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明報專訊】在被中宣部封禁35日之後，《中國青年報》每周專版《冰點》昨日復刊，頭版全版刊登萬言長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批駁直接導致冰點停刊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指《現》文作者、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按一己好惡隨意拈取史料，隨心所欲評論歷史。袁偉時回應說，《反》文力求在史學範圍內討論問題，是值得歡迎的進步。被調職的冰點原副主編盧躍剛向本報說，冰點能夠如此快復刊，是各方力量互相妥協的結果，反映時代在進步。北京有學者也表示，這是中國社會一種好現象，是政治進步、民主進步的表現。

《反》文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張海鵬撰寫，文章開篇即指出﹕「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

未評價袁文政治動機

張海鵬昨日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他這次撰文反駁袁偉時的文章，是應中青報約稿而作，亦是他幾十年研究一貫所持的觀點，並沒有受到黨組織官方部門的指定。至於他在文章中未評價袁偉時文章的政治動機，因為他始終認為學術問題要通過學術討論解決，不能用打棍子、扣帽子的辦法。


張海鵬說，袁偉時文章發表後，他一直心有不快，但當時的中青報不可能讓他有機會說話﹔後來中青報有關人士找他寫稿，時間很匆忙，前後不到一周。所幸他的觀點都是現成的，是他積40年研究的心得，他願意接受。

袁偉時則回應說，總的看來，張的文章是力求在史學範圍內討論問題的，這與一個多月以來的狀不同，張文沒有亂扣帽子、大打棍子，開始回到講事實、擺道理的常態，這是值得歡迎的進步。其中雖還有一些很不恰當的非學術詞句，引起一些讀者反感，但還是應該用寬容的態度看待這些一時難於糾正的舊思維習慣。

袁偉時表示，時至今日，中國思想、學說、文化領域已出現了多元並立的局面。對歷史和現實事件，各種人會從不同角度作出不同解讀，應該拿出足夠的智慧和寬容的心態直接面對這種多元並存的局面。各方都要對當前文化發展、學術發展的大局有個清醒的認識﹕不可能有思想的統一、觀點的統一，不可能出現大一統了﹔面對這局面，需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討論。

學者推許不同觀點登台

北京民間學者張大軍認為，冰點事件是中國第一次出現的新氣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觀點統統登上舞台。過去在中國，任何事情都是一邊倒，沒有反對派，沒有社會力量參與，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表現。中國的右派和左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左右社會局面。這種狀使政府減輕了壓力，政府第一次可以從單方壓力中解脫出來，這是中國社會的一種好現象，是政治進步的表現，是民主進步的表現。

前副主編盧躍剛﹕其餘3版保持水準本報昨日未能聯繫到《冰點》原主編李大同，而與李大同一齊被免職、調到中國青年報新聞研究所的原副主編盧躍剛對本報表示，除頭版刊登張海鵬的批駁文章，冰點其餘3版內容都「保持了水準」，即使是張海鵬的文章，也保持了相當克制，而不是採用以往的橫蠻方法。

據了解，本港有媒體昨日披露的有關冰點新負責人的名單並不確實，冰點新班子是由中青報常務副總編輯陳小川主責，擔任主編，而並非由副主編杜涌濤出任。杜涌濤之前與李大同、盧躍剛並為冰點靈魂人物，是目前唯一留任的副主編。杜涌濤昨日回應本報查詢時說，他對冰點新版的內容和今後辦報思路「沒有什麼好說的」。據悉，冰點事件初發時，包括李大同的妻子江菲在內，有6名記者曾打算離開冰點，但在報社高層力勸下作罷，江菲未如有媒體所指升任冰點副主編。另據了解，冰點事件確是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親自過問下得以迅速解決。

盧躍剛認為，對於冰點的未來，需要繼續觀察，不能輕易下判斷。他說，陳小川是中青報的老報人，杜涌濤一直負責的「冰點人物」更是歷年來中青報最受歡迎的專欄，由這些「自己人」來執掌冰點，他表示會比較放心。盧躍剛說，冰點能如此快復刊，許多舊人又能留任，是各方力量互相妥協的結果，反映時代畢竟在進步。他個人的待遇也沒有像當年因言獲罪的劉賓雁被「發配」往北大荒(東北地區)，而只是調到新聞研究所「看看報紙」。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全文如下﹕

如何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及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不僅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關係到我們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下簡稱《現》文)，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關注。

近代中國的主要任務

1842～1860年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為標誌，中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形成了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正是這個條約體系，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5年的《馬關條約》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完全形成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0世紀20～30年代，當時的進步學者，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面論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並據此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可以說，在近代中國109年的歷史進程中，由中國的革命政黨推動的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這個革命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謀求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以謀求國家的民主進程。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後，在人民掌握了國家的主權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才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

