豐富傳承的歷史，後者是今時今日的共識，……所以國家是由患難與共的感受和立志奉獻的情操整體凝聚而成。國家預設了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到了現在便化約成一項明顯的事實，那便是國家認同，……正如個人的存在代表的是分分秒秒的自我肯定，國家的存在可以說是時時刻刻進行的公投。」正是以新英格蘭社會和美國革命提供的「豐富傳承的歷史」和對自由理念的「今日共識」提供了美國國家認同的兩個基本要件，把13個殖民地聯結在一起，形成統一的美利堅民族國家共同體。如果說在建國初期，歷史文化因素和意識形態共識這兩個要件作為支撐美國國家認同的兩大支柱還大體上勢均力敵的話，那麼隨著移民來源愈益多樣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國家認同中的歷史文化因素越來越減弱，乃至美國的國家認同越來越依賴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共識。

美國國家認同模式對外交的影響

一個國家大多數國民對本國獨特的自我形象和國家身分的認知，可能會影響該國在國際社會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標。如當代中國的國家身分與國家認同是建立在對五千年文明史和百年屈辱史的共識和認知基礎上的，這種認同對中國國家目標和外交風格的潛在影響就是對大國地位的追求並使中國外交帶有強烈的禦侮雪恥的民族主義色彩；而冷戰後歐洲大陸興起的歐洲認同（European Identity）對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外交的影響，則可能在於強調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獨特作用和奉行獨立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就美國而言，正如前文所述，作為一個缺乏共同血緣和集體記憶的移民國家，穩固的國家認同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一直難以確立，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獨特身分一直模糊不清的。當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大多數美國人認同於普世自由主義政治理想，並把「自由的捍衛者」作為美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性和身分的標誌的時候，美國人對這一身分的認知作為一種潛在的思想力量，也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標：作為「自由的捍衛者」，美國應該在世界上發揮一種獨一無二的作用，即捍衛和促進普世的自由。這是政治家的辭令，但也是美國民眾普遍的信仰。

1.「自由的捍衛者」

毫無疑問，美國對外政策是以國家利益為圭臬，以追求美國的強大為目標，美國外交中的這種民族主義色彩與其他民族國家沒什麼兩樣。但是美國外交也具有某種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在於，美國人對自己獨特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身分的認知使美國外交還具有一種強烈的普世主義和國際主義色彩。在近代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像美國這樣是以實現一種普世目標來確立自己的國家身分。正是這種普世主義性質的國家認同決定了美國的一大國家目標──在全世界捍衛和促進自由，並衍生出美國特有的使命意識和擴張思想。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自由的捍衛者」成為美國人引以為榮和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國家身分。因此，正如美國學者布魯斯‧詹特爾森所言：「美國對外關係從來都沒有僅僅糾纏於傳統的政治、戰略和經濟利益。無論好壞，在世界範圍內促進民主價值觀和理想從共和國的初期歲月就成為『國家目標』的一部分，同時也規定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應該扮演的特殊角色。」不管這一目標是否像美國人自己宣稱的那樣真誠，但在美國政治話語中，捍衛和促進自由的理想已成為美國國家目標中不證自明的東西，成為其國家利益的一部分。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會懷疑美國負有捍衛自由的使命，他們所爭論的只是完成這一使命的手段和方式，是消極地樹立典範還是積極地推廣美國的理想。

在新英格蘭人對自我身分的闡釋中，殖民地人民就是一個享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他們是與上帝簽訂了誓約的人（a covenant people），就像當年的以色列人與上帝訂約一樣，到新大陸來是為了完成上帝賦予的使命，為全人類樹立一個典範，並在上帝的特別眷顧和委託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被壓迫者的避難所」(an asylum for the oppressed)。美國是「世界各地被壓迫者的避難所」的形象是美國政治家的演說、著作以及歷史學家著作中經常出現的字眼，成為美國人普遍相信的自我形象。與避難所和典範這一形象緊密相連的是美國扮演著自由的衛士（guardian of liberty）的角色。在國家認同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革命神話所詮釋的美國革命目標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人類捍衛自由。1837年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在告別演說中告訴美國人民說：「上帝已經把他無限的祝福給予了這塊他熱愛的土地，並已經選擇你們作為自由的衛士，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來保持自由。」很多美國人堅信，美國的典範力量將在世界其他國家喚起爭取自由的革命，直到整個世界都獲得自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林肯稱美國是「世界最後的、最佳的希望」。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蜜雪兒‧奧克森伯格的一段話，非常有力地解釋了美國獨特的國家認同與推廣自由的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

