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照亂世功名‧談琦君的寫實小說琦君以散文聞名，較少人談她的小說。事實上她這方面的實力也不差，幾個寫實短篇尤值得一提。很多人不知道，琦君漫長的寫作生涯前期，小說寫得比散文還多。她最早出版的三本書裡，倒有「兩本半」是小說集。195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琴心》，由她當過主編的「國風月刊社」掛名印行，實際上自費出版，便收集了七篇小說和二十餘篇散文。每隔兩年又陸續出版兩部小說：1956年的《菁姐》與1958由開明書店出版的《百合羹》，都是不折不扣的短篇小說集。
總體來看，連續出版了兩本半小說以後，才出現著名散文集《煙愁》。當1968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她第四本小說集《繕校室八小時》的時候，距離1963年《煙愁》的出版已經五年。換句話說，到台灣以後才開始寫作的她，前面二十年出版或寫作「小說」的數量，遠比「散文」還多。直到1968年以後，她的小說產量才明顯減少。
呈現來台公務員流離與滄桑
提起小說，琦君謙虛的說自己「不擅於想像、不會編故事，只能寫樸素的自傳性小說」。同時期的評論家司徒衛在品評小說集《菁姐》時，也曾指出琦君小說「有濃厚的散文風味」。其實琦君小說有別於懷舊散文的地方，是較多闡釋愛情與婚姻，探觸人性善惡，感情圓缺的主題。如司徒衛所說：〈完整的愛〉、〈永恆的美〉是她兩篇小說題目，也是琦君小說「主要思想」。「追求完美愛情」的主題在幾篇故事裡再三闡明，寧為愛情玉碎的觀念貫串於各篇女主角心中。
以琦君前二十年的寫作歷程來看，小說題材雖也圍繞著大陸時期的家庭與生活，親情與愛情，和她後來常寫的散文題材類似。但到了第四本小說集：《繕校室八小時》裡，寫作題材卻有了很大突破──將對象轉移到來台公務員的流離生涯，寫她眼睛所見，身邊所遇窮困文人的拮据生活與人事滄桑。今天的琦君在散文藝術上已撐起一片天，「散文家」的知名度太高，反而掩蓋了小說方面的成績。文友曾推測，琦君小說所以越寫越少，原因之一是未得到評論家的充分肯定。個人相信，她的性情背景，以及台灣文壇以副刊為中心的媒體生態，散文短稿的需求量大，編輯們經常向她邀散文稿，也多少與此關連。
與其他女作家比較，琦君身分背景較特殊的地方：一是她大陸時代「官家小姐」的生活經歷，二是來台之後，長期在司法部門工作的公務員生涯，其三，也是最關鍵因素，她出身中文系的深厚文字功力，寫作不輟的毅力，形成她創作的高產能，使她成為台灣文壇知名度極高的女作家，在讀者心目中擁有崇高地位。三個條件合起來，造成琦君小說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琦君寫於1956年原刊聯合副刊的短篇小說〈鐘〉，便是以一位盡忠職守的司法部老公務員「金推事」為男主角。故事從頭到尾寫他晚年在台灣埋首公務，和疾病貧窮奮鬥的孤苦生活。這位來台單身老漢最後服安眠藥自殺，原因是：「驚悉老妻病故，伯仁因我而死。轉念艱難來日，衰病纏綿，對塵世已無可留戀……」，這些話是金寫給「小說敘述者」也是他學生的「遺書」。早先學生即有意勸他在台灣續絃，生活上好有人照料，但金推事嚴正拒絕，原因是：
我不能作對不起老伴兒的事。我當初如果行動快一點，原可以把她帶出來的……住香港的時候，要設法還可以接她來，我又害怕了瘋癱而不能行動的老父，因循耽誤了。是我害了她，我還能為自己貪舒服，在這兒再娶嗎！
金推事就在這般傷懷與歉疚中逐漸消沉，因過度想家而油盡燈枯。他工作努力，「每月要看近百件的案子」；他曾說「監獄是個大病院，法官就是醫生」，他勸學生「要培植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節操，來和惡劣環境搏鬥，真理總能獲得勝利的」。而大量工作耗盡他的精力，對妻子、對家鄉的思念使他無法成眠，最後接到大陸老妻病故的噩耗，再也不能支持而走上絕路。
知識分子的憾恨
檢視這篇小說的主題：一位盡忠職守的公務員因思家傷懷而自盡，隱隱然表達著「家」既喪失，盡忠的意義隨之令人懷疑。當初為何離家？什麼力量讓他必須丟下生病的老父與摯愛的妻兒。到底只是抽象的政治理念，所謂盡忠，還是一個理想工作崗位令他不願棄守？無論如何，小說寫出主人翁當初一念之差，對家庭未能盡責而愧疚一輩子的故事。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洗禮，人倫觀念躍然紙上，既顯現於主角一言一行，也貫穿於小說敘述的字裡行間。
