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超重低音喇叭在凱達格蘭大道上，吹起了行動的號角。
「命運交響曲」聲聲催促著、交錯洶湧的紅潮穿過台北大街小巷、一對對父母帶著他們的兒女要在大街上這堂課、守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媽媽們丟下手中的抹布、自發的中產階級走出了冷氣房、連高中生也放下繁重的課業要發聲．．．．．．
幾十萬焦切想要捍衛社會基本價值、對貪腐者不滿、對是非顛倒感到憤怒的人心，因施明德的號召而火紅，狂風驟雨澆不息怒火，豔陽酷熱擊不倒決心，滾滾紅潮中，人民的力量，有可能開創出台灣的新命運嗎？
風雨中，「九九運動」的人群，讓世人看到了反貪腐倒扁運動的「爆發力」，沒有遊覽車、沒有大規模團體動員、沒有明顯的脫序與暴力激情，更不是所謂「深藍」的眷村老伯伯當主力。凱道紅潮的臉譜是，闔家出動的小家庭、三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社會中堅成員、臉色堅毅的媽媽們、溫婉守禮的淑女群．．．．．．這些臉孔，和過往所有大規模政治活動截然不同，很明顯地呈現出，這是中產階級主動而自發之力量。
雨水、烈日交織中，九月十一日，雖然沒有發生藝人高凌風鼓吹的「台灣九一一，反扁大罷工」，但上班族「蹺班」相挺、退休族補位壯聲勢，紅潮，並沒有因為上班日而退潮，反貪腐運動的「續航力」依然驚人，滾滾紅潮依舊襲捲凱道廣場上。
這些，並不夠！ 紅潮不擴散，阿扁不下台
人民想要展現力量，不能僅僅有「爆發力」與「續航力」，如果沒有更巨大的「感染力」與「擴散力」，讓更多階層的人感染到、讓力量擴散到更多地方去，祇是在首都的人群集結，當權者根本不會真正「怕」，他可以躲到鄉間去，他可以回到自己的支持群中尋「溫暖」，社會運動終究祇會不了了之。
確切的說，凱道紅潮若沒辦法感染更多人群，沒有辦法讓各鄉各鎮、各村各里都產生豐沛「紅潮」，「九九運動」將注定祇能和當權派形成僵局而已。
打不開僵局，結局已可預料：陳水扁依然不會下台，民進黨內也不可能產生所謂的「高華德」、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鼓吹的「二次罷免」，更根本不可能會發生。因執政黨的政治人物和民代們，依然沒有感受到自己選區裡的選民「直接」的壓力，六月二十七日的「罷扁案」，表決時，所有執政黨立委被「綁架」不投票的結構依然不會變。既然不可能有「高華德」，面對凱道上的怒吼，陳水扁頂多就是臉上更無光，不會因此下台。
憤怒不義憤，能量不足夠
僵局卻並非全然不可能被突破，波浪濤天，遍地開花，並非全然就沒有機會。包含民進黨自己公布的各種不同的民調，都顯示了同樣的傾向：持續有六成以上的人贊成陳水扁該辭職下台，四成的人支持施明德發動的「倒扁」活動，但表態一定會去參加靜坐活動的，卻一直都不超過五％。
這是清楚的社會訊息：台灣確實有許多人受不了陳水扁貧乏的執政績效和惡德的貪腐作法，他們的態度卻是：「真希望有『別人』去把阿扁拉下來！」換句話說，大多數的人群是「憤怒有餘，義憤不足」。
會主動上街的人，和留在家裡說「你們去搞吧！」的人，最大的差異，就是後者雖「憤怒」，但沒「義憤」。「義憤填膺」的「義憤」是一個社會前進力量中非常重要的元素，「義憤」不祇是憤怒，「義憤」還有兩項條件，第一：為與自己沒有切身利益相關的原則憤怒；第二是：憤怒表現為改變的衝動，而不祇是私人的發洩行為。
凱道紅潮中的人群，當然是因「義憤」而站出來，卻還有近半數的「憤怒但不義憤」的人群。怎麼樣「感染」到這近半數的台灣人民？怎麼樣「擴散」義憤給都會中產階級以外的人群？纔是「倒扁總部」更嚴苛的挑戰。
罷工、罷市，這些討論陸續出來，但祇有「憤怒無義憤」的台灣人民，未必願意承受這樣的代價，台灣也從沒有真正造成政治力量動搖的工運經驗過，「十月大罷工」的條件，短期間未必能成熟。