《現》文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文章說義和團犯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它強調：“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現》文似乎找到了一個歷史證據：“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義和團開始廣泛宣傳拆毀鐵路、電線杆，正是在列強以戰爭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的時候，而採取大規模實際行動，則正是在清政府鎮壓期間和八國聯軍戰爭期間。有學者通過大量事實的舉證，證明了這一點。據美國歷史學家施達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中，在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外國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個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東的遇害”。(1)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6月3日，還有一批德國兵和奧匈兵到達。據馬士統計，總共到達北京的武裝人員有451名，其中兩名軍官和41名衛兵保護西什庫天主堂(即北堂)，17名軍官和391名衛兵保護使館。士兵攜有機關槍和大炮。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杆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後發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也在這以後。洋兵入京是事變變得更加復雜和動亂的根源。據施達格研究，1900年5月29～6月4日，發生在河北省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松(Ossent)的衝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衝突，洋人先開槍，義和團從數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2)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毀教堂、鐵路等的具體原因。

義和團發生的長期原因，則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關，特別是《馬關條約》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有關，與外國傳教士長期以來在中國傳教過程中的為非作歹有關。大量歷史材料證明，義和團仇視洋人、洋教、洋物，都與仇視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謀有關。在洋兵進京以前，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出於與清兵作戰的需要，為反抗西摩爾聯軍乘火車進京，大規模破壞鐵路，完全是作戰手段，以此攻擊義和團摧毀現代文明，是什麼反人類、反文明，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觀點了。

圍攻使館和西什庫教堂，是義和團被攻擊的一大原因。真實的情況又如何呢？據記載，西什庫教堂內有法國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3)義和團於6月15日圍攻教堂，由於教堂防衛堅固，始終未能攻下來。6月12日，東交民巷一帶已被西兵佔據，不准中國人進入。試圖靠近的拳民，往往被擊斃。據美使康格6月15日的電報，“我們僅僅力圖保衛我們自己直到增援部隊到來之時，但是各使館駐軍早已槍殺了差不多一百個拳民”。(4)使館以為西摩爾聯軍很快就會趕到，有恃無恐，3天之內就槍殺了近百個拳民，這不是在義和團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嗎？圍攻使館固然違反國際法，但也是使館咎由自取。據記載，6月16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著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5)顯然，清政府保護使館的措施是明確的。

必須指出，早在5月底，各國已在各自使館駐紮重兵，把使館變成設在北京城內的外國軍事據點。這是完全違背國際法的。據當時歐洲的國際法學家的意見：“使臣公署，不得據之屯兵”(6)，這是國際公法常識。大沽事件後，各國侵華戰爭宣告爆發，清軍和義和團攻擊使館，實際上是對這個外國軍事堡壘的進攻，從國際法角度看，不能說完全無理。外國教堂屯兵，更是違反國際法的。(7)義和團的反帝鬥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八國聯軍出兵以前，列強瓜分中國之說甚囂塵上﹔八國聯軍出兵引起義和團強烈抵抗之後，經過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辯論，瓜分中國說為保全中國說所代替。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長達45年的英國人赫德在當時寫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即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8)義和團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來了，中國人也很快看出來了。最早看出這一點的中國人，是留日學生。1901年在橫濱出版的《開智錄》上，有作者著文，對義和團給與了崇高的評價，說“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有此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從此振刷矣。”(9)孫中山高度評價義和團的歷史功績。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說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10)國際無產階級高度評價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在1900年寫道：“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了”。(11)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報紙《前進報》，1900年6月19日發表題為《鐵拳》的社論，說“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12)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鬆散組織義和團，其本身愚昧、落後，有許多缺點，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必須指出，義和團的籠統排外主義實質上是農民階級有歷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初期的共同特點，義和團運動不過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現。因之，對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不應採取簡單回避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需要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歷史考察，對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鴉片戰爭以後160多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侵略與反侵略同在，壓迫與反抗同在，屈辱與輝煌同在。屈辱、覺醒、奮鬥、犧牲、變革、進步，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

總結160多年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前109年和後56年。前109年，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是封建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人民起義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是中國要求追上世界資本主義的步伐、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思想文化的種種鬥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圍繞這些歷史的大關節進行的。經過社會先進人士無數次的社會改良，經過新的社會階級、政黨發動的屢次革命，在堅持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贏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由人民掌握政權的新中國的誕生。後56年，歷史發展雖然也很曲折，但其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權的基礎上，探索國家現代化並且取得巨大成績的歷史，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且成功地摸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後56年內特別是前期的某些失誤，也與這種探索有著密切的關係。換一個說法，前109年是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後56年，是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的歷史。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過程，大多數人都是明了的，特別是最近50年，同時代人作為這一歷史過程不同程度的參與者、見證者，都體驗到了創造歷史的艱辛與喜悅。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滿足。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雖然從中國取得了許多特權，但還要取得更多的特權。它們還要求在中國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國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設立使館。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証明，英國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保障當時英國在華最大的經濟利益—鴉片貿易。(13)謀求在華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它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場侵略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問題只在發動戰爭的時機和借口而已。

