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10月28日至29日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會館舉行。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歐洲和美國的七十多位學者出席了這一盛會，探討夏濟安、夏志清昆仲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並且廣泛討論了在夏氏兄弟所開拓的學術傳統之下中國文學研究的多種新的可能性。此次會議由王德威教授精心籌辦，應邀出席的包括耿德華(Gunn)、Chaves等多位曾親受兩夏先生言傳身教的夏門弟子，以及韓南(Hanan)、林培瑞(Link)、孫康宜、奚密、陳平原、陳國球、梅家玲等眾多著名學者，李歐梵、劉紹銘、柯慶明三位教授請人代讀論文，引人注目地還有十多位青年學者從不同角度來反思夏氏兄弟的學術貢獻。八十五歲的夏志清先生親臨會場，並多次致詞，暢談中西學術以及他的人生理念。此文記錄對會議的觀感，也借此機會描述心目中的夏氏兄弟的治學與為人。
在「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第一天的晚宴上，夏志清先生家的一位晚輩在面對來賓講話的時候，特別提到：夏先生很關心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這是真的。我們夫婦在紐約居住五年期間，有幸跟夏先生和夏師母經常見面，雖然我們都還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卻常蒙夏先生體貼地問詢身體狀況，以及提供許多營養學上的建議。這看似極平常的小事，我以前粗心地認為不過是老年人的習慣，經夏先生家的那位晚輩點出，我突然醒悟到這裡可以最為直觀地看出夏先生的為人，或其治學的根本：夏先生對於人本身的重視。
會議結束後，我離開紐約之前，到夏先生家小坐。我問到夏先生一個幼稚的問題：您理想中的人文主義應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呢？夏先生立即回答說：人文主義不是什麼理論，人文主義就是（他的右手在空中用力比劃了一下）自然的東西……
夏氏兄弟對「自然」的東西的認識與尊重
夏先生的回答讓我感到自己會問那樣的問題，或許表明早已喪失「純真」。夏先生，還有同樣才華橫溢、卻過早離世的夏濟安先生，並不看重「理論」，而情願相信某種「自然」的東西———這「自然」固然逃不過後現代的解剖刀，所以今天許多人談到夏氏兄弟的人文觀念，用「理論」的框框很容易就套出一大堆「歐洲中心」、「男權中心」、「普遍主義」、「保守主義」等等。比著「理論」的各種尺子來測量，這樣一些說法或許都能自圓其說，但這樣去管窺夏氏兄弟的學術，卻或許漏掉了那「自然」的東西。而失去了對那「自然」的東西的認識與尊重，與夏氏兄弟的對話總會有些錯位。
這所謂「自然」，對於夏先生來說，並非某種神祕的形上存在，而是與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感受與實踐息息相關———正像夏先生會自然地關心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夏先生這一看似任意、輕鬆的定義，讓我聯想到的，是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在世俗實踐層面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形象。
事實上，在前面一天半的會議中，「人文主義」（Humanism）是個經常出現的字眼。年長的資深教授和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都討論到夏氏兄弟的文學批評所受到的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或者充滿懷舊般的讚賞，或者試圖有所發揮、提出新的替代性思路，這其實也就把對夏氏兄弟的學術反省置於當下的文化討論之中了。二十世紀崛起的諸種文化思潮———特別是一九七○年代之後在全球通行、塑造了當代學術風尚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都或多或少與文藝復興時代興起的人文主義展開對話，人文主義或被說成是各種「現代性」思想的總源頭，或是「萬惡之首」（所謂本質化的普遍主義話語、西方霸權藉以統治世界的意識形態幻覺）。然而，人文主義經過各式各樣的「崇拜」或「打擊」之後，依然存在一些不能被輕易定型的方面。比如，對西方人文學提出極大挑戰的薩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後一本著作《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出人意料地把當代批判理論———習慣上認為是人文主義的掘墓者———與人文主義傳統聯繫起來，指出面對當代各種現實問題（從新自由主義到恐怖主義及反恐怖主義）時人文主義所能提供的抵抗性。薩伊德試圖改變傳統人文主義的菁英面孔，而使之成為一種面向全體人類的民主力量，在這方面，他因之否認可以將人文主義本質化、定型化，強調人文主義是一種植根於實踐智慧的創造性思想。
