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lib.com/readit/tower/default.asp?DocId=ESSAY&SNO=403
「舊書」依附「新書」而生，從新書到舊書，時間是一大因素，更深入來看，「藏書」往往是造成舊書價值的先決條件。先要有人肯藏書，新書才會變成舊書；也要有人肯藏好書，舊書散出，才會有人接手收購。有需要自然產生供給，「舊書買賣」一旦而生，市場熱絡，攤商雲集，於是有了「舊書街」。
「台灣無藏書之家。所謂縉紳巨室，大都田舍郎，多收數車粟，便欣然自足，又安知藏書之為何事哉！」1933年連雅堂先生這段《雅言》，有人認為是勸世成份居多，希望有錢人以「書香」驅逐「銅臭」。然而，與此同年，《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在剛剛創刊的《愛書》雜誌也說，日本與德國同為世界第一出版大國，台灣讀書人少，書店也少，實在是一大憾事。再根據統計，1932年台灣本地圖書出版品，共計1482種，扣除教科書、參考書、官文書，真正的「書籍」，實在有限。由此種種證據顯示，日治時期的台灣，中日文書籍都仰仗進口，新書消費有限，遑論舊書；藏之不及，何由散出？寥寥可數的幾間「古本屋」，據河村徹所言，散落在新起町，也就是今天西門町以南長沙街一帶，想來應該是慘澹經營的居多吧！？
牯嶺街時代
「亂世藏黃金，太平寶文物」，這是慣見的歷史現象。1945年以前的台北佐久間町一帶，原為台灣總督府宿舍區，包括軍司令、高等文官等都散居在這塊由今牯嶺街所貫穿的區域，庭園宅邸、街巷修然。二次大戰後，日人遣返在即，乃紛紛整理家當，將字畫、古董、藏書等就地擺攤，低價出售。日本人走後，市集隱然成形，顛沛流離謀生拙，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軍公教人員成了舊書來源的另一重要提供者，也是積極的消費者。於是以牯嶺街為中心，漸漸蔓延到廈門街、福州街、寧波西街、南海路等相鄰道路，處處都有人設攤開店，販賣過期雜誌、漫畫、月曆，用過的教科書、各種雜書，乃至絕版書、線裝書、手抄本等等，最盛時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攤商，有店面者20餘家，取名包括慶音、妙章、松林、易林、藝文、竹林、千秋、珍藝、人文……，感覺還殘留有幾分東洋味，而「牯嶺街」也幾乎成為「舊書攤」的代名詞。
作家劉大任便曾在他著名的小說《浮游群落》裡這樣形容牯嶺街：
這一帶的舊書店，不知什麼時候發展起來的，近年頗成就一種市面。朋友一個帶一個，不久都成了常客。逛舊書店是一門學問，胡浩常說：外行人，金子擺在眼前也看不見。老手的話，不但版本、價格心裡有數，甚至培養出一種直覺，一堆堆小山樣的破舊書刊裡，眼睛一瞄，保管挖出好東西。
正因為點石成金看個人，且書價甚便宜。因此，「走，到牯嶺街逛舊書攤！」遂成為70年代中期以前，台北市民，包括大中小學學生、作家、學者、出版商、古董商乃至各行各業人士的休閒活動之一。許多人也真的在這裡淘到許多寶貝。例如文學史料研究者秦賢次先生的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便主要是在牯嶺街裡一本一本蒐集來的，這批辛苦得來的舊書，最後都捐贈給了中研院文哲所。再如一襲長袍的「文化頑童」李敖，也是此地常客，他幾乎什麼書都要買，本本都要講價，由於語多幽默，妙趣橫生，也幾乎都讓他如願以償，滿載而歸了。再如李敖口中盛讚的台灣史料大收藏家莊永明、林漢章、劉峰松，藏書票名家吳興文等人，也都跟這條街脫離不了關係。莊永明先生便是在此以極低廉的價錢，把台灣文史學者陳漢光先生的「遺」書，整批接收回家的。散文作家舒國治高中時代在此偶然購得一本小說家姜貴於1960年以其「春雨樓」書齋之名限量自印500本的《懷袖書》，至今欣然珍藏，他筆下60年代的牯嶺街是這樣的：
