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興起之後，性騷擾已經變成一個無法逃避的課題，凡是被控「性騷擾」的人，都必須接受嚴重的法律調查。提起性騷擾，我們很自然就會想起1998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因性醜聞而致的那種令人頗感屈辱的公開聽證過程。貴為一國元首也要接受「性」裁判，這是甘迺迪總統時代的人難以想像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倘非1970年代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等耶魯學生為爭取女權而推動的「性騷擾」法律條例，希拉蕊來日的丈夫柯林頓也不必忍受如此屈辱的經驗。時代到底不同了，在這個後現代的社會裡，「性犯」有如政治犯，必須公開受到制裁。柯慈（J. M. Coetzee）的小說《屈辱》(Dis-grace）中的男主角魯睿，就曾如此形容性騷擾的審判情況：「這讓我覺得太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公開認錯，自我批評，當眾道歉。我是舊式的人。我寧可被推到牆角槍斃。一了百了。」
在我的耶魯同事圈裡，就有不少人在無意間誤觸性騷擾的條例，因此弄得身心俱疲，狼狽不堪。去年我的朋友哈羅‧布盧姆（Harold Bloom）的經歷最讓人同情。當時布盧姆躺在醫院，正在接受心臟手術。突然之間，他遭受一件性騷擾的控訴，引起報章雜誌和媒體譁然，大肆報導：原來，以《美的迷思》（Beauty Myth）一書著稱的女性主義者Naomi Woolf，公開控告布盧姆於二十年前對她（她當時在耶魯大學部就讀）性騷擾過。事實的真相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據我猜測，所謂「性騷擾」，不外指布盧姆對女人通常會表現出來的浪漫作風，例如他喜歡稱呼女性為「我的親親」，喜歡擁抱女性，喜歡讚美女性美麗等等。布盧姆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專家，對他來說，這些言語和動作不一定帶有什麼不正當的欲望，只代表他個人對女性美的欣賞。但如今他卻必須面對所謂「凌辱女人」的控告，而且在病痛之中還得應付各種法律的繁瑣程序，真是得不償失。
記得幾年前，我的另一位男同事也受到性騷擾的糾纏，其經歷更加冤枉。該同事平日行為極為檢點，但有一天為了慶祝中國新年，就在課堂上發給學生一些中國餐館買來的「幸運餅」（fortune cookies）。誰知道其中一位女生卻發現她抽到的幸運餅中有一個女人的裸體照！那位女學生憤怒之餘，就控告男老師對她性騷擾，而且一直告到校方的最高部門。對那位男老師來說，這樣的遭遇可謂青天霹靂，真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了。最後經過許多繁瑣的程序和辯駁之後，才終於平安沒事。最可怕的是，如果一時言語不慎，也可能惹來麻煩。例如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因為說話用詞不小心，讓對方以為他指他是同性戀者，就被告到系主任那兒，險些和性騷擾的罪名掛上了鉤。至今回想起來，他仍然心有餘悸。
總之，這些實例都讓人感到心驚膽跳。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他們對所謂「性騷擾」的條例其實仍感迷惑，隨時都有踩到地雷的危險。因此，以耶魯大學為例，從兩年前開始，學校裡的教授和工作人員年年都得按期被迫接受長達數小時的「再教育」。於是──漸漸地──我發現同事說話更小心了，如果有學生來訪，大家也都機警地將自己的辦公室門打開，以避免不必要的性騷擾的指控。這樣一來，辦公室裡不再有幽默的氣氛，也不再有挖心掏肺的談話。移居北美將近四十年來，我真的從未見過如此「戒備森嚴」的美國，可以說我們為「政治正確性」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而其中一個就是失去對人的普遍信任。