努力從左翼文學的「黑暗」中打撈人性
薩伊德雖是夏志清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多年的同事（兩人都是在一九六○年代來到哥大任教），但長久以來，夏先生對薩伊德教授有許多不滿，這當然是因為薩伊德的理論所導致的「泥沙俱下」的文化多元主義，使夏先生感到對文化的「純正」品質有所褻瀆。但有趣的是，薩伊德教授與夏志清先生的學術思想同樣浸潤於英美人文主義批評傳統，而薩伊德最後一本著作對人文主義的創造性發揮，或許從另外一個角度照亮了夏氏兄弟的人文思想。
夏志清先生在一九五○年代初開始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夏濟安先生自一九五九年來到美國，著手對左翼作家進行系統研究，至一九六五年逝世，身後出版《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這兩本書都透露出鮮明的人文主義理想，而其寫作思路又都根植於夏氏兄弟飄零海外、「感時憂國」的生存體驗。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政治情形迫使兩兄弟思考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政治利用之下，文學還如何能是一種人的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兩兄弟從事的學術研究都是他們體驗到整個生存世界的改變、以文學想像來應對中國政治現實的一種實踐性的思維產物。
在《黑暗的閘門》中，夏濟安先生最為難能可貴之處———也是後來所有左翼文學研究者都無能出其右者———是他努力從左翼文學的「黑暗」中打撈人性。他不滿足於把瞿秋白、蔣光慈、五烈士、最後一年的魯迅看作一個時代的政治受難者，而是在這些悲劇中尋找人性的光芒。瞿秋白在他的描述中是一個「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透過他的政治領袖形象，被呈現出來的是瞿秋白的心靈世界，飽含了錯綜的情感與複雜的意識。蔣光慈的左翼小說雖然爛到不忍卒讀，夏濟安卻從他的缺陷中看出人性的存在，最令夏濟安感動的，是《咆哮的土地》中革命者李傑在暴動農民將要燒毀他的家宅時，不禁焦急地想到家中有老母和年幼的妹妹。蔣光慈的淺薄、衝動、濫情、自負都使他有別於一個始終「政治正確」的革命者，在夏濟安看來，這反倒使他的塗鴉之作中也充滿了「人的感傷」。在夏濟安的描述中，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場為人性的弱點所導致的人性悲劇。而他本人的書寫便是以文字來穿透政治，將革命神話還原為人的實踐，雖然政治的暴虐令人沮喪、絕望，但這政治背後活生生的人性卻喚起一線希望。
為中國現代文學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文學性」的傳統
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經過陳子善先生多年的努力，最近終於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但不得不說的是，這個版本經過了嚴重刪節，這令夏志清先生深以為憾）。這部不僅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而且直接啟發了八○年代「重寫文學史」等新的研究方向的著作，近年來招致的非議固然不少，但需要理解的是，這是夏志清的一部「個人」作品，其中的種種所長所短都帶有夏先生的個人特點。夏志清與其兄長不同之處，在於他更願意從正面角度來建構「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夏濟安透過「黑暗的閘門」去探尋歷史中的人性光芒，而夏志清則試圖在文學的品質上尋找光明。不同於此前此後的許多文學史的書寫，夏著《小說史》建立在「文學品質」的尺度上———而這個尺度，依照夏志清的個人閱讀經驗，不可避免地首先來自於西方文學的啟示，而且，夏志清面對西方讀者寫作，也很自然地把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來考察，他點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和張天翼的優秀（後來夏先生又多次表示，蕭紅的優秀絲毫不亞於張愛玲），是他以此種「世界性的眼光」做出的判斷———你可以說其本質是「歐洲中心主義」，但正如王德威老師所說，此中亦可看出作者切切要將中國文學推向國際場域的用心，而這種用心或許正擺脫了「國族寓言」的緊箍咒。