六十年代的牯嶺街，除書外，尚有很多字畫、月曆，臨空懸起，又有日式小几、家具、瓶罐古玩，隨處堆置，成疊的舊唱片，其中不乏七十八轉的日據時代留下的古典音樂，另外尚有裝訂成冊的電影本事、成疊連期的愛國獎券。種種物事，大約總是昔年人們寶愛，隨歲月最終都先後離鄉背井來聚於此。也於是牯嶺街瀰漫那股腐舊、閒逸的情氣。
或許由於這種情氣，被吸引而來的顧客、老闆也都十分悠哉。後來也在光華商場經營「百城堂」的舊書店主人林漢章，當年還是個毛頭小子，他自言很難忘懷的便是去到如今還在營業的「人文書舍」，方才從軍官退伍下來的「眼鏡張」張銀昌老闆便提著一個大茶壺，先把他帶到榕樹下坐著，為他斟上一碗茶，歇息一下，再慢慢翻看。想像這種情景，似乎正可印證舒國治的回憶：
靜沈沈的午後，樹蔭下一張張支開的布棚，舊書及舊玩意毫無條理地散在架上、地上，任逛客站著蹲著，就著光斜著脖子盯著，摸前翻後把玩著，就這麼消其永晝。這剎那，世界他處之要緊，全無干於此一角落。
說是無干，倒也未必。就算舊書店，畢竟還是脫離不了時代氛圍的。舊書店賣禁書，無論色情書刊、涉及政治思想書籍或三十年代文學作品，向來都是牯嶺街最重要的地下經濟，加上偶有政府檔案外流，因此警總人員不時也會便衣查訪，一旦逮到，輕者歇業，重者恐怕就要家破人亡了。
另一方面，韓戰之後，全球冷戰態勢形成，美國的「中國研究」也漸漸熱絡起來，由於鐵幕緊掩，「自由中國」台灣便成為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蒐集文獻資料的重要基地了。這一國際局勢的改變，讓台灣古籍出版大為興盛，許多出版社老闆不時要到牯嶺街尋覓海內孤本的「書種子」，好影印出版，賣給洋人，賺取外匯。有些美國學術機構如史丹福的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社等，則乾脆派人長期駐在台灣蒐羅採購，像國語、台語、粵語都嘛會通的美國人甘乃元，身懷巨貲下牯嶺，許多好書都被他整批買走了。秦賢次先生自言「有時恨得牙癢癢的，但一點也沒奈他何。」
1974年3月，台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拓寬馬路，將牯嶺街舊書攤移到八德路台北工專旁的光華商場。地點的轉移，似乎也打亂了風水。自此，揉合東京神保町跟北京琉璃廠氣味的牯嶺街舊書攤走入了歷史，台北舊書街換了一個新面貌，再也回不去了。
光華商場時代
光華商場跟牯嶺街最大的不同，乃是以一般商展概念規劃攤位，將整個商場地下室用木板隔間為幾十個二到三坪大小的區間，每間一個單位，八十幾家攤商湊成一個商場，理論上，看完一間再一間，左去右回看光光，十分便利。事實上，人少書便顯得多，逛累了連個歇腳處也沒有；人多書變得少了，摩肩擦踵，寸步難行。競相爭看，倒盡胃口。再加上夏天濕熱，地下室不通風，舊書霉氣，遇熱蒸騰，薰人難當。「暢逛」的閒情逸致，幾乎杳不可得了。
再者，70年代之後，台灣承平日久，有聚無散，舊書書源難為繼，值得一買的好書日漸匱乏，送到書攤的幾乎都是雜誌期刊、教科書跟戰後出版的二手書。也因此，整個70年代裡，光華商場乏善可陳，幾乎都以學生為最大主顧，直到今天，教科書、參考書、考試用書，還是銷路暢旺，最好賣！真正想淘幾本好書的人，則非要大肆翻披，細細品鑑，方才有所收穫。但由於空間狹小，老闆也不愛讓人翻找，頂好就是買完就走。所以真正熟悉門道者，大約都會趁商場剛開張，老闆正把新貨上架，人也比較少的10點半到12點這段時間，忙裡偷閒，沙裡淘金。
