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在法國，正好碰上大罷工，還好沒有影響行程。但我仍儘量利用機會，設法瞭解這次大罷工是怎麼發生的。
大罷工顯然是因為政府通過了一則法案，這項法案的目的是增加青年就業機會。法國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而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青年時失業，可能造成終身失業。難怪法國總理用盡技巧，使國會通過法案，使得雇主可以較容易地解雇年輕的受雇者。法國人一直享受終身雇用權，企業一旦雇用了你，就很難將你解雇。這種保護，反而沒有了新的企業。政府的想法是給予企業主較大的彈性，從而在法國有更多的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但是在法案通過以前，國會幾乎沒有辯論的機會，總理利用一種特別的立法技巧，暗渡陳倉地通過了這項法案。由於這項法案針對青年而來，青年們覺得他們受到歧視。政府的好意變成了惡意。法國人有一種浪漫情懷，他們想起了二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老百姓手無寸鐵地團結一致，居然能夠推翻有軍隊的皇室。這一次，他們又團結了，目的是要推翻不顧社會正義的法律。
可是，在我看來，法國青年們要保護的不是一種社會正義，而是一種特權。在過去，也許終身雇用權有意義，但在目前全球資金可以流通的狀況之下，法國的資本家往往會到東歐國家去設廠，終身雇用變成了終身失業。法國青年人多半不肯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他們反而責怪政府，認為政府應該替他們找到工作，也應該保證這些工作都是永久性的。
當他們在街上揮舞三色的法國國旗的時候，他們的眼光是回頭看的，而沒有向前看。時代變了，法國人如要保持他們美酒美食的生活方式，他們很多的生活習慣都要改。糟糕的是，法國人好像是最不願意改變的民族。
我在法國期間，發現大多數人討論的焦點，都在這項法案是否該被接受。其實，誰都知道，即使全國人民一致接受了這項法案，這項法案也不可能解決法國如此嚴重的失業問題。法國人應當冷靜而理智地參考別的國家的做法，好好檢討法國的缺點，必要時，法國必須要有重大的改革。
法國絕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競爭力的國家。美國著名的ＲＣＡ公司就早已被法國的Thomsan公司併吞，法航二年前併吞了荷航，成了歐洲最大的航空公司。這幾天，法國的阿爾卡特併吞了美國的朗訊公司，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訊公司。阿爾卡特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向來以英文溝通，因為他們中間，有一半來自外國。法國也吸引了不少跨國公司在法國投資，在法國，每七個人就有一人替外國公司服務；而美國，每二十人才有一人替外國人服務。
我想法國最大的缺點是只有大公司，而沒有小公司，法國人必須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最好到台灣來看看，說起來，我們真該慚愧，我們沒有ＬＶ，也沒有阿爾卡特，但我們有無數的小公司。法國人不妨來看看為何我們有小公司，我們該到法國去，看看如何能產生像阿爾卡特的世界級大公司。我們都不該只往後看，而該儘量往前看。法國年輕人的作法，是不值得我們學習的。
回響》法國青年反「政府謊言」【2006/04/08 聯合報】王文誠／中山大學公共事務所助理教授（高雄市）
我一點都不同意李家同教授六日「法國青年反革命？」一文的觀點。
李教授建議法國學習台灣的小公司制，但曾幾何時，廿一世紀初的台灣已經成了虐待外籍勞工的「血汗工廠」基地。學習台灣的勞動條件嗎？李教授似乎忘了，在勞動契約高度彈性的台灣，我們的小公司存在著多少每一個勞工風險的累積、粗糙的勞安環境，以及成千上萬的約聘、臨時勞工無法受到勞退（新）制度的保障。
法國青年站出來、上街頭，只是要國家負起最基本的保護人民的責任，我們非但不該責怪他們，甚至還應鼓勵喝彩才對；如此，才能迫使政策制度性反思的可能。高失業率，是法國政府難題，李教授卻相信其政府所建構的謊言：「讓雇主可以更有彈性地解雇青年，將可增加企業雇用年輕人的意願，進而增加工作機會。」
