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看《內山阿嬤》，彷彿閱讀著屬於那個年代的女性歷史。劉賢妹用素樸到幾近拙稚的文字，娓娓訴說自己的一生。童年的委屈、憤慨；少女時的徬徨、憧憬；中年的拚命、認分，一直寫到老年的滿足和希望。她秉筆直書，毫無避諱；愛憎分明，絕不扭捏。

《內山阿嬤》在當初之所以驚動山村，引起注目，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只學過一年國語的阿嬤，竟然埋頭寫下了個人的回憶錄，且進而用電腦按鍵一字一字敲成了一本書，這種不可思議的意志力與求知精神，讓人驚訝；一是書中直言無諱的表達，在保守的村莊裡，必然會引發某種程度的騷動。而對一般讀者來說，書裡所流露的橫潑的生命力、絕不輕易向難關妥協的強悍，應該是印象最深刻的。

劉賢妹之所以在七十高齡興起寫作的念頭，是受到作家妹妹的慫恿。而妹妹之所以鼓勵她記錄生活，源於平日常聽姊姊說了許多精彩動人的故事。《內山阿嬤》一書為賢妹的擅長說故事做了很好的見證。雖然文字質樸、形容簡單，甚至可以說毫無修飾鍛鍊，卻因為誠懇天真，而顯露出另一種任情任性的獨特丰采。

世界對於旅人而言，從來都是指向斷裂也指向聚合，斷裂於旅人是一舉步就是切割故里飛奔異鄉，聚合是旅人終究離開是為了回返。《中途下車》演出的旅行劇碼是由德國專業旅行文學家漢斯‧薛荷主導，看到他的德國基因譜系我就露出了會心微笑，我在路上遇到多少德國佬啊（他們喜歡遠征近攻，幾乎是和日本並駕齊驅的異鄉人專業品種），他們身影不是極高大就是極矮小，但異鄉人相聚之夜他們卻常語出驚人，一出口就是旅行行家的姿態。漢斯‧薛荷也有這種特色，即使不是對當地人文的挖深，也隨時展現一種見多識廣的旅行家硬派身段（總是能夠隨時飛奔天涯海角）與隨遇而安（卻又骨子裡精明且計較到不行）的姿態，在旅行的當下總是不忘對當地文化插上見血的一針見解。

《中途下車》顯然出於一個識途老馬之手，但這識途老馬早已意識到旅行寫作早已不是寫普遍存在的歷史或是如何導覽之類的俗爛劇碼了，於是他改用一種完全自我的觀點去凝視一個旅地的特殊點，並強化那個特殊點來結構整個單篇文本。觀點也就是「看的方法」，一個建構自我觀點的旅者，能夠見人所未見，或者我們該說這個懷抱著強大自我觀點的旅者其實是帶著「故里」來看「世界」。

有趣的是當漢斯寫及法蘭克福時，他卻又用著「異鄉」之眼凝視故里，當故里人都不喜歡法蘭克福時，他卻說他愛法蘭克福的高樓大廈，也愛它們的燈火輝煌。我不免想到這樣的文字寫下時很可能這個旅人才從某個蠻荒地歸來或者心境陷入不想出走的安定渴望時所萌生的，旅人在離與返之間，其實總是渴望在無邊的汪洋裡定錨，漢斯說到旅人總有個家在等著主人歸來，此即是故里於作家的永恆魅影，魅影恆在。