《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外人入城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南京條約》第二款：“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這就是說，一般英國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則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認為，按中文字義，城邑不一定指城內，條約未給英國人入城的權利。《南京條約》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譯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認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內，因此，英國外交官和一般英國人都可以入城。中英雙方在條約約文的理解上，發生了很大歧異。按照歐洲人的國際法，《南京條約》的兩種文本(當時沒有第三種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條約簽字時未聲明以哪種文本為准，在文本的解釋發生歧義時，應允許各方各執己見。事實上，這兩個文本都是英國提供的。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來源的不同解釋。在中方看來，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條約的理由不充分。其實中國官方在英國的壓力下，已經同意英國人可以入城。但是廣州城廂內外社團、士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入城，甚至不惜開戰，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協”為由，推遲入城的時間。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暴行和鴉片戰爭後多起英人恃強作惡的中外糾紛事件，是造成廣州民眾仇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民眾的仇外情緒當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廣州民眾反入城鬥爭當時有其發生的條件。(14)要求修約，則是西方列強企圖從中國拿到更多權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國就利用最惠國待遇和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有關12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更的規定向中方提出修約要求。這年5月，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文翰提出修訂《南京條約》問題，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國應毫無保留地給英國人開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國人走遍全中國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訓令時，太平軍北伐部隊已攻進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軍與清政府之間誰勝誰負難料，就把訓令擱置起來。7月，美國向清政府提出幫助鎮壓太平軍作為誘餌，以修約擴大在華權益。清政府懷疑美國的動機，沒有接受。其實，研究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學者早已指出，英國要求修訂《南京條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南京條約》是一項政治條約，不是商約，沒有修訂的規定﹔而修約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國待遇之內。(15)英國利用中國當局不了解歐洲人的國際關系知識，加以蒙哄和欺詐，清政府只有被牽著鼻子走了。

1854年，英國、美國、法國都積極活動修約。但是對於英國來說，採取戰爭行動解決修約問題的時機沒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聯盟正與俄國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著克裡米亞戰爭，英國的軍力布置在克裡米亞戰場上。所以英國政府訓令包含修約談判中要嚴格避免使用武力，祇要中國承認修約的原則，實際談判不必馬上進行。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伯駕知道，《望廈條約》祇規定了12年後作細小的修改，但他認為：“為了達到各國政府的最大利益，不僅細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變更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必須採取強硬手段”。(16)他在來華前，遍訪了倫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見。1855年8月，伯駕希望北上渤海灣，逼迫北京政府舉行修約談判。包令說：“用孤單的行動而不伴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就沒有希望從中國取得任何重要的讓步”。(17)因為各國軍艦尚未調到遠東來，沒有軍力支持，這次北上行動未能成行。這就是說，用戰爭手段，達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約的目的，這已經是既定決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國戰敗。這時候，英、法、俄國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各國軍艦都可以移師中國了。在克裡米亞戰場上撕殺的對手，在中國成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戰爭手段已經決定，侵略者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這時候，馬神甫事件發生了。盡管這是一個突發的個別的事件，對於法國來說就是一個好借口，但是，對於英國來說，這個借口還不太有力。不久，亞羅號事件發生了。殖民主義者要尋找侵略中國的借口是不難的。20世紀初法國的研究者研究了資料後指出：包令“要向中國啟舋，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有本領找到比劫持‘亞羅’號更好的借口。”(18)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定要打起來的，並不因為中方的什麼態度而轉移。而要打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要越過條約特權在中國謀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沒有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現》文在評述馬神父事件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撒手?”，叫做程序正義優先。文章寫道：西林地方官員把馬神甫處死，“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這不僅否認了侵略者的本質，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實。

程序正義優先，頗為嚇人。似乎當時來自歐洲的英國人、法國人最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又以大沽之戰為例。當法國人知道清政府已經在大沽口設防，仍然決定與英國公使乘炮艦從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國公使普魯斯給英國政府報告說：“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准備憑借武力威脅來索取。”(19)普魯斯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20)英法聯軍在充分准備下(僅英國艦隊就有戰艦、巡洋艦、炮艇共十餘艘，士兵2000人)，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發動進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沉擊毀英法兵船十多隻，斃傷英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軍艦首先向大沽炮台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貫同情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評論道：“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環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21)實際上，清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換約，並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內安排了公使住處。清政府從安全出發，指定了公使進京的路線，規定可帶隨從，不准帶武器。這些安排完全合乎當時國際關系的准則。歐洲人制定的國際法沒有規定可以攜帶武器到他國首都去交換條約批准書。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謂程序正義的要求。當大沽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反誣中國破壞條約，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報復”。英國《每日電訊》甚至稱：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並佔領北京﹔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馬克思當時在評論大沽事件時寫道：“難道法國公使留住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麼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釁了。”“白河衝突並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勳爵預先准備好的。”(22)馬克思是研究了英國公使和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寫下這些評論的。

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望廈村簽訂，又名《望廈條約》)，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一項商約。它的第34款規定：“合約已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准後，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23)這裡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望廈條約》“不得輕有更改”，中美兩國“均應恪遵”，美利堅聯邦各州(“至合眾國中各國”)不得派人前來對此另有異議。在什麼情形下可以在12年後“稍有變通”呢？條件祇是因為“至各口情形不一”(“現文”引用時恰恰把這幾個字刪掉)，涉及到貿易及海面各款時，可以稍加修訂。這實際上指的祇是細小的修訂。美國以及各國清楚這一點。中方也清楚這一點。1855年5月，美、英、法三國公使先後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訂《望廈條約》，為此清政府指示說：“各夷議定條約，雖有12年後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為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24)，清政府的認識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理”，英、法、美各國都沒有提出大段修改條約的權利﹔即使稍加修訂，也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與清政府商議，“公平酌辦”。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訂，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馬克思曾經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檢察官致倫敦《晨星報》的聲明，那份聲明說：“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國政府及其官吏採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國至少已沒有權力享受這個條約所賦予它的優先權利和特權。”(25)這就是程序正義優先。

