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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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一世紀，六年不能算短。隔了六年重回臺北，停留的時間雖還不到兩周，感想卻不能說不多，雖然我也說不清為何兩次訪問的間隔會這麽長。我記得六年前還要靠簽證才能進入臺灣。當時情景歷歷在目。我到紐約的臺北辦事處辦理簽證，簽證需要面談。事先打電話去，對方將所需資料一一交代，且說少複印一份都不行。在約好的時間趕到曼哈頓時，先被要求在面談的房間等候，等了許久，出來兩位過了中年的人，其中一個顯然是上級，從兩人的口音就知道祖籍是中原某地。做上級的那個說話顢頇之極，另一個則唯命是從。雖說還算客氣，但問了我一堆無意義的問題。最後，那個上級站起來對我說，我要去出去應酬了，你們接著談吧。面談很快也就結束了，但留給我的印象卻很深。當時臺灣選戰激烈，而簽證的經驗讓我深深瞭解國民黨的執政為何非垮不可。在這之前臺灣一位文化雜志的主編曾親口對我說，他最希望看到的是結束執政之後幾萬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夾著公事包灰溜溜從各個辦公大樓裏走出。這位主編有他獨立的思考，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政治，並不是民進黨的支持者，更不是台獨。

　　我第一次赴台正值臺灣政黨輪替的空前變動時期。到臺北後不到一周就是陳水扁的就職典禮，那天一位學長和他丹青妙手的太太特地帶我去充滿鄉土景色的烏來溫泉區游玩。此時全臺灣甚至全世界都在關注就職典禮，無論你持何種立場，都無法不承認這是歷史的重要轉折時刻。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當然更不能無動於衷。選在這一刻入烏來的深山，倒也並非像唐代的元稹那樣，故意在元和皇帝登基那天到曲江池畔閑行。雖然過去的六年證明了陳水扁絕非唐憲宗一流人物，但可以看出那時的臺灣社會是滿懷激情。那一天人雖在烏來，心思卻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上。當時兩岸關係處於空前的緊張。面對著烏來雲霧繚繞，葱翠欲滴的好山好水，讓人不能不生感慨。我記得很清楚，當中午就職演說開始，我們把車停在烏來的飛瀑附近，在車裏收聽演說，直等聽到陳水扁說他將不會在任職期間尋求改變中華民國的性質，我們才有了真正的游興。那一刻也讓我這個去國十幾年後首度回到中文世界的人又感受到生活在政治壓力中的無奈。學人的直覺往往不無道理，陪我同游的學長說陳的講詞雖然平穩，卻少了氣勢，不如李登輝的就職詞。當然對我這個外人來說，陳的講詞更不如張惠妹的悲歌一曲。李的就職詞，高潮處一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就足以撼動人心。有趣的是，我那次在史語所的學術報告就是講古人對政治文書文字的講究及其意義，所以對此也特別敏感。曾有臺北的朋友推測李登輝的講詞必經某學人之手而出。沒想到六年之後，在我離開臺北的前一天，無意間在四分溪書坊發現一位重要人文學者的文集，裏面就收了這篇演說辭，這使推測完全得到證實。