中國傳統小說在宋代以前大體分成兩類，一類是志怪小說，另一類則是志人小說。到了宋代之後，勾欄酒肆裡的書人行業逐漸興起，連帶引起話本（說書人底本）創作需求量大增，久而久之為引人入勝、勾人懸念，章回小說的形式便日漸成熟。但在章回小說這種大部頭的形式尚未成熟之前，說書人還是得幹活，據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北宋汴梁盛況，談到「京瓦技藝」云當時說話的分目，有小說、合生、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說三分、五代史是講史，合生約莫就是現在的模仿秀，說諢話則是講笑話，小說則專講故事，其中又以小說最難，原因就在故事必得短小精悍、讓人印象深刻，如此一來故事的消耗量必然大增。播撒這麼一大串兒，不是要賣弄什麼，只是要來談談《春燈公子》的底細罷了。透過小說史的演變，或許才能知悉《春燈公子》的一些企圖，首先它把傳統小說分類給打破又綰合起來，如標目上的二十品人物，實則承繼志人小說《世說新語》分品論評的傳統而來，但在敘述時卻採用了說話人形式，除插入說話人講述時的口吻之外，還加入現代小說看似累贅的技巧，如重複（為使聽者回憶；加深印象），岔出解說（為使聽者明白某些生難字眼、關係或專有名詞）等等。內容上則仍不出銀字兒、說公案所說，以傳奇（離合悲歡）、搏刀趕棒（拳勇）、發跡變態（盛衰）為主。換言之，《春燈公子》刻意融合貫通了傳統小說的類別開出一個既熟悉又不全然熟悉的面貌。《春燈公子》面貌上極類似擬話本，大抵一則故事寫一人，不同的是，《春燈公子》較之更具結構性，它讓序言裡的春燈公子把書中十九個故事巧妙串在一塊兒，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喔，不，《春燈公子》其實就是話本，它原先就是作者在電台上說講故事的底本，特別的是，它和古代話本定稿的形成過程又恰恰相反，在文人眼裡看來，說書人的話本文字總是「語多俚俗」、「非博雅之派」，所以忍不住想要插手改寫話本，使其「頗存雅道」，《三國》、《水滸》如此，《三言二拍》亦復如此。但基本上，讀書人不說書，說書人入不了士籍；《春燈公子》的作者偏偏又打破了界限，他既說書，又是文人，話語不俚俗，又存雅道，用古代的話說就是「當行本色」。說書人玩什麼把戲，從《春燈公子》還是約略可看出一二。首先是說書人再次操弄幾已失傳的說書行當，以及此一行當所應具備的各項技藝，拋開講述口談的技巧不談，專看文本所展現的內容，融古詩、詞於一爐而冶之的能耐，原就是話本寫作的基本要求，但在古典、現代兩分的情況下，現代文學作家能寫作此等文類者已寥寥無幾。因此將《春燈公子》視為一座橋樑，連接現代讀者通往古典，並不為過。再者，雖說書末介紹語云「在這十餘篇彼此間看似毫無關聯的短篇傳奇中，不圖藉古諷今，但盼今人能自故事裡跋涉於傳聞、閒話、猜度與算籌之間的古人行徑裡，看出一些意思。」這些意思說穿了極可能就是一種滿足感，心靈的、感官的、想像的、啟發的、豁然開朗的、知識的、情感的……都好，《春燈公子》，或許就是說書人為說明言語隱藏的力量所寫的一本書吧。

沒有生花妙筆，也沒有懸疑情節，《烽火下的上海》（時英版）是一位中醫師陳存仁在八年抗戰期間困居上海，把所見所聞，用自己的筆寫下來。大概是醫師出身且是一位中醫師，他看到聽到的頗見病理分析，沒有刻意從人性的角度反省或是批判，甚至有些歷史事實記得不是很準確，但在他筆下，各色人等在大變亂的環境裡，如何搖身一變，包括作者自身，如何在十里洋場裡周旋，甚至可以說是苟延偷生，幾乎都沒有迴避。如實描繪出當年陷身孤島的上海居民包括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曾經面對的窩囊和掙扎，但作者寫的不是這些人物，而是更卑微的臉譜，更見驚心動魄。

在作者筆下，可以看到日本人對占領區下的上海居民如何痛下殺手，施以酷刑，這還不算，日本人對自己人反戰也是毫不容情。作者通過一名日本反戰者指出：日本軍隊中只要出了反戰分子，不是就地槍決，就是遣返日本當苦工。到日本投降後，作者親見光上海跑馬廳半年內就增加拘押了一兩千人，怎麼辦呢，就在八月十五日當天日本軍人集中聽「玉音放送」前，一批批當天被集中起來的反戰分子就被預先架好的機槍掃射死亡。

