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夏酷暑，從北到南的大陸漁工岸置中心像得雞瘟一樣陸續傳出暴亂事件。七月是沿近海漁業的小月，遠洋的魷釣船也在此時返港整補，再加上颱風不斷，幾乎每個岸置中心都擠滿數百名的大陸漁工。他們被關在裡面的時間久了，心情難免煩悶，動不動就為小事鬥毆。
南方澳岸置中心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海巡警察之外，還有層層的不鏽鋼柵欄，試圖圍堵來自陸上的自由氣氛。傍晚時分，一些大陸漁工打著赤膊爬在鐵柵欄上納涼透氣，活像晾在架上的魚乾。他們能夠張望著，除了一名特准在門口賣西瓜的小販外，就是準備上船出港的同胞們。
平均每年約有上萬名大陸漁工和六千多名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等外籍漁工，在海上為各種台灣漁船工作。這還不包括遠洋漁船在境外雇用以及私雇等漁工。他們替台灣老闆創造出台灣漁業每年五、六百億元的產值，打造出台灣鮪魚第一、魷魚第一的王國版圖。
天主教海星國際服務中心義大利藉神父朴世光就說：「我們有魚可吃，都是因為這些外籍漁工的犧牲。」
朴世光在高雄港外的「海星國際服務中心」協助外籍漁工長達十年，他說：「這十年來，在台外籍漁工的悲慘處境並沒有改善。」國際海事基督協會（ＩＣＭＡ）二年前都還以「台灣漁船虐待漁工」的理由，拒絕台灣成為會員。最近台灣終於入列，卻是因為大陸漁船對漁工更不人道，而顯得「略有進步」。
漁工何價？ 竟不如黃鰭鮪
菲律賓藉的沙力在台灣魷魚船工作二年了。他和十八歲的弟弟，以及另外四十二名漁工在船上的吃喝拉撒，就在船艙裡每八人一間的狹小空間，上下鋪的木板床上分不清發黑的棉被和發臭的衣服。擠過一人肩寬的通道，三、四排汙黑的木桌對著一台模糊不清的電視，算是餐廳兼聯誼室，食物則來自一個惡臭不堪的廚房。這是九百噸的魷魚船，比起不到百噸的延繩釣鮪魚船，算是「豪華級」。
今年魷魚豐收，沙力和其它漁工得日夜不眠的在艙底零下五十度的冷凍庫排列魷魚裝盒冰藏。一個月的薪水只有一百五十元美金（合約台幣五千多元）而已。這位剛滿二十歲的年輕人非常慶幸自已還剩下一年就約滿可下船：「It's too hard！」
根據多年協助外籍漁工的經驗，朴世光神父指出他們在船上的困境，包括淡水和裝備不足、工作超時、暴力頻仍，「漁工的工作非常危險，卻沒有醫療保險。漁公司老闆和政府不在乎漁工只在乎魚。政府寧願補助船公司不能捕鮪魚的損失，也不願補助改善設備和漁工工作環境。」
「越南漁工的價值，不如一隻被他們捕獲的黃鰭鮪」。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主任阮文雄神父指出，越南漁工的法定薪資雖是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但通常實際領到的只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元，另外九千多元都被仲介拿走了。他們來台得先付三、四千美金的勞務費，不但得繳台灣的所得稅十％，賺錢寄回越南還要再扣五％的所得稅。泰國籍的仲介艾拿帆也說：「越南漁工是最慘的。」越南漁工的逃跑率因此高達八十五％。
境外雇用、合法進口的外籍漁工遭遇尚且險惡，台灣法律不容的大陸漁工，處境更為荒謬。他們只准在十二海浬的國境之外工作，一入境則非經特許不能活動，一上岸就得進岸置中心像人犯一樣被關起來。政府蓋的岸置中心雖比以前的海上船屋舒適很多，但台灣船東或為了節省仲介費，或為充分利用大陸漁工的勞力，甚至兼營魚目混珠的人蛇偷渡，勇於突破種種法令限制，仍常令大陸漁工處於風險中。
每年四、五月近海的黑鮪魚季、五、六月沿海的鰻苗季乃至七月到十月的遠洋魷魚船的整補季，台灣漁業都需要大量的臨時勞動力，海面上乃進行著各種非法接駁活動，迫使海巡署自今年五月起全面接管海岸線的外事業務，凡是進港通關都得嚴格核對船上人員的身分和證件。但仍然不能阻止公海上的勞力交易。
不是住船屋 就擠岸置中心
