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陳映真】【2006/02/19-20 聯合報】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楊照】【2006/02/23 聯合報】
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 【蔡詩萍】 2006.3.2-3聯合報
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
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的復仇工具
由於龍應台教文學、評小說，陳映真寫小說也評小說，我想從兩人擅長的「小說家」角度，去看兩人「似乎對立」實則「幾乎相近」的思維困境。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裡，曾費心討論「小說的道德」與「一般道德」的不同，分析「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的差異。
不妨先引述一段文字。米蘭‧昆德拉說小說藝術最終極的境界，「是暫停所有道德評斷」。「暫停所有道德評斷並不表示小說就不道德。這個前提正是它的道德。遽下結論，妄作判斷，這是人類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而這道德正是反對這種作法，挑戰人類未理解就先仲裁的積習。以小說藝術智慧的觀點來看，這種愛下斷語的急切天性，正是最可惜的愚行，最危險的罪惡。」
為什麼「小說的道德」，應該不遽下結論，不妄作判斷？因為小說若輕易接受了世俗的善惡、對錯、是非等等二分法判斷，小說就不叫小說，而叫政治宣傳、倫理教條了。
好，那「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又是怎麼一回事？
依米蘭‧昆德拉的意見，「人類歷史」總是簡化後的產物，然後強加於人類身上，讓人無從掌握；「小說歷史」呢，「則是誕生自人類自由，誕生自他們的選擇」，「某種藝術形式的歷史和簡單化的人類歷史是南轅北轍的。藝術的歷史因為具有個人特色，所以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非人性取向的復仇工具。」
說得再淺顯一點，「人類歷史」的詮釋，一如文化評論常指出的，會被「權力」所主導，這權力可以是政權，可以是意識形態，可以是主流價值，總之是集體的權力展現。而「小說歷史」相對自由多了，亦因為可以很個人化，而回過頭檢視「人類歷史」時，也就不必然要陷入二分法的陷阱。
我何以要先提米蘭‧昆德拉這段文字呢？
因為無論龍應台、陳映真，都應該能理解，米蘭‧昆德拉藉由這種思維，提醒了世人，「一般道德」與「人類歷史」之所以無趣、乏味，甚至沒人性，就出在它們必然以「簡單二分法」，解釋世界，定義世界，乃至於改變世界。瞭解小說魅力，理解小說具備顛覆能量的龍應台與陳映真，至少不該在自己解讀一個外在現象時，輕易掉到「簡單二分法」的泥淖，絲毫沒有警覺。
尤其是，這個議題還是既敏感，又一直在變動狀態的「中國形貌」。
放棄「簡單二分法」， 幫助我們理解 「當下的中國」
倘若，當下的中國，仍處於上世紀七○年代之前的「紅色中國」，那用上「簡化二分法」，無論是龍應台的「文明與野蠻」標準，或陳映真的「資本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野蠻」比較，尚不至於引起太多質疑，因為「鎖國狀態」的中國，是「很容易被定義的」。
但，二十一世紀當下的中國呢？龍應台可以舉二個野蠻例子，其他人必定可以再舉二十個，兩百個例子。「中國之野蠻」，例子絕不會少。可是，支持陳映真的，跟他一樣，在「同情理解」前提下，舉出中國並不野蠻，反倒是西方資本主義「野蠻不遑多讓」的例子不勝枚舉，想想看，這些人找到的證據，會比龍應台少嗎？
這樣討論下去，你來我往，沒有交集，沒有火花，更難有實質效果。
「簡單二分法」常常帶來僵局，對峙的僵局，溝通對話的僵局，理解認識人事物的僵局。
然而「簡單二分法」卻真好用。在真實世界，應用「簡單二分法」，馬上能獲得是非善惡黑白分明之效果，可是被過度簡化的分析，除了過癮、除了爽，又能發揮多少「準確認識」的作用呢？
拿美中關係當例子吧。美國在尼克森總統打開與中國交往的大門後，才發展出一條「超越冷戰格局」二分法的新思路。亦即在敵友，在好人壞人，在善惡之間，承認中國是一個「可敵可友」，「有好有壞」，「惡善兼具」的複雜實體。這念頭一改，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便頓時靈活起來。時而視之為戰略夥伴，時而當它競爭關係。支撐認識的主軸，則一直沒變，就是「透過交往，影響改變」。我讀過一本澳洲學者寫的書，他以「China images」為題，細數這些im-ages是如何經由外在環境的變化與中國內部的改變，彼此犬牙交錯，而構築出來。他也是放棄了「簡單二分法」，改採較為動態的視野，才能提供更寬闊的分析，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浪費口水。