但台灣政治改革的歷史中，卻曾有「學運」改變僵局的光榮體驗。
大學生不出，當權者不怕
任何社會中，大學生始終很獨特：他們是未來的統治群，至少會是未來的中產階級，所以他們很重要；但學生的身分，又讓他們在當下，被視為是純潔與理想的化身。因此，勞工運動、農民運動、中產階級運動、原住民運動．．．．．．各種運動都會受到當權者和各種既得利益的壓制，但任何政權和既得利益者，都不可能，更不敢壓制學生運動，還記得「野百合」學運嗎？當時，正是三月，學生課業不重，各地奮起，校園中普遍燃「野火」，追尋「自由之愛」的學生大集結，不就是在最後階段，發揮了推波助瀾效果，終結了「萬年國會」威權時代嗎！
現在是九月，也正是剛開學，大學生課業最沒有負擔的時間，但從當前出現在凱道人潮的臉譜中，讓人最訝異的是，三十歲以下的臉孔並不多。也就是說，大學生還沒有參與在凱道紅潮中。
這是不容忽視的警訊：倒扁總部的訴求和號召，顯然並沒有深入校園，和讓大學生真正關心。連最具有正義感，最可能「義憤」的學生都無法動員起來，倒扁紅潮又怎麼可能真正達到遍地皆開花的效果？當權者當然不懼怕！
但從這幾天現場的掌控來看，倒扁總部已經是個個人仰馬翻了，所有的規劃方案都是且戰且走了，幸好是紅潮人群理性且自制，讓活動亂中有序。如果，倒扁運動還想要擴散，還想要推動學生站出來，目前的倒扁總部應該已經力有未逮了，矛盾的就在此，如果連學生都號召不出來，紅潮能量想要擴散到全台灣，注定是登天之難。
與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在此關卡，另一批人的角色，特別有其重要性。回顧從六二七「罷扁」表決失敗後，倒扁的缺口仍能陸續被打開，除了施明德等「老綠」奮起外，「七一五宣言」的親綠學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願意站出來，才讓「藍、綠對決」的惡意扭曲，回到了是非價值的這條軸線上。
這批學者，當年，就是學運的領導者，現在，又多數棲身在學術殿堂中，走進校園可說是駕輕就熟。不然光是在各報「民意論壇」寫文章鼓吹價值是非外，力量依然很有限。追求價值是非，「七一五學者」不祇「坐而言」，若能「起而行」，趁剛開學之便，組「民主價值宣講團」進到各大學校園，將理念擴散給大學生，和大學生們對談，大學生很可能因此興起「以民主價值鞏固台灣認同」的義憤感。
這樣子，凱道紅潮，才有機會「擴散」流進校園，「感染」到更多的大學生，當全台灣數百所大學校園的大操場，都遍地開紅花，紅潮淹全台，當權者的踞傲，才會感受到更大的壓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和民代，也才會感受到來自選區的「直接」壓力，「高華德們」才可能真的會出現。
縱然一黨獨大，還是不敵人民的力量
300萬人上街頭 光榮打敗席哈克
文／吳坤墉
一七七九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一直是民主的先鋒和典範。
但法國人的愛罷工、愛示威遊行，放眼世界，大概是無出其右的了！多年來用罷工爭取權益，讓今日法國的受薪階級與雇主能保持較為平等的對抗關係；不僅每年可以有六個禮拜薪水照拿的法定假期；當一個雇主要解雇一個員工時，還得在工會以及政府部門的檢視下提出明確的證據證明其不適任，不然就得付出驚人的資遣費。但英美新放任主義派的經濟學家卻認為，這種經濟模式會阻礙創造就業機會，遲早「自取滅亡 」！
但法國國力並未衰退，依然是世界第六大的經濟體。而示威遊行做為生活中的常態，每一次都要匯集最大的群眾展現人民力量，更屢屢戲劇性地讓行政與立法部門所領導的國家機器退讓，也是法國這個老牌民主國家獨步寰宇的特色。
今年二月到四月間法國群眾因為疑慮「首度就業契約（以下簡稱ＣＰＥ）」法案將破壞原有的「無限期契約」，對受雇者權益的保障而上街頭反對，又再次讓世人見識到法國人民的理直氣壯！即便這個法案已在國會表決通過，且在擁有國會多數派支持的總理與總統軟硬兼施的抗拒之下，示威活動不僅毫無退縮，反而激起更多民眾的參與，並逐步加入更激烈的示威手段，最後真讓總統依法頒布該法也同時宣布將之凍結，並命令總理另訂新法以符合民意。