　　六年以後再去，臺北的朋友都開玩笑說我很會挑去臺灣的日子。第一次去臺灣時，萬眾期待著陳水扁掃除黑金政治，這一次的陳水扁，卻是黑金政治的象徵，不僅聲望空前低落，甚至到了要保位的地步。經歷過這些年來美國的政治，我其實早就瞭解了民主的政治也會犯怎樣的錯誤。但是就像很多中國大陸的得意人士對於外界的批評所做的那種誠懇，堅定而且理性的辯護：進步要一步一步來，要向前看。我的看法是臺灣既有了開放的體制，就更有資格向前看。臺灣民眾對陳水扁的評價至少比美國民眾對布什的評價還要更多一點反省。政治的亂象雖然侵蝕社會的生活，但開放的社會終究有比政治遠為廣袤的空間，這些空間的變化才是這一別六年的臺北最讓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記得初次到臺北，一出中正機場，第一個感覺就是臺北市的綿延廣闊，用建築學的話來說，那真是一個有機型態的（organic）城市。龍應台曾用大樹來形容臺北，的確是很恰當的。我向來同意十九世紀奧地利建築理論家 Camillo Sitte 的理念，一個自然成型的城市往往比一個按數學公式設計出來的城市更有魅力。因為彎曲的小巷裏往往充滿了歷史的悲喜劇，而宏偉的大街所呈現的不過是虛誇的歷史感。但是初到臺北，我卻覺得臺北更像個大的章魚，觸角隨著商機和人群的聚散伸向四面八方。在看似荒凉的海岸有時會兀立著龐大而且失修的現代休閑旅店。最讓我驚奇的是環繞臺北的山頭居然也都布滿高聳的公寓大樓。在一個以重視風水為傳統的地方竟有如此在山頂睨視自然的百丈危樓，難道真的為了寸土寸金而奮戰，以致不怕“鬼瞰其室”? 上次在臺北，最讓我受不了的是街頭車輛的不守規則。和臺灣的開放的步伐相比，臺灣公共道德提升的步伐顯得緩慢。友人陳弱水就是從這些日常點滴中看出臺灣社會的問題，才在專研唐代思想史之餘，著力對東亞社會公德觀念的形成和差異作學理上的探討。他新近的專著《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是這些年來這方面思考和研究的果實。也許正是諸多這類思想上的拓展和拓展之下的實際行動，我發現六年後的臺北，空氣變得純淨了，好玩兒的是連硫磺的氣味也消散得若有若無。靛藍的天空仿佛本來就應該是這個南太平洋海島所有的特點。多年前我曾很衝動地為臺灣環保理論的辯論表示過膚淺的意見，但現在的臺北，環保的意識已儼然成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路邊隨時可見環保義工的身影，環保的績效也能直接影響政府的前途。據說國民黨失去了臺灣南部的支持，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南部嚴重的工業污染的長期漠視。我的足跡未能跨出臺北市的邊界，所以無從判斷臺灣其他地區的變化，但是臺北市生活品質的提高卻相當明顯。街頭交通情况的改善，高架和捷運等硬體設施的啓用當然是關鍵原因，從地處東端的中研院駕車到城市南端的台大據說只需十五分鐘。但大眾素質的提高卻也不可否認。 高峰時刻，捷運站月臺的人流都會自動站在劃定的兩道白線內等候。一位年輕的美國女性友人因為不熟悉這個規則，還被人當場勸告。她在臺北向我訴苦時的 “Can you believe it?” 驚訝之中卻帶著肯定。雖說臺北人的公德觀念一定還達不到弱水兄心中所懸的標準，或者就像他所分析的，清垃圾的義工與扔垃圾的路人很可能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但是乾淨了許多的臺北街道，還是說明了公德心的無形增長。

　　對初次的訪客來說，到臺北而不到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就仿佛是到了北京而不去頤和園，到了巴黎而不去羅浮宮，大概可算是一種犯罪行為。就算不感興趣，樣子也一定要裝。兩度游臺北，我卻也從故宮博物院的變化看到了臺灣的進步。六年前我剛到臺灣時，正值博物院院長更替。我到達的那天，杜正勝先生還是中研院史語所的所長。作為受史語所邀請的學人，我第一次見他是在他的辦公室，一周之後再見到他則是在故宮博物院的上林賦餐廳，因為他已走馬上任，成為故宮博物院院長。雖說博物院院長是政府的官員，須由總統任命，但由在臺灣學界甚有威望的史家擔任院長卻是讓故宮回歸文化和學術的良性舉動。在他出任院長以前的故宮是為一種明日黃花式的理念提供心理支持的文化資源，是游離在臺灣社會精神邊緣的衣冠冢。 聽說臺灣年輕一代對故宮藏品有興趣的也日漸减退。就算國民黨的影響力日漸衰微，政治的陰影也還是揮之不去。記得九十年代中期，方聞先生在大都會組織轟動一時的臺北故宮文物大展，在臺灣卻引起軒然大波，當時反對國寶離島的示威風潮幾乎使展覽計劃擱淺，示威的策劃者中就有方先生自己在普大培養的門生，而反對的理由與其說是愛護國寶，不如說是島內某些政治立場的表達。那時的故宮更像是個被劫持的美女而不是能在自由空氣下講述過去的睿智老人。