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國哪一國遵守了這個原則？

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著非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麼樣就怎麼樣，並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復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現》文的不正確，在於完全拋棄了唯物史觀，得出許多錯誤的觀點。試舉幾例：

“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這是想當然。列強侵略中國，什麼時候都沒有與中國“協議”過。歷次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條約文本或者是侵略者提供的，或者是侵略者強加的，中國談判代表哪裏有資格置喙？

“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組織低調俱樂部，講的也是類似這樣的話。汪精衛之不齒於歷史，已經難以改寫了。我們祇能這樣回答：中國人民對外來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國早就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國還有今天嗎？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當代人俯視歷史，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列強是強勢一方，封建的中國是弱勢一方。但是，在鴉片戰爭的年代，有哪一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是弱勢一方呢。即使認識到是弱勢的一方，難道弱勢的一方面臨外敵侵略的時候，就不應該反抗嗎？清政府被嚴格限制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內，什麼時候都是嚴格遵守條約的，不遵守、不滿足原有條約特權的，一向就是外國侵略者。

“經過長期、復雜、反復的博奕過程，在國際關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這句模棱兩可的話，放在晚清，放在近代中國，完全是無的放矢。國家不獨立，人民不掌握政權，沒有強大的國力，靠清政府去博奕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天，中國綜合國力相對比較強大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博奕”了，可以爭取建立相對平等、互惠的國際秩序了，但是建立合乎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是可能的嗎？

“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近代中國的歷史道路不是這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不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況，祇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可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嗎？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孫中山建立中國同盟會，一心想振興中華，向英國、美國、法國學習，建立起像美、法那樣的共和制度，卻完全得不到當時美歐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可是當政權轉移到袁世凱手裏，就得到西方列強支持。孫中山經過幾許磨難，終於明白這一點：西方國家是不支持在中國建立像他們那樣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所以孫中山重新組建中國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決心走非資本主義道路，並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一波一波地發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運動，組織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掌握屬於人民的武裝，才能夠有今天中國的結果。中國今天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今天能夠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學習西方列強得來的。西方人的歷史發展道路給了中國人以啟迪，在比較中，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地反帝反封建，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我們才真正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現》文所敘述的歷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實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意拈出幾條史料，隨心所欲地作出歷史評論，這樣的歷史評論，脫離了史料基礎，祇是個人感想，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乍看嚇人，卻是沒有根基的，沒有說服力的，經不起史料鑒証的。懂得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今天。把鴉片戰爭以來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明白真正的現代化道路在哪裏，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會行進得更加堅實。

(1)施達格George Nye Steiger：《中國與西方：義和拳運動的起源和發展》，第162頁，1927年英文版，轉引自牟安世著：《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286～287頁，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

(2)廷杰、廷雍等：《致裕祿電》，1900年6月2日，見《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二輯，第148頁。

(3)佐原篤介：《拳亂紀聞》，載《義和團》第一冊，第168頁。

(4)引自施達格書，見牟安世著：《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第338頁。

(5)見《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44～145頁。

(6)馬爾頓Martens：《星軺指掌Laguide diplomatique》第2卷，第16頁，1876年同文館版。

(7)我從前寫過兩篇文章，專門闡述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及其歷史地位，闡述義和團以及辛丑議和中的國際法問題，請讀者參考：《應當如何看待義和團的排外主義》、《試論辛丑議和中有關國際法的幾個問題》，載張海鵬著：《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8)呂浦、張振昆鳥等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集》，第152～15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9)《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載張、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第62頁，三聯書店，1960年版。

(10)《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孫中山選集》下卷，第724頁。

(11)列寧：《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14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上冊，第2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13)參見J．Y．Wong，Deadly Dreams：Opium，Imperialism，and the‘Arrow’War(1856－60)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4)參看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114頁。

(15)參考丁名楠、余繩武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18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16) 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p．195。

(1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一卷，英文本，第687頁。

(18) H．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Paris，1905．第51～52頁。轉引自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第六冊，第54頁。

(19) Bruce to Malmesburg，June 1859．見Correspondence with Mr．Bruce，Her Maji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第9～10頁。轉引自丁名楠、余繩武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148頁。

(20)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第197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1)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2)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3、46頁。

(23)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編，第56頁，三聯書店，1957年第一版。

(24)《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第13卷，第14頁。

(25)轉引自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頁。





2006.03.02　 中國時報 獨立評論 夜鶯失明 陳浩

「趙勇閣下：我們必須進行一次直言不諱的談話。閣下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國青年報中層幹部會上的講話令報社許多同仁及我本人極度反感和失望。閣下代表本屆團中央書記處在中國青年報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形象，一個小官僚『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形象。閣下的講話，傳達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話、套話和言不由衷的話，擇其要點有三：一、誰要是不聽話，隨時隨地可以滾蛋，雖然閣下的原話是『誰要是不想幹，今天打報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國青年報是『團報』，不是『抽象的大報』；三、不能用『理想主義』辦報。閣下的講話充滿了教訓、恐嚇和無知。……」