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過於簡化自己得到的資訊，亦過於簡化自己的推論、詮釋。陳映真的「商榷文章」，是想彌補這缺點，以「質勝於文」的論述，讓討論顯得豐富。但因他深入內在價值的反資本主義理念已形成多年，在批評龍應台時，直是「照本宣科」再說一遍而已，不會對我們理解兩人所要面對的議題酖酖「中國的形貌」，創造出任何「新的認識可能」。這無疑是我比較失望的。因為龍應台也罷，陳映真也好，可都是有分量的文化人啊。
怎麼辦？我不認為各打五十大板，折衷方案，就是答案。關鍵應該回到我們要討論、認識的客體對象上，不拘泥於一套既成的意識形態與信念體系。畢竟真實世界是變動的，誠如古希臘詭辯學派哲學家所說的，「人，不能涉身於同樣的水流兩次。」拘泥理念，來掌握世界變動，固然有享受知識的樂趣，卻未必有知識綜效的價值。
當下的中國，是否「野蠻或文明」？我們評斷的標準，是否該以西方價值為準則？同樣不該是「鐵板一塊」，黑白分明。
過去討論中國民主的論戰，常在「民主」的意涵，「人權」該普世適用或適應某些「特定條件」等爭辯上糾纏不休。這些爭辯不能說沒意義，但若忽略具體的條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步驟，就很容易流於空泛意氣之爭。甚至，知識分子之間，彼此反而喪失了和氣，忘記了面對掌權者、執政者時，各自陣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同陣線、同立場的。
要做到這一步，顯然過去「民主與不民主」、「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以西方價值為基點的「文明或野蠻」等，簡單二分法的視野，是需要加入新的詞彙。
「政府治理」
我以三個概念，來加入龍應台與陳映真的「舊戰團」。
一是「政府治理」，二是「資本邏輯」，三是「國際連結」。
這些概念都不新，卻是討論、評價當代中國時，不該或缺的新要素。
「政府治理」，首重解決問題的效率，以及制訂決策的流程透明。單以民主為標準，常會以民眾有無參與，參與多少，當指標。這方面，中國當然不可能及格。但許多外資外商，經常肯定中國政府在解決基礎建設，處理發展議題時，果斷果決的勇氣。同時，國外政府與國際企業，之所以敢放手對中國投資，或進行合作，除了「唯利是圖」勇於冒險外，難道沒有對「政府治理」最基本的信賴嗎？要建立外界信賴感，一定程度的權力釋出，決策透明，難道不是獲取外資信賴，必然的後續嗎？
我無意為中共政權的專斷與獨裁辯護，就民主而言，中國絕不及格，亦絕不夠格現代化。但「治理面向」的提上檯面，能讓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可以轉化」的客觀機制，雖然距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龍應台只從「民主」、「人權」切入，當然咬牙切齒，可是這麼多西方價值信奉者，願意跟中國打交道，不放棄任何交往機會，他們何嘗是「背棄原則」了呢？合理的解釋是，「動態的中國」要以「動態的視野」，要以「促進民主化」與「提升治理力」，來交錯應用。這一點，陳映真看得比較真切，儘管他未必同意我的分析角度。
「資本邏輯」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與市場，不講情理的「唯利是圖」，卻合乎邏輯的促成一群中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加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批判傳統，再加上「海歸派」人數漸漸茁壯，這些力量促成了《冰點》周刊，膽敢一步步升高觸碰禁忌的勇氣。從「政權保衛戰」的立場看，中共要禁，是必然的，但社會力量會不斷以各種形式挑戰禁忌，亦屬必然。尖銳批判中國政府，可以是一種姿態，有必要性，但其他不正面批判，卻積極鼓勵中國開放資本，厚植市場力量，創造更多中產階級投入「非經濟領域」之機會的努力，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堅持嗎？龍應台「輕易」把對這議題的反思，置入「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是無視於中產階級「雖不激進」卻「默默耕耘」的存在事實。而陳映真的觀點，則又可能在資本與市場尚未鞏固地盤之前，先因為對資本累積的過度憂慮，而產生不必要的「保守阻礙」。
