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作人若要解釋,自己怎麼會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大概初始都與閱讀脫不了關係。在我讀小學的那個年代,可稱之為兒童讀物的書籍少得可憐,幾乎全仰賴「東方出版社」。然而,記憶中我對他們「青少年文庫」琳琅滿目的書種一直提不起很大的興趣。說起來也是夠豐富的,不管是中國古典章回小說從「鏡花緣」到「三國演義」,還是西方經典名著「簡愛」到「基督山恩仇記」,以及著名的福爾摩斯、亞森羅蘋探案,他們一律都有專為小學生改寫的版本。現在回想起來,本人豈是讀青少年版能滿足的?我不需要故事書,這是十歲的我隱然已有的認知。

家裡父母親都是愛看書的,所以不乏我可以囫圇吞棗、或偷偷摸摸享受的讀物。翻翻川端的「千羽鶴」,噫──有一個女人乳房上生著長著硬毛的一大片黑痣!當時譯本中有幾段話,至今我還能背得出:「他想像父親或許會用不潔的牙齒,去啃那痣疤吧?」「倒不是對會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感到妒嫉,而是想到吸吮過長了痣疤奶水的孩子,就讓他有一種著了魔似的恐怖。」

印象深刻至此,不是沒有原因。小說全貌雖不是那個年紀的我所能了解,但是文字這東西讓我上了癮,我更加開始翻箱倒櫃,企圖經由讀到類似不可思議的描述,看見另一個世界。

慶幸自己沒有小孩,不必擔心該給他們閱讀甚麼。奇怪當時我的父母親在想甚麼?後來他們當然知道我在讀這些,我曾在飯桌上也把上述段子朗朗背出。國中時候,國文老師發現我在讀「臺北人」,很尷尬又帶擔心地在家長會上對母親表達了對此事的關切。我就是這樣一路亂讀長大的,不知這可以提供現在父母一種安慰,還是警惕?不過我個人至今仍不太相信,是閱讀在影響、或感染了孩子的心智,我的記憶告訴我,是先具備了那樣的心性(或說是基因),才會喜歡閱讀某類的東西。我的父母大概很早就知道,我是個徹底的怪小孩,一般孩子的喜好興趣,大都與我絕緣。

「小飛俠」太不合理,一直長不大,有甚麼好?「仙履奇緣」血腥得可以,惡姊姊們被割掉腳後跟、削去腳姆趾,是希望我們鼓掌叫好嗎?一本本童話被我拿起又丟開,似乎一直在找尋一種閱讀,為了解釋一種自己說不上來的、對周遭的感知。終於,王爾德的「快樂王子」出現了,唯一童年時我為之傾倒的「童話」,我為凍死的小燕子感到驕傲,我對快樂王子不被瞭解的仁慈嘆息。(結果這也不能真正算為小朋友寫的故事。)童年的我怎麼會那麼憂傷易感?這幾乎是個謎。我既不是孤兒,也沒有殘疾,但是一些小事總在我心裡盤來繞去,好像知道這世界就是缺少了些甚麼。「快樂王子」中哀而不傷的殘缺、有血有淚的溫柔,第一次引領了我向自己靠近。

但,那畢竟是外國人寫的。



我易感與孤單的童年,一直渴望在中文的世界裡找尋寄居。

有一批兒童讀物,由當時省政府教育廳,得到聯合國兒童文教基金會撥款,而邀集國內作家與插畫家製作出版了。因父親受邀擔任了出版審議委員,這一整套書也進駐了我小小的書架。林海音、胡品清、林良、徐鍾珮……現在我們都熟知的文壇大家們都在這套叢書的作者群中。但其中有一本,特別得到我的鍾愛。講的是一個窮人家孩子,寡母把唯一值錢的耕田老牛賣了,小男孩與老牛相依情深,竟傻氣地隻身進城,想把老牛找回來。一位走江湖賣膏藥的老人,懷念著曾被他放在擔子裡挑著,與他一同流浪,卻又在襁褓中便早夭的兒子。萍水相逢的一老一小,短短的緣份,老人拿出畢生積蓄,最後為這個小男孩贖回了牛。完了。故事很簡單,但我讀到一種亦悲亦喜的蒼涼,只能用震撼形容:

他有時很想把套在阿黃濕漉漉的鼻子上的黃銅圈圈拿掉。可是他的媽媽不許他這樣做,她說哪一家的牛鼻子上不套圈圈呢?好在阿黃和其他的牛一樣,套了許多年的圈圈,已經習慣了。況且小主人從來不使勁拉他,他只要鬆鬆地一牽繩子,牠就會翹起脖子,向他走來,臉頰親熱地靠向他的臂膀,用濕漉漉的鼻子碰他的手背。