可是實際上，資本家和大公司已經佔了政策優勢與社會資源，國家透過人民賦予的權力重新分配資源，照顧每一個人民，而非只有具競爭力者。工作保障權不就是國家的基本責任？李教授太高估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了，資本主義還是獲利極大化的本質，一旦取消了工作保障權，資本家只有更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地流動與流竄，全球尋租。近年來南韓強悍的工運形成較佳的勞動條件，反而造就其經濟成長。這並非民粹，而是資本主義的歷史。
最好誠如新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去國家管制化、民營化、市場化，殊不知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犯罪率和社會脫序間存有關連性，台灣近來去管制的金融造成多數的自殺事件，正是這波自由化的惡果。
國家還是維繫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必要的話上街頭，迫使國家在這個基礎上運作，而不僅只是政策圖利少數辦得起「億」載金城的尾牙晚宴的資本家。如果李先生是那個即將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面對「首次就業合約法」對企業家的無限上綱的保障時，我想，法國年輕人的作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2006.04.09中國時報 反新貧階級全球化 賴香伶
八○年代全球化浪潮從歐美吹向全球，地處東南亞的我們如何看待法國社會持續月餘的反對CPE法案（青年首次就業法），法國的青年在反什麼？
不能只從政治層面去理解此次的社運大串聯，以為政治人物受到威脅，該法案可能撤回；但至今法國總理一步都不讓，顯見恐怕不是個人政治生涯的問題，而是該法案反映的相關利益問題，不了解經濟層面，無法看透CPE法案的內在本質。其實該法案說穿了就是「人力資源的快速使用法」，在法國以降低年輕人高失業率為政策推動的理由，並以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邏輯，以「勞動彈性化」，吸引外資駐留，以維持資本利潤的累積。
有些觀察者把法國「三月學運」與六八年的學運比較，暗喻當年的理想性比此次「顧飯碗」、「拼生計」來得高尚，而許多右翼評論者也從法國青年的反抗只是為了維持現狀，不思社會進步的需要，甚至說保障中高齡勞工的工作權，年輕人犧牲一下又何妨。
以上的這些看法有都其歷史背景，但社會反抗力量風起雲湧又該如何解釋？不問誰是最後獲益者就無法理解法國青年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高失業率的結構性因素，更不用說法國社會福利一再緊縮。這些都是全球化的縮影，在不同區域用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來。除了全球金融、資訊、商品的快速流通，其真正作用的力量是市場競爭、解除管制、政府退位等彈性措施，才使得各個市場以「勞動彈性化」完成資本的再擴張。
法國的CPE法案就是典型的勞動彈性化，表面上是為降低青年失業率，鼓勵企業多僱用年輕人，但事實上卻是讓「勞動彈性」合法化，打破原有的長期僱用契約，法國青年深知此法案通過後的連鎖反應，對各種修正版本毫不領情，一再發動抗爭，戳破政客的虛假性。法國青年反抗的正是八○年代起主導全球經貿的「新自由主義」，各種私有化、民營化政策、公共服務BOT化、金融市場開放都是該思朝下的產物。
台灣在加入WTO後勞動彈性化政策也一再出現，先是勞基法修法，放寬女性夜間工作限制，後經建會在二○○三年九月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確定「勞動派遣」立法的進程。然而，勞動派遣法比法國CPE法案設計更為精緻，強調實質擁有指揮監督權的雇主免去法律上的責任，採取「僱而不用、用而不僱」的三角關係，勞工在要派公司工作卻不算該公司的員工，只要老板不滿意，員工馬上就被換掉。工作機會被人力銀行壟斷，每月薪資還得被抽二成，實質工資當然下降。
法國青年對CPE案的不滿，是一種反「新貧階級」的全球化運動，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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