這段文字和接下來的一萬三千餘字「公開信」，以及最近因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停刊整頓事件而公開的一萬七千餘字續篇「抗辯信」，必然會在中國自由新聞史上，成為重要的歷史文件。它們的作者為盧躍剛，一九五八年出生，屬狗。狗年一片旺旺之聲，不准他向黑暗處吠叫，可能嗎？在網上讀到他的文字，鏗鏘有力，我不禁大聲誦讀，至今前述那第一段已然會背。

我會背誦的另一段，是盧躍剛「抗辯信」裡，引述馬克思抨擊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句子：「使夜鶯失明，你們認為殘忍，但是檢查官用鋒利的筆頭挖去了報刊的眼睛，你們卻不認為是殘忍…」

在這場中國新聞自由的重要戰役中，你不可能不被他凜然的氣節、大河的文字所震撼，其實，盧躍剛早已是中國新聞界的傳奇人物，他是九十年代以來「調查報導」與「報導文學」領航與代表性的一支筆。他採訪淮河水患，深入幾十里水深火熱，得出不是天災是人禍的結論，雖只有兩篇報導見報，寫成七萬字「辛未水患」報告文學，被稱為「治淮策」，寫報導受盡壓抑，他仍盡力爭取，但最後能留下來的幾乎全是他的「報告文學」。

《以人民的名義》寫湖南一地方人民代表長期被非法拘禁，《大國寡民》寫一個被毀容女子的奇冤，都造成震撼。盧躍剛說，拍案而起不是因為想做包青天，而是因為恐懼，害怕這些恐怖的事今天發生在他們身上，明天就會發生在你我身上。本世紀初，我曾在北京的書店裡站立著讀完「大國寡民」，我必須以「文化電擊」形容我的閱讀經驗，不只因為女子武芳的非人遭遇，而是竟有一記者七下咸陽，以五年時間調查揭露這人間不平。六四之後我十多年對中國的冷眼竟再度潤濕。

盧躍剛被中央電視台當家主播白岩松戲稱「長著一張輿論監督的臉」，這當然也意味著在中青報二十餘年，他始終守著「在體制內生存的記者和作家」這樣的身分，這種角色認知是基於「六四後的反省」，從浪漫走向現實，在「為」與「不為」之際，有分寸和策略。今天在中國，許多不同世代的新聞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這種理想未死的克制和迂迴，屢仆屢起，令人動容。

網上流傳許多盧躍剛的文字，我最愛讀他在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兩篇演講稿，尤其是紀念劉賓雁那篇演說，講「記者的底色」，大氣磅礡，讀過之後，也許你會和我一樣，對奮戰卑鄙與黑暗的勇者，寄予關切。




2006.03.02　 中國時報 共青團中央妥協 前副主編盧躍剛：核心精神仍在 王綽中/專訪

在歷經一個多月後，北京「中國青年報」每周三刊出的「冰點」周刊昨天終於復刊，配合「停刊整頓」遭到調職的前任副主編盧躍剛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他與主編李大同遭撤換，但顯然團中央有所「妥協」，該刊相關核心人物仍在，相信未來「冰點」會繼續辦好。

昨天在看過復刊後的「冰點」，盧躍剛認為，除第一版的批駁袁偉時的文章外，整體內容還可以，其中第二到第四版都維持原來的水準，對於復刊後的「冰點」他目前還能接受，但未來仍待進一步觀察。

對於「冰點」新的編輯群，盧躍剛給予不錯的評價。他表示，主編陳小川是名滿天下的雜文與政論家，在「中青報」任職很長時間，而副主編杜湧濤則是老的「冰點人」，原來十三名編輯中多數還留下來，「主要核心人物都還在」。他樂觀地認為，「我不認為接手的人就會辦不好，相信他們會辦好這份周刊，繼續發揮『冰點』的精神。」

有關上述人事安排與團中央處理方式，曾經上書中共中央申訴復刊的盧躍剛透露，「胡錦濤可能有一些批示，至於具體內容還不得而知。」雖然共青團中央在處理「冰點」復刊上有些妥協，但盧躍剛強調，他們並不準備妥協，原來上面有些承諾還未兌現，只有耐心等待。

「冰點」是在一月十一日發表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後遭到停刊，而復刊的冰點第一版就全版刊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撰寫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對袁偉時文章「嚴重誤導」提出批判。

對此，盧躍剛認為，這篇批駁文章雖然力圖學術化，並強套袁偉時「否定建國以來的唯物史觀」，可是從實務內容來看仍不夠嚴謹，不像學術文章，但總體來說「還算比較克制」。他同時批露，張海鵬的稿子不是報社邀約來的，報社並沒有這篇稿子的終審權，完全是由共青團中央「把關」，由團中央親自審閱。