台灣遠洋魷魚船每年七月開始從大西洋漁場換到北太平洋捕撈秋刀魚和赤魷，因為作業方式不同，需要增加漁工人手。但魷魚船在轉換漁場的航程中只能就近在公海接駁漁工。去年一艘接駁船上載了一百多個大陸漁工，因躲颱風被迫進港，所有的船主都被罰鍰，新修改的規定因此加上「坐牢」的威脅。業者批評政府根本就是駝鳥心態。
季節性的「海上船屋」載滿境外雇用的大陸和外籍漁工，在波濤洶湧的外海等待接人漁船出現。「如果出事，就是大事！」台灣魷魚公會總幹事張叔彬十分憂心。民國九十一年「元勝二號」在屏東外海失火，船上載滿的一百多名漁工正是遠洋魷魚船待雇的人手。再來一次，「國際社會會怎麼會看待台灣？」
為了省錢，台灣漁民也經常挑戰漁業署「原船載返」大陸漁工的規定。他們私下湊齊夠多的返鄉漁工，就偷偷載他們出海接駁。這樣的回家方式一旦被查獲，台灣船主被罰，大陸漁工則被送到靖盧。漫長等待遣返回大陸之後，還要等著被當地政府罰款一筆。
大陸漁工因此比合法進口的外籍漁工更廉價、工時更彈性，成為台灣漁民的最愛。相對的，他們也沒有醫療保險和工作機會的保障。七月初就有四十多名大陸漁工被「丟」在八斗子岸置中心，因為油價上漲，船東乾脆不出海，也不把漁工送走，讓政府收拾爛攤子。
不人道環境 大陸工最廉價
一名台灣船長說：「我們不會發生喋血案啦！這個漁工不好，馬上就把他送回走。」不具名的仲介自誇他的漁工很聽話：「搞怪就當眾給他一個耳光，乖的很哩！」監察院的調查官黃啟賓曾研究海上喋血案，發現大陸漁工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台灣船長「罵他媽媽」的三字經。偏偏這在捕不到魚的時候很容易發生，經常導致悲劇。大溪漁港的海巡隊長扶大桂說，他們曾在船艙裡找到生病被棄置的大陸漁工奄奄一息，「有些漁民對大陸漁工很壞。」
外籍漁工的遭遇反應台灣漁業的掠奪性格。就像海裡的魚總有一天被台灣人捕光，「總有一天，台灣漁業會沒有台灣人！」基督教長老教會國際海員中心主任莊約翰如此觀察。那時，台灣漁船上還會剩下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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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0 中國時報 剖鮪高手 表兄弟都客死船上 ◎羅如蘭/調查採訪
四十六歲的排灣族船員賴志山不久之前病死在船上，表哥李耀光上船替他收屍才發現，賴志山當了二十八年的船員，月薪竟然只有一萬六千五百元。扣掉他生前吃喝嫖賭向船東賒借的，身後竟只剩下四萬元。
賴志山是個高竿的鮪魚剖解師，他刀法俐落，可讓黑鮪魚賣到好價錢。在長老教會當牧師的李耀光無法想像當了二十八年的技術船員竟和一個新手、外勞領同樣薪水。「二十八年都沒調薪？當船員怎麼是這種下場？」
這二十八年來，賴志山的父親病了，是李耀光籌錢買八千塊一袋的藥。他媽死了，也是李耀光找的墳地，賴志山只負責回來上香。賴志山孑然一身，死後沒地方放骨灰罈，還是李耀光出錢修了房子，替他辦完喪事。賴志山的一生好像在上船之際就已結束，最終和自已一點關聯也沒有。
李耀光的兩個表兄弟都死在船上，他眼睜睜地看著海上生活如何扭曲一個人的心靈，「上船之前本來是個正常的人，回來之後發現他對人充滿猜忌、埋怨，鎮日喝酒發洩情緒」。許多原住民船員都像李耀光的表兄弟一樣，終身未婚，就算有，也是家庭破碎。
長老教會的漁民服務中心最近接受政府委託到原住民部落宣導，希望他們能夠上船當船員，減少台灣漁業對外藉漁工的依賴，但反應冷淡。李耀光和他當過船員的國中同學田堂，都覺得一點吸引力也沒有。田堂在國中畢業十六歲時曾和親戚上船，雖然一個月有六千元的安家費，但三年之後結算下來，卻沒領到半毛分紅，因為「老闆說他虧本。」
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五年之間，台灣開始發展遠洋漁業，原住民船員當個三、四年的遠洋船員，回來就能蓋洋房。
