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出版社將散文家略分為兩大書系出版作品，一是「新世紀散文家」，一是「典藏散文家」。前者為現在持續精進寫作的，像是余光中、張曉風等人；後者是已較少動筆或已過世的散文家，例如夏濟安、吳魯芹、林以亮等。把典藏散文家的塵封文章重新挖掘出來，就像挖寶，有驚喜，也有感動。他們的寫作風格與關心的大小事，以現在眼光看來有著陌生中的熟悉，那一類的文章與那樣的故事，是某個時代的寫照，也是現今我們可以回去重新思索的參照。
特別的是，吳魯芹生前不但致力於推動台灣現代文學，逝世後更由友人成立基金會，邀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自西元1984年起輪流主辦「吳魯芹散文獎」，迄今已二十二屆，從最早的林清玄到去年的楊敏盛（阿盛），得獎人皆為公認有成就的作家，此獎也深獲文壇肯定與重視。
不久前，蔡文甫策畫了一個文學聚會，邀約了余光中、陳義芝、楊照、鍾怡雯等四位當今活躍於文壇的作家，從不同角度共敘他們眼中的典藏散文家與作品。
十點相同論三傑
余光中算是跟夏濟安、林以亮、吳魯芹三人都熟識的。論年紀，這三人平均年齡比余光中大了十歲左右，最年長的是生於1916年的夏濟安，最年輕的是生於1919年的林以亮。余光中約莫在二十七、八歲時認識他們，那時他見到報上一篇署名吳魯芹的妙文，主動去接近這位作者，還到他工作的美新處辦公室拜訪。後來經吳魯芹推薦，他幫林以亮在香港籌編的《美國詩選》進行翻譯，這也是他和林以亮交往的開始。就在他們亦師亦友的鼓勵和誘導下，余光中便硬著頭皮認真譯起詩來，也受到相當啟發。
「夏濟安曾任台大教授，學問好，教學認真，也給學生許多啟發，但口才不好，學生曾投書向學校反應過，當時的傅斯年校長為此特地聽了一堂夏濟安的課，確認夏濟安學問是真的好，才保住了飯碗。吳魯芹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後來在台大、師大都有兼課，不過他不像夏濟安、夏志清（夏濟安之弟）那樣完全投入學術，他曾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當時美新處是台灣新起的作家與畫家對外（西方）的一個大出口處，而吳魯芹在美新處的華人雇員中位階最高，因此常幫忙年輕的藝文家。林以亮本名宋淇，本在燕京大學，後因戰爭轉到上海光華大學就讀，但他並不在大學教書，而是投入了電影界，曾任香港電懋製片、劭氏編審委員會主任，後來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在他任內創辦了香港文學翻譯地位最高的《譯叢》雜誌。」余光中稱他們三人為trinity（三位一體）的「上海幫」，因為都出身於上海一帶，又都精通中英文，彼此間有許多相似處。
余光中歸納起來，這三人有十點共通處：（一）已故。（二）都是江南人，以上海為求學中心。（三）三人同一輩分。（四）都是外文系出身，都翻譯過書。（五）都是影迷，喜歡看電影，接受了許多西方電影。（六）有很深的美國關係。（七）互相裡合外應，對文壇極有影響。但對現代詩的評價多有保留，不是很滿意現代詩。（八）透過文學雜誌，影響了現代文學。（九）政治上反共。（十）對余光中有很大的提攜。
余光中相信雖然他們那個時代過去了，但留下的這些書，各方面對我們這個時代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非刻意的美文家
雖然夏濟安等三人對現代詩認識不多，但身為現代詩人的陳義芝反倒十分重視散文的成就，哪怕有些人說散文的藝術價值不高，或是以西方的標準認為文學藝術只在於詩、小說、戲劇，他依然認為散文在中文文學傳統中無可取代。他說：「一個文類的傳統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希望像典藏散文這一類的資產，還能被年輕一輩的文學創作者認知與喜好。」
「當代的文學批評是建立在時代的趣味上，也是時代的趣味形成了大眾對文學的一種品鑑。」近幾十年想到台灣散文，從琦君、張秀亞、張曉風、楊牧，到簡媜、阿盛等，他們的抒情敘事筆法或主題，形成了我們對台灣當代散文最大的認知。但是，陳義芝覺得還少了一些特質，就是楊照之前論董橋散文時所說的，西方從《蒙田隨筆》奠基的essay傳統。陳義芝說：「但楊照當時說，這在中文世界裡是比較陌生的，現在我要強調，中文世界不是沒有這個傳統，只是未被廣大讀者認知，譬如夏濟安、林以亮、吳魯芹，剛好呈現了中文世界裡尚未被普遍肯定的散文創作成果與風格。這種風格很親切、很自由，上天入地，充滿了個人化的知識趣味。」