「冰點」被整頓後，調到中國青年報研究所任職的盧躍剛與李大同薪資與待遇並未受影響。盧躍剛開玩笑地說，他現在和李大同正在認真「學習」，「主要工作就是喝茶、與朋友聊天」。對於未來是否會繼續在「冰點」寫稿，盧躍剛認為短時間內「冰點」可能很難再刊登他與李大同的文章，但他們並不缺乏「陣地」，可以繼續寫書出版。




2006.03.03　 中國時報 「冰點」事件 中共元老促「新聞閱評組」鬆手 於慧堅/台北報導

儘管「中國青年報」每周專版「冰點」三月一日已經復刊，但該事件引爆大陸內外對中共中宣部新聞箝制的不滿仍持續蔓延。最新一期「亞洲週刊」指出，在兩會召開之際，連中共黨內元老都跳出來，呼籲政府要盡快「新聞鬆綁」，以免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

與此同時，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並憂慮，「冰點」被封殺，幕後黑手「新聞閱評組」對媒體的控制全面曝光，將讓台灣獨派人士有籌碼操弄兩岸關係。

閱評組箝制媒體 嚴重影響兩岸關係

中共全國人大與政協會議今起召開，中共黨內開明派及元老認為，北京當前對媒體越來越強的控制，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從而嚴重影響兩岸關係：因為大陸社會的言論自由和人民權利和台灣相差太遠，結果會使獨派有更大影響力。

報導指出，台灣戒嚴時代有惡名昭彰的「警總」箝制管束媒體。在大陸，中宣部的「新聞閱評組」是眾所周知的傳媒警察和媒體殺手，它以對傳媒監控、指責、打壓、管制為使命，「戰略與管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新週報」死於其手，「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頻受重創，以及「冰點」被封殺，「閱評組」都是真兇。

在中共的組織架構內，「閱評組」是個怪胎。儘管名義上隸屬於中宣部新聞局，但其成員絕大多數皆是臨時聘用的退休新聞官員，雖無正式編制，權勢卻大大壓過中宣部新聞局下屬的各「處」。「閱評組」極為頻繁編發的不定期內部刊物「新聞閱評」，無須通過正常管道上呈或下發，可以直達「天聽」交到高層領導手中，也可直接下發到省市宣傳部和媒體。據報導，向「冰點」發難的那一期「新聞閱評」就直接送給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常務書記楊岳、「中青報」總編輯李而亮，以及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擔任組長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閱評組成員經常前往各地傳媒視察，發布「指示」。報導說，該組傾巢出動，到大陸中央台「檢查」，中央台台長、副台長和各頻道負責人齊出陪同，一些傳媒對閱評組逢迎拍馬、唯恐招待不周，大部分則是敢怒而不敢言。

退休官員直達「天聽」傳媒敢怒不敢言

「新聞閱評組」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新聞閱評」初期名為「新聞輿論動向」，截至向「冰點」發難為止，已出版八千一百三十六期，也就是說，幾乎平均每天要發兩期。報導指出，「閱評」充滿了詆誹、構陷、穿鑿附會和無線上綱，比方說，「南方週末」曾刊載一幅北京國慶的圖片，畫面是小巷裡的國旗和老人，遭閱評員指責為「情緒灰暗」；一篇關於監獄改造的正面報導，更因一看標題「來自女子監獄的故事」的「監獄」兩字，就斷言是負面新聞；一張反映礦難的搶險圖片中有一束紅色光線，則被稱是為渲染恐怖氣氛「做了別有用心的技術處理」。

報導還說，當今大陸的傳媒管理制度，和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以及在台灣戒嚴時期都不同。國民黨曾有對報紙的事前檢查制度，外觀嚇人，實際上漏洞百出；大陸則看似沒有媒體的事前檢查制度，事實上管束更為嚴苛，因為它是透過中共的組織人事網，讓其任命的媒體負責人實行嚴格的自我檢查，同時由「閱評」體系實行嚴格審讀和事後追懲。閱評組不但在中宣部有，各省市也都建立，形成密集的監控網。有人認為，新聞閱評組連腔調口吻、邏輯推論都還留有文革遺風，被批者則從無辯解的權利。




2006.03.04中國時報 大陸媒體故事：「冰點」的博弈論 楊渡/特稿

要了解大陸傳媒的生態，一定要先了解兩個字：「博弈」。

二月十三日，我走進《中國青年報》大樓在一個角落裡的《冰點》編輯部的時候，只有李大同、盧躍剛和另一個編輯正在討論《中青報》黨組給他們退回來的申訴信。這一封信是他們循黨內正常管道，請黨組轉交中紀委的申訴函。信中觀點是：中青報將《冰點》停刊，違反黨內辦報與新聞自由原則，應迅速予以復刊。但《中青報》黨組以無轉交之責任，而予以退回。

盧躍剛認為，《中青報》黨組只有轉交給共青團中央的職責，根本沒有退回的權力。判斷起來，這應該不是黨組的決定，而可能是和上級討論的結果。用「退回」的方式，比較溫和，可以避免事情鬧大。

而在此之前，二月八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就來過《中青報》的編輯部，和主要的報紙負責人、重要幹部面談了七個多小時。他的態度低調，「非常軟」的安撫勸說，並傳達團中央希望《冰點》復刊，儘快擬定復刊計畫的指示。