80年代之後，光華商場變遷不斷，一方面地下經濟蠢動，色情書刊、三十年代文學禁書成了大宗，當然，主要對象還是學生。另方面，時間改變新書，50年代出版品日漸希罕，加上台灣熱的加溫，一時之間舊書彷彿又回春了，新一代的訪書人也確實在這裡找到了不少檔案文獻、圖籍手稿、文物史料，而『文星叢刊』、『今日世界叢刊』、『台灣文獻叢刊』、『台灣研究叢刊』、『今日世界叢刊』、《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以及日治時期台灣前輩作家作品等等，也都是在這一時期慢慢成為搶手貨的。至於原版大陸時期出版品，可說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了。這時期，警察機關還是會來突擊、會來臨檢，但出問題的，多半跟「下半身」有關，而少礙於思想的了。由上而下，這也算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吧？
進入90年代，光華商場一大事就是安裝空調，讓最為人所詬病的「悶熱難當」，稍獲紓解。這一改裝，當然跟生意看好有關，但走俏的是日漸侵蝕、吞佔商場的新書漫畫、唱片CD光碟、運動器材等流行攤店，人潮則是由八德路上櫛比鱗次的電子零件、電腦配備商家所帶來，與舊書攤一無所涉，昔日「走，到牯嶺街逛舊書攤！」，如今已變成「走，到光華商場買電腦，順便逛舊書攤！」這「順便」兩字十足道盡了台北舊書街的許多滄桑。時不我予，其奈勢何？
後記
書有命，人有生死，萬物皆有興衰。台北城市不斷在變遷，舊書街也隨著無定起落。光華商場終將遭到拆除，幾乎已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了。與此同時，有形的台北舊書街，「集市」的經營方式，也從世紀之交，漸漸化為「散市」，如今以師大、臺大為雙中心，由捷運淡水線連結，又無形匯聚形成了將近三十家包括舊書店、中西文新書店、大陸簡體字書店的書店區，這些書店，講究行銷包裝，注重專業形象，結合網路社群，「舊書商量加邃密，新書培養轉深沈」，或許，台北舊書街的源頭活水，才正要由此汩汩湧現吧！（030715）
「舊書」依附「新書」而生，從新書到舊書，時間是一大因素，更深入來看，「藏書」往往是造成舊書價值的先決條件。先要有人肯藏書，新書才會變成舊書；也要有人肯藏好書，舊書散出，才會有人接手收購。有需要自然產生供給，「舊書買賣」一旦而生，市場熱絡，攤商雲集，於是有了「舊書街」。
「台灣無藏書之家。所謂縉紳巨室，大都田舍郎，多收數車粟，便欣然自足，又安知藏書之為何事哉！」1933年連雅堂先生這段《雅言》，有人認為是勸世成份居多，希望有錢人以「書香」驅逐「銅臭」。然而，與此同年，《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在剛剛創刊的《愛書》雜誌也說，日本與德國同為世界第一出版大國，台灣讀書人少，書店也少，實在是一大憾事。再根據統計，1932年台灣本地圖書出版品，共計1482種，扣除教科書、參考書、官文書，真正的「書籍」，實在有限。由此種種證據顯示，日治時期的台灣，中日文書籍都仰仗進口，新書消費有限，遑論舊書；藏之不及，何由散出？寥寥可數的幾間「古本屋」，據河村徹所言，散落在新起町，也就是今天西門町以南長沙街一帶，想來應該是慘澹經營的居多吧！？
牯嶺街時代
「亂世藏黃金，太平寶文物」，這是慣見的歷史現象。1945年以前的台北佐久間町一帶，原為台灣總督府宿舍區，包括軍司令、高等文官等都散居在這塊由今牯嶺街所貫穿的區域，庭園宅邸、街巷修然。二次大戰後，日人遣返在即，乃紛紛整理家當，將字畫、古董、藏書等就地擺攤，低價出售。日本人走後，市集隱然成形，顛沛流離謀生拙，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軍公教人員成了舊書來源的另一重要提供者，也是積極的消費者。於是以牯嶺街為中心，漸漸蔓延到廈門街、福州街、寧波西街、南海路等相鄰道路，處處都有人設攤開店，販賣過期雜誌、漫畫、月曆，用過的教科書、各種雜書，乃至絕版書、線裝書、手抄本等等，最盛時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攤商，有店面者20餘家，取名包括慶音、妙章、松林、易林、藝文、竹林、千秋、珍藝、人文……，感覺還殘留有幾分東洋味，而「牯嶺街」也幾乎成為「舊書攤」的代名詞。
