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當今四、五年級的中生代一族，回顧他們早年所謂「慘綠青年」的求學生涯，自嘲為遊蕩不拘的「波西米亞族」，其內在的苦悶據說是來自於物質缺乏以及精神虛無。卡謬《異鄉人》、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沙特《存在主義》、王尚義《野鴿子的黃昏》、劉大任《浮游群落》等小說哲學文本一一刻劃著他們作為彼時「失落的一代」的鄉愁足跡。那麼，眼下約莫六、七年級的新生代青年，在知識界前輩們的披荊斬棘、戮力追索之後，糾結在內心的苦悶感是否就此消褪了？或者，苦悶原本就是青春的永恆註腳，惟有賴於歲月年華的消解？
這些檯面上的中生代（或老牌）知識份子總是習於追述著：想當初，在那幾乎一無所有的清苦環境，大夥可是用盡各種手段從極其有限的資訊管道貪婪地汲取精神養分，彷彿煞有介事地咀嚼著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等舶來思想，看似壟罩在無所依歸的孤島氛圍。可是當他們一旦追憶起昔日往事時，卻又都不經意地洩露出一付暗自緬懷而歡樂的神情，甚至以「我們是屬於（或見證）那個╳╳年代的人」自居。然而，歷經世代交替後的六、七年級青年如我輩，過了二十年後，是否仍能像他們現在這般從容且帶有些自戀地回顧這段青春記憶？亦或更為不堪回首？
既諷刺又令人感傷的是，歷史條件的時空變異經常造成一種感知上的錯亂，讓人不禁疑惑我們究竟是在進步還是退步？隨著大學教育日益普及化，培育出大量的高知識份子。照理說，台灣社會追求人格、修養、理性、閱讀的愛智風氣應該普遍提升，但事實卻遠非如此。
從戰後迄今數十年來，台灣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不僅許多的都市角落從過去百廢待興、雞犬相聞的城郊荒地，逐年快速擴張成今日寸土寸金、人車爭道的商圈鬧區。整個社會組織的決策準則也似乎毫無疑問地朝向制度化的工業標準看齊，就連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拉拔也不再允許有私相授受之嫌的知遇關係存在，而代之以證照化的科層審核。不是有人開過玩笑說：「以後連討債公司可能都要去申請一張討債證照」嗎？
以人的教育素質來講，早年的大學生（在那個錄取率低於30%的年代），本身即便不算出類拔萃，基本學識也多半有著相當的程度，畢業後都還不難找到個謀生正業。且自認為才氣縱橫者至少還勇於作夢，幾個年輕小夥子有志一同-集資創業經營出版社或中小企業的消息時有所聞，社會環境尚有餘裕容得下這些人。師範體系出來的更不用說了，不僅「鐵飯碗」一個，還享有清高的身分象徵-教師。而這時年輕人的苦悶，在那蒼白貧乏的單純年頭，還能夠無拘地四處游離尋找出口。苦悶的象徵雖是文藝青年們相濡以沫的時尚麻醉品，卻也是作為一種脫離貧困、遠離單調的驅策動力。
如今，物質條件豐腴了，教育機會也大幅增加，人們驚呼史無前例的高學歷時代終於來臨。但縈繞於年輕人身邊，沉重的苦悶情結不僅從未擺脫，反而更滲透到每一吋的深層結構裡去。盲目追逐文憑的大專學院大量升格以求，但有限的社會資源卻無法消化整個教育機器的成長額度。於是，生產過剩的大學生竟也慢慢累積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還不包括無以數計、遊走於體制邊緣的「流浪教師」。也就是說，整個苦悶的環境來自於供需失衡所產生的競爭壓力，連帶引發出種種病態的社會風氣。我們不是常見報章媒體如此強調：「某某公家單位釋出少量缺額，竟有上萬（千）名大學生應試，錄取率創新低」、「大學失業率不斷攀升」、或是「某某小吃攤販或批貨商每月收入高於大學生數倍」之類的訊息嗎？
以前老同學見面或是陌生男女初步交往的時候，至少都還會含蓄地試探：「請問你目前在哪裡高就？」現在，哪裡還用得著這麼扭扭捏捏，劈頭就直問：「嗨!你一個月賺多少錢？」不少知名媒體節目也早已把這類問話當成習以為常的「開場白」以及「問候語」。
這是一般的社會現況。
那麼學院內呢？其實也好不到哪去。
記得某個午後造訪師大附近的「舊香居」書店，店主人吳雅慧小姐突然問我：「你們讀研究所有這麼痛苦嗎」？我很好奇她何出此問。原來，自從該店開幕以來，常會有幾個來買書的窮學生向她吐露研究生的種種苦水：
「我老闆每天都交代一堆雜務，每個禮拜還要去研究室輪班，錢少事繁，可憐囉…」
那不是有研究經費嗎？我們國家每年不是都有編列上億元的國科會預算？