鳥不能離巢，樹不能失根，否則日漸枯萎。近代中國的政治動盪造成百姓背井離鄉、妻離子散。金推事的悲劇表達了這樣的憾恨──知識分子自然該為國盡忠，為社會盡責，但與「盡孝」魚與熊掌難以兩全的時候，要如何選擇？主角選的是，丟下老弱妻女棄家遠離，然而留給他後半生無窮的自責與悔恨：金推事因擔心癱瘓不能行動的父親無人照料，遲疑間竟沒有把妻子一起帶走，也因此終身歉疚，無法原諒自己。
他當然應該愧疚：照料父親病體，不是作為人子應盡的責任嗎？怎會交給無生產力的妻子照料而自己落跑？這是「忠孝無法兩全」的典型悲劇。棄家來到島上以後的自責與痛苦，令他深思盡責的定義；當初究竟該為哪個社會盡忠？這個疑問他至死未有答案，自盡的行為，正好說明他的心結從未解開。琦君的教育背景顯示她深受儒家薰染，包括她對夫妻、父子倫常的看重。小說讀得出來，她對那位戰亂而無端背起一家重擔，獨守空閨的大陸妻子有無比的憐憫與同情。
琦君大學畢業後，曾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後由高中國文教員的身分轉入高等法院任通譯書記官。1949年來台後繼續高檢處的工作，以後轉任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可說有大半生曾在司法界服務。公務期間，她造訪監獄受刑人，發現不少感動人心的故事。琦君將這些故事寫成小說，1968年出版的《繕校室八小時》便是這類作品。評家認為此書「具有濃厚的時代意識，深刻反映台灣在六○年代的社會氛圍，與琦君其他懷舊作品大異其趣」。換句話說，司法工作對她創作的影響是，使她在思家懷鄉之外擴大題材，寫成以台灣公務員生涯為背景的「社會寫實小說」。從這個面向來看，琦君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除了散文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意義。
官僚體制與亂世功名
與書同名的第一個短篇：〈繕校室八小時〉，題目後來被作者改為〈亂世功名〉，事實上是這本書中最好的一篇，也是琦君少數筆法犀利態度冷靜的代表作。小說描述政府某司法單位所屬「繕校室」裡，上班八小時之間所發生的大小事情。全篇以漫畫般栩栩如生的筆觸，速寫了一幅為五斗米折腰的小公務員生涯圖。小說人物包括，其一，以辦公室為家，倒茶洗杯的工友王清發。其二，家學淵源滿腹詩書的文如山，他畫的馬氣勢奔騰，更寫得一手好字，可惜當繕寫員成日只能為人作嫁，替上司寫婚喪喜慶的紅白輓聯。可憐他拖著一家六口辛勤工作，妻子染病，生活擔子壓得他直不起腰來：
在他面前，四個孩子就像四條大蟲，把他辛辛苦苦拖來的糧食都吃空了。他心中只有一個希望，就是能熬到一天回老家去。他的家鄉是天府之國裡最富庶的一縣，吃的穿的哪樣都好。
第三位，也是最可憐的元老雇員麻金順。與文如山相比，他是另一種厄運的典型。在倉皇逃離大陸時他遺失證件，加上缺乏後台，無論如何埋頭苦幹，總也升不了官。官運太差的他只好省吃儉用，定期買獎券作發財夢。與他對照，有良好背景的是坐他對面的張貫雄，此人天天遲到早退，經常通宵打牌，上班讀武俠，好吃懶做卻能靠著關係年年升級。五男兩女的小辦公室卻活脫脫是大社會的縮影，一間繕校室反映著人生百態。琦君這幅公務員群像圖，充分呈露來台大陸人士的心靈苦悶。大家來自不同省分，聚在一處卻各有一本難唸的經。彭歌認為這篇小說：「可能是寫大機關裡小職員生活最生動的小說之一。」數量龐大的基層公務員，原是戰後初期政治社會主要成員，台灣小說史上加以深入描寫的好作品卻並不多見。
此篇成功之處是它筆法的客觀冷靜。題目後來改為〈亂世功名〉，清楚指出題旨之所在。小說裡整句詩出現過兩次，一次是「亂世功名水上鷗」，另一次「亂世功名鯰上竹」，都明指亂世裡，功名若非留不住，便是不可能，與「緣木求魚」的意思相同。中國傳統靠關係的官場文化，琦君身在其中既看得清楚，也批判得精到，一針而見血。小說實寫一群小公務員，虛寫背後一個龐大的，難以撼動分毫的官僚體制與傳統文化。記得一本文學史在概括台灣早期女作家風格時，曾批評女性作品「缺乏社會觀點」。以〈亂世功名〉的例子來看，既打破這種偏見，也顯現女作家如琦君者，既能寫像〈三更有夢書當枕〉、〈煙愁〉那樣溫存優雅的散文，也能用小說冷靜犀利為陰暗的官場文化寫真。
http://udn.com/NEWS/READING/X5/33557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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