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日本右翼勢力崛起之勢，已經澎湃到算總帳的節骨眼。經歷戰前大正民主式微，再進入昭和的歷史輪迴感，油然而生。
日本思想界對國權與民權之間的共謀，始終未能認真面對。這樣的共謀關係，不但存在於日本，也同樣存在於中國，甚至傳染到台灣而演化成新的變種。邏輯上，民權與國權是相抗的，然而近代日本民權思想家擁抱國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與台灣民主人權人士會迷戀國族主義的表現，頗為雷同。
日本戰後作家普遍用「斷裂」或「轉向」來形容這些例子，或用「曖昧不清」之類的形容詞，來斷定某些著名思想家與軍國主義的關係。他們一副已經與戰前劃清關係，採用某種客觀姿態在批判戰前的國權高張，猶如他們自己的民權信仰不像戰前那樣容易動搖。不過九○年代以後，民權思想家又進入國權的亞洲主義思維，這就再度提供當代思想家擁抱國權的機制。
民權思想要求日本向歐美學習，成為一流近代國家；國權思想則要求日本抗拒歐美，才能成為一流近代國家。兩者都在歐美潮流下，謀求日本擺脫封建落後，推動革新重振。任何日本思想家都同時熟悉到這兩種國家取向，戰後亦然。往往挫敗後的第一反應，是先採取學習態度，明治維新與二戰之後的兩段歷史都是如此。然而此種學生心態，顯非一流國家心態，以致於日本思想家總是慢慢要回到亞洲，才感到能在歐美面前爭取平等。
各種各樣亞洲主義學說應運而生，無不在設想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某種平等的終極關係。這樣的整體性思考脫離了民權範疇而進入國權。但是，日本領導亞洲所仰賴的，卻往往是依據歐美設定的民權思想為核心，在此標準上，日本卻好像又能輕易超越其他亞洲國家。
可見，民權與國權在情感上並不對立，共同幫助日本思想界規訓亞洲，面對歐美。同理，今天參拜靖國神社也是為超越二戰屈辱，而訴求改造美國所建立的和平憲法，背後同樣是國權思想。不過另一方面，反對中國用民族主義觀點看待靖國神社或修憲問題，靠的則是民權思想來把中國歸類成落後國家；在亞洲主義之下，這種落後國家只能追隨日本。於是，完整的日本近代人依據當時的社會情感與自身體會，得輪流在不同場合實踐國權與民權思想。
既然「轉向」與「斷裂」其實是完整歷史人格的自然流露，則右翼思潮湧現，是程度、幅度、時間、形式與辭彙問題，而不是會不會。在此同情的理解下，也同樣能掌握何以台灣民主人士經常在臨場狀態下，抗拒不了法西斯式的國權思維。或如李登輝等人經歷的重大人生轉折，之所以被認為是轉折，是因為我們用歐美的眼光看他，看不清他所處在要振興國家，又要仰賴歐美指導的思想困境，也是我們的困境。
日本與台灣的「民權混國權」都以中國為對象，詎知中國也出自同一種民權混國權的文化狀態與歷史脈絡？這表現成又要融入歐美秩序，又要抵抗的矛盾，剛好揭露了日、台的窘迫。日、台雙方共同努力在話語間將中國鎖回封建落後的形象，並視中國國權思想為威脅，無異是在遮掩迴避自身混血狀態。他們愈是責難中國，卻愈提醒他們自己的不堪。而中國愈是強硬回應，也就愈揭發自己滿足不了歐美規定的所謂先進標準。
完整的日本人格，完整的台灣人格，與完整的中國人格，都只能成為歐美眼中的斷裂人格。為了裝扮高貴的先進身分，他們採取彼此嘲笑蔑視的姿態。必須大家發展出某種共同話語，認可國權與民權之間合乎常理的情感聯繫，一起面對那些堅持歐美標準就只能是歐美標準的人，亞洲主義才有誕生的機會。（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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