與中國相反，美國人沒有一種共同的歷史感，他們的祖先來自世界各地，是被一種共同的命運和共同追求《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中所宣布的價值觀維繫在一起的。此外，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如果美國人沒有認為這種價值觀能超越各自祖先之間的文化差異的信念，他們就會按照各自不同的歷史處於分裂狀態。此外，既然這種價值觀不僅適用於各種不同文化的美國人，而且還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向美國移居，那麼從邏輯上說，它必定具有國際感召力。如果《獨立宣言》適用於美籍義大利人，那它也應該適用於現在仍生活在義大利的義大利人；如果葛底斯堡演說說出了美籍華人的心願，那它也應該適用於現在仍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因此，美國不能將這種價值觀的追求僅限於自己的國土範圍，如果這麼做，人們就會對這種價值觀的普遍意義產生懷疑，並會危及這些價值觀在國內的信譽。

在美國人的觀念中，美國自由的生存與其他地區自由的實現息息相關，美國自由的命運「取決於世界的自由的生存和發展」，因此美國不僅應該是自身自由的捍衛者，同時也應該是普世自由的捍衛者。美國參與的世界性戰爭表面上幾乎都以捍衛自由的名義進行的：威爾遜捲入一戰是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更加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r for democracy），二戰中美國的目標是捍衛「四大自由」，投入冷戰則是為了反共和保衛自由世界。甘迺迪在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也許最能反映出捍衛和促進自由在美國國家目標中的地位。他說：

今天，我們不敢忘記我們乃是第一次革命的繼承者，我們要在此時此地向我們的朋友和我們的敵人同時宣告：火炬已經傳給新一代的美國人；這一代人出生於本世紀，受到了戰爭的鍛鍊，經歷了充滿艱辛困苦的和平的磨練，深為自己悠久的傳統而自豪；因而他們不願看到、更不允許那些人類權利遭到逐漸剝奪，……為了保障自由的生存和勝利，我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一切重負，面對任何艱難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對任何敵人。這就是我們所做出的保證。

「捍衛自由」幾乎是美國歷任總統的口頭禪，是美國政治話語中出現頻率最高、最能打動公眾輿論的政治辭彙之一。這一外交目標乃是基於美國人對自己身分的認知和最基本的國家認同理念。

把捍衛和促進自由作為公開宣稱的美國國家目標帶來的必然是美國外交中的干涉主義，二戰後美國之所以會走上全球干涉之路，僅僅從地緣政治擴張的角度是解釋不通的。利用美國戰後獨一無二的巨大經濟、軍事力量和文化感召力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美國的自由理想，是美國戰後擴張主義的主要動力之一。在美國人看來，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時期像戰後初期那樣為美國提供了如此絕佳的實現其國家目標的機會，並如此需要美國承擔其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來抗擊所謂「集權國家」對自由的進攻。依靠政治意識形態建構國家認同的國家必然在外交中表現出意識形態狂熱，甚至使命意識，在這一點上，其實美國與前蘇聯頗有共同之處。

2.尋找「他者」的傾向

美國獨特的國家認同對美國外交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美國在對外關係中具有尋找「他者」的傾向。正如一位學者所言，由於「沒有統一的民族性，沒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沒有共同的歷史積澱，而只有共同的反叛的經歷，美國不得不自己發明那些歐洲通過繼承就獲得的東西：團結意識、全部的國家象徵符號和強烈的政治情感」，並傾向於「就其對立面來界定國家的意義」。對立面的存在對於凝聚一個多元的沒有共同血緣的共同體的團結和統一尤為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多數國家是通過其內政在界定其國家身分的，而對於美國來說，對外政策對界定美國的國家身分和強化其國家認同卻特別的重要。從邏輯上說，美國作為自由捍衛者的形象是以自由的敵人──專制、獨裁與集權的存在為前提的，「如果成為美國人就意味著奉獻於自由、民主、個人主義、私有財產的原則，如果沒有了邪惡帝國出來威脅這些原則，那麼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呢？什麼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呢？」無疑，自由的敵人的存在有助於強化基於普世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

