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知識分子已死，公眾知識分子再生，但是他們已然分裂。一場倒扁／挺扁的運動，分裂了台灣的公眾知識分子。現代的民主工程尚未成功，台灣卻已走入後現代！
法律人分裂了，法官、檢察官、律師與法學教授，過去因為藍綠，分割他們的群體，這一次因為倒扁／挺扁的運動，法律人更分裂了，尤其是改革派的法律人，換在半年前，誰會想像顧立雄律師，會跟羅秉成、魏千峰與黃旭田律師，分屬挺扁／倒扁的不同陣營？
可以想像，深處第一線的檢調同仁，在台灣艱難地追求「轉型司法正義」的當下，究竟要呼應多數民意，堅持司法獨立的精神，在司法實踐中創造歷史？還是要側身在「檢察一體」的框架下，向掌權者低頭？面對各方的壓力，有良心的檢察官，他們何去何從？可以想見，他們也分裂了。
當法律只是世俗的規範力量，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人的天責也在分裂中，自我化消。於是，人們開始轉向超越世俗的神聖力量，法律人不可靠，那麼，宗教人呢？沒想到在這場倒扁／挺扁的運動中，法律人分裂了，宗教人也一樣。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宗教。有分裂的台灣社會，就有分裂的法律人與宗教人。於是一邊看到周聯華牧師願參加倒扁靜座的糾察隊員，星雲法師投書籲扁辭職；另一邊看到高俊明牧師挺身護扁，還有表達中立的單國璽主教、證嚴法師與聖嚴法師。一樣的基督徒，一樣的佛教徒，卻有不一樣的分裂抉擇！
研究現代／後現代著稱於世的社會學家鮑曼，劃分兩種知識分子，分別是現代社會的「立法者」跟後現代社會的「詮釋者」。他認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通常都扮演一個「立法者」的角色，他的知識具有權威性，當社會中意見存在分歧的時候，他「立法者」的權威性是可以做出裁斷的，他的知識是具有權威性的，他被看成是一個知識的精英，而且這些知識是具有普遍有效性，透過這套知識所產生的行動，便也具備了普遍的有效性。
但是，進入後現代社會後，知識分子不再像是一個「立法者」，相反地像一個「詮釋者」，他是對某一共同體相關的觀念進行翻譯，以便使他跟其他共同體可以相互理解的人；「詮釋者」並不是選取最佳觀念為取向的，他掌握不到普遍有效的真理，他只是要促進各個知識共同體之間的溝通，「詮釋者」只是要避免詮釋過程中意義的曲解，「詮釋者」必須要發展出一種對被詮釋者的深層的理解，然後他還要維持對話的傳統之間微妙的平衡，他不再擁有現代知識分子那種知識權威或自信。
於是，不管你願不願意，現代的民主工程尚未成功，台灣卻已走入後現代！法律人與宗教人，他們跟你我一樣，只是個「詮釋者」，而不是個「立法者」！
當世俗的法律人與神聖的宗教人，他們面對多元的台灣，多元的偉大時代，他們自己都分裂了，我們如何以他們馬首是瞻？也許，我們只能還諸自己，讓自己下判斷！因為這是一個後現代的分裂台灣！
但願所有浴火重生後的台灣人，未來能夠在自下判斷之後，走得更自信，更有精神！
http://udn.com/NEWS/OPINION/X1/3486669.shtml
法律人分裂了，法官、檢察官、律師與法學教授，過去因為藍綠，分割他們的群體，這一次因為倒扁／挺扁的運動，法律人更分裂了，尤其是改革派的法律人，換在半年前，誰會想像顧立雄律師，會跟羅秉成、魏千峰與黃旭田律師，分屬挺扁／倒扁的不同陣營？
可以想像，深處第一線的檢調同仁，在台灣艱難地追求「轉型司法正義」的當下，究竟要呼應多數民意，堅持司法獨立的精神，在司法實踐中創造歷史？還是要側身在「檢察一體」的框架下，向掌權者低頭？面對各方的壓力，有良心的檢察官，他們何去何從？可以想見，他們也分裂了。
當法律只是世俗的規範力量，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人的天責也在分裂中，自我化消。於是，人們開始轉向超越世俗的神聖力量，法律人不可靠，那麼，宗教人呢？沒想到在這場倒扁／挺扁的運動中，法律人分裂了，宗教人也一樣。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宗教。有分裂的台灣社會，就有分裂的法律人與宗教人。於是一邊看到周聯華牧師願參加倒扁靜座的糾察隊員，星雲法師投書籲扁辭職；另一邊看到高俊明牧師挺身護扁，還有表達中立的單國璽主教、證嚴法師與聖嚴法師。一樣的基督徒，一樣的佛教徒，卻有不一樣的分裂抉擇！
研究現代／後現代著稱於世的社會學家鮑曼，劃分兩種知識分子，分別是現代社會的「立法者」跟後現代社會的「詮釋者」。他認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通常都扮演一個「立法者」的角色，他的知識具有權威性，當社會中意見存在分歧的時候，他「立法者」的權威性是可以做出裁斷的，他的知識是具有權威性的，他被看成是一個知識的精英，而且這些知識是具有普遍有效性，透過這套知識所產生的行動，便也具備了普遍的有效性。
但是，進入後現代社會後，知識分子不再像是一個「立法者」，相反地像一個「詮釋者」，他是對某一共同體相關的觀念進行翻譯，以便使他跟其他共同體可以相互理解的人；「詮釋者」並不是選取最佳觀念為取向的，他掌握不到普遍有效的真理，他只是要促進各個知識共同體之間的溝通，「詮釋者」只是要避免詮釋過程中意義的曲解，「詮釋者」必須要發展出一種對被詮釋者的深層的理解，然後他還要維持對話的傳統之間微妙的平衡，他不再擁有現代知識分子那種知識權威或自信。
於是，不管你願不願意，現代的民主工程尚未成功，台灣卻已走入後現代！法律人與宗教人，他們跟你我一樣，只是個「詮釋者」，而不是個「立法者」！
當世俗的法律人與神聖的宗教人，他們面對多元的台灣，多元的偉大時代，他們自己都分裂了，我們如何以他們馬首是瞻？也許，我們只能還諸自己，讓自己下判斷！因為這是一個後現代的分裂台灣！
但願所有浴火重生後的台灣人，未來能夠在自下判斷之後，走得更自信，更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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