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名為和平理性倒扁運動,隨著媒體每天不斷用狹窄的鏡頭視野放送,呈現的畫面與傳播的語言,每每令我瞠目結舌。小六學生作打油詩倒扁、北一女學生以演講比賽的刻板腔調倒扁、過氣歌手倒扁…他們,此刻都成了英雄!一覺醒來,我,或者說不參與靜坐的「我們」,居然和卡夫卡一樣突然變成了一條蟲!

相對於倒扁的「他們」,和在家關心時事的「我們」,不知不覺中早已經形成了對立。坐在家中的苦哈哈讀現代性的我情緒無法宣洩,但看著電視新聞,我心中也惶惶然恐懼著,我恐懼沒加入靜坐或參與挺扁活動會被視為施明德口中說的「沒有靈魂」的異端。翻翻書,喔,原來這也是現代性張力的一種。

我們總視他人為異己,當然這也不是台灣社會才有的問題。人們不能忍受面對未知時的恐懼,所以要掌控世界。它如此令人不適。所以人類在語言上制度上的分類也越來越詳盡,紅或綠,不藍不綠或泛藍泛綠,其他不能歸類的實在礙眼,就暫時擱置,或刪除,簡單得像刪除電腦檔案一樣。

但是這樣下去人類會自毀前程。美國學者齊格蒙特鮑曼的觀點,他者代表不確定性,是恐懼的源泉和原型。「我們恐懼他者,因為他者代表另一種客觀的存在,可以在超然的角度上審視所謂『圈內人』,正是由於這種外在觀點的意識使我們產生不安全感,產生對真理或信仰的不確定感」。

台灣社會的族群分裂,不是被炒作起來的,是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造成的。以前本省人恐懼外省人,現在外省人恐懼本省人,以前藍怕綠,現在綠怕藍或綠怕紅。作為另一個群體的他者,我們不確定感太高,太過恐懼異己的想法,所以除之後快是最簡捷的方式。面對未知、面對司法,甚至面對民主,我們恐懼太多、信任太少。

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異鄉人,或成為另一個群體的他者。在種族膚色上、在國家定義上、在政治立場上、在職場科層裡、甚至在家庭關係裡…我們必定要時時面對作為一個他者,或被視為另一個他者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感。那我們要怎麼辦?意見不合就在床上靜坐?或在會議室罷工?還是藉反貪腐的「理性」之名進行非理性的再一次重新分類?

我沒有解答,身在美國擁有完善民主制度的鮑曼也沒有,他說「寬容是後現代性的一個機遇。協同性是寬容的一個機遇。而協同性是最高等級的機遇。」我們還是好好回到廟堂上,讓搞政治的去搞政治,當歌手的當歌手,做學生的做學生,讓可能的協商機制發生來為我們自己溝通解套吧!期待最高等級的「機遇」發生。

http://www.udn.com/2006/9/19/NEWS/OPINION/X1/35229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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