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潔莉卡，柏林和我沒有任何關連，在2006年5月18日之前。儘管黑格爾「生命」、「命運」、「愛」的觀念啟發過我，而他曾擔任柏林大學校長。但柏林終究是我未遇的一個異邦城市。直到2006年，參加柏林國際筆會，我和妳的老友歐茵西、高天恩等人，提前三天抵達，住進Friedenau一家德國小說家經營的花園旅館。
旅館房間很小，但有一座花樹扶疏的庭園，像電影中的情節。
從旅館到柏林市中心，須轉車，「波茨坦廣場」是其中一個轉乘站。有一天，我發現廣場邊上有一具肥胖人形銅雕吸引不少人把頭探向它中空的內裡。原來，銅雕內部裝有螢幕及攝影機，那是一位觀念藝術家的創作道具，螢幕間歇播映多種語文字幕，告訴恰巧探頭觀看的人：如果你同意留下自己的影像，就請按下左手邊的按鈕，這些隨機攝錄下來的臉像，將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公開展覽。
我沒來得及記下藝術家的名字，但十分湊巧碰上兩次按鈕的機會。那一刻因未預料到探頭後，會有文字指引，而且是要留影，以至於不曾預想自己的表情。在幾百幾千張大頭照中，安潔莉卡，這位和妳住在同一城市的藝術家，他分得清我是哪一國人嗎？他能夠從明暗度辨識出拍照當時是晨昏或日午、陰雨或炙日嗎？
按下鈕即無從追索，只能任自己楞楞的一張臉寄居在那裡，將來，不論是否公開展覽，或只瞬間藏身暗房，我畢竟與柏林發生過關係，透過光的閃擊，烙了印。
以四排綿延不止的菩提樹做標誌的，是菩提樹下大道。舒伯特的歌〈菩提樹〉，與此街名無關，街頭的地標布蘭登堡門與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也無關。但對於我，透過音樂的感染、銘刻，這條街和這座紀念十八世紀腓特烈大帝的凱旋門，都有了親切的聯想。
十八日傍晚，柏林下著雨，布蘭登堡門後方的提爾公園，瀰漫一片深綠色水霧；門前，巨大的起重機轟轟轟地忙碌著，矗起一座五層樓高的足球鋼架。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即將在這裡開打。
離開柏林的前一天，原本光禿的鋼架已包覆黑白相間的足球皮，入夜，球體變幻出不同的螢光，比蘊含權力光輝的布蘭登堡門更奪目。
書上記載，1989年11月9日，東西柏林禁制解除，第二天大批東柏林人從這裡湧進西柏林。
一張黑白照片上，布蘭登堡門四周擠滿了人，大門左後方一棵落盡葉子的樹幹，也站了兩個身著大衣向東張望的人。踩在樹幹上的人像懸垂在細密交錯的枝條上，給人圍牆鐵絲網的錯覺，同時投射出冷戰年代柏林的禁錮與焦慮。
時隔十幾年，同樣處所再沒有蟻群般麇集的人潮了，寬闊的大馬路行駛著各款汽車，路旁的豪華旅館，撐起一張張露天咖啡座的傘。德國人的理性驚人地顯現在生活秩序中，城市的建設不僅是為了現在的生活設想，也為過去的歷史負責。戰時遭破壞的建築一點一滴、一年又一年接力修復的同時，戰爭的傷痕與愚行，也盡其所能地留在博物館裡。
當年一百六十餘公里的柏林圍牆，在史普瑞河右岸那一段，現留作永久紀念。其他，一塊塊大約一兩公尺寬的牆版，零星地豎在馬路旁。石牆上有漂亮的壁畫，不留神還以為是一般的街頭藝術。我用數位相機拍的幾面牆，畫了裸女、飛鳥、羊，還有一幅綠茵草地插上紅底STOP禁止牌的畫。
這些畫，早在柏林圍牆鏟除前，由許多國際藝術家實地彩繪，當時藝術無能撼動政治禁令，只能化作微弱的心聲。而今，政治禁令不存，圍牆藝術倒見證了人類對自由、和平與愛追求的力量。安潔莉卡，妳也送了我一塊小小四方的「柏林圍牆」，裝在透明壓克力盒內，我帶回台灣來了。我會記得，人類意識形態築起的高牆，最終擋不住人與人的關係。我也警惕，高山、大海都不再隔絕的現代，還有種族主義的牆、宗教信仰的牆、千千萬萬座人心貪欲的牆。