「國際連結」
「國際連結」，尤其是超越「文明與野蠻」，或「中國可以說不」，乃至於「中國即將崩潰」等等，立場分歧，心態則同出於「簡單二分法」論述的一種憑靠。
「國際連結」既是承諾，亦是保證。陳映真這點倒說得很對，國際上一定程度對中國的肯定，確實來自中國對國際社會實踐了相當的承諾。這也是相互的一種保證，中國保證不走鎖國、閉關的回頭路，相應的，國際社會保證了對中國一方面寄予期待，另方面不忘鞭策其繼續前進。「國際連結」的效應，不會僅僅因為兩三件事的倒退，而打折扣；更不至於因重大的互惠利益，而讓西方國家退卻對中國的監督。其效果，也不是「文明或野蠻」，那麼素樸的二分法，所能推動的。
蘇聯與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以自身實際經驗，證實了未採取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之前，社會上的相對剝奪，並不見得少。而採取了西方資本模式後，雖然亦難避免強凌弱、資本剝削的弊病，可是「部分富起來」的驚人績效，已經讓中國令人刮目相看，這是陳映真的左翼史觀，不能看見或不願承認的盲點。
看「動態中國」，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龍應台的「文明說服論」，失之於簡化；陳映真的商榷回應，幽閉於意識形態的框架。於「真實中國」的動態發展，都有蔽於一己之見的風險。
以中國現代史上，類似的辯論來看，「社會史論戰」、「獨裁與民主論戰」、「新威權主義論戰」等，最終落得船過水無痕也就罷了，怕的是「要或不要」的爭執，不但促使掌權者「翻臉傷人」，造成知識菁英、社會菁英無謂的被消耗，也讓「國家轉化」的進程被耽擱。看「動態中國」，我們也許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我是以這心情，就教於我一向敬愛的龍應台與陳映真。
【2006/03/2-3 聯合報】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楊照】【2006/02/23 聯合報】
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
多年以前，十幾歲的時候，意外的機緣接觸到一本《政大青年》，政治大學的校刊，讀到一篇深撼我心的文章。文章寫的是義和團，不算是嚴格的歷史陳述，沒給什麼義和團拳亂的史實敘述，毋寧是對歷史的感懷發抒吧。作者申述：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義和團，不要習慣性地將義和團看成是「腐敗滿清」的劣行之一，或拿後來八國聯軍與辛丑條約的結果反推證明慈禧的昏庸與無知，改從中國與西方霸權交接的脈絡看，那麼義和團就不再是鬧劇，而是民族巨大而悲憤的史詩一環了。想想：一個民族被欺壓侮辱到寧願相信赤手空拳能夠打贏火砲，相信血肉之軀可以抵擋槍彈，這是何等的無奈！
年少時「悲劇」的感動
年少的我一次又一次閱讀那篇文章，眼睛貼著一個個方塊字，久久無法離開。多年之後，我可以確認，那是我成長期中華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起點。腦中挨了一記思想敲擊，被迫去想：我們從歷史課本裡學來，關於中國過去的種種，對嗎？不需要提供什麼新鮮的材料與事件，只是用了不同情感立場去對待，義和團就可以、也必須變成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且我自己的心緒，毋寧比較接近文章裡的「悲劇」感動，完全無法反駁文章的論點。
換句話說，我只能選擇放棄，或至少是動搖原本視為天經地義的課本歷史知識，導致天經地義瓦解的力量，正是一種民族主義的信念，以及信念背後的強烈感情。
從那時開始，我追索閱讀大量中華民族主義史學的著作。錢穆、唐君毅、梁漱溟、牟宗三……尤其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清楚揭示了看待「自己的」歷史的溫情原則，書前一篇〈閱讀此書應該具備之信念〉，曾經是我們少年友朋間彼此流傳背誦的文字。
也是這個時候，意識、觀察了當年浩浩湯湯席捲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潮流。那個社會、那個時代，如果要選擇關鍵字來描述的話，一定是「我們的」、「中國的」、「中國人」。寫中國的詩（不是西洋詩的移植翻譯）、唱我們的歌（不是美國「熱門歌曲」的無意識翻唱）、尋找中國的社會科學以及中國的道路。