如今原住民和台灣漁業唯一的關係是卸漁，前鎮卸漁工會雇用了許多原住民婦女打零工，男人們寧可閒晃也不上船，「覺得被騙怕了」。田堂說：「我們看了這麼多，怎麼會想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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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0 中國時報 魏明把玩手機 嚮往現代 ◎羅如蘭/調查採訪
二十三歲的平潭青年魏明在二年前冬天坐了二十小時的船到南方澳，整整「關」了二年之後才回家。他的口頭禪是「沒想這麼多」，「有些事還是不要記得比較好」。他不想想起第一次坐船來台灣的事，「沒哭。但是有點心酸。」他不想想起童年，「真的很窮，沒有玩具。媽媽向舅舅借錢給我讀書。」他不想想將來，「我也想把以後的生活想的很好，可是沒有能力有什麼用。」
魏明爸爸在台灣當了十多年的漁工，每次回家都得被罰個幾百塊人民幣。今年五月好不容易拿了合法的漁工證來台，卻被當作偷渡客抓起來關在靖盧。因為台灣政府不歡迎大陸最新的開放漁工政策。魏明一邊「子代父職」幫老闆跑腿調度漁工，一邊等台灣老闆和官方的交涉。
台灣老闆給魏明一隻手機，他可以常常和在平潭的媽媽通電話。「媽總是擔心的嘛！」南方澳岸置中心的大陸漁工屬於八家仲介業者，來源十分複雜，彼此之間時有傾軋，常常鬧事。還有一百多個平潭男人選擇偷跑，去找相傳已久的台北林厝街，多賺二倍的薪水。魏明的媽就怕他喝酒賭博學壞了。
這是魏明第二次到台灣來，去年他回家休息了大半年，平潭的田地裡只種得出花生和芋頭，他在朋友的小店幫忙沒薪水領。想想，還是再來。更何況，兩年的漁工生活還是有值得一提的紀念。魏明剛買了一隻「多普達」手機，用他自已賺來的二萬人民幣，「爸只說喜歡就買吧！」雖然在南方澳不能用手機上網，只能用來欣賞，但魏明提到他的「多普達」，還是開心地笑了。那畢竟是他在牢籠裡通往現代化世界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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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0 中國時報 隱形人瓦力斯 自我放逐街頭 ◎羅如蘭/調查採訪
「我想回家！」瓦力斯眨巴著眼睛，勉強擠出不流利的中文。他的臉上看不出太多的痛苦和憂慮，甚至有些天真無瑕。因為過去所經歷的，當生命曾經卑賤到無可損失時，能夠在乎的實在很少。
三十一歲的瓦力斯二年前拋下新婚妻子，從雅加達到菲律賓等待上船的機會。他像多數印尼漁工一樣，上船之前根本不知道會做什麼樣的工作、薪水多少。瓦力斯在印尼打漁每個月只能賺約三千多元台幣，出國是「為前途，想多賺錢」。在混亂又語言不通的菲律賓碼頭，越等越心焦又無家可歸，只能任憑仲介宰割。在當地人盡皆知的仲介「Albert Lin」的安排下，瓦力斯上了台灣捕鮪漁船，老闆給他的薪水只有一百三十五美金，折合台幣不到五千元。還掉出國向親戚借的一萬多元仲介費，瓦力斯能寄回家的很少。二年後，他實在覺得累了，「船上的工作很辛苦，老闆很嚕囌」。
瓦力斯第一次到台灣時，船進東港，台灣船長叫他躲在船艙裡不要出來，就這樣躲過岸巡人員的查緝。在官方記錄裡，瓦力斯是個沒有身分的人，雖然他確實活生生的存在，竟有如空氣一般。比如說，偷跑之後，瓦力斯在街上逛來逛去，遇到了警察。警察問他有沒有帶護照，他回答「沒有」。其實他有。他存心想讓警察抓起來，但警察卻不理他，「叫我走」。
海星國際中心的社工員程榮鳳說，遣返外勞的司法程序非常複雜，地方警察不願意惹這種麻煩。外籍漁工被丟在街上等待協助或找上門來，每年總有幾十起案例。
瓦力斯只有一條回家的路。台灣和印尼明明只有四時航程，瓦力斯卻得耗上一、二個月。他明明是來台當漁工，卻得戴著手銬到法院。警察告訴他：「跟著我走，否則我可以開槍。」做完筆錄，他得到地下室等待另一個偵訊。程榮鳳說：「通常，這時候他們都會哭。」人在這時想到歸鄉路遠所受的委屈，莫不流淚。外藉漁工也是人。只是外界很少看到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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