但更重要的是，依照西方優秀文學的尺度（所謂「偉大的傳統」）來進行評價，在這個方面，夏志清為中國現代文學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學性」的傳統，這決然有別於當時海峽兩岸囿於政治論述的文學評說———雖然後來人們都指出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但夏志清其實並不像一般認為的那樣依從「另一種」政治觀念來進行批評，不然他也不會鍾愛張天翼、蕭紅、端木蕻良等有鮮明左翼立場的小說家。夏著《小說史》可以說是透滿了政治性，但並不盲從某一種政治，而是依據自己的人文判斷來評說為政治所束縛、同時又企圖超越政治的中國現代文學。就其文化意義而言，夏志清的《小說史》類似於奧爾巴赫「紀念碑」式的巨著《摹仿》，是在一個政治危機的年代裡，以一己的人性力量，對一個文學傳統進行追憶或是修復的工作，而背後的人文意圖正是透過反省這一文學傳統來挑戰政治的限度。
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偏愛本校已故英文教授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學批評，也常在夏志清先生家聽他聊起這位批評大師的思想、為人乃至私生活。我感覺到夏志清先生最欣賞的，還是特里林五十年代初出版的《自由的想像》，在那本書中，特里林提出要用文學（以及批評）的想像來糾正政治的偏頗。特里林的語境是四、五十年代美國政治（無論左、右）所造成的思想僵化現象，夏氏兄弟的寫作也可看作是對同時期中國意識形態弊病的「糾正」。就此而言，我或許可以說，夏氏兄弟的人文關懷最終還是一種「不自然」；但借用特里林的另外一個概念———真誠（sincerity），又可以說，在批評者與批評物件、及其批評語境（大而言之，那是整個可以被感知到的生活世界）之間只要有這種「真誠」的關聯，便可形成一個「自然」的精神世界。夏氏兄弟的人文主義在根子上是基於對人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思想史上保存了一種「健康」的精神，用文學的光明照亮了黑暗閘門之外的天空。
「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10月28日至29日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會館舉行。來自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歐洲和美國的七十多位學者出席了這一盛會，探討夏濟安、夏志清昆仲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並且廣泛討論了在夏氏兄弟所開拓的學術傳統之下中國文學研究的多種新的可能性。此次會議由王德威教授精心籌辦，應邀出席的包括耿德華(Gunn)、Chaves等多位曾親受兩夏先生言傳身教的夏門弟子，以及韓南(Hanan)、林培瑞(Link)、孫康宜、奚密、陳平原、陳國球、梅家玲等眾多著名學者，李歐梵、劉紹銘、柯慶明三位教授請人代讀論文，引人注目地還有十多位青年學者從不同角度來反思夏氏兄弟的學術貢獻。八十五歲的夏志清先生親臨會場，並多次致詞，暢談中西學術以及他的人生理念。此文記錄對會議的觀感，也借此機會描述心目中的夏氏兄弟的治學與為人。
在「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討會第一天的晚宴上，夏志清先生家的一位晚輩在面對來賓講話的時候，特別提到：夏先生很關心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這是真的。我們夫婦在紐約居住五年期間，有幸跟夏先生和夏師母經常見面，雖然我們都還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卻常蒙夏先生體貼地問詢身體狀況，以及提供許多營養學上的建議。這看似極平常的小事，我以前粗心地認為不過是老年人的習慣，經夏先生家的那位晚輩點出，我突然醒悟到這裡可以最為直觀地看出夏先生的為人，或其治學的根本：夏先生對於人本身的重視。
會議結束後，我離開紐約之前，到夏先生家小坐。我問到夏先生一個幼稚的問題：您理想中的人文主義應是一種什麼樣的理論呢？夏先生立即回答說：人文主義不是什麼理論，人文主義就是（他的右手在空中用力比劃了一下）自然的東西……
夏氏兄弟對「自然」的東西的認識與尊重