在如此時代氣氛下，我放棄外文系，進入歷史系就讀，胸中繼續燃燒著對於中國歷史、中國傳統的熱情。內中有一種天真的英雄主義情緒作用著，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多麼落難倒楣啊！被欺負被侮辱被踐踏還被輕視遺忘，正因為中國文化那麼苦澀，所以我們才要跟它不離不棄，要不然我們跟那些現實功利的人有什麼兩樣？站在富人、權力者旁邊的，永遠成不了英雄，只有選擇和倒楣可憐的人並肩共其痛苦的人，才有機會當英雄。我年少的心靈中一直有著這樣素樸的正義感為其基底啊！
轉化成一種點滴式 理解的知識態度
不過四年大學教育下來，我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大大改變了。大學四年級，自覺折磨卻又無法逃避地，在準備研究所考試而重讀《國史大綱》時，寫了長篇的閱讀札記。我必須對自己承認，錢穆的想法、錢穆的整個史學架構，不再能滿足我，不再能說服我了。《國史大綱》一開頭就談中國歷史的源遠流長，沒有別的文明曾經保留這麼久又這麼完整的史料，這是錢先生認定的中國史學最大的光榮、最深刻的價值。然而，我察覺了，「完整」這兩個字，正是錢穆史學，甚至整個民族主義史學最大的盲點。我在札記中掙扎地寫下：錢先生相信中國歷史都在那兩千多年的史書文字材料裡，讓他看不見兩樣東西，第一是看不到沒有被記錄在歷史書裡的，其他的中國歷史活動。第二是看不到中國史書傳統有其強烈的偏見，那基本是文人的紀錄，帶著文人的價值判斷，但中國歷史不應該只是文人的歷史，更不應將中國歷史化約成文人建構的「大傳統」，拒絕、否認了其他「小傳統」的存在。
我必須告別《國史大綱》、告別我曾經深情投注學習的中華民族主義史學，因為我想認識「真實的中國」，不只是文人大傳統裡呈現的那個中國，而是包括藏在考古、民俗、田野材料中，各式各樣「小傳統」交織而成的複雜中國圖像。我們過去說。「大傳統」中整理歸納的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特色，往往不適用於眾多繁雜的「小傳統」事實，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樣，就用「大傳統」概念否認「小傳統」的存在事實。
告別《國史大綱》的同時，我熱情地閱讀、吸納波普（Karl Popper）的哲學著作，在《歷史主義的困窮》裡我學到了波普主張的「點滴式改革」（piecemeal reform），並將之轉化成為一種「點滴式理解」的知識態度，尤其是看待中國歷史的態度。我努力說服自己，任何對於中國的全稱式理解，都不可能對。我們需要保持「拆解」的習慣，把中國拆開來一塊塊地理解、一塊塊地描述，或許有一天，「點滴式理解」累積夠久了，能有機會重新拼湊一個巨幅中國圖像；不過反正我們當下沒條件想到那裡去。現實當下，真實中國只存在於「點滴式理解」、碎片小圖像裡。
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
花那麼多篇幅敘述自己過往的轉折，為的是要說明：我看到龍應台和陳映真的論辯，發生在兩個巨幅中國圖像的衝突上。
請循其本。事情的起源是中國大陸近來連續幾樁媒體言論緊縮的變化，以及為了袁偉時的文章，導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遭到停刊。
在一件事上，我完全同意龍應台，那就是用政治力量箝制言論，以及用政治力量傳播仇外的意識形態，是件錯誤的事，這樣的作法違背了兩三百年西方啟蒙理性主義，好不容易建構起來，並說服許多人信服的文明標準。而且，不管是什麼國家的什麼人（美國總統布希），為了什麼緣由（遂行攻打伊拉克的侵略意志）做同樣的事，都同樣該被反對、被譴責。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是非價值與文明理性，對我而言，相信對龍應台也是一樣的。
可是另外一件事，龍應台雄辯行文中也顯得如此理直氣壯的，對我就沒那麼明白了。那就是：《冰點》事件等同於胡錦濤與胡錦濤路線，因此「『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
龍應台問：「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文章中的問句，是「修辭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問法本身也就預示了答案酖酖中國是虛偽的，中國做不到或不願做自己對外推銷的進步形象。
於是《冰點》事件先上綱成胡錦濤路線，又再度上綱成對中國的評斷了。那當然是嚴厲的評斷。作為一種書寫策略，我能體會龍應台的用心，上推到胡錦濤就可以把對《冰點》的評論，個人化感情化為對胡錦濤的喊話；嚴厲指責中共「虛偽」，可以刺激中國「假戲真做」，從假進步變真進步，假文明開放變真文明開放。
差異的背後 驚人的相似