「唉，那些錢絕大部分都進了主持教授的口袋，哪還輪得到我們這些打理雜務的小研究生!!能夠分一杯羹就應該要偷笑了，雖然基礎調查工作幾乎都是我們在包辦…」
問他們將如何自處。
「只有繼續熬下去囉，像我老闆他們當初也是這樣熬過來的…」
「這麼說來，我的老闆還算是個好人，雖然他的研究資料都不是自己去找，但對我們算是蠻照顧…」
去年五月，我在「城鄉所」的指導老師-畢恆達副教授出了一本《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的論文枕邊書，分享著研究生從事論文寫作的甘苦談，引發學生們的廣大回響，並且上了「誠品書店百大暢銷榜」，銷售量遠遠超過我的《半世紀舊書回味》，著實讓我有些羨慕與吃味。而《誠品好讀》十一月號的評介文章如此寫道：「以即將撰寫論文的碩、博士班學生為訴求對象的『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熱銷數月，間接顯示台灣學生獨立思考、面對並處理困難的能力似有不足，以致於在高等教育的階段，依然需要一本『手冊』、『指南』，甚至『參考書』的輔助。」對此，畢老師認為這種說法顯然對學生讀者太不厚道，直言這真是「誠品好ㄉㄨˊ」呀。嗯…溫良謙和的畢老師總是點到為止。如果照我的看法，台灣的學術生產之所以萎靡封閉、缺乏創意，問題大多出在教授與學院官僚而非學生。
近年來隨著企業寡頭、跨國集團崛起，資本家開始注意到了「教育即投資」，甚而提出了「產學合作」、「創意產業」等建言，代言大學理念的企業經理人一時蔚為風潮。既然，清廉自持的學術高塔已然病入膏肓、無可救藥，那麼主事者何不對外尋求資本家的諮詢援助，反正大學生畢業以後不也遲早要聽其使喚？君不見我們的企業經理人諄諄告誡：「你們年輕人要努力呀，要吃苦呀」，而隨之起舞的傳播媒體諸公當然也不落人後，在「一○一高峰會」、「影響100」之類的成功人士（這裡所謂成功的條件，不外乎營業額與市場占有率）訪談節目中一再明示著：看哪，這些企業大老就是你們年輕人以及社會大眾所要尊崇的典範呀，跟隨他們的腳步走就對了…。
當有識青年不滿於現狀，想要挑戰這些當權者時，卻發現需要付出的代價太高，姑且還是暫時隱忍，待取得足夠的力量再來實踐理想。此後，若非不自覺地被體制收編成為「新貴」，便是從此習於麻木而平凡度日了。
資本家與當權者總會有手段，把種種「剝削」過程塑造成一種攫取美好果實的必經「苦難」。嫌朝九晚五的日子太沉悶？那麼，你得開始學著接受文化界的菁英們所提倡：「用心體會清貧的生活格調」，鼓吹大家「快快」去搶搭「慢食、慢活」的潮流。要不就看看《彎彎日記》、《羊肉爐》等開懷小書以防無聊，這大概是受苦受難的青年眾生所賴以慰藉宣洩的最後淨土了。
這些檯面上的中生代（或老牌）知識份子總是習於追述著：想當初，在那幾乎一無所有的清苦環境，大夥可是用盡各種手段從極其有限的資訊管道貪婪地汲取精神養分，彷彿煞有介事地咀嚼著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等舶來思想，看似壟罩在無所依歸的孤島氛圍。可是當他們一旦追憶起昔日往事時，卻又都不經意地洩露出一付暗自緬懷而歡樂的神情，甚至以「我們是屬於（或見證）那個╳╳年代的人」自居。然而，歷經世代交替後的六、七年級青年如我輩，過了二十年後，是否仍能像他們現在這般從容且帶有些自戀地回顧這段青春記憶？亦或更為不堪回首？
既諷刺又令人感傷的是，歷史條件的時空變異經常造成一種感知上的錯亂，讓人不禁疑惑我們究竟是在進步還是退步？隨著大學教育日益普及化，培育出大量的高知識份子。照理說，台灣社會追求人格、修養、理性、閱讀的愛智風氣應該普遍提升，但事實卻遠非如此。
從戰後迄今數十年來，台灣經過資本主義的洗禮，不僅許多的都市角落從過去百廢待興、雞犬相聞的城郊荒地，逐年快速擴張成今日寸土寸金、人車爭道的商圈鬧區。整個社會組織的決策準則也似乎毫無疑問地朝向制度化的工業標準看齊，就連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拉拔也不再允許有私相授受之嫌的知遇關係存在，而代之以證照化的科層審核。不是有人開過玩笑說：「以後連討債公司可能都要去申請一張討債證照」嗎？
以人的教育素質來講，早年的大學生（在那個錄取率低於30%的年代），本身即便不算出類拔萃，基本學識也多半有著相當的程度，畢業後都還不難找到個謀生正業。且自認為才氣縱橫者至少還勇於作夢，幾個年輕小夥子有志一同-集資創業經營出版社或中小企業的消息時有所聞，社會環境尚有餘裕容得下這些人。師範體系出來的更不用說了，不僅「鐵飯碗」一個，還享有清高的身分象徵-教師。而這時年輕人的苦悶，在那蒼白貧乏的單純年頭，還能夠無拘地四處游離尋找出口。苦悶的象徵雖是文藝青年們相濡以沫的時尚麻醉品，卻也是作為一種脫離貧困、遠離單調的驅策動力。