再看看抗戰末期物質匱乏的眾生相，上海既有變態的繁榮，一片紙醉金迷，大小舞廳林立，鴉片館更是隨處皆有，黃黑當道。穿插其間的人物，固然面相猙獰者比正面人物的多得多，但也有到今天仍足以令人動容者。像當時有一位名話劇演員英茵為了情人平祖仁從事地下工作遭破獲，無力從漢奸手上贖人，便在國際飯店自殺。由於英茵在話劇《海上春秋》中的台詞都在影射當時汪精衛偽政府的第一夫人陳璧君，罵來痛快淋漓，很能為困居上海的民眾消消氣。加上英茵自殺的背景，是以英茵出殯時，幾乎萬人空巷，既悼死者的情癡和際遇更在自況處境的艱難。

誰要一心一意只想寫「偉大的小說」，誰要試圖完整體現我們所經歷和正在經歷的時代，那是他第一不了解這時代，第二太看重自己了。

說實話，我已經沒什麼耐心了。余華的「兄弟」，和所有人一樣，我心懷期待了很久的作品，在飛機上翻了半小時就煩了。開篇通過主人公、八歲的男孩李光頭，在廁所偷看女人屁股被抓住遊街的事件，津津樂道地描繪著性壓抑時代，全鎮男人對「屁股」的迷戀。十年前，我會覺得從想法到筆墨運用都精彩，可十年的人世間，改變的不僅僅是余華，作為讀者的我，也改變了。刻薄些說，去小說論壇翻一翻，到民間獨立文學刊物找一找，類似的情景描述，相同的精神內涵，真可以揪出一把，像良莠不齊的頭髮，余華的這縷形狀很美麗，但是燙過的，髮質不算佳。

當然，余華還是余華。我於是挑著讀，從後往前讀，就在感受到我馬上就要被感動的地方，闔上了書。我能夠想像發生的事有多麼慘，也知道作者的描述會多麼細膩動人，可是我不想再被煽情了──這真是一本十足煽情的書，催你笑，等你哭，逼著你笑中帶淚。使的勁兒太大。

前幾天去參加一個喜宴，因為喜宴都很冗長，朋友唸國一的女兒便帶了一本書來看，同桌的人發現她讀的是英文小說《清秀佳人》都大為驚嘆。一個媽媽說：「好厲害喲！我讀到大學畢業都不曾看過一本英文小說。」我也覺得看小說是學語文最好的方法，吃飯時特意坐到她旁邊與她聊聊。我問她看過哪些中文的小說，她回答一本都沒有，我很驚訝地說：「你看起來很愛閱讀，怎麼會一本中文的小說都沒看過呢？」她不屑地說：「中國文字又長又臭，拖泥帶水，我不喜歡！」我聽了很驚異，中國文字簡潔，尤其對仗之美是全世界找不到的，還可以把字拆開來作對子，如「十口心思，思國思民思社稷」「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前幾天是中秋節，有一個拆字對子便是「八目尚賞，賞花賞月賞秋香」。中國人用文字的結構來訓練孩子組合的巧思，用對仗來訓練學生思路的敏捷，是訓練人才最好的方法，所以古代的才子都是腦筋清楚、條理分明、舉一反三的人，如紀曉嵐等。一個人的國文程度好不好，才思敏不敏捷，一作對子便知道。蘇小妹在洞房之夜，出了一個對子，「閉門推出窗前月」，新郎如果對不出來，便不能進洞房，秦少游對不出來，蘇東坡急了，偷偷丟了一顆石子入池塘，秦少游便說：「投石沖破水中天」，對得非常好，成為千古佳話。這種需要立即的反應，就地取材的能力其實就是創造力所需的能力。