不過，讓我不安，或許也同樣讓陳映真不安的是，這樣的策略就架空了、扭曲了非常核心的問題，龍應台自己問的：「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
陳映真文章一開頭就不客氣明言，他認為龍應台「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而他接下來提出的是他自己認定的另一種中國面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換句話說，陳映真不滿龍應台批判、刻畫的中國圖像，而他表達不滿的方式，是提出另一個中國圖像對抗龍應台，說：「你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中國!」
反覆閱讀龍、陳兩篇文章，我確認了兩件事。第一件，龍、陳兩人的差異，其實不是據以評價中國的標準的差異，而是對現實中國描述上的差異。第二件事，藏在兩人差異的背後，是驚人的相似，兩人都用「整體」的眼光在看中國，試圖刻畫描述一個「整體」的中國。
因為有自己過去在中國知識上的掙扎歷程，我無法用這樣的「整體」理解中國、討論中國。中國，尤其是目下變動如此快速，卻又沈積眾多歷史弊病的這樣一個中國，不可能「非此即彼」。如果關鍵真正在「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那麼我只能有一種態度：中國，可能既是龍應台憂心的，也是陳映真歌頌的，更可能在他們憂心與歌頌的之外，還有更多不同、甚至矛盾衝突的面貌。
在最古老與最前衛之中，點滴聚攏複雜的中國圖像
這正是今天中國議題帶來的最大困擾，卻也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知識課題。和其他社會其他國家（包括台灣、美國）相比，今天的中國最缺乏一致的、可掌握的形象。我們可以同時在中國找到最古老與最前衛、最落後與最先進的現象。中國太容易讓人家「各取所需」，要訾罵中國的人，何愁找不到讓人憤慨、甚至讓人驚駭的材料？要讚美中國的人，也絕對不乏可以拿來表揚的事例。正是這種多元多樣的複雜混亂，讓對中國的討論，常常雞同鴨講，對不上話頭。
怎麼辦？我能想到的畢竟還是只有回到耐心的「點滴式理解」路子上。我們必須學習壓抑用全稱、巨視角度談中國的衝動，必須學習犧牲部分透過全稱、巨視行文能夠達到的修辭效果，具體、明確地將要討論的中國現象定位清楚，不讓它漫散飛揚。一點一滴，讓我們累積對中國的區域知識（local knowledge），再看看未來這些區域知識會舖排成什麼樣的新拼圖。
如果不扯胡錦濤，不用單一事件規範中國社會個性，那麼我們需要怎樣的背景來瞭解「冰點事件」？把這些背景點滴聚攏了，會不會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有限但紮實的「冰點事件」區域觀點呢？
這是我希望從龍、陳對話中可以刺激出的中國討論風格。
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 【蔡詩萍】 2006.3.2-3聯合報
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
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的復仇工具
由於龍應台教文學、評小說，陳映真寫小說也評小說，我想從兩人擅長的「小說家」角度，去看兩人「似乎對立」實則「幾乎相近」的思維困境。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裡，曾費心討論「小說的道德」與「一般道德」的不同，分析「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的差異。
不妨先引述一段文字。米蘭‧昆德拉說小說藝術最終極的境界，「是暫停所有道德評斷」。「暫停所有道德評斷並不表示小說就不道德。這個前提正是它的道德。遽下結論，妄作判斷，這是人類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而這道德正是反對這種作法，挑戰人類未理解就先仲裁的積習。以小說藝術智慧的觀點來看，這種愛下斷語的急切天性，正是最可惜的愚行，最危險的罪惡。」
為什麼「小說的道德」，應該不遽下結論，不妄作判斷？因為小說若輕易接受了世俗的善惡、對錯、是非等等二分法判斷，小說就不叫小說，而叫政治宣傳、倫理教條了。
好，那「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又是怎麼一回事？
依米蘭‧昆德拉的意見，「人類歷史」總是簡化後的產物，然後強加於人類身上，讓人無從掌握；「小說歷史」呢，「則是誕生自人類自由，誕生自他們的選擇」，「某種藝術形式的歷史和簡單化的人類歷史是南轅北轍的。藝術的歷史因為具有個人特色，所以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非人性取向的復仇工具。」