夏先生的回答讓我感到自己會問那樣的問題，或許表明早已喪失「純真」。夏先生，還有同樣才華橫溢、卻過早離世的夏濟安先生，並不看重「理論」，而情願相信某種「自然」的東西———這「自然」固然逃不過後現代的解剖刀，所以今天許多人談到夏氏兄弟的人文觀念，用「理論」的框框很容易就套出一大堆「歐洲中心」、「男權中心」、「普遍主義」、「保守主義」等等。比著「理論」的各種尺子來測量，這樣一些說法或許都能自圓其說，但這樣去管窺夏氏兄弟的學術，卻或許漏掉了那「自然」的東西。而失去了對那「自然」的東西的認識與尊重，與夏氏兄弟的對話總會有些錯位。
這所謂「自然」，對於夏先生來說，並非某種神祕的形上存在，而是與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感受與實踐息息相關———正像夏先生會自然地關心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夏先生這一看似任意、輕鬆的定義，讓我聯想到的，是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在世俗實踐層面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形象。
事實上，在前面一天半的會議中，「人文主義」（Humanism）是個經常出現的字眼。年長的資深教授和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都討論到夏氏兄弟的文學批評所受到的西方人文主義的影響，或者充滿懷舊般的讚賞，或者試圖有所發揮、提出新的替代性思路，這其實也就把對夏氏兄弟的學術反省置於當下的文化討論之中了。二十世紀崛起的諸種文化思潮———特別是一九七○年代之後在全球通行、塑造了當代學術風尚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都或多或少與文藝復興時代興起的人文主義展開對話，人文主義或被說成是各種「現代性」思想的總源頭，或是「萬惡之首」（所謂本質化的普遍主義話語、西方霸權藉以統治世界的意識形態幻覺）。然而，人文主義經過各式各樣的「崇拜」或「打擊」之後，依然存在一些不能被輕易定型的方面。比如，對西方人文學提出極大挑戰的薩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後一本著作《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出人意料地把當代批判理論———習慣上認為是人文主義的掘墓者———與人文主義傳統聯繫起來，指出面對當代各種現實問題（從新自由主義到恐怖主義及反恐怖主義）時人文主義所能提供的抵抗性。薩伊德試圖改變傳統人文主義的菁英面孔，而使之成為一種面向全體人類的民主力量，在這方面，他因之否認可以將人文主義本質化、定型化，強調人文主義是一種植根於實踐智慧的創造性思想。
努力從左翼文學的「黑暗」中打撈人性
薩伊德雖是夏志清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多年的同事（兩人都是在一九六○年代來到哥大任教），但長久以來，夏先生對薩伊德教授有許多不滿，這當然是因為薩伊德的理論所導致的「泥沙俱下」的文化多元主義，使夏先生感到對文化的「純正」品質有所褻瀆。但有趣的是，薩伊德教授與夏志清先生的學術思想同樣浸潤於英美人文主義批評傳統，而薩伊德最後一本著作對人文主義的創造性發揮，或許從另外一個角度照亮了夏氏兄弟的人文思想。
夏志清先生在一九五○年代初開始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夏濟安先生自一九五九年來到美國，著手對左翼作家進行系統研究，至一九六五年逝世，身後出版《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這兩本書都透露出鮮明的人文主義理想，而其寫作思路又都根植於夏氏兄弟飄零海外、「感時憂國」的生存體驗。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政治情形迫使兩兄弟思考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政治利用之下，文學還如何能是一種人的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兩兄弟從事的學術研究都是他們體驗到整個生存世界的改變、以文學想像來應對中國政治現實的一種實踐性的思維產物。
