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橫禍，讓人憶起邵曉鈴女士昔日翩翩風采，而胡、邵兩人鶼鰈情深的流露更感動了眾人。無怪乎，摺紙鶴祈福者不在少數，更讓胡志強市長淚流感謝「台灣社會的善良」。

作為受害者家屬，胡志強所言確實出自肺腑。但問題是，所謂「台灣社會的善良」果真存在？類似的情境就發生在幾天前，南港三鐵共構工地傳出災情噩耗，死者江萬華年剛過四十，在趕工期間不幸慘遭活埋。據報載，江萬華離婚後尚有九歲、十四歲兩名小孩，其同居女友除了悲痛難抑外，更對外表示願繼續扶養這兩名非婚生孤雛。

相較於劭曉鈴事件所獲得的接力報導，江萬華之死卻是輕如鴻毛。同樣一條命，邵女士被媒體不當地進行了「黛妃化」的包裝，胡、邵的才子美眷形象更讓不少人怨天善妒；但江萬華則無此幸，一個平凡不過的勞動螻蟻，婚姻狀況跌跌撞撞，無論物質與愛情都飽嚐試煉。對於這類人物的愛情，更多旁人是等著看笑話、說閒話，縱使江萬華同居人把愛情昇華，一肩扛起「扶養義務」，也沒多少人會承認這種情愛比沙裡淘金還可貴。

既然命有貴賤、愛有高低，便注定了「台灣社會的善良」質地不純。說到底，全因階級弄人，才讓「台灣社會的善良」出現了反差，露出了馬腳。藉由媒體鏡頭的誇張扭曲，大夫的家事被視為國事，但庶民罹難卻每每淪為「台灣哪裡不死人」的集體麻痺。

實際上，江萬華不是個案，於二○○五年，台灣因職災喪生者便有一百零五人；而今（二○○六）年十二月份，單單營建工地死亡人數就至少有四件八人，但「台灣社會的善良」竟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政客之媚俗亦由此可見。被稱為「劭曉玲條款」的後座強制配安全帶的修法已趕在年底完成，效率之高全然與立院形象不合。反之，理應被視為結構性生活風險的職災卻罕見政客聞聲救苦。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年鑑資料，二○○五年的勞工安全衛生檢查不過九萬八千廠次之多，竟還比上一年度少了約八千六百廠次。對於這種異象，沒人覺得不對勁，更多人則是不以為意。

台灣勞動體制的賤命與勞動檢查的消極作為，早讓每個職場上的勞動者被迫進入到俄羅斯輪盤的玩命遊戲裡，職災死傷往往被視為「歹運」，即便是罹難者家屬在嚎哭之餘也不時哀怨言道：「為何偏偏是他」？就這樣地，設局的獄卒得以狡獪脫罪卸責，勞檢官員往往到了事發現場才大放馬後砲指出工序如何有問題。既是如此，為何無法防微杜漸？同樣地，肇事雇主所謂的最大善意也只是「優予撫卹」，壓根沒意識到：人命的買斷其實早就是他們從事各種財貨交易的一部份。

一路從邵曉鈴事件到江萬華之死看下來，「台灣社會的善良」若非偽善便是蒙昧，而再多的江萬華悲劇只怕不是喚起我們對制度殺人的警覺，而是加深了既有的道德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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