國際媒體關注 中央希望復刊

這是一連串變化的結果。《冰點》停刊的消息，是在春節前的一月二十四日所發布。當時為了避免引起衝擊，還召集重要媒體、主要網路公司先宣布此一消息，並要他們不許發布出去，在網路上刪去此一消息。但隨後由於國際媒體的關注，還是引起軒然大波。

本來，盧躍剛有一條原則：絕不接受國際、境外媒體採訪，李大同也有這個原則，以免違反黨內規定。兩年前，盧躍剛寫給團中央書記趙勇的長信，就曾大量在網路上流傳，引起國際媒體注意而想採訪他，但都遭到拒絕。然而《冰點》既已停刊，他們決定打破原則。再加上龍應台的文章直接點名寫信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更引起國際媒體關切。是否因此而讓團中央改變決定，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要求《冰點》儘快復刊，在八日傳達到《中青報》，則是非常明確的。

十三日中午，李大同在編輯部裡，仍有接不完的電話，有些是讀者來電，詢問會不會復刊的，有些是國際媒體詢問有什麼後續的發展。但他們認為既然總編輯都未正式發布復刊的消息，他們也不方便自己先說出去。

我詢問他們何時復刊。他們有些生氣的說：「有這麼隨便嗎？他們要停就停，要復刊就復刊，這不是欺負人？我們先去海南島曬太陽回來再說！」

但我還是擔心的問：「那你們的職務會不會調動？」

「不會。不可能的事。這一次『博弈』，他們輸了。輸得很難看啊！」

「博弈」，這就是冰點編輯部對這一場風波的定位。這是一場「博弈」。

「博弈論」，是電影《美麗境界》裡的男主角納許（大陸翻譯為納什）的著名理論，即將各種世間的衝突、談判、妥協、角力，化為可計算的程式，詳盡的計算好各種可能變化，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贏得勝利。

博弈勝負暫分 中青報贏了？

這是一場和《中青報》上層的「閱評組」的「博弈」。

《冰點》的被停刊，他們認為和「閱評組」這個非正式的職能機構有關。事實上，大陸媒體的管理本來無「閱評組」的設置，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由當時主宣傳的丁關根所新設置的非正式職能部門，專門邀請一些已經退休的媒體、意識形態主管，組一個小組，來審閱媒體內容，作出閱讀評論。由於他們觀念又比較保守，且為了證明其功能，就對媒體挑三撿四，作出幾乎「與時代脫節的評論」。其結果即是本來無事的內容，都可以揪出毛病。

有些媒體不勝其擾，但也不能不加理會，只能逐漸修正內容。但有些媒體長期被批評，就會遭到批判，甚至有些版面因而停刊。

這一次的「博弈」李大同與盧躍剛不認為對象是黨中央，而是團中央有人拿著「閱評組」的雞毛當令箭，才會有這種結果。

直到二月十三日，他們仍認為以共青團所辦的報紙《中國青年報》一直有一個優良的傳統，那就是「人民性」。這是前總編輯王石所留下的報人傳統。盧躍剛所推崇的記者，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他對報告文學的「底色」，提出三個原則：人道主義、人民性、批判的現實主義。而這三個特質，都體現在劉賓雁的身上。他自認為繼承著這個傳統，這也是《中青報》的優良傳統。因此才有今天《冰點》的停刊與宣布復刊。「這是只有《中青報》才可能發生的事。」

然而，有些文化界的人並不如此樂觀，總以為夜長夢多，與其耗著，不如先復刊了再說。否則萬一上級後悔，就麻煩了。隨後，媒體、文化界的「十三老」發表了公開信。這一封信，寫得激烈而批判深入，讓北京的文化界想起一九八九年諸多文化人連名要求特赦魏京生的信，以及它隨後發生的民運。文化界比較資深的朋友都有些擔心了。

我決定勸勸躍剛要謹慎，先復刊再說。我們約在十六日下午見面。但一見面，就聽到他和李大同雙雙被調職到研究所的事。原本充滿樂觀期待的《冰點》編輯部，一下子跌落谷底，充滿激憤。

主角雙雙調職 冰點長期奮戰

他們決定繼續反抗。「這是一場博弈」，盧躍剛說。有一陣子，他曾想轉到研究所去，讓自己沒有實際編輯業務，這樣有利於他出遠門做更長時間的採訪，寫較大篇幅的報告文學。但他萬萬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

繼十三老聲明之後，反對調職的學者聲明出來了，《冰點》記者無法接受的聲明也出來了，李大同與盧躍剛的聲明也出現了。但他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難以改變的結果，問題只是如何保存實力，讓復刊後的《冰點》可以延續這個精神，作更長期的奮鬥而已。

「這是一場長期的博弈」。他們如此說。最後的結果是李大同與盧躍剛的職務調動，但薪水與待遇不變，只是工作內容調整。「更有時間來寫書了」盧躍剛說。

相較於以往的悲觀，或者以「貓鼠之間」來形容媒體記者與政府管制之間的關係，現在，這種趨勢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那就是互相「博弈」的時代來臨了。而且輸的人，不一定是媒體。如果官方的管制者個人，要為此付出沈重的政治代價，以後就會慢慢放鬆管制。這是一個看不見的「進步」，也是《冰點》停刊所得到的另一種代價。