薩伊德曾言：「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並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自我身分的建構……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在建國時期，美國人心中的「他者」就是英國，代表著腐敗、專制和貴族政治；美國則代表著自由、平等和共和主義。在整個十九世紀，為了在締造民族國家過程中極力塑造與歐洲不同以及去除歐洲因素的集體記憶，美國一直在與歐洲的對比中界定自己的國家身分，歐洲是「舊世界」，其特性是暴政、君主專制和帝國主義；而美國則是「新世界」，代表著進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制。《門羅宣言》中的兩大體系說實際上就是把歐洲體系與美洲體系相對立，暗含美洲與歐洲的不同以及美洲的優越。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崛起之後，不再把自己視為歐洲的對立物，美國變成西方文明的領袖，而這一文明的挑戰者──希特勒德國和後來的蘇聯則成為自由的敵人、美國人心目中的「他者」。冷戰時期，美國兩黨和公眾輿論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問題上空前一致，其原因就在於蘇聯──美國人心中的邪惡帝國和自由的敵人──的存在大大強化了美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共同的國家認同。簡言之，獨特的國家認同模式使美國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更需要一個對立的「他者」，特別是一個競爭性的意識形態來保持團結和凝聚國民。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杭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對美國人心理的深刻影響就是「他者的喪失」，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國家認同。因為，如果不存在自由的敵人，美國作為自由的捍衛者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所以冷戰後美國社會普遍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沒有了冷戰，作為美國人的意義是什麼？」特別是在缺少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敵人而多元文化主義又導致國內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況下，美國在對外關係中越發難以界定其國家利益。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重新找到了一個「他者」，即以賓拉登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勢力。在美國的外交話語中，美國的「他者」一般不會被描繪為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對手，而常常是「自由」的敵人。布希在九‧一一後第二天發表的電視講話中開篇不是稱美國遭受了襲擊，而是「自由受到了恐怖主義分子的蓄意攻擊」，而恐怖分子之所以選中美國也是「因為我們的自由和機遇之燈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因此美國「將奮力向前，捍衛自由」。

尋找「他者」的衝動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傾向於根據摩尼教明暗對立的世界觀區別全世界的民族和國家並將其分類」，即習慣於用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專制這種二元對立、黑白分明的模式來觀察國際事務。但這種思維模式對美國外交的影響經常是災難性的，其結果必然是美國不斷地尋找心目中的「他者」──自由的敵人並加以消滅。美國總統布希在摧毀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後很快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圈定為「邪惡軸心」，並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一個明證。

結語

美國獨特的國家認同模式對美國外交，甚至整個世界的影響都是利弊參半的。它導致美國把捍衛和實現普世自由作為重要的國家目標，為美國外交注入了強烈的道義色彩，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有助於捍衛國際正義和傳播自由、平等的人類理想。美國支持1848年歐洲革命，在二戰中站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最前沿，提出「四大自由」原則，以及在二戰後宣導建立聯合國，成功地把日本和德國改造成民主國家，都體現出美國外交在現代世界歷史上的一些積極的貢獻。二十世紀國際秩序的進步與美國外交也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美國在其實力強大之時，則過分渴望向世界傳播美國的典範，並不斷尋找自己心目中的「他者」和所謂「自由的敵人」加以消滅，導致美國走上全球干涉之路，濫用自己的巨大力量，不僅給其他國家和國際事務帶來巨大的災難，而且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越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而且在一些情況下，捍衛自由也會成為一些政客掩飾其追求國家私利的招牌和動員民眾支持的口號，外交中的普世主義演變成霸權主義。早在1821年，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就曾警告說，美國應該「真誠希望」所有人都獲得自由，但「將只是自身自由的捍衛者」，美國「不應到國外去尋找魔鬼加以消滅」，否則，美國就會捲入「因爭奪利益、陰謀、個人的貪婪、忌妒和野心而導致的、卻以自由的名義或盜用自由的標準而進行的戰爭之中」。揆諸歷史的發展，美國似乎沒有記取這番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