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要娶杜翰林的女兒杜月芳時，杜小姐要試試文徵明的才學，便指著石旁的海棠說：「花裡神仙，無意偏逢蜀客」因為海棠叫花裡神仙，又稱蜀客。文徵明看到窗外有竹子便說「林中君子，有心來覓湘妃」竹子有君子之稱，有一種竹叫湘妃竹。回答得不但好，而且和情境相扣，因為這次的不期而遇(無意偏逢蜀客)其實是求親(有心來覓湘妃)。所以要作對子，不僅要有急智，也要有寬廣的背景知識，不知道海棠叫花裡神仙便對不出來。而沒有知識是談不上發明的，背景知識來自閱讀，所以說創造力的根本在閱讀，兩者的神經機制是相同的，都是需要舉一反三的能力。薛丁格(Erwin Shroedinger)曾說：「創造力最重要的不是發現前人所未見的，而是在人人所見到的現象中，想到前人所未想到的」中國的謎語正是這樣。會猜謎的人特別會想到這個字另外的意義，如「車禍，打成語一句」，謎底為「乘人之危」，在這裡把動詞「乘」，解釋為「乘客」的「乘」，猜燈謎就需要腦筋靈光，轉得快，一個字的多重意思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激發出來，這不就是創造力的基本條件嗎？

其實中國也有很多才子佳人的小說，如《兒女英雄傳》、《唐祝文周四傑傳》、《紅樓夢》等，比《清秀佳人》更好看，而且在看小說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把古代的生活習慣、社會規範都看進去了，更增加對自己文化的了解，只是我們現在只崇尚西洋，孩子會看英文小說，不會看中文小說，我覺得很可惜，失去了作中國人最大的樂趣———從讀古典小說中欣賞中國文字之美與意境之高。

台灣歷史研究增加重量級的史料，被列入中國大陸「國家重點出版」規畫項目的「台灣文獻匯刊」，昨天在台北發表，全套共7輯100冊，獲得與會的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等台灣史學者稱許。

「台灣文獻匯刊」由中國大陸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合作，歷經10年才完成，在今年7月出版，只印250套。

新書發表會在台北專賣中文簡體字圖書的上海書店舉行，九州出版社總編輯王杰表示，「台灣文獻匯刊」的出版還將繼續進行，預計在5年內出到700冊。

有一次我打開電視叩應節目，看到有位銀髮婆婆正為靖國神社或什麼議題在舌戰臺灣統派人士。唇槍舌劍之後，我突然聽到銀髮婆婆講了一句類似箴言的話：「什麼是歷史？歷史有很多種。」我眼晴為之一亮，沒想到年過六旬的婆婆會有如此後現代的見解，想來海登．懷特之流要引為知己。王德威主編的《臺灣：從文學看歷史》中的「歷史」二字，我看意涵也有許多種。33章的內容首先點出書題的字面意涵，顯示文學可以看出臺灣史的發展；其次顛倒方向，要從歷史鉤沉臺灣文學的風貌。最後至少還有一種讀法：王德威借編者的特權在闡發個人的史觀。

不管是哪一種，我都覺得蠻有趣的。文藝復興結束前，歷史在西方向來是文學或修辭學的一支，所以後現代的學術社群才發展出歷史是「虛構」或「建構」之說。從這個角度看，王德威從明清之際的沈光文一路迤邐到晚近的鄭智源和陳黎等人的編輯方法，與其說在「看」臺灣歷史的轉變，還不如說是借歷史在「看」臺灣文學演變的趨勢。我之所以用「趨勢」來形容，因為王德威的編選無論如何詳盡，也難以一網打盡沈光文以來的臺灣文學傳統。他只能挑公認或自認是代表性的作品入選。儘管這樣，《臺灣：從文學看歷史》仍為浩大工程，披沙鍊金的工作至少耗掉王德威一年的時間，而編輯顧問黃英哲與黃美娥必然也得伸出那不可或缺的援手。

