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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抵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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