最近重讀了柯慈的小說《屈辱》，我再度反省性騷擾這個問題。柯慈的小說描寫某南非白人教授因愛上一個女學生，結果鬧成了性醜聞，還因此丟了教職。在整個性騷擾的調查過程中，不用說，主人公魯睿受盡了私生活曝光之恥。然而，與柯林頓總統不同的是，魯睿寧願喪失教授的頭銜和地位，也絕不與聽證會的委員妥協。對柯林頓來說，保住總統的職位乃第一要務，因此他力鑽法律漏洞以證明自己並未和莫妮卡‧陸文斯基有真正的「性」關係。從頭到尾，柯林頓都在玩「法律」遊戲，最後居然倖免於難。然而自始至終，柯慈筆下的魯睿對「性騷擾」的審判卻抱著嘲諷的態度，所以不屑於參與那種法律的把戲。他寧可保有自己浪漫的思維，寧可失去世上的一切名利，也絕不願低頭認錯。他說：「我不懺悔，我面對的是公共法庭，面對的是法律。在人間的法庭上我承認有罪，屬於人間的罪。這樣的承認就夠了。懺悔不屬於人間和法律。懺悔屬於另一個世界，屬於另一個對話宇宙。」然而聽證會上的諸位委員卻期待他能公開懺悔，因此對他的回答頗為失望，也對他那種「兜圈子」的說話方式感到不耐煩。魯睿最後終於觸怒了周圍的人。他的前妻說得好：「不要以為任何人會同情你。在今天，在現在這個時代，沒有同情，沒有憐憫。人人都會打落水狗，為什麼不？」
問題的關鍵其實是：魯睿觸犯了今日流行的「政治正確性」的信條。在今日標榜的「政治正確性」的框架中，大家已視男女關係為一種權力的問題，因此魯睿與女學生的「戀情」乃轉而被解釋成男性對女性的傷害、剝削與凌辱。儘管如此，魯睿卻仍停留在拜倫式的浪漫情調中，還屢次用「愛神的僕人」（the servant of Eros)來形容自己。總之，他的想法已經完全過時，已經完全被這個後現代的社會淘汰了。所以在聽證會上，有人取笑他是頭「色狼」（Casanova），並說他的日子「永去不返了」。在這個充滿法律信條的「後女性主義」時代，魯睿已經變成眾人嘲笑的唐吉訶德了。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裡的魯睿也不斷用一種自嘲的口吻，來看待自己作為中年男子的感情困境。眼看這個社會的倫理已經改變，已經走向凡事以權力為重的方向，但他仍落伍地呵護那個在內心深處「點燃」的浪漫之火。無論如何，這樣的尷尬處境看來荒唐至極。魯睿故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誓要自我閹割。所謂「屈辱」，其實就是這種男性自嘲表現出來的自我解構。
話說回來，對許多女性主義者來說，性騷擾條例的通過與實施，乃她們在兩性戰爭中的一大勝利。至少現代的女性可以公然控訴男人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在被所愛的男人拋棄之後，或是受到外在因素的逼迫之時，她們尤可反過來控告對方性騷擾。憑良心說，在《屈辱》這部小說裡，女學生梅蘭妮也應當對那段師生戀情負幾分責任。在做愛前的過程中，她總以半推半就的態度撩撥對方的欲望。有一次甚至「還幫他的忙」，讓自己積極參與那件事。所以嚴格說來，雙方的性關係並非「強暴」，然而一旦經不住外來的壓力，梅蘭妮居然可以控告老師對她性騷擾，最終還使得老師身敗名裂，失去教職，可見後女性主義時代的女權有多麼大！
在這種兩性交戰的年代裡，我們已難再找到從前那種古典的、抒情的，同時也具有浪漫氣質的男子了。說其原委，這事才可悲！
在我的耶魯同事圈裡，就有不少人在無意間誤觸性騷擾的條例，因此弄得身心俱疲，狼狽不堪。去年我的朋友哈羅‧布盧姆（Harold Bloom）的經歷最讓人同情。當時布盧姆躺在醫院，正在接受心臟手術。突然之間，他遭受一件性騷擾的控訴，引起報章雜誌和媒體譁然，大肆報導：原來，以《美的迷思》（Beauty Myth）一書著稱的女性主義者Naomi Woolf，公開控告布盧姆於二十年前對她（她當時在耶魯大學部就讀）性騷擾過。事實的真相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據我猜測，所謂「性騷擾」，不外指布盧姆對女人通常會表現出來的浪漫作風，例如他喜歡稱呼女性為「我的親親」，喜歡擁抱女性，喜歡讚美女性美麗等等。布盧姆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專家，對他來說，這些言語和動作不一定帶有什麼不正當的欲望，只代表他個人對女性美的欣賞。但如今他卻必須面對所謂「凌辱女人」的控告，而且在病痛之中還得應付各種法律的繁瑣程序，真是得不償失。
記得幾年前，我的另一位男同事也受到性騷擾的糾纏，其經歷更加冤枉。該同事平日行為極為檢點，但有一天為了慶祝中國新年，就在課堂上發給學生一些中國餐館買來的「幸運餅」（fortune cookies）。誰知道其中一位女生卻發現她抽到的幸運餅中有一個女人的裸體照！那位女學生憤怒之餘，就控告男老師對她性騷擾，而且一直告到校方的最高部門。對那位男老師來說，這樣的遭遇可謂青天霹靂，真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了。最後經過許多繁瑣的程序和辯駁之後，才終於平安沒事。最可怕的是，如果一時言語不慎，也可能惹來麻煩。例如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因為說話用詞不小心，讓對方以為他指他是同性戀者，就被告到系主任那兒，險些和性騷擾的罪名掛上了鉤。至今回想起來，他仍然心有餘悸。
