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秘書長於七月二十四日宣布杜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暫時中止，同時也宣告原本預計今年底前完成之談判成果無法達成。一般評論多認為多邊貿易談判中止後，會不利台灣產品出口外銷，尤其對我國來說，世貿組織是唯一參與的重要的國際經貿舞台，談判中止後，對台灣經濟而言可謂弊多於利。然而，筆者認為，杜哈回合談判的短暫中止，對台灣而言應該是一個緩衝的轉型契機。
政府如果能掌握這一兩年多邊談判停滯的寶貴時間，改善台灣產業體質，建立談判機構、打入區域經濟等三方面，實為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方向。待未來各國談判重啟後，才能減少市場開放後的巨大衝擊。
其實從去年底的香港會談結果來看，杜哈談判破裂的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去年各大工業國家為了營造杜哈回合談判的氣氛而勉強維持的默契，其實只是將尷尬的破局時點往後延展。對於最核心的農業減讓與工業產品、服務貿易等問題，各大國間始終都沒有任何共識。眼看距離年底的期限只剩半年，各國態度反而愈趨強硬，談判進度遲遲無法突破，正如秘書長拉米發表的聲明所言：「杜哈談判中止，大家都是輸家。」
面對談判破裂的局面，我們應該藉著此時積極營造未來的優勢。
首先，改善台灣產業體質，促進產業轉型為首要之務。雖然目前杜哈談判中止的最大原因在於農業減讓問題的歧見，但是對於其他工業產品與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各國均早有盤算，一旦重啟多邊貿易談判，台灣將面對更全面性的市場開放問題，若不利用此段時間的空檔儲備實力，未來恐將難以應付更大幅度的減讓與開放。
面對自由貿易市場的激烈競爭，以台灣的人口與土地很難全面兼顧所有產業的發展，尤其對於農業與夕陽工業轉型的目標，更應該思考如何建立品牌優勢，藉以強化在外銷市場的競爭力。對於服務業則應考慮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在金融、投資、法律、交通、運輸、電信等方面的市場開放與供需，逐漸縮短與各大工業國家間的距離。而台灣一向引以為傲的電子科技產業，更應該從已有的規模基礎上，加強創新與研發能力，將以代工為主的產業轉型為可自行研發的技術產業。
其次，台灣在加入ＷＴＯ後，一直欠缺專責的對外經貿談判機構，以及專責的貿易談判代表。美國與歐盟等貿易大國均設有貿易代表專司對外貿易談判事務，俾使該國的談判策略能始終一貫，並精確的掌握談判進度與交涉對手談判模式。此主談人肩負代表國家對外貿易談判、協調政府各部會談判資源整合，以及掌握駐日內瓦代表處所提供之談判情資。
以杜哈談判為例，過去五年來的談判，在多邊貿易談判的歷史上來說可謂司空見慣。倘若我國亦能吸取國外經驗，建立一套培養專責對外貿易談判機構，以及遴選主談人制度，則面對未來冗長的談判進程，我國的專責談判代表團更能發揮其功效，為台灣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最後，杜哈回合談判中止的最大效應，便是各國積極尋求區域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亦應積極拓展自由貿易夥伴。以東亞各國而言，東協加三是目前進展最快的區域自由貿易談判，同時去年甫舉辦的東亞峰會，勢必會朝向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而發展。台灣雖與美國雙邊貿易密切，但始終不能忽略東亞地緣經濟的影響力，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的吸磁作用。
我國是以完整的ＷＴＯ會員身分入會，會員與會員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可透過ＷＴＯ機制而非關國家主權爭議，此不僅在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上適用，亦可引用對於其他會員或區域貿易的談判。政府為減緩台灣在新一波區域貿易整合的浪潮下被邊緣化的危機，在參與雙邊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策略上，態度必須更加彈性與開放。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14+112006072800312,00.html
政府如果能掌握這一兩年多邊談判停滯的寶貴時間，改善台灣產業體質，建立談判機構、打入區域經濟等三方面，實為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方向。待未來各國談判重啟後，才能減少市場開放後的巨大衝擊。
其實從去年底的香港會談結果來看，杜哈談判破裂的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去年各大工業國家為了營造杜哈回合談判的氣氛而勉強維持的默契，其實只是將尷尬的破局時點往後延展。對於最核心的農業減讓與工業產品、服務貿易等問題，各大國間始終都沒有任何共識。眼看距離年底的期限只剩半年，各國態度反而愈趨強硬，談判進度遲遲無法突破，正如秘書長拉米發表的聲明所言：「杜哈談判中止，大家都是輸家。」
面對談判破裂的局面，我們應該藉著此時積極營造未來的優勢。
首先，改善台灣產業體質，促進產業轉型為首要之務。雖然目前杜哈談判中止的最大原因在於農業減讓問題的歧見，但是對於其他工業產品與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各國均早有盤算，一旦重啟多邊貿易談判，台灣將面對更全面性的市場開放問題，若不利用此段時間的空檔儲備實力，未來恐將難以應付更大幅度的減讓與開放。
面對自由貿易市場的激烈競爭，以台灣的人口與土地很難全面兼顧所有產業的發展，尤其對於農業與夕陽工業轉型的目標，更應該思考如何建立品牌優勢，藉以強化在外銷市場的競爭力。對於服務業則應考慮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在金融、投資、法律、交通、運輸、電信等方面的市場開放與供需，逐漸縮短與各大工業國家間的距離。而台灣一向引以為傲的電子科技產業，更應該從已有的規模基礎上，加強創新與研發能力，將以代工為主的產業轉型為可自行研發的技術產業。
其次，台灣在加入ＷＴＯ後，一直欠缺專責的對外經貿談判機構，以及專責的貿易談判代表。美國與歐盟等貿易大國均設有貿易代表專司對外貿易談判事務，俾使該國的談判策略能始終一貫，並精確的掌握談判進度與交涉對手談判模式。此主談人肩負代表國家對外貿易談判、協調政府各部會談判資源整合，以及掌握駐日內瓦代表處所提供之談判情資。
以杜哈談判為例，過去五年來的談判，在多邊貿易談判的歷史上來說可謂司空見慣。倘若我國亦能吸取國外經驗，建立一套培養專責對外貿易談判機構，以及遴選主談人制度，則面對未來冗長的談判進程，我國的專責談判代表團更能發揮其功效，為台灣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最後，杜哈回合談判中止的最大效應，便是各國積極尋求區域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亦應積極拓展自由貿易夥伴。以東亞各國而言，東協加三是目前進展最快的區域自由貿易談判，同時去年甫舉辦的東亞峰會，勢必會朝向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而發展。台灣雖與美國雙邊貿易密切，但始終不能忽略東亞地緣經濟的影響力，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的吸磁作用。
我國是以完整的ＷＴＯ會員身分入會，會員與會員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可透過ＷＴＯ機制而非關國家主權爭議，此不僅在台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上適用，亦可引用對於其他會員或區域貿易的談判。政府為減緩台灣在新一波區域貿易整合的浪潮下被邊緣化的危機，在參與雙邊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策略上，態度必須更加彈性與開放。
（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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