編輯群心思縝密，慧眼獨具，此書所收作品大多是一時之選，不難想見。我尤感佩服的是臺灣古典文獻的選輯，包括古典詩與竹枝詞的世界，都讓我們大開眼界。那段歷史去今已遠，但明清人士從「遺民」到「移民」的悲憤蒼茫與心緒沉澱卻也令人動容，讓人不由得將之拿來比擬騎鯨英雄帶來的軍民或現代摩西避難海東的大軍與本土結合的過程。文學就像命運的轉輪，歷史也像拉斯維加斯的輪盤。王德威看來不相信「外來政權」之說，他的遺民、移民論似乎在反駁另一位也有摩西之稱的臺灣聞人的特殊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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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一位友人過訪，茶餘談到買書種種，彼此有識一同，都認為「訪舊書」的樂趣實遠較「買新書」多了許多。兩人也都相信這其中存在有一種「撿到錢」的意外心理作用其中。「撿到錢」的說法有兩個層次；一個實質的，舊書的定價往往不過新書一半，用很少錢買到一本喜愛的書，這不是「撿到錢」是什麼？再就是精神上的收穫，舊書攤所得的書，或者是慕名已久，無緣結好；或者手中曾有，為人一借不還；再有就是當場邂逅，一見鍾情的。共同的特性卻都是「不可預期」。無論如何，總是要你繞了又繞，看了又看，才能「妙手偶得之」的。地點則或者是在一大疊人樣高書堆的最底層，或者是在滿佈灰塵，眾書亂插，破舊書架的陰暗角落。由於不甚期望，又是經歷一番勞動的。因此當心中所想、曾想，尤其是久想不獲的好書或絕版書出現眼簾之前時，那種意外的欣喜之情，簡直比「撿到錢」還要過癮！

買新書，看目錄，只要有錢就買得到；訪舊書，靠因緣，光是有錢有閒，時節因緣不湊巧，還是要空手而回的。十幾年的時光中，我最大的樂趣就是逛舊書攤，從不知愁的慘綠少年逛成心事頗有、哀樂略識的半個「準中年人」。經年所得，宋版元槧、明清善本一無所獲也無從獲。原因是，以我最常逛的光華商場，甚至台北所有的舊書店而言，這種珍品，莫說絕無僅有，就算真的出現眼前，以我的經濟能力，恐怕也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我的興趣所在，主要還是在於各式各樣，看得順眼的書籍。所謂「看得順眼」，其實一無標準，常常只是一種衝動，無來由地相信這本書不買一定會後悔，買後才得好眠。這種衝動，剛開始時，意識模糊，為害還小。等到真的有過幾次失之交臂，寤寐悔恨的經驗後，意識化為「自覺」，從此「迭有佳作」，背包常常塞了一大堆希奇古怪，匪夷所思的書籍回家挨罵。像十餘年前，花掉一個月零用錢搬回一套谷崎潤一郎語譯的《源氏物語》就是最好例子。當時還在唸工科，鎮日在鋼筋結構裡打轉。不說對日語一竅不通，沒有研究日本文學的打算，實實在在就是連「谷崎潤一郎」是誰？「源氏物語」是哈東西？根本一竅不通。買這套書的唯一理由，全因為實在「太漂亮了！」，不但紙好、印刷好，連編輯裝幀，門外漢如我者也看得出是一流的。眼見它混處雜置在一大堆破爛發霉的日文書中，那種感覺簡直就像是看到一位絕代佳人，叫一群流氓惡漢給團團圍住……讓人看得心中不忍也不爽，於是仗義挺身而出，舍我其誰地給買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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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著名狂士金聖歎曾將日常生活點滴的愜意事作成劄記，題為《不亦快哉》，其中之一是：「雪夜讀禁書」。試想：皓雪映月，四處煢然的寒冷深夜，一個人藏身暖烘烘的被窩。燭光燈影搖曳時，兩眼凝神，一字不漏地啃讀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違禁品」。久遭禁錮的寂寞靈魂拼命在白紙黑字間尋找出軌的方向，最後終於按捺不住，隨著魔鬼的音樂翩翩起舞……，真是其樂融融，一室皆春，不亦快哉云云，良有以也！

