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設新北京的過程中，許多人對北京為了現代化，而毫不留戀的捨棄舊有，感到不解與惋惜。種種反對聲浪始終不歇，包括有位法國駐華官員就對北京大拆胡同、四合院的行徑，直言是一種文化自殺；而像華新民女士則是以實際的行動，為了保衛四合院而四處奔走。當然，在現代化的魔咒與深不見底的貪腐利益雙重催化下，這些異議者的批評、行動猶如螳臂當車，也因此「China」一字出現嘲諷性的同音新解「拆哪」，再也沒有比剷平舊建，直接蓋上新樓，更容易、更有賺頭也更能夠顯示政績的事情了。
以台灣經過的歷程來看，北京如此輕易的毀棄數百年來逐漸形成的文化積累，將來必定悔不當初。因為未來的新事物永遠層出不窮，但是從時間裡醞釀出來的「過去」，卻是永遠無法複製的，能夠再現的就只能像是林徽因所說的「假古董」了。
不過，在北京急於現代化的過程中，除了短視近利的粗暴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正面思考的東西呢？我最近便感覺，北京全心擁抱外國實驗性的建築設計時，它雖然背對了過去的歷史和傳統，但卻同時呈現一個面對世界的姿勢和視野，渴望以最快的速度和世界接軌，而這樣的好奇心與企圖心，在台灣卻是逐漸式微的。
其實從媒體最容易看出兩者的差別。過去早有人注意，中國媒體正因為報導國內新聞處處都有地雷，相對的國際新聞更有發揮空間，因此他們的國際新聞遠比台灣豐富。事實上對於國際社會的好奇，是不是只能這麼政治性的解讀，還可商榷，因為他們所關注的不僅是政治、經濟等要聞，也不像台灣鎖定在旅遊與時尚等生活享樂，而會擴及到觀念與文化現象。
當文化與觀念在他們的眼裡也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我們應該注意的不僅是，這些內容可以如何涵養他們的讀者，更在於他們如何有能力，把這些東西變成讀者感興趣的事物。
就以被歸類為生活或時尚領域的周刊《周末畫報》來看，不但每期都選刊國外媒體的專欄或話題，而且選譯或請人執筆撰寫從能源到傳媒等種種值得注意的新現象，更難能可貴的是，它不認為文化只是少數人專屬的權利，因此有一期的封面人物就是美國黑人女作家東妮．莫里森，這種作法與台灣許多媒體，一開始就把文化當成與大眾割裂的不會賣錢的東西，在心態上是多麼大的不同。如果我們已經注意到中國的現代和過去是割裂的，我們也沒有理由不去注意，在我們的生活裡，在我們與世界之間，是不是割裂成更多的碎片？
說來這真是一個很諷刺的事情，當我們說確立台灣主體性的時候，我們不但應該把自己當成主體，還要能和世界聯繫起來。但可悲的是，當台灣或本土在政客的操縱下，變成一個愛國名詞的時候，我們就理所當然的採取向內的鎖國姿態，每天新聞關心的都是肚臍眼裡發生的大小事，連教育部長都說出「古道西風瘦馬」的景觀在台灣看不到，因此不用學習的意見了。越是小國越應該有放眼全球的視野，這樣每天關起門來高唱「台灣好」，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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