說得再淺顯一點，「人類歷史」的詮釋，一如文化評論常指出的，會被「權力」所主導，這權力可以是政權，可以是意識形態，可以是主流價值，總之是集體的權力展現。而「小說歷史」相對自由多了，亦因為可以很個人化，而回過頭檢視「人類歷史」時，也就不必然要陷入二分法的陷阱。
我何以要先提米蘭‧昆德拉這段文字呢？
因為無論龍應台、陳映真，都應該能理解，米蘭‧昆德拉藉由這種思維，提醒了世人，「一般道德」與「人類歷史」之所以無趣、乏味，甚至沒人性，就出在它們必然以「簡單二分法」，解釋世界，定義世界，乃至於改變世界。瞭解小說魅力，理解小說具備顛覆能量的龍應台與陳映真，至少不該在自己解讀一個外在現象時，輕易掉到「簡單二分法」的泥淖，絲毫沒有警覺。
尤其是，這個議題還是既敏感，又一直在變動狀態的「中國形貌」。
放棄「簡單二分法」， 幫助我們理解 「當下的中國」
倘若，當下的中國，仍處於上世紀七○年代之前的「紅色中國」，那用上「簡化二分法」，無論是龍應台的「文明與野蠻」標準，或陳映真的「資本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野蠻」比較，尚不至於引起太多質疑，因為「鎖國狀態」的中國，是「很容易被定義的」。
但，二十一世紀當下的中國呢？龍應台可以舉二個野蠻例子，其他人必定可以再舉二十個，兩百個例子。「中國之野蠻」，例子絕不會少。可是，支持陳映真的，跟他一樣，在「同情理解」前提下，舉出中國並不野蠻，反倒是西方資本主義「野蠻不遑多讓」的例子不勝枚舉，想想看，這些人找到的證據，會比龍應台少嗎？
這樣討論下去，你來我往，沒有交集，沒有火花，更難有實質效果。
「簡單二分法」常常帶來僵局，對峙的僵局，溝通對話的僵局，理解認識人事物的僵局。
然而「簡單二分法」卻真好用。在真實世界，應用「簡單二分法」，馬上能獲得是非善惡黑白分明之效果，可是被過度簡化的分析，除了過癮、除了爽，又能發揮多少「準確認識」的作用呢？
拿美中關係當例子吧。美國在尼克森總統打開與中國交往的大門後，才發展出一條「超越冷戰格局」二分法的新思路。亦即在敵友，在好人壞人，在善惡之間，承認中國是一個「可敵可友」，「有好有壞」，「惡善兼具」的複雜實體。這念頭一改，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便頓時靈活起來。時而視之為戰略夥伴，時而當它競爭關係。支撐認識的主軸，則一直沒變，就是「透過交往，影響改變」。我讀過一本澳洲學者寫的書，他以「China images」為題，細數這些im-ages是如何經由外在環境的變化與中國內部的改變，彼此犬牙交錯，而構築出來。他也是放棄了「簡單二分法」，改採較為動態的視野，才能提供更寬闊的分析，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浪費口水。
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過於簡化自己得到的資訊，亦過於簡化自己的推論、詮釋。陳映真的「商榷文章」，是想彌補這缺點，以「質勝於文」的論述，讓討論顯得豐富。但因他深入內在價值的反資本主義理念已形成多年，在批評龍應台時，直是「照本宣科」再說一遍而已，不會對我們理解兩人所要面對的議題酖酖「中國的形貌」，創造出任何「新的認識可能」。這無疑是我比較失望的。因為龍應台也罷，陳映真也好，可都是有分量的文化人啊。
怎麼辦？我不認為各打五十大板，折衷方案，就是答案。關鍵應該回到我們要討論、認識的客體對象上，不拘泥於一套既成的意識形態與信念體系。畢竟真實世界是變動的，誠如古希臘詭辯學派哲學家所說的，「人，不能涉身於同樣的水流兩次。」拘泥理念，來掌握世界變動，固然有享受知識的樂趣，卻未必有知識綜效的價值。
當下的中國，是否「野蠻或文明」？我們評斷的標準，是否該以西方價值為準則？同樣不該是「鐵板一塊」，黑白分明。
過去討論中國民主的論戰，常在「民主」的意涵，「人權」該普世適用或適應某些「特定條件」等爭辯上糾纏不休。這些爭辯不能說沒意義，但若忽略具體的條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步驟，就很容易流於空泛意氣之爭。甚至，知識分子之間，彼此反而喪失了和氣，忘記了面對掌權者、執政者時，各自陣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同陣線、同立場的。
要做到這一步，顯然過去「民主與不民主」、「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以西方價值為基點的「文明或野蠻」等，簡單二分法的視野，是需要加入新的詞彙。
「政府治理」
我以三個概念，來加入龍應台與陳映真的「舊戰團」。
一是「政府治理」，二是「資本邏輯」，三是「國際連結」。