作家劉大任便曾在他著名的小說《浮游群落》裡這樣形容牯嶺街：
這一帶的舊書店，不知什麼時候發展起來的，近年頗成就一種市面。朋友一個帶一個，不久都成了常客。逛舊書店是一門學問，胡浩常說：外行人，金子擺在眼前也看不見。老手的話，不但版本、價格心裡有數，甚至培養出一種直覺，一堆堆小山樣的破舊書刊裡，眼睛一瞄，保管挖出好東西。
正因為點石成金看個人，且書價甚便宜。因此，「走，到牯嶺街逛舊書攤！」遂成為70年代中期以前，台北市民，包括大中小學學生、作家、學者、出版商、古董商乃至各行各業人士的休閒活動之一。許多人也真的在這裡淘到許多寶貝。例如文學史料研究者秦賢次先生的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便主要是在牯嶺街裡一本一本蒐集來的，這批辛苦得來的舊書，最後都捐贈給了中研院文哲所。再如一襲長袍的「文化頑童」李敖，也是此地常客，他幾乎什麼書都要買，本本都要講價，由於語多幽默，妙趣橫生，也幾乎都讓他如願以償，滿載而歸了。再如李敖口中盛讚的台灣史料大收藏家莊永明、林漢章、劉峰松，藏書票名家吳興文等人，也都跟這條街脫離不了關係。莊永明先生便是在此以極低廉的價錢，把台灣文史學者陳漢光先生的「遺」書，整批接收回家的。散文作家舒國治高中時代在此偶然購得一本小說家姜貴於1960年以其「春雨樓」書齋之名限量自印500本的《懷袖書》，至今欣然珍藏，他筆下60年代的牯嶺街是這樣的：
六十年代的牯嶺街，除書外，尚有很多字畫、月曆，臨空懸起，又有日式小几、家具、瓶罐古玩，隨處堆置，成疊的舊唱片，其中不乏七十八轉的日據時代留下的古典音樂，另外尚有裝訂成冊的電影本事、成疊連期的愛國獎券。種種物事，大約總是昔年人們寶愛，隨歲月最終都先後離鄉背井來聚於此。也於是牯嶺街瀰漫那股腐舊、閒逸的情氣。
或許由於這種情氣，被吸引而來的顧客、老闆也都十分悠哉。後來也在光華商場經營「百城堂」的舊書店主人林漢章，當年還是個毛頭小子，他自言很難忘懷的便是去到如今還在營業的「人文書舍」，方才從軍官退伍下來的「眼鏡張」張銀昌老闆便提著一個大茶壺，先把他帶到榕樹下坐著，為他斟上一碗茶，歇息一下，再慢慢翻看。想像這種情景，似乎正可印證舒國治的回憶：
靜沈沈的午後，樹蔭下一張張支開的布棚，舊書及舊玩意毫無條理地散在架上、地上，任逛客站著蹲著，就著光斜著脖子盯著，摸前翻後把玩著，就這麼消其永晝。這剎那，世界他處之要緊，全無干於此一角落。
說是無干，倒也未必。就算舊書店，畢竟還是脫離不了時代氛圍的。舊書店賣禁書，無論色情書刊、涉及政治思想書籍或三十年代文學作品，向來都是牯嶺街最重要的地下經濟，加上偶有政府檔案外流，因此警總人員不時也會便衣查訪，一旦逮到，輕者歇業，重者恐怕就要家破人亡了。
另一方面，韓戰之後，全球冷戰態勢形成，美國的「中國研究」也漸漸熱絡起來，由於鐵幕緊掩，「自由中國」台灣便成為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蒐集文獻資料的重要基地了。這一國際局勢的改變，讓台灣古籍出版大為興盛，許多出版社老闆不時要到牯嶺街尋覓海內孤本的「書種子」，好影印出版，賣給洋人，賺取外匯。有些美國學術機構如史丹福的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社等，則乾脆派人長期駐在台灣蒐羅採購，像國語、台語、粵語都嘛會通的美國人甘乃元，身懷巨貲下牯嶺，許多好書都被他整批買走了。秦賢次先生自言「有時恨得牙癢癢的，但一點也沒奈他何。」