2006.03.05中國時報 大陸媒體故事之二 無法抵擋的網路與手機 楊渡/特稿

一九八○年代，台灣剛剛出現傳真機的時候，正是黨外崛起的年代。當時黨外新生代就曾斷言：傳真機會讓民主提早來臨，因為再也無法阻止資料的傳播了。

現在，大陸正在面臨類似的問題。而且科技更加進步，更難以抵擋。

二月十六日，當《中青報》主編李大同、副主編盧躍剛正式被宣布調職的時候，是下午四點，不到五點半，手機簡訊已經傳遍了所有媒體與文化界朋友的手機裡。簡短的訊息寫著：「要聞快遞：中國青年報黨組剛剛宣布的決定，李大同、盧躍剛免職，冰點於三月一日復刊，首期批袁偉時，總編輯李而亮、編委會向團中央作出深刻檢查。」與此同時，世界性媒體都收到簡訊，他們打通了李和盧的電話，整個消息就無法遏止的傳播開來了。

隱藏關鍵字 封鎖程式沒轍

與此同時，網路消息開始流通，一些大罵《中青報》編輯部與黨組的言論，在網路出現。雖然他們都知道，很快會被刪除。一如當初《中青報》宣布《冰點》停刊的時候，中宣部已經傳達要在網路上封鎖消息的道理一樣，網路上的寫手早已先動起來。

中青報宣布停刊後，一些網路媒體的「博客」（台灣叫部落格）上，只要出現「冰點」二字，就會被刪除。但許多媒體人、議論客、文化界的人，還是用各種方法突破封鎖。

熟知網路規律的人都知道，他們封鎖《冰點》的消息，只是用簡單程式，讓「冰點」二字出現的時候，就自動刪除。但網路世界如此廣大無邊，誰有能力加以逐一檢查？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讓「冰點」二字，不要在標題出現。

老一輩管理 鬥不過網路人

把消息傳播出去的方法有許多種。之一：將「冰點」隱藏起來，在標題上，寫著「有關最近時期以來的媒體」或「媒體自由之討論」，或，甚至有人用「零度」取代「冰點」二字。之二：用自己的文章當開頭，寫個什麼引言，之後即大量引用李大同、盧躍剛的聲明，這樣網路程式就無法封鎖。

總之，電腦是死的，程式是硬的，而網路世界太大，所有人都可以找到縫隙，形成一個傳播網。網路，已經成為無法抵擋的新世界。

就這樣，《冰點》的停刊，並未停止爭議，反而招來更多麻煩。網路上流傳著十三老的聲明，更流傳著盧躍剛記念劉賓雁的文章，以及他以前寫過的致趙勇的信等等。

事實上，當局並非不知道網路的流通之迅速、傳播之廣泛，但管理意識形態的當局者大多數是老一輩的人，還未認清事實，依舊用傳統的管理模式在處理，以致於只能封住那些不太懂得網路的人，卻無法封鎖消息的傳播。

手機動員快 想擋也難擋

更麻煩的還在手機。因為手機簡訊快速，無法抵擋，無法審查，讓當局傷透腦筋。二○○五年反日的遊行，就是各地的發起者，以簡訊發布「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某地集合，開始抗議日本暴行」。因為簡訊是由網路上的群組同時發出，，而收信者則可立即轉發到群組，不到一小時，要是有效動員，就會有數萬人收到。它甚至可以用一隻無法追查的手機，製造成是轉傳別人的簡訊，當局根本無法追查。

這造成非常大的困擾。手機，變成群眾動員的最迅速工具。只要有效激發群眾情緒，就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動員，這可能是全世界都難以想像的。

為此，當局要求手機使用者必須登記真實姓名資料，但為時己晚，已經買下的手機，至少數億隻，國內外買家無數，機場、火車站都買得到，又如何管理呢？更何況手機業者為了利益，還可以隨便填寫姓名，他們只要推說，是買家不認真填寫，又能如何？

新傳播時代 管制別硬來

各省市的意識形態當局也清楚這種情況，所以拚命想管理手機和網路媒體的新聞傳播。例如，規定手機簡訊不能發新聞，簡訊不得「群發」；網路的新聞刊登，要有新聞特許，否則違法；網路刊登新聞只能引用特定的媒體（例如廣東只有四家特定媒體）；如果發表有違法的言論，網路媒體必須自行刪除，不得隱匿。

但這樣嚴格的管理，卻完全違背網路市場規律，根本難以遵循。更何況所謂「違法言論」，並無明確範圍，有些言論的禁止，甚至是一種口頭通知。而要求刪除的規定也可以推說發現太晚，網路太大無法全面檢查云云。網路的模糊空間實在太大了。

科技，正在改變中國大陸的資訊傳播。從《冰點》故事我們可以看見各地的網路媒體正以新科技改變傳播生態。它只是印證了科技，終將打破既有的資訊壟斷系統，而成為難以抵擋的新工具。在這樣的傳播時代來臨時，媒體管制，又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