………

「他沒有長大嗎?」

「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了媽媽,我把他放在籃子李挑來挑去,起先他咿咿呀呀地唱歌,小拳頭小腳也常常舞動,但是他沒奶吃,天又太冷,他一天天地變得非常瘦弱,又傳染上了麻疹。你知道麻疹是要特別當心的,但是他還得躺在小籃子裡,風吹太陽晒,他受不住了。有一天他不再唱歌了,小拳頭小腳也不再舞動了。我把他抱回到家鄉,睡在他媽媽的墳邊,讓他們在一起作伴。」

「張伯伯,您一定哭得很傷心。」聰聰望著他微紅而疲倦的眼睛。

「我只哭過一次,後來就不哭了。因為我想他在媽媽身邊比在我身邊更好。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可以在心裡跟他說話,我好像看見他在媽媽懷裡,一天天長大了。」

………

三十年後,換成了我在哭。

面對了一屋子琦君的書迷,我應邀朗誦她作品「賣牛記」中上述一段,竟突然哽咽淚流滿面而不能止。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琦君的面對面。琦君阿姨坐在輪椅上,一頭白髮,微微佝僂。我不知所措地趕忙抹掉眼淚,向來賓致歉,解釋因為這段文字讓我懷念起自己剛過世不久的母親。但是這突如其來、把我自己都嚇了一跳的悲傷,究竟是甚麼原因,我當下也並不全然理解。懷念母親當然是部分原因,但若不是這樣的文字,又怎麼能勾起三十年來在生命中累積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感懷?人生中這樣無由的一哭,真的難得。

琦君回來了;我的淚還沒乾,而琦君又走了。

我們沒有交談,但並不遺憾。骨子裡我或許還是那個怪小孩,覺得有些作家的某作品就是為我寫的,她早就認識我是誰,知道我的存在。



是念小學二年級那年吧?父母親都在工作,家裡有時請了幫傭照料,青黃不接的時候,我便成了當年極少見的鑰匙兒童,頗為自立。我記得那年來了一位幫傭的太太,黑黃黃一張方臉,大概經濟情況不是很好,有個跟我同年的女兒。

我那時讀的是私立小學,貪它上全天課,上班的父母比較安心。她的女兒本來讀的是國民小學,到了下學期,她把女兒也轉到跟我同校了。開學第一天早晨,我們都在同一站等校車。我從來都一個人等校車,這會兒多出了兩個人──幫傭的太太和她的女兒。小女孩穿著全新的制服,面無表情,做母親的卻是滿臉的喜悅,不停地為女兒打理儀容,拉拉這個衣角、整整那個髮夾。我一直望著小女孩,心想是否該跟她打招乎或說些甚麼。一抬眼,我忽然發現那位母親正在盯著我。啊,那個眼神!一個做母親的心,如何冀望著把自己女兒送進與我同一間私立小學──

不不!那眼神中還有更多。奇怪我當下為什麼有一種像是自己做錯了甚麼事的羞恥?我為什麼被當作了比較的對象?我在那眼神中看見某種對立。一個學期後,也許是功課趕不上的緣故,又或許是經濟因素,小女孩又回去了原來的學校。那位太太也不再來幫忙了。

這個世界原本就不公平,如張愛玲所言,是千瘡百孔的。

長大後的我一度愛上張的冷峻綺麗,彷彿學會了如何隱藏起從小那個敏感易受傷的自己。三十五歲後,我重新試著一點一點脫掉華美卻爬滿了跳蚤的那襲袍子。然而巨大的惘惘還是存在,四十歲以後我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美好的價值一直在崩塌。善與惡、貧與富、真與假,這些對立從有人類就一直存在,何需再多言?連十歲的孩子都可以體會、因而會感到遺憾的事,豈容得更多的挑弄?

當我在隱地先生在琦君小說集「菁姐」(爾雅)新版序中讀到,她民國五十二年的舊作「煙愁」在七十年交給「爾雅」重印後,至今也賣出了四十多版。再想想,她還有其他更暢銷的作品,加一加就不得不令人驚嘆: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讀琦君?

相信許多人會跟我一樣,經過這些年本土意識的「教育」,下意識就要聯想到,琦君的作品絕大多數都與她在大陸的故鄉有關,百分之百的「外省」作家,在臺灣能有一直不墜的影響與受歡迎程度,這又代表了甚麼?光靠外省籍讀者是不可能有這樣的銷售數字的。而她的文字就有這個力量,別人撕裂的,由她來縫補。

文學的美好價值也就在此了,它提供了更高的認同──做為一個人,而不是哪裡人。它可以讓一個孩童的心從此充滿溫暖,不再孤獨,也可以讓一個社會中的人學會體諒包容。琦君的讀者們,每個人或許都在其中找到了某種認同的東西。以我而言,我看見了一種純度,尤其在還很小的時候,她已經教會我不要變質的可貴。

三十年前讀琦君的記憶,換來一場無預警的眼淚,那並不是悲傷。而是突然感覺,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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