如今，物質條件豐腴了，教育機會也大幅增加，人們驚呼史無前例的高學歷時代終於來臨。但縈繞於年輕人身邊，沉重的苦悶情結不僅從未擺脫，反而更滲透到每一吋的深層結構裡去。盲目追逐文憑的大專學院大量升格以求，但有限的社會資源卻無法消化整個教育機器的成長額度。於是，生產過剩的大學生竟也慢慢累積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還不包括無以數計、遊走於體制邊緣的「流浪教師」。也就是說，整個苦悶的環境來自於供需失衡所產生的競爭壓力，連帶引發出種種病態的社會風氣。我們不是常見報章媒體如此強調：「某某公家單位釋出少量缺額，竟有上萬（千）名大學生應試，錄取率創新低」、「大學失業率不斷攀升」、或是「某某小吃攤販或批貨商每月收入高於大學生數倍」之類的訊息嗎？
以前老同學見面或是陌生男女初步交往的時候，至少都還會含蓄地試探：「請問你目前在哪裡高就？」現在，哪裡還用得著這麼扭扭捏捏，劈頭就直問：「嗨!你一個月賺多少錢？」不少知名媒體節目也早已把這類問話當成習以為常的「開場白」以及「問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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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們將如何自處。
「只有繼續熬下去囉，像我老闆他們當初也是這樣熬過來的…」
「這麼說來，我的老闆還算是個好人，雖然他的研究資料都不是自己去找，但對我們算是蠻照顧…」
去年五月，我在「城鄉所」的指導老師-畢恆達副教授出了一本《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的論文枕邊書，分享著研究生從事論文寫作的甘苦談，引發學生們的廣大回響，並且上了「誠品書店百大暢銷榜」，銷售量遠遠超過我的《半世紀舊書回味》，著實讓我有些羨慕與吃味。而《誠品好讀》十一月號的評介文章如此寫道：「以即將撰寫論文的碩、博士班學生為訴求對象的『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熱銷數月，間接顯示台灣學生獨立思考、面對並處理困難的能力似有不足，以致於在高等教育的階段，依然需要一本『手冊』、『指南』，甚至『參考書』的輔助。」對此，畢老師認為這種說法顯然對學生讀者太不厚道，直言這真是「誠品好ㄉㄨˊ」呀。嗯…溫良謙和的畢老師總是點到為止。如果照我的看法，台灣的學術生產之所以萎靡封閉、缺乏創意，問題大多出在教授與學院官僚而非學生。
近年來隨著企業寡頭、跨國集團崛起，資本家開始注意到了「教育即投資」，甚而提出了「產學合作」、「創意產業」等建言，代言大學理念的企業經理人一時蔚為風潮。既然，清廉自持的學術高塔已然病入膏肓、無可救藥，那麼主事者何不對外尋求資本家的諮詢援助，反正大學生畢業以後不也遲早要聽其使喚？君不見我們的企業經理人諄諄告誡：「你們年輕人要努力呀，要吃苦呀」，而隨之起舞的傳播媒體諸公當然也不落人後，在「一○一高峰會」、「影響100」之類的成功人士（這裡所謂成功的條件，不外乎營業額與市場占有率）訪談節目中一再明示著：看哪，這些企業大老就是你們年輕人以及社會大眾所要尊崇的典範呀，跟隨他們的腳步走就對了…。
當有識青年不滿於現狀，想要挑戰這些當權者時，卻發現需要付出的代價太高，姑且還是暫時隱忍，待取得足夠的力量再來實踐理想。此後，若非不自覺地被體制收編成為「新貴」，便是從此習於麻木而平凡度日了。
資本家與當權者總會有手段，把種種「剝削」過程塑造成一種攫取美好果實的必經「苦難」。嫌朝九晚五的日子太沉悶？那麼，你得開始學著接受文化界的菁英們所提倡：「用心體會清貧的生活格調」，鼓吹大家「快快」去搶搭「慢食、慢活」的潮流。要不就看看《彎彎日記》、《羊肉爐》等開懷小書以防無聊，這大概是受苦受難的青年眾生所賴以慰藉宣洩的最後淨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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