這些概念都不新，卻是討論、評價當代中國時，不該或缺的新要素。
「政府治理」，首重解決問題的效率，以及制訂決策的流程透明。單以民主為標準，常會以民眾有無參與，參與多少，當指標。這方面，中國當然不可能及格。但許多外資外商，經常肯定中國政府在解決基礎建設，處理發展議題時，果斷果決的勇氣。同時，國外政府與國際企業，之所以敢放手對中國投資，或進行合作，除了「唯利是圖」勇於冒險外，難道沒有對「政府治理」最基本的信賴嗎？要建立外界信賴感，一定程度的權力釋出，決策透明，難道不是獲取外資信賴，必然的後續嗎？
我無意為中共政權的專斷與獨裁辯護，就民主而言，中國絕不及格，亦絕不夠格現代化。但「治理面向」的提上檯面，能讓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可以轉化」的客觀機制，雖然距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龍應台只從「民主」、「人權」切入，當然咬牙切齒，可是這麼多西方價值信奉者，願意跟中國打交道，不放棄任何交往機會，他們何嘗是「背棄原則」了呢？合理的解釋是，「動態的中國」要以「動態的視野」，要以「促進民主化」與「提升治理力」，來交錯應用。這一點，陳映真看得比較真切，儘管他未必同意我的分析角度。
「資本邏輯」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與市場，不講情理的「唯利是圖」，卻合乎邏輯的促成一群中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加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批判傳統，再加上「海歸派」人數漸漸茁壯，這些力量促成了《冰點》周刊，膽敢一步步升高觸碰禁忌的勇氣。從「政權保衛戰」的立場看，中共要禁，是必然的，但社會力量會不斷以各種形式挑戰禁忌，亦屬必然。尖銳批判中國政府，可以是一種姿態，有必要性，但其他不正面批判，卻積極鼓勵中國開放資本，厚植市場力量，創造更多中產階級投入「非經濟領域」之機會的努力，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堅持嗎？龍應台「輕易」把對這議題的反思，置入「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是無視於中產階級「雖不激進」卻「默默耕耘」的存在事實。而陳映真的觀點，則又可能在資本與市場尚未鞏固地盤之前，先因為對資本累積的過度憂慮，而產生不必要的「保守阻礙」。
「國際連結」
「國際連結」，尤其是超越「文明與野蠻」，或「中國可以說不」，乃至於「中國即將崩潰」等等，立場分歧，心態則同出於「簡單二分法」論述的一種憑靠。
「國際連結」既是承諾，亦是保證。陳映真這點倒說得很對，國際上一定程度對中國的肯定，確實來自中國對國際社會實踐了相當的承諾。這也是相互的一種保證，中國保證不走鎖國、閉關的回頭路，相應的，國際社會保證了對中國一方面寄予期待，另方面不忘鞭策其繼續前進。「國際連結」的效應，不會僅僅因為兩三件事的倒退，而打折扣；更不至於因重大的互惠利益，而讓西方國家退卻對中國的監督。其效果，也不是「文明或野蠻」，那麼素樸的二分法，所能推動的。
蘇聯與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以自身實際經驗，證實了未採取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之前，社會上的相對剝奪，並不見得少。而採取了西方資本模式後，雖然亦難避免強凌弱、資本剝削的弊病，可是「部分富起來」的驚人績效，已經讓中國令人刮目相看，這是陳映真的左翼史觀，不能看見或不願承認的盲點。
看「動態中國」，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龍應台的「文明說服論」，失之於簡化；陳映真的商榷回應，幽閉於意識形態的框架。於「真實中國」的動態發展，都有蔽於一己之見的風險。
以中國現代史上，類似的辯論來看，「社會史論戰」、「獨裁與民主論戰」、「新威權主義論戰」等，最終落得船過水無痕也就罷了，怕的是「要或不要」的爭執，不但促使掌權者「翻臉傷人」，造成知識菁英、社會菁英無謂的被消耗，也讓「國家轉化」的進程被耽擱。看「動態中國」，我們也許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我是以這心情，就教於我一向敬愛的龍應台與陳映真。
【2006/03/2-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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