這種崇尚「群眾的喧嘩」、「以民主對抗國家」的政治生活方式，一直讓認定民主就是要一團和氣，穩定壓倒一切的各國保守人士覺得光火；或者祇能像美國《村聲》雜誌（The Village Voice）的特派員無法也不想去理解地說：「反正法國人就是愛罷工、愛示威，是他們的基因在作怪．．．．．．」然而，對一般的法國人而言，這些特色也不過是他們說來不乏自豪的「法國的與眾不同」中的例子；如果嚴肅一點的回答，他們會說：「在民主裡，罷工權以及示威抗議權是人民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權力！」
示威手段，確保民主正常運作
反對「首度就業契約」的運動正好可以讓我們較深入地探究人民的示威抗議何以確保法國的民主制度。這個事件發生時，執政者擁有非常穩定的政治局面。相對於一九五八年法國進入第五共和以來多次出現的左右共治，二○○二年五月右派的席哈克（J. Chirac）當選總統，他領導的政黨也在六月的國會大選贏得五百七十七個席次中的三百六十九席，以六四％的比例握有舒適的絕對多數；同時間，社會黨的席次由兩百五十三席掉到一百五十四席，共產黨則由三十八席掉到二十一席。
自此，在選戰中被擊倒的兩大左派政黨像是引發嚴重的腦震盪，完全提不出可以令法國人民信服的政治理想以及政策！換言之，席哈克帶領的執政黨同時掌控行政與立法部門，祇要沒有明顯的違法亂紀引來司法干預，在二○○二年到二○○七年的五年間，法國的民主不祇是「多數的獨裁」，甚至可以是「一黨的獨裁」或者「一人的獨裁」了！
然而席哈克不能不戒慎恐懼，因為他比誰都深知法國人民的可怕。就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席哈克第一次當選總統六個月後，因為總理朱貝的社會保險制度修改案，而引發了長達四十多天，完全癱瘓全國的罷工與示威，最後以總理下台收場的群眾運動。
二○○二年以來，席哈克的選舉政見不僅無法兌現，對於國內諸多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亦無善策，現任總理得維潘在二○○五年五月接任後，十一月旋即發生了郊區青年暴動。
節奏明確，全面對抗國家機器
民眾對於施政的不滿意度加速升高，使得法國政府在二○○六年一月宣布要以特殊程序將「首度就業契約」送到國會表決，以期迅速解決法國青年的失業問題。但是這個法案一公布就被反對者認為是以鼓勵企業主雇用青年人之名，允許企業主回避「無限期契約」，逐步要摧毀原有制度對受雇者的保障，向英美的新放任主義靠攏。
一場舉世注目的運動就如此展開。
參照附表的法國反ＣＰＥ大事紀，可以看到這個運動發展的四個步驟：
一、堅定而清楚的運動目標：當法國總理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其計畫後，工會與學生團體立刻宣布發起二月七日的抗議遊行。其間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是在媒體的採訪與辯論中說明與宣布唯一的運動目標：政府撤回ＣＰＥ。
二、藉由執政者的不當反應壯大運動：執政者的顢頇或是霸道是群眾之怒最好的催化劑。二月二十七日，法國國會表決通過ＣＰＥ。三月七日，就有約一百萬的民眾在全國遊行抗議，較二月七日的遊行多出六十萬人。又如在三月十八日的一百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後，總理得維潘還在三月二十二日軟調要求法國人民給予ＣＰＥ一個機會，而人民的回擊是三月二十八日的三百萬人遊行與全國性罷工！