1974年3月，台北市政府為了整頓市容，拓寬馬路，將牯嶺街舊書攤移到八德路台北工專旁的光華商場。地點的轉移，似乎也打亂了風水。自此，揉合東京神保町跟北京琉璃廠氣味的牯嶺街舊書攤走入了歷史，台北舊書街換了一個新面貌，再也回不去了。
光華商場時代
光華商場跟牯嶺街最大的不同，乃是以一般商展概念規劃攤位，將整個商場地下室用木板隔間為幾十個二到三坪大小的區間，每間一個單位，八十幾家攤商湊成一個商場，理論上，看完一間再一間，左去右回看光光，十分便利。事實上，人少書便顯得多，逛累了連個歇腳處也沒有；人多書變得少了，摩肩擦踵，寸步難行。競相爭看，倒盡胃口。再加上夏天濕熱，地下室不通風，舊書霉氣，遇熱蒸騰，薰人難當。「暢逛」的閒情逸致，幾乎杳不可得了。
再者，70年代之後，台灣承平日久，有聚無散，舊書書源難為繼，值得一買的好書日漸匱乏，送到書攤的幾乎都是雜誌期刊、教科書跟戰後出版的二手書。也因此，整個70年代裡，光華商場乏善可陳，幾乎都以學生為最大主顧，直到今天，教科書、參考書、考試用書，還是銷路暢旺，最好賣！真正想淘幾本好書的人，則非要大肆翻披，細細品鑑，方才有所收穫。但由於空間狹小，老闆也不愛讓人翻找，頂好就是買完就走。所以真正熟悉門道者，大約都會趁商場剛開張，老闆正把新貨上架，人也比較少的10點半到12點這段時間，忙裡偷閒，沙裡淘金。
80年代之後，光華商場變遷不斷，一方面地下經濟蠢動，色情書刊、三十年代文學禁書成了大宗，當然，主要對象還是學生。另方面，時間改變新書，50年代出版品日漸希罕，加上台灣熱的加溫，一時之間舊書彷彿又回春了，新一代的訪書人也確實在這裡找到了不少檔案文獻、圖籍手稿、文物史料，而『文星叢刊』、『今日世界叢刊』、『台灣文獻叢刊』、『台灣研究叢刊』、『今日世界叢刊』、《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以及日治時期台灣前輩作家作品等等，也都是在這一時期慢慢成為搶手貨的。至於原版大陸時期出版品，可說鳳毛麟角，絕無僅有了。這時期，警察機關還是會來突擊、會來臨檢，但出問題的，多半跟「下半身」有關，而少礙於思想的了。由上而下，這也算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吧？
進入90年代，光華商場一大事就是安裝空調，讓最為人所詬病的「悶熱難當」，稍獲紓解。這一改裝，當然跟生意看好有關，但走俏的是日漸侵蝕、吞佔商場的新書漫畫、唱片CD光碟、運動器材等流行攤店，人潮則是由八德路上櫛比鱗次的電子零件、電腦配備商家所帶來，與舊書攤一無所涉，昔日「走，到牯嶺街逛舊書攤！」，如今已變成「走，到光華商場買電腦，順便逛舊書攤！」這「順便」兩字十足道盡了台北舊書街的許多滄桑。時不我予，其奈勢何？
後記
書有命，人有生死，萬物皆有興衰。台北城市不斷在變遷，舊書街也隨著無定起落。光華商場終將遭到拆除，幾乎已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了。與此同時，有形的台北舊書街，「集市」的經營方式，也從世紀之交，漸漸化為「散市」，如今以師大、臺大為雙中心，由捷運淡水線連結，又無形匯聚形成了將近三十家包括舊書店、中西文新書店、大陸簡體字書店的書店區，這些書店，講究行銷包裝，注重專業形象，結合網路社群，「舊書商量加邃密，新書培養轉深沈」，或許，台北舊書街的源頭活水，才正要由此汩汩湧現吧！（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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