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餘姚召開黃宗羲民本思想研討會，說來曲折：友人英光主編的《黃氏全集》，送給了一位老幹部，其人恰好與溫家寶相熟，便轉贈予溫。溫回函道謝，並謂原即喜讀黃宗羲書，對黃氏「以民為本」之思想頗有體會，執政者亦當遵循其言。
此信後來公開發表了，又恰好學界正針對政府減低農民稅問題提出批評，云黃宗羲即曾指出，政府每次為農民減稅之後不久，農民負擔都反而增加，成為「積累莫返之害」。學者稱此為黃宗羲定律。此等設想，能否實現，是另一問題，但經過主政者加持後，黃氏的地位陡然上升，餘姚乃趁勢與浙江社科院辦此研討會。
這番經歷，對我們說來頗不陌生。老蔣喜談王陽明，於是草山改名為陽明山，軍中皆讀《傳習錄》。李登輝初執政時，覺得他所講的耶穌教義未必足以令國人悅受，乃思提倡朱子學。當時我有一友人在聯合報工作，綽號老怪，啣令就來召集我們一幫朋友，談如何為李登輝籌措推展朱子學之事。我於此頗存疑慮，雖覺有趣，但不擬深入。後來李總統改組文化總會，發行《活水》期刊，即取義於朱子「為有源頭活水來」之義。又在中研院辦朱子會議，且在總統府接見與會學者（包括大陸學人）。如此推闡了一陣，大約作用不顯，乃轉而高談本土化，以台灣史、台灣文學輔政臨民。如今老蔣已逝，推揚朱子學亦成前塵舊事，豈不令人慨然。大陸的情況也一樣。黃宗羲全集由1985年印到94年，拖了又拖，出版社根本不打算印。所以後來其師劉宗周之全集就乾脆拿到台灣出版了。爾今領導人重視，情境頓異，餘姚辦這場會，花銷人民幣60萬元，足證榮枯矣！
黃宗羲墓，頃亦修葺完善，列為重點文物，與會者咸赴弔祭。但事實上，墓早在文革期間便已破壞，墓內壙誌皆不復存。故今來祭，亦聊表心意而已，政權起落無常，政權對某一學說，某位學者之推崇與抑制，也是隨時改易的，可是學人之被認同，之所以能讓世界一群學者齊來弔祭，難道只因他獲得政權之推崇嗎？
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諸大儒生，在明末清初，整個清朝都不肯將他們列入孔廟從祀，光緒曾下禮部議，還有一批官員拿著黃氏批判君權的學說為罪狀，力詆之。康梁之後，黃氏《明夷待訪錄》才大受重視。但仍有李滋然一類人，撰文糾謬，唯恐世人受了黃氏影響，要提倡民權反對君權。如今君國無矣，但主政者之昏庸未必不勝於古之帝王，故黃氏一類學者思想之重要性，仍應顯示在他對時代的批判性上。
此信後來公開發表了，又恰好學界正針對政府減低農民稅問題提出批評，云黃宗羲即曾指出，政府每次為農民減稅之後不久，農民負擔都反而增加，成為「積累莫返之害」。學者稱此為黃宗羲定律。此等設想，能否實現，是另一問題，但經過主政者加持後，黃氏的地位陡然上升，餘姚乃趁勢與浙江社科院辦此研討會。
這番經歷，對我們說來頗不陌生。老蔣喜談王陽明，於是草山改名為陽明山，軍中皆讀《傳習錄》。李登輝初執政時，覺得他所講的耶穌教義未必足以令國人悅受，乃思提倡朱子學。當時我有一友人在聯合報工作，綽號老怪，啣令就來召集我們一幫朋友，談如何為李登輝籌措推展朱子學之事。我於此頗存疑慮，雖覺有趣，但不擬深入。後來李總統改組文化總會，發行《活水》期刊，即取義於朱子「為有源頭活水來」之義。又在中研院辦朱子會議，且在總統府接見與會學者（包括大陸學人）。如此推闡了一陣，大約作用不顯，乃轉而高談本土化，以台灣史、台灣文學輔政臨民。如今老蔣已逝，推揚朱子學亦成前塵舊事，豈不令人慨然。大陸的情況也一樣。黃宗羲全集由1985年印到94年，拖了又拖，出版社根本不打算印。所以後來其師劉宗周之全集就乾脆拿到台灣出版了。爾今領導人重視，情境頓異，餘姚辦這場會，花銷人民幣60萬元，足證榮枯矣！
黃宗羲墓，頃亦修葺完善，列為重點文物，與會者咸赴弔祭。但事實上，墓早在文革期間便已破壞，墓內壙誌皆不復存。故今來祭，亦聊表心意而已，政權起落無常，政權對某一學說，某位學者之推崇與抑制，也是隨時改易的，可是學人之被認同，之所以能讓世界一群學者齊來弔祭，難道只因他獲得政權之推崇嗎？
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諸大儒生，在明末清初，整個清朝都不肯將他們列入孔廟從祀，光緒曾下禮部議，還有一批官員拿著黃氏批判君權的學說為罪狀，力詆之。康梁之後，黃氏《明夷待訪錄》才大受重視。但仍有李滋然一類人，撰文糾謬，唯恐世人受了黃氏影響，要提倡民權反對君權。如今君國無矣，但主政者之昏庸未必不勝於古之帝王，故黃氏一類學者思想之重要性，仍應顯示在他對時代的批判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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