　　六年前的故宮，正門大廳供著漢白玉的蔣中正坐像，讓我看著覺得似曾相識。大廳右側有一室，整面墻上畫了各大文明的演進示意圖，甚是奇怪。展室陳舊，禮品店裏更充斥著粗俗的文物仿製品和手工藝品，根本不像是個世界級的博物館。文物再好，也讓我興味索然。那一個夏天，我離開臺灣後隨即就到了上海，看到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館，更讓我為臺灣故宮感到可惜。但是嘆惋之中，我還是能覺察變化的契機已經出現。杜先生剛上任，就廣邀各界人士獻策以圖改變故宮日見保守的風氣，如何真正將故宮所體現的精緻文化呈現給廣大的世人成為博物館發展的目標。我去故宮見他就是與此有關。我當然不是被邀去獻策的人，而是一位被邀去的獻策的朋友聽說我想去故宮參觀，特意拉我去作陪的。杜先生對建立符合現代理念的博物館有很大的熱情。史語所的文物陳列室就是他的規劃。六年前我去時陳列室剛好落成開幕，前衛的展館用茶色玻璃搭蓋而成，現在想來那仿佛是故宮未來的一個具體而微的樣本。這次看到的故宮，經過杜正勝先生和石守謙學長兩代院長的開拓，已經真正跨入了高科技的二十一世紀，從硬體來看，除了那藍瓦黃墻的大樓外形，昔日的影子已經非常模糊。我前一陣特別在網上查了近年來臺北故宮的展覽目錄，發現學術的目的性和國際化日益增强。遺憾當然不是沒有，比如上林賦餐廳的飯食依舊，看來這不是靠學術或政治能够解决的問題。如果有選擇的話，我寧可去吃宮裏那棵有一兩百年歷史的上等白菜和那塊也起碼有一兩百年歷史的肥而不膩的東坡肉。另外博物院院長的任命也尚未能完全擺脫政黨的考量，目前的新院長的任命明顯有政治酬謝的背景，而且數年前還有抄襲的案子。但無論如何，故宮的去政治化的步伐已一發而不可收。

　　臺灣是個典型的學人治國的地方，這一個特點外界似乎注意不多。在臺灣，學而優則仕是社會普遍接受的準則，仕而優則學倒是很少聽見。雖然立法院的很多政客並非學術出身，但是社會的運作卻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有學術背景的人。在學術界奠定了聲望而去做官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一點和西方國家雖相仿佛，卻也明顯不同，那就是臺灣的政務官員之中，人文學者很多。憑我的印象，人文學者在社會上受到的尊重也是在其他地方少有的，這在今天這種金錢和科學掛帥的時代尤為難得。一位對思想史研究有卓著貢獻的好友曾親口告訴我說，他以前在台服兵役時，就很受長官的禮遇。為什麽呢？用那些老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你們將來可是領導我們的人啊！” 當今的世界，知識分子日益被邊緣化是個普遍的趨勢。但是在臺灣，知識階層對社會依然起著很關鍵的督導作用。六年前李遠哲能一言而使陳水扁當選成功，就連敢批評老蔣的胡適也沒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目前公開抨擊扁政府的社會人士中，也有不少教授和研究員。 雖說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具體運作終究不免為政治紛擾所拖累，付出某種不得已的代價，李遠哲如此，杜正勝亦如此。但是客觀說來，知識分子能發揮如此的影響力，足以自傲；而能讓知識分子發揮如此影響力的社會，也足以自傲。