總之，這些實例都讓人感到心驚膽跳。對大部分美國人而言，他們對所謂「性騷擾」的條例其實仍感迷惑，隨時都有踩到地雷的危險。因此，以耶魯大學為例，從兩年前開始，學校裡的教授和工作人員年年都得按期被迫接受長達數小時的「再教育」。於是──漸漸地──我發現同事說話更小心了，如果有學生來訪，大家也都機警地將自己的辦公室門打開，以避免不必要的性騷擾的指控。這樣一來，辦公室裡不再有幽默的氣氛，也不再有挖心掏肺的談話。移居北美將近四十年來，我真的從未見過如此「戒備森嚴」的美國，可以說我們為「政治正確性」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而其中一個就是失去對人的普遍信任。
最近重讀了柯慈的小說《屈辱》，我再度反省性騷擾這個問題。柯慈的小說描寫某南非白人教授因愛上一個女學生，結果鬧成了性醜聞，還因此丟了教職。在整個性騷擾的調查過程中，不用說，主人公魯睿受盡了私生活曝光之恥。然而，與柯林頓總統不同的是，魯睿寧願喪失教授的頭銜和地位，也絕不與聽證會的委員妥協。對柯林頓來說，保住總統的職位乃第一要務，因此他力鑽法律漏洞以證明自己並未和莫妮卡‧陸文斯基有真正的「性」關係。從頭到尾，柯林頓都在玩「法律」遊戲，最後居然倖免於難。然而自始至終，柯慈筆下的魯睿對「性騷擾」的審判卻抱著嘲諷的態度，所以不屑於參與那種法律的把戲。他寧可保有自己浪漫的思維，寧可失去世上的一切名利，也絕不願低頭認錯。他說：「我不懺悔，我面對的是公共法庭，面對的是法律。在人間的法庭上我承認有罪，屬於人間的罪。這樣的承認就夠了。懺悔不屬於人間和法律。懺悔屬於另一個世界，屬於另一個對話宇宙。」然而聽證會上的諸位委員卻期待他能公開懺悔，因此對他的回答頗為失望，也對他那種「兜圈子」的說話方式感到不耐煩。魯睿最後終於觸怒了周圍的人。他的前妻說得好：「不要以為任何人會同情你。在今天，在現在這個時代，沒有同情，沒有憐憫。人人都會打落水狗，為什麼不？」
問題的關鍵其實是：魯睿觸犯了今日流行的「政治正確性」的信條。在今日標榜的「政治正確性」的框架中，大家已視男女關係為一種權力的問題，因此魯睿與女學生的「戀情」乃轉而被解釋成男性對女性的傷害、剝削與凌辱。儘管如此，魯睿卻仍停留在拜倫式的浪漫情調中，還屢次用「愛神的僕人」（the servant of Eros)來形容自己。總之，他的想法已經完全過時，已經完全被這個後現代的社會淘汰了。所以在聽證會上，有人取笑他是頭「色狼」（Casanova），並說他的日子「永去不返了」。在這個充滿法律信條的「後女性主義」時代，魯睿已經變成眾人嘲笑的唐吉訶德了。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裡的魯睿也不斷用一種自嘲的口吻，來看待自己作為中年男子的感情困境。眼看這個社會的倫理已經改變，已經走向凡事以權力為重的方向，但他仍落伍地呵護那個在內心深處「點燃」的浪漫之火。無論如何，這樣的尷尬處境看來荒唐至極。魯睿故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誓要自我閹割。所謂「屈辱」，其實就是這種男性自嘲表現出來的自我解構。
話說回來，對許多女性主義者來說，性騷擾條例的通過與實施，乃她們在兩性戰爭中的一大勝利。至少現代的女性可以公然控訴男人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在被所愛的男人拋棄之後，或是受到外在因素的逼迫之時，她們尤可反過來控告對方性騷擾。憑良心說，在《屈辱》這部小說裡，女學生梅蘭妮也應當對那段師生戀情負幾分責任。在做愛前的過程中，她總以半推半就的態度撩撥對方的欲望。有一次甚至「還幫他的忙」，讓自己積極參與那件事。所以嚴格說來，雙方的性關係並非「強暴」，然而一旦經不住外來的壓力，梅蘭妮居然可以控告老師對她性騷擾，最終還使得老師身敗名裂，失去教職，可見後女性主義時代的女權有多麼大！
在這種兩性交戰的年代裡，我們已難再找到從前那種古典的、抒情的，同時也具有浪漫氣質的男子了。說其原委，這事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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