夏濟安的《夏濟安日記》、吳魯芹的《低調淺彈———瞎三話四集》、林以亮的《更上一層樓》都是曾出版過的「舊書」，「舊書」重出有被再發現的樂趣。陳義芝認為這些典藏散文家接續了古代中文的傳統，他們寫的文章常圍繞在真切的「我」，不須左顧右盼拉許多東西進來輔助，自身就已很足夠。所謂文章中有個「自家」在內，在他們筆下是做到了。
其次，這三位散文家的筆調從容，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當代的文章多以憤世之情較為討好，悲世之情反被認為沒有力量，但是陳義芝認為境界深的、眼光遠的、感染力比較大的，反而是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的作品。
陳義芝頗有感慨地說：「這樣的文章難度，其實就在於一種胸懷。有胸襟、品格，不必刻意去經營文字，由肺腑之中流洩而出，是最有價值的。我愈來愈喜歡這樣得其情、不一定得其詞的文章。」
青春救命書
「《夏濟安日記》是救過一命的書。」以這本書的讀者身分發言的楊照說這本書對他意義重大，「國中時，我就讀過《夏濟安日記》，當時並無特別感受。高中時，有一位女同學困擾於家庭關係，口頭禪是『從樓上跳下去』，也真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大樓的屋頂，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壓力。她認為所有成人世界都是骯髒恐怖的，人活過了二十歲以後就會不可愛到了極點。有一天我忽然決定把《夏濟安日記》給她看，因為當時在我的想像中，夏濟安是個大學教授，卻又愛上自己的學生，至少是個跟大家不一樣的『老頭』，對生活好像也有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想法。好幾個星期，她都持續讀著這本書，從此，不再提到『跳樓』，因為她看到了一個人即使長大變老，還是可以擁有這樣真切的感情。」後來楊照發現，寫該本日記時的夏濟安不過三十歲。
除了夏濟安之外，楊照又提到其他兩位先生對他的影響。他說大概是讀《夏濟安日記》的前後，他也喜歡讀雜誌上的譯評，但一個國中生英文當然不識得幾個，他就看上面翻譯好的中文，記得看過林以亮評論之詳細後，因而知道他們在斟酌、在想辦法找到最好、最正確的中文的苦心。
這群有很好中文底子，英文又好得沒話說的作家，是文學史上非常寶貴的資產。楊照說，我們這一代或許英文能力也不錯，但對於文字的敏感度絕對比不上他們。
硬漢散文承先啟下
「老實說，余光中先生以上的作家對早年的我來說也算陌生。我的學生們更是從我這一輩的作家開始往下讀，一直到很年輕的網路文學，『上面的那一片』對他們而言更是全然陌生。」鍾怡雯認為重新再出上一代名家典藏散文，或許可以讓這些文章不散失掉。
以她的閱讀經驗，對林以亮與吳魯芹比較有感覺。她認為這兩位先生可畫分為一塊，上承梁實秋、林語堂，下接余光中、董橋、楊照等人，稱之為「硬漢散文」，屬於比較陽剛型的；夏濟安則屬於另外一塊。
鍾怡雯在吳魯芹的文章中讀到了見識、批判、思考，以及對生命獨到的體悟，融合成感情與性情交錯而成的作品，似乎又帶著紳士性格在其內。林以亮的博雜，又正是一位散文創作者所需要的。林以亮的文章有許多靈光乍現的東西，讓鍾怡雯重新思考散文的可能性，或許還達不到現在對散文的嚴格要求，譬如寫散文要有個完整架構，但這些靈光乍現的東西，也應該是可以被現代散文所接納的。她認為散文不該都是「軟性」的東西，應該知性與感性兼具，「我的學生常喜歡寫些喃喃自語的散文，而非見解式的；另外一種則是喜歡寫個大題目，但又因為見解不夠而不好看。林以亮則是兩者都有，有見解也有抒情。」
至於《夏濟安日記》，鍾怡雯說這本書完全滿足了讀者對於散文的偷窺欲。作為一個後輩去看那個時代的人，她不禁詫異怎麼會有人那樣清醒地活著，又那麼敏感與焦慮，而且在寫日記的過程中，把白天的痛又加強了一次。
「能把思想與情緒，化為文字，就是一種才氣！必定是精采的、有個性的作者。」鍾怡雯以此對三人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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