在《黑暗的閘門》中，夏濟安先生最為難能可貴之處———也是後來所有左翼文學研究者都無能出其右者———是他努力從左翼文學的「黑暗」中打撈人性。他不滿足於把瞿秋白、蔣光慈、五烈士、最後一年的魯迅看作一個時代的政治受難者，而是在這些悲劇中尋找人性的光芒。瞿秋白在他的描述中是一個「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透過他的政治領袖形象，被呈現出來的是瞿秋白的心靈世界，飽含了錯綜的情感與複雜的意識。蔣光慈的左翼小說雖然爛到不忍卒讀，夏濟安卻從他的缺陷中看出人性的存在，最令夏濟安感動的，是《咆哮的土地》中革命者李傑在暴動農民將要燒毀他的家宅時，不禁焦急地想到家中有老母和年幼的妹妹。蔣光慈的淺薄、衝動、濫情、自負都使他有別於一個始終「政治正確」的革命者，在夏濟安看來，這反倒使他的塗鴉之作中也充滿了「人的感傷」。在夏濟安的描述中，左翼文學運動是一場為人性的弱點所導致的人性悲劇。而他本人的書寫便是以文字來穿透政治，將革命神話還原為人的實踐，雖然政治的暴虐令人沮喪、絕望，但這政治背後活生生的人性卻喚起一線希望。
為中國現代文學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文學性」的傳統
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經過陳子善先生多年的努力，最近終於在大陸出版了簡體字版（但不得不說的是，這個版本經過了嚴重刪節，這令夏志清先生深以為憾）。這部不僅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而且直接啟發了八○年代「重寫文學史」等新的研究方向的著作，近年來招致的非議固然不少，但需要理解的是，這是夏志清的一部「個人」作品，其中的種種所長所短都帶有夏先生的個人特點。夏志清與其兄長不同之處，在於他更願意從正面角度來建構「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夏濟安透過「黑暗的閘門」去探尋歷史中的人性光芒，而夏志清則試圖在文學的品質上尋找光明。不同於此前此後的許多文學史的書寫，夏著《小說史》建立在「文學品質」的尺度上———而這個尺度，依照夏志清的個人閱讀經驗，不可避免地首先來自於西方文學的啟示，而且，夏志清面對西方讀者寫作，也很自然地把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來考察，他點出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和張天翼的優秀（後來夏先生又多次表示，蕭紅的優秀絲毫不亞於張愛玲），是他以此種「世界性的眼光」做出的判斷———你可以說其本質是「歐洲中心主義」，但正如王德威老師所說，此中亦可看出作者切切要將中國文學推向國際場域的用心，而這種用心或許正擺脫了「國族寓言」的緊箍咒。但更重要的是，依照西方優秀文學的尺度（所謂「偉大的傳統」）來進行評價，在這個方面，夏志清為中國現代文學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學性」的傳統，這決然有別於當時海峽兩岸囿於政治論述的文學評說———雖然後來人們都指出夏志清的「反共立場」，但夏志清其實並不像一般認為的那樣依從「另一種」政治觀念來進行批評，不然他也不會鍾愛張天翼、蕭紅、端木蕻良等有鮮明左翼立場的小說家。夏著《小說史》可以說是透滿了政治性，但並不盲從某一種政治，而是依據自己的人文判斷來評說為政治所束縛、同時又企圖超越政治的中國現代文學。就其文化意義而言，夏志清的《小說史》類似於奧爾巴赫「紀念碑」式的巨著《摹仿》，是在一個政治危機的年代裡，以一己的人性力量，對一個文學傳統進行追憶或是修復的工作，而背後的人文意圖正是透過反省這一文學傳統來挑戰政治的限度。
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偏愛本校已故英文教授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學批評，也常在夏志清先生家聽他聊起這位批評大師的思想、為人乃至私生活。我感覺到夏志清先生最欣賞的，還是特里林五十年代初出版的《自由的想像》，在那本書中，特里林提出要用文學（以及批評）的想像來糾正政治的偏頗。特里林的語境是四、五十年代美國政治（無論左、右）所造成的思想僵化現象，夏氏兄弟的寫作也可看作是對同時期中國意識形態弊病的「糾正」。就此而言，我或許可以說，夏氏兄弟的人文關懷最終還是一種「不自然」；但借用特里林的另外一個概念———真誠（sincerity），又可以說，在批評者與批評物件、及其批評語境（大而言之，那是整個可以被感知到的生活世界）之間只要有這種「真誠」的關聯，便可形成一個「自然」的精神世界。夏氏兄弟的人文主義在根子上是基於對人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思想史上保存了一種「健康」的精神，用文學的光明照亮了黑暗閘門之外的天空。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佛光歷史大事記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