菩提樹下大道往東走，快接近史普瑞河，有一棟新古典風格的戰爭紀念館，巨大的圓柱、冷冰冰的鐵柵門，空蕩蕩的大廳正中，安放一具母親哀慟孩子的雕像，此外空無一物。屋頂圓窗一束天光恰好落在雕像上，多麼劇力萬鈞的傷痕象徵！我站在鐵柵門外怔忡，那瞬間高天恩按下快門，沖出一張立姿不同、四具人影如油畫的照片。
這座紀念館象徵德國人對戰爭中無名英雄與受難者的記憶。我想到中國民族對戰爭的膚淺與健忘，兩相對照，一個是有根的民族，一個就注定是飄蓬了。
安潔莉卡，妳告訴我務必要看的猶太博物館，第二天我抽空前往。
博物館在城南。大樓外牆不規則開窗，遠望像是機槍掃射、炮彈炸開的樣子。室內地板起伏不平，牆柱如斜傾的支架，呼應窗子裂縫的意象，行走其上有暈眩之感。館內蒐藏豐富，從一千餘年前猶太人的歷史文物，到二次大戰德國猶太家庭的生活錄影、相片……，一具懸吊的金屬鳥籠，分從三面擺放三台液晶電視螢幕，不斷地播映著猶太人的生活史，描述他們流放、離散、拘囚的狀態。
天光的設計在猶太博物館內，引人不自覺地仰首，同樣具有人向老天祈求的感動力。一間漆黑的放映室，當厚重的金屬門砰然闔上，則迫使人的意識一緊，瞬即連結集中營毒氣室的情景。我在兩尊手掌大的雕像前佇足良久，〈孤單的人〉表現俯身受罰，極其頹喪的姿態；另一尊〈無題〉，跨足、張臂、旋身的人體有抗暴的精神。
其實猶太博物館並不全然是傷感的內容，室內一棵濃綠巨大的蘋果樹，就輝映出樂園的期許，鮮紅色蘋果型的卡片任參訪者寫下心願，然後沿著梯子攀爬懸掛到你想掛的樹上。紅媛和我各寫了一張，掛到最高枝處。我想那是一棵願力樹，不同語文的願力，共同祈求著平安、幸福。
上個月中東戰事突然又爆發，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小鎮，望著報上炸毀的民宅，黎巴嫩孩童蒙難、哭泣的照片，猶太人從受害者轉成迫害者，我回想起那棵願力樹，心情錯亂，無語可問天。
24日國際筆會安排作家遊河，穿越市區的史普瑞河。一個多小時的水上行程，我看到不少古典風格的建築，也目睹正在拆除的前東德石棉建材大樓。上船時猶有陽光，卻見遠處的黑雲趕來，急匆匆就落下一陣雨，等穿越萊辛橋，天空又映出一座虹橋。
河岸綠地上閱讀的青年，不知是柏林大學的學生，還是一般市民？河水粼粼，垂柳搖擺，閱讀者的身旁或是橫臥的腳踏車，或是守護的家犬，有人垂首專注，有人濯足瀟灑。安潔莉卡，一個城市有一條美麗的河流過，就有了恬靜家居的感覺！
柏林九天，若問起飲食，啤酒、蘆筍和香腸最令人難忘。時而黑啤酒、時而金黃啤酒，我和高天恩碰杯豪飲多日，肥胖如嬰兒手臂的白蘆筍，則讓我帶著痛風的指關節回到台北。返台前一晚，高天恩蒐購了一堆不同式樣、口味的香腸，攤開在床上，一粒粒形如小足球的香腸，一口一粒，味道最純正，鄰近超市這款香腸已全被他搜刮一空。他伴著這堆戰利品開懷的照片，教人發噱。
26日凌晨四時須起床。我刻意不拉窗帘，望著路燈下成百飛舞的蒲公英絮，漫無邊際地想著申克爾博物館裡的康德塑像何其瘦弱，不遠處那座猶太教堂庭中手持地球的是哥白尼嗎？又想，我兩度參加國際筆會，1999年在莫斯科，聽諾貝爾獎文豪葛拉斯演講，今年在柏林，又是他。二次大戰時，十七歲的他曾被徵召加入納粹組織「武裝禁衛隊」，是特別慘痛的戰爭經驗還是贖罪心理，使他一再地控訴戰爭，一再地抨擊侵略！
安潔莉卡，像這般人世的因緣實難以明言，而一趟旅行的記憶想必也不可靠，《去年在馬倫巴》那部電影裡的男子說曾與女子相遇過，女子卻毫無印象，是男子錯覺或女子健忘？電影裡的花園、石柱、噴泉，是實景還是幻境？
康德說：「給我物質，我可以創造世界。」
黑格爾說：「精神的保存，就是歷史。」
