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生花妙筆，也沒有懸疑情節，《烽火下的上海》（時英版）是一位中醫師陳存仁在八年抗戰期間困居上海，把所見所聞，用自己的筆寫下來。大概是醫師出身且是一位中醫師，他看到聽到的頗見病理分析，沒有刻意從人性的角度反省或是批判，甚至有些歷史事實記得不是很準確，但在他筆下，各色人等在大變亂的環境裡，如何搖身一變，包括作者自身，如何在十里洋場裡周旋，甚至可以說是苟延偷生，幾乎都沒有迴避。如實描繪出當年陷身孤島的上海居民包括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曾經面對的窩囊和掙扎，但作者寫的不是這些人物，而是更卑微的臉譜，更見驚心動魄。
在作者筆下，可以看到日本人對占領區下的上海居民如何痛下殺手，施以酷刑，這還不算，日本人對自己人反戰也是毫不容情。作者通過一名日本反戰者指出：日本軍隊中只要出了反戰分子，不是就地槍決，就是遣返日本當苦工。到日本投降後，作者親見光上海跑馬廳半年內就增加拘押了一兩千人，怎麼辦呢，就在八月十五日當天日本軍人集中聽「玉音放送」前，一批批當天被集中起來的反戰分子就被預先架好的機槍掃射死亡。
再看看抗戰末期物質匱乏的眾生相，上海既有變態的繁榮，一片紙醉金迷，大小舞廳林立，鴉片館更是隨處皆有，黃黑當道。穿插其間的人物，固然面相猙獰者比正面人物的多得多，但也有到今天仍足以令人動容者。像當時有一位名話劇演員英茵為了情人平祖仁從事地下工作遭破獲，無力從漢奸手上贖人，便在國際飯店自殺。由於英茵在話劇《海上春秋》中的台詞都在影射當時汪精衛偽政府的第一夫人陳璧君，罵來痛快淋漓，很能為困居上海的民眾消消氣。加上英茵自殺的背景，是以英茵出殯時，幾乎萬人空巷，既悼死者的情癡和際遇更在自況處境的艱難。
日本人在抗戰期間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原是一場騙局，戰場上的慘酷固不待言，在上海的種種作為包括縱放不肖漢奸蹂躪淪陷區居民，施行恐怖統治，在作者筆下幾乎無日無之。最慘絕的還在人性軟弱和暴力之間的種種，日本人以「善堂」之名販賣鴉片，吸食者竟在上海普遍到販夫走卒也是毒蟲，寧願餓死凍死也不能不吃幾粒糝著砒霜的「紅丸」。有一天從上海街頭收屍車上傳出瀕死前的一句話是：「爺叔，行行好，只要給我五粒紅丸，立刻可以起死回生。」這就是上海淪陷後的街景。
在作者筆下，可以看到日本人對占領區下的上海居民如何痛下殺手，施以酷刑，這還不算，日本人對自己人反戰也是毫不容情。作者通過一名日本反戰者指出：日本軍隊中只要出了反戰分子，不是就地槍決，就是遣返日本當苦工。到日本投降後，作者親見光上海跑馬廳半年內就增加拘押了一兩千人，怎麼辦呢，就在八月十五日當天日本軍人集中聽「玉音放送」前，一批批當天被集中起來的反戰分子就被預先架好的機槍掃射死亡。
再看看抗戰末期物質匱乏的眾生相，上海既有變態的繁榮，一片紙醉金迷，大小舞廳林立，鴉片館更是隨處皆有，黃黑當道。穿插其間的人物，固然面相猙獰者比正面人物的多得多，但也有到今天仍足以令人動容者。像當時有一位名話劇演員英茵為了情人平祖仁從事地下工作遭破獲，無力從漢奸手上贖人，便在國際飯店自殺。由於英茵在話劇《海上春秋》中的台詞都在影射當時汪精衛偽政府的第一夫人陳璧君，罵來痛快淋漓，很能為困居上海的民眾消消氣。加上英茵自殺的背景，是以英茵出殯時，幾乎萬人空巷，既悼死者的情癡和際遇更在自況處境的艱難。
日本人在抗戰期間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原是一場騙局，戰場上的慘酷固不待言，在上海的種種作為包括縱放不肖漢奸蹂躪淪陷區居民，施行恐怖統治，在作者筆下幾乎無日無之。最慘絕的還在人性軟弱和暴力之間的種種，日本人以「善堂」之名販賣鴉片，吸食者竟在上海普遍到販夫走卒也是毒蟲，寧願餓死凍死也不能不吃幾粒糝著砒霜的「紅丸」。有一天從上海街頭收屍車上傳出瀕死前的一句話是：「爺叔，行行好，只要給我五粒紅丸，立刻可以起死回生。」這就是上海淪陷後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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