　　過去的六年是大陸經濟發展的規模日漸超前的六年，也是兩岸學術互動進入新時代的六年。六年前，臺北坊間還很難見到大陸的圖書，現在你想要視而不見都很困難。雖然統獨之爭是吸引人的話題，大陸的文化實際已開始變成臺灣生活萬花筒中的一部分。我這次去臺北，主要也是為了參加一項由臺灣國科會支持的計劃，給大陸出版的與歷史研究有關的學術雜志作出排序。這是為評鑒今後臺灣學者在大陸發表的研究成果建立基本的參照。這個計劃即將大功告成，這期間兩岸學者有充分的合作。我的工作雖基本是作壁上觀，但總希望有那麽一天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界也能感到有這類排序的必要。從這一點看，兩岸學術互動的步伐遠遠邁在了兩岸政治互動的步伐之前。最近幾年，我時常聽到大陸學術界對臺灣學術界去中國化傾向的批評，但是這次在臺北，我卻特別注意到臺灣史研究在史學研究上的潛力。過去的十年間，對臺灣地方文化和歷史的研究固然受到政治因素和立場的催動，但是在政治風潮下出現的學術潮流和為政治服務的學術潮流畢竟存有根本的區別。前者終究受到學術研究法則的不斷制約，而且研究的成果常能挑戰甚至顛覆政治的謊言和社會的成見。黃寬重先生告訴我，臺灣史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冷靜而理性的時代，學術質量成為全面的衡量標準。我這次在臺北看到的一些學術出版物都印證了他的意見。六年前到臺灣，我對臺灣歷史的瞭解靠的主要是友人周婉窈女士那本精彩的《臺灣歷史圖說》。婉窈在台大和耶魯受過最好的中西史學訓練，又兼通中日文化。該書為知識大眾所寫，視角之周全，立論之公允，資料運用之嫻熟和文筆的簡潔流動都屬上乘，難怪這本紅面小書，一版再版。可惜這樣可以雅俗共賞的書籍卻尚未能在大陸出版。這次在臺北，婉窈女士又贈我新作《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允晨叢刊93），收入的是近年來她對日據時代臺灣的教育和語言改造過程的研究，特別是對所謂的“皇民化”運動的分析。書中文字一如《臺灣歷史圖說》的細膩，只是不再是普及讀物，所以能談得更深。婉窈女士用當代史學上“世代差異”的概念來貫穿她對這一時期特點的思考。刻畫出的是臺灣那失落的一代如何用沉默來說話的歷史。我特別注意她對日本在臺灣所實行的鄉土教育的分析。這種教育是如何將臺灣的歷史從臺灣人的記憶中抹去，將臺灣想像成為一塊沒有過去的人間淨土，以達到對日本的國家認同。對臺灣日據時代的研究是臺灣史中最令我感興趣的兩個話題之一（另一個是臺灣的海上貿易史）。和《海行兮的年代》一樣，呂紹理的新著《展示臺灣》分析的也是日本殖民者如何在帝國的構架下為臺灣定位的複雜現象。 而我發現中國大陸在對臺灣歷史的認知中，似乎對臺灣日據時代的關鍵意義最為視而不見。大陸常常將不要忘記歷史放在嘴邊，但是這種對歷史的重視往往是有針對性的，也就是只對有利於自身立場的歷史加以重視，而即便如此，也往往抽離了當事人的歷史感受。就像婉窈女士提醒我們的：“時代的變局是要有活生生的人群去承受才成其為變局。” 脫離了具體經驗的歷史，又有什麽意義呢？

　　上次到臺北，最喜歡的地方還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女作家簡媜曾在一篇散文裏寫道：“傍晚自城市歸來，心裏眷戀夕陽照在一小塊水田的美麗倒影，這是沉淪於泥沼的大都會時代所剩的最後一截華服。” 不知為什麽，這段文字總讓我想起中研院園區裏那一塊水稻試驗田，總覺得她寫出了我從臺北市內吃完美食，買到好書後回到活動中心時返樸歸真的心情。這次在中研院，發現園區變得美觀整齊很多。我也終於又有機會再度在晨曦或夕照中到那快水田邊駐足，看盛開的水蓮和低昂的蓮藕。面對著水田的是文哲所的大樓，那裏一位新近結識的同行女學者特地邀我去她的研究室參觀。至少在美國這麽多年，我還沒見過比這更合乎人文學者理想的研究室。別的不說，就憑那對著書桌的一整幅落地的玻璃，已令我心醉。窗中攝入的是南港葱郁的山嵐和山嵐間盤桓的雲霧。可以想見，無論晴晦，天光雲影之中都會有萬千的氣象。我很能理解這位在哈佛訪問一年歸來的女學者，為何覺得這裏的風景會嚴重妨礙注意力的集中。正當我連聲稱贊，她卻笑著提醒我說，那青山的背後是臺北的彈藥庫，據說愛國者的飛彈就部署在那裏，所以臺北一遭空襲，首當其衝的恐怕就是這座辦公大樓。她的話一點都不誇張，我在臺北的報紙上就讀到臺灣政府正準備提升南港愛國者三型飛彈的輔助裝備云云。我在活動中心的門口還看到一張臺北市警察局制做的防空避難處所的告示，上面管理人名字一欄竟填了李遠哲的名字。有一句我們都熟悉的話，叫做“天下之大，竟容不下一張書桌”，現在的臺北，可以建一零一，容下一張書桌當然更不成問題，只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住久的人，我還是很佩服臺北的同行能如此從容地研究學問。也許我們都應該像幾米說的：

　　“世界時時刻刻在變幻，
　　　我們必須找尋一個緩慢悠靜的時空。”

　　六年過去了，有的變了，有的還是沒變（這兩句話模仿而非抄襲某一名人最近一篇談話的結尾，特此聲明）。
由 雲中君 於 07-29-2006 03:21 PM 最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