安潔莉卡，我所遇見的柏林與妳，是物質還是精神？柏林不會記得我，雖然我留下了一張影像在波茨坦廣場。而我會記得柏林嗎？唉，大約也只是如史普瑞河天際的彩虹，悠悠流走的水光！
http://udn.com/NEWS/READING/X5/3479206.shtml
旅館房間很小，但有一座花樹扶疏的庭園，像電影中的情節。
從旅館到柏林市中心，須轉車，「波茨坦廣場」是其中一個轉乘站。有一天，我發現廣場邊上有一具肥胖人形銅雕吸引不少人把頭探向它中空的內裡。原來，銅雕內部裝有螢幕及攝影機，那是一位觀念藝術家的創作道具，螢幕間歇播映多種語文字幕，告訴恰巧探頭觀看的人：如果你同意留下自己的影像，就請按下左手邊的按鈕，這些隨機攝錄下來的臉像，將以藝術作品的形式公開展覽。
我沒來得及記下藝術家的名字，但十分湊巧碰上兩次按鈕的機會。那一刻因未預料到探頭後，會有文字指引，而且是要留影，以至於不曾預想自己的表情。在幾百幾千張大頭照中，安潔莉卡，這位和妳住在同一城市的藝術家，他分得清我是哪一國人嗎？他能夠從明暗度辨識出拍照當時是晨昏或日午、陰雨或炙日嗎？
按下鈕即無從追索，只能任自己楞楞的一張臉寄居在那裡，將來，不論是否公開展覽，或只瞬間藏身暗房，我畢竟與柏林發生過關係，透過光的閃擊，烙了印。
以四排綿延不止的菩提樹做標誌的，是菩提樹下大道。舒伯特的歌〈菩提樹〉，與此街名無關，街頭的地標布蘭登堡門與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也無關。但對於我，透過音樂的感染、銘刻，這條街和這座紀念十八世紀腓特烈大帝的凱旋門，都有了親切的聯想。
十八日傍晚，柏林下著雨，布蘭登堡門後方的提爾公園，瀰漫一片深綠色水霧；門前，巨大的起重機轟轟轟地忙碌著，矗起一座五層樓高的足球鋼架。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即將在這裡開打。
離開柏林的前一天，原本光禿的鋼架已包覆黑白相間的足球皮，入夜，球體變幻出不同的螢光，比蘊含權力光輝的布蘭登堡門更奪目。
書上記載，1989年11月9日，東西柏林禁制解除，第二天大批東柏林人從這裡湧進西柏林。
一張黑白照片上，布蘭登堡門四周擠滿了人，大門左後方一棵落盡葉子的樹幹，也站了兩個身著大衣向東張望的人。踩在樹幹上的人像懸垂在細密交錯的枝條上，給人圍牆鐵絲網的錯覺，同時投射出冷戰年代柏林的禁錮與焦慮。
時隔十幾年，同樣處所再沒有蟻群般麇集的人潮了，寬闊的大馬路行駛著各款汽車，路旁的豪華旅館，撐起一張張露天咖啡座的傘。德國人的理性驚人地顯現在生活秩序中，城市的建設不僅是為了現在的生活設想，也為過去的歷史負責。戰時遭破壞的建築一點一滴、一年又一年接力修復的同時，戰爭的傷痕與愚行，也盡其所能地留在博物館裡。
當年一百六十餘公里的柏林圍牆，在史普瑞河右岸那一段，現留作永久紀念。其他，一塊塊大約一兩公尺寬的牆版，零星地豎在馬路旁。石牆上有漂亮的壁畫，不留神還以為是一般的街頭藝術。我用數位相機拍的幾面牆，畫了裸女、飛鳥、羊，還有一幅綠茵草地插上紅底STOP禁止牌的畫。
這些畫，早在柏林圍牆鏟除前，由許多國際藝術家實地彩繪，當時藝術無能撼動政治禁令，只能化作微弱的心聲。而今，政治禁令不存，圍牆藝術倒見證了人類對自由、和平與愛追求的力量。安潔莉卡，妳也送了我一塊小小四方的「柏林圍牆」，裝在透明壓克力盒內，我帶回台灣來了。我會記得，人類意識形態築起的高牆，最終擋不住人與人的關係。我也警惕，高山、大海都不再隔絕的現代，還有種族主義的牆、宗教信仰的牆、千千萬萬座人心貪欲的牆。
菩提樹下大道往東走，快接近史普瑞河，有一棟新古典風格的戰爭紀念館，巨大的圓柱、冷冰冰的鐵柵門，空蕩蕩的大廳正中，安放一具母親哀慟孩子的雕像，此外空無一物。屋頂圓窗一束天光恰好落在雕像上，多麼劇力萬鈞的傷痕象徵！我站在鐵柵門外怔忡，那瞬間高天恩按下快門，沖出一張立姿不同、四具人影如油畫的照片。