三、全面性的與國家機器對抗：如附圖。ＣＰＥ法案是一件全國性的事務，反對ＣＰＥ的運動亦是在法國全國各地發動。而三月十日，數百名學生占據象徵六八年五月精神的巴黎大學索那校區；三月十二日，示威者占據法國學術聖堂法蘭西學院幾個小時，都遭到警方強力攻入進行逮捕驅離，更使運動升高到「以民主對抗國家」的層級。
四、目標達成後即強勢收場：三月三十一日，總統席哈克發表電視談話宣布凍結ＣＰＥ法案，達成運動目標，主辦者仍依計畫在四月四日，發動第五次的抗議遊行，全國約三百萬人（警方統計一百萬人）上街頭。這樣的強勢收場旨在提醒執政者，即使同時握有行政與立法兩部，也不容他將民主扭曲為寡頭專制！
群眾運動，民主實踐的常態性
這場反對ＣＰＥ的群眾運動，法國風味何在？首先，在法國，群眾運動在民主理論中占有其必要性，而在民主實踐裡更具有常態性。其次，群眾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在代議制度墮落成寡頭專制時，尚能發出人民振聾發聵的怒吼。
選舉和代議制度是兩種方便而普遍的制度，但這兩項卻不能保證民主的實踐，也不能保證民主不陷入威權或獨裁。二○○二年以來席哈克握有勝選給予的所有權力，他的政黨所控制的國會亦使得立法對行政部門的制衡作用名存實亡；而當民眾對其施政不滿時，祇能訴求人民力量的直接表達。
誰是「人民」？什麼是「人民主權」？什麼又是「共同意志」？是政治哲學家們辯論不休的難題！法國的憲政裡，自然有罷免法或是公民投票法等直接民主的制度。但最具威力與特色的，就是那種「以民主對抗國家」的人民力量。這種人民，不需任何創意與新奇，祇因對公共事務的理念而匯集，針對執政團體的不滿而站起。
它的形象，來自一七九八年的法國大革命，或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學運等民主歷史的高潮，是強悍，巨大，憤怒；這個「人民」，深入法國的民主生活，不斷的展現力量。這場群眾運動又體現了這個「人民」，幸好如此，法國的民主才沒有在ＣＰＥ法案強渡關山下成為「一黨獨裁」或者「一人獨裁」。
歷經兩個月的抗爭，人民「以民主對抗國家」獲得勝利
1月24日
總理宣布將在1月31日以緊急程序將CPE排入國會表決。
2月7日
40萬人（警方統計21萬8000人）在全法國遊行要求撤回CPE。
2月27日
法國國會表決通過CPE。
3月1日
參議院表決通過CPE。
3月7日
約100萬的民眾在全國遊行抗議，20幾間大學加入罷課。
3月9日
CPE完成立法程序。總理得維潘宣布將在下一周立刻施行。
3月12日
總理得維潘接受電視專訪為CPE辯護，並強調將在下一周立刻施行，但願意考慮做若干修正。
3月16日
數萬名大學生在全國遊行抗議CPE。教育部長指出全國84所大學中，有21所全面罷課，37所部分罷課。
3月17日
民調顯示有68％的法國人反對CPE。比3月8日的民調（55％反對）又增加了13％！
3月18日
約150萬人（警方統計50萬人）在全法國遊行反對CPE，遊行開始出現個別的警民衝突。工會對總理下最後通牒，聲稱總理若再充耳不聞，將發動全國性大罷工。
3月22日
總理得維潘軟調要求法國人民給予CPE一個實驗的機會，並願意與工會協商。
3月23日
45萬名大學生與高中生在全國遊行抗議。警方逮捕422名滋事的青年。
3月28日
約100至300萬的民眾在全國遊行抗議，且全國大罷工，約30％的公務員參加罷工。遊行人數為3月18日的兩倍。
3月31日
總統席哈克發表電視談話，宣布他將依法頒布該法也同時將之凍結，並命令總理另訂新法符合民意。間接宣告CPE法案的死亡。
整理◎吳坤墉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50914025a+0+0+100524+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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