秦始皇禁書不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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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痴是天生的嗎？倒也不一定。「痴」如果不是病，那就另當別論。如果是病，則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都有可能。大體而言，「痴」介乎病與不病之間，未必天生，也可能是「胎裡痴」，老天爺早註定好的，這幾乎是「巷內人」之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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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在東京，塞納河畔跟神保町的舊書攤、舊書店，是城市的文化眼睛，少了便要黯然失色悵然有失；台北的舊書店，卻如這個城市的眉毛（並且還只能算一道而已），平日存在著，倒也不曾讓人感覺其重要性，一旦漸疏漸落漸消逝了，這張城市的臉頓時顯得空洞而冷寂，叫人滿心唏噓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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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書」依附「新書」而生，從新書到舊書，時間是一大因素，更深入來看，「藏書」往往是造成舊書價值的先決條件。先要有人肯藏書，新書才會變成舊書；也要有人肯藏好書，舊書散出，才會有人接手收購。有需要自然產生供給，「舊書買賣」一旦而生，市場熱絡，攤商雲集，於是有了「舊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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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民國六十二年前後的事了吧。暑假的某一天，我們幾個理著大光頭的國中同學相約過河到台北買書。同學有知道牯嶺街者，一群人便從菜寮搭上14路公車，一路搖搖晃晃，顛簸不斷，來到了舊書攤。年代久遠，記憶漫漶，還殘留在腦海的印象，就是巷弄騎樓底下，湫隘木屋裡到處都是一疊疊的書報，這家跟那家中間還拉起鐵絲，垂掛著許多字畫、月曆。午後陽光強烈照射的街道幾無一人，為數不多的人影都在蔭涼的騎樓或蹲或立，低頭翻弄舊書。這是我生平最早，也是唯一未拓寬前的牯嶺街印象，虛實模糊難辨，若不是還有一冊當日所買的《黃克強先生傳記》為證，我真要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到過全盛時期的牯嶺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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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五、六月初夏黃昏，向晚歸去，循例踅進古今書廊亂翻書時，騎樓簷下雨燕啁啾，飛進飛出，總會讓人想到晏殊這一名句。多少年如一日，燕子準時歸來，我準時進店，老闆娘準時問我：「下班了？吃飽未？」

北京書店林立，但我所知的並不是很多。惟有三家書店，成為我時常想起的地方。七年前，我初到京城，這裡的書店留給我最深的印像是可以盡情地看書而不必買，這對於窮學生而言，無疑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國林風”是第一家留給我這種印象的書店。該書店位於京西昊海樓———海淀圖書城的地下一層。記得我第一次去那時是一個下午，書店面積廣闊，書籍堆積如山，我在裏面轉來轉去，暈頭轉向，真可以用那個極其惡俗的比喻“我在書籍的海洋中遨遊”來形容當時的情形。不知不覺，已到書店關門的時候了，書店裏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由一個男中音配音的婉轉的“逐客令”———“再見了，親愛的讀者朋友們”。於是，我只好戀戀不捨地繞過收款臺，緩慢地登上樓梯，進入一層門廳，推門而出。此時，被我遺忘的外面世界夜色正濃，已是晚上九點鐘了，面對黑暗的夜空，我仿佛站在另一個世界裏。於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恢復了一些對現實的感知，走過圖書城的步行街，發現我的自行車孤零零地立在原處，憑著慣性的支使，我機械而緩慢地打開車鎖，兩眼朦朧，上車，穿過巨大的蘇州橋，回到學校。我不斷地重復著這樣的時光，在“國林風”裏度過了一個個的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厚厚的書籍，吞噬了我的青春。我考研時，需要一本郭紹虞的《中國歷代文論選》，通過缺書登記在國林風裏買到。用同樣的方法，我在那裏也買到了對我產生深深影響的《瓦爾登湖》。

在我從“國林風”回學校的路上，經過中關村的一條大街，路旁常常有一個寫著“風入松”的昏暗燈箱無數次地撞入我的眼睛。我一度將其誤認為“風人松”，苦思不解其意。很長時間我並不知道那是個書店，一次次地路過那裏而與其失之交臂。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書店，我不記得我第一次去風入松是在什麼時候了。據說店主是一位大學教授，海德格爾研究專家。書店門口的匾額上寫著“人，詩意地棲居”隱隱地證明著這個傳言。書店也像國林風一樣設在地下一層，營業面積大約是國林風的一半。從此，我每去國林風，總要留大約一半時間在風入松裏流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