這座紀念館象徵德國人對戰爭中無名英雄與受難者的記憶。我想到中國民族對戰爭的膚淺與健忘，兩相對照，一個是有根的民族，一個就注定是飄蓬了。
安潔莉卡，妳告訴我務必要看的猶太博物館，第二天我抽空前往。
博物館在城南。大樓外牆不規則開窗，遠望像是機槍掃射、炮彈炸開的樣子。室內地板起伏不平，牆柱如斜傾的支架，呼應窗子裂縫的意象，行走其上有暈眩之感。館內蒐藏豐富，從一千餘年前猶太人的歷史文物，到二次大戰德國猶太家庭的生活錄影、相片……，一具懸吊的金屬鳥籠，分從三面擺放三台液晶電視螢幕，不斷地播映著猶太人的生活史，描述他們流放、離散、拘囚的狀態。
天光的設計在猶太博物館內，引人不自覺地仰首，同樣具有人向老天祈求的感動力。一間漆黑的放映室，當厚重的金屬門砰然闔上，則迫使人的意識一緊，瞬即連結集中營毒氣室的情景。我在兩尊手掌大的雕像前佇足良久，〈孤單的人〉表現俯身受罰，極其頹喪的姿態；另一尊〈無題〉，跨足、張臂、旋身的人體有抗暴的精神。
其實猶太博物館並不全然是傷感的內容，室內一棵濃綠巨大的蘋果樹，就輝映出樂園的期許，鮮紅色蘋果型的卡片任參訪者寫下心願，然後沿著梯子攀爬懸掛到你想掛的樹上。紅媛和我各寫了一張，掛到最高枝處。我想那是一棵願力樹，不同語文的願力，共同祈求著平安、幸福。
上個月中東戰事突然又爆發，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小鎮，望著報上炸毀的民宅，黎巴嫩孩童蒙難、哭泣的照片，猶太人從受害者轉成迫害者，我回想起那棵願力樹，心情錯亂，無語可問天。
24日國際筆會安排作家遊河，穿越市區的史普瑞河。一個多小時的水上行程，我看到不少古典風格的建築，也目睹正在拆除的前東德石棉建材大樓。上船時猶有陽光，卻見遠處的黑雲趕來，急匆匆就落下一陣雨，等穿越萊辛橋，天空又映出一座虹橋。
河岸綠地上閱讀的青年，不知是柏林大學的學生，還是一般市民？河水粼粼，垂柳搖擺，閱讀者的身旁或是橫臥的腳踏車，或是守護的家犬，有人垂首專注，有人濯足瀟灑。安潔莉卡，一個城市有一條美麗的河流過，就有了恬靜家居的感覺！
柏林九天，若問起飲食，啤酒、蘆筍和香腸最令人難忘。時而黑啤酒、時而金黃啤酒，我和高天恩碰杯豪飲多日，肥胖如嬰兒手臂的白蘆筍，則讓我帶著痛風的指關節回到台北。返台前一晚，高天恩蒐購了一堆不同式樣、口味的香腸，攤開在床上，一粒粒形如小足球的香腸，一口一粒，味道最純正，鄰近超市這款香腸已全被他搜刮一空。他伴著這堆戰利品開懷的照片，教人發噱。
26日凌晨四時須起床。我刻意不拉窗帘，望著路燈下成百飛舞的蒲公英絮，漫無邊際地想著申克爾博物館裡的康德塑像何其瘦弱，不遠處那座猶太教堂庭中手持地球的是哥白尼嗎？又想，我兩度參加國際筆會，1999年在莫斯科，聽諾貝爾獎文豪葛拉斯演講，今年在柏林，又是他。二次大戰時，十七歲的他曾被徵召加入納粹組織「武裝禁衛隊」，是特別慘痛的戰爭經驗還是贖罪心理，使他一再地控訴戰爭，一再地抨擊侵略！
安潔莉卡，像這般人世的因緣實難以明言，而一趟旅行的記憶想必也不可靠，《去年在馬倫巴》那部電影裡的男子說曾與女子相遇過，女子卻毫無印象，是男子錯覺或女子健忘？電影裡的花園、石柱、噴泉，是實景還是幻境？
康德說：「給我物質，我可以創造世界。」
黑格爾說：「精神的保存，就是歷史。」
安潔莉卡，我所遇見的柏林與妳，是物質還是精神？柏林不會記得我，雖然我留下了一張影像在波茨坦廣場。而我會記得柏林嗎？唉，大約也只是如史普瑞河天際的彩虹，悠悠流走的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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