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日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泛紫聯盟代表會面時說十分慚愧，因為國民黨當年靠民生主義起家是中間偏左路線，但後來卻中間偏右去了。
如果要進一步澄清馬主席的話，應該是國民黨除了孫文思想有社會主義色彩外，實際上的政策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右」：大陸時代是親信資本主義的右，威權時代是黨國資本主義的右，九○年代則是金權資本主義的右。而馬英九從政多年從來不能讓人和「左」聯想在一起，就算他如今真的有心要調整路線，也必須面臨黨內及外部盟友的各種箝制。
不過，最重要的不是他是否真的慚愧，而在於作為一個在戰後數十年用殘暴手段打壓左翼力量的政黨的主席，他竟然會因為國民黨不夠中間偏左而慚愧，這代表在台灣這個談左色變的社會，「左」的概念似乎悄悄取得了一些正當性。
事實上，在西方，左翼代表的是平等、社會正義以及對市場作為資源分配機制的不信任。在台灣，從日據時代就有強大的左翼思潮與政治力量，但到戰後卻被國民黨暴力地連根拔起。另一方面，國民黨五十多年的統治塑造了一股強大的發展至上主義。以這個發展主義之名，台灣人民犧牲了政治自由、犧牲了環境生態，也犧牲了許多最基本的社會權。「左」這個詞彙與背後代表的價值與政策思考也當然被徹底埋葬。
在民主化後，發展主義的幽靈仍然纏繞著島嶼上空，不僅深植於國家政策與制度中，也制約著人民與當年反對黨──民進黨──的意識形態。例如國家仍持續強調以賦稅減免來提振投資，而不顧財政赤字的擴大與社會公平的所得重分配，以致台灣的賦稅負擔已經是國際中極低的，稅制的累進性也相對不足。但弔詭的是，民主化並沒有真正挑戰既有經濟發展策略的核心。民進黨在執政之前雖然不具有完整的社經政策，但可以說是中間偏左，剛上台時也提出了幾項進步的福利政策並有心推動國民年金。但在二○○一年的經濟不景氣後，不要說「偏左」，似乎連「中間」──「新中間路線」──都從此銷聲匿跡。人民也依然維持保守性，大家或許認為生活品質很重要，環保很重要，照顧弱勢很重要，但這都不能危及資本家的投資意願（還記得核四與經濟發展的爭議嗎？），不少人甚至在民調中選擇經濟發展甚於民主。
終於這個發展主義在最近受到挑戰。近乎劫貧濟富的稅制在民間團體不斷彰顯下，引爆了國家正當性與積累性矛盾：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成為社會重大焦點，使得總統府在七月請經濟顧問做了專題報告；財政部也在龐大的民間壓力下啟動了朝向矯正不公平的稅改；二次金改則把原本缺乏階級意識的白領銀行員工逼上街頭，甫結束的台企銀抗爭更展現了勞工挑戰經濟政策的力量。
顯然，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正在茁壯中；隨著社會矛盾的擴大，「左」開始進入台灣的主流論述中。歷史的啟示告訴我們，當人們開始認識到國家的政經結構是完全傾向不正義時，就是左的聲音開始昂揚之時。這股聲音不僅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尋找一套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發展策略，也警示著政治人物：誰能聽到這個聲音並予以適當地的回應，就會是下一政治競爭中的贏家。
如果要進一步澄清馬主席的話，應該是國民黨除了孫文思想有社會主義色彩外，實際上的政策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右」：大陸時代是親信資本主義的右，威權時代是黨國資本主義的右，九○年代則是金權資本主義的右。而馬英九從政多年從來不能讓人和「左」聯想在一起，就算他如今真的有心要調整路線，也必須面臨黨內及外部盟友的各種箝制。
不過，最重要的不是他是否真的慚愧，而在於作為一個在戰後數十年用殘暴手段打壓左翼力量的政黨的主席，他竟然會因為國民黨不夠中間偏左而慚愧，這代表在台灣這個談左色變的社會，「左」的概念似乎悄悄取得了一些正當性。
事實上，在西方，左翼代表的是平等、社會正義以及對市場作為資源分配機制的不信任。在台灣，從日據時代就有強大的左翼思潮與政治力量，但到戰後卻被國民黨暴力地連根拔起。另一方面，國民黨五十多年的統治塑造了一股強大的發展至上主義。以這個發展主義之名，台灣人民犧牲了政治自由、犧牲了環境生態，也犧牲了許多最基本的社會權。「左」這個詞彙與背後代表的價值與政策思考也當然被徹底埋葬。
在民主化後，發展主義的幽靈仍然纏繞著島嶼上空，不僅深植於國家政策與制度中，也制約著人民與當年反對黨──民進黨──的意識形態。例如國家仍持續強調以賦稅減免來提振投資，而不顧財政赤字的擴大與社會公平的所得重分配，以致台灣的賦稅負擔已經是國際中極低的，稅制的累進性也相對不足。但弔詭的是，民主化並沒有真正挑戰既有經濟發展策略的核心。民進黨在執政之前雖然不具有完整的社經政策，但可以說是中間偏左，剛上台時也提出了幾項進步的福利政策並有心推動國民年金。但在二○○一年的經濟不景氣後，不要說「偏左」，似乎連「中間」──「新中間路線」──都從此銷聲匿跡。人民也依然維持保守性，大家或許認為生活品質很重要，環保很重要，照顧弱勢很重要，但這都不能危及資本家的投資意願（還記得核四與經濟發展的爭議嗎？），不少人甚至在民調中選擇經濟發展甚於民主。
終於這個發展主義在最近受到挑戰。近乎劫貧濟富的稅制在民間團體不斷彰顯下，引爆了國家正當性與積累性矛盾：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成為社會重大焦點，使得總統府在七月請經濟顧問做了專題報告；財政部也在龐大的民間壓力下啟動了朝向矯正不公平的稅改；二次金改則把原本缺乏階級意識的白領銀行員工逼上街頭，甫結束的台企銀抗爭更展現了勞工挑戰經濟政策的力量。
顯然，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正在茁壯中；隨著社會矛盾的擴大，「左」開始進入台灣的主流論述中。歷史的啟示告訴我們，當人們開始認識到國家的政經結構是完全傾向不正義時，就是左的聲音開始昂揚之時。這股聲音不僅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尋找一套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發展策略，也警示著政治人物：誰能聽到這個聲音並予以適當地的回應，就會是下一政治競爭中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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