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女性小說家」其實並沒有甚麼特殊的理由，只碰巧她們都是女的。把她們放在一起，是因為她們值得敘述，以及讓我感到一種心靈上的接近──但其實這兩點倒都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她們的作品在漢語中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廣泛的介紹。
又，蘇菲‧卡爾其實並非小說家，她被世人冠以「觀念藝術家」或「攝影家」稱謂的時候居多。但她的作品除了視覺和行動之外，同時也以文字和情節的形式呈現；感覺上，她的敏銳和面對世界的真實，為所有人所不及。而這種文字與攝影並行的創作，也可以算是小說的另一種形式吧。
童妮‧摩里森
Toni Morrison（1931-）
摩里森，一個美國非洲裔女作家，寫過幾本深沉如詩的小說，曾獲美國普立玆小說獎與199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她的第一本小說《最藍的眼睛》1970年出版，普遍認為這是她最好的一本小說。
《最藍的眼睛》從一對黑人小姊妹開始說起，她們相信如果埋下種子，再對著它唸唸有詞，種下去的東西便會好好發芽長大。接著，只用了一句話就把整個故事交代清楚了：在她們的街坊裡，一個月經初潮未及十一歲的黑人女孩比蔻拉懷上她父親的孩子。
這一年種下的金盞菊不曾發芽。不只是她們的金盞菊，連湖岸花園裡的金盞菊也一樣沒發出來。她們互相責備、怪罪對方，很久以來妹妹都以為是自己的錯，如她姊姊所說，是她把種子埋得太深了。但她們誰也沒想到，其實問題出在大地。
真是已經無啥可說了，除了一個「為甚麼」之外。但是「為甚麼」卻是這麼讓人難以消受，或許只能避重就輕去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如何發生的？一個典型低收入的黑人家庭：媽媽在城市的另一端白人區打掃房子，爸爸酗酒，哥哥時常逃家；比蔻拉禱告，希望自己有一對藍色的眼睛（在她的認知裡藍眼睛是一切美麗與美好的代表）；如果她能變成藍眼金髮的話，她不僅美麗，她的世界也會整個改變：
哥哥將不再不斷的逃家；
父親將不再酗酒；
母親不再為生活奔波煩悶苦惱；
他們的生活從此將無比幸福快樂。
從這些童騃而疼痛的事件和語言裡，從這一件絕望而單純的家庭悲劇中，小說開始層層揭露並全面涵蓋、一一呈現整個當代美國非洲裔的生活、處境，他們所有人的特色形貌，不論是他們的醜陋、猥瑣、叛逆、賴活，還是可恥的貧困、瘋狂和絕望。
小說是語言的，她的語言精準細緻。《紐約時報》的書評說：如電流般充斥著痛苦和驚嘆，把這本小說變成詩。
至於這本書，真的沒甚麼可多說的了。就是這樣：從單一事件開始，由一個點擴及整個族群的樣貌和情境。深沉如詩，電流般充斥著痛苦和驚嘆。
秋天是遍地金黃的收穫季節，儘管秋天來到，金盞菊卻不曾抽芽──不光是她們姊妹倆的金盞菊，而是整個地區的金盞菊。因為比蔻拉懷了她爸爸的孩子。正是這樣的罪與痛，讓大地都感覺到，甚至戰慄了。
娜汀‧葛蒂瑪
Nadine Gordimer（1923-）
她已經太有名了，有名到前不久在《西雅圖時報》看到她的近作Get a Life的書評，只有那麼小小一方塊，蹲踞於報紙的下角，非常低調，文中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頭銜也沒提，大概因為大家都太知道，所以用不著多此一舉了吧。上頭敲鑼打鼓大篇幅刊登著的，是幾個剛冒出頭的小說新人極具企圖之作。
我對葛蒂瑪的小說無法忘懷。猶如大家一致認同的：葛蒂瑪有一種巧妙的手段，將世界與個人連結。
《我兒子的故事》在這裡就不用說了，因為名氣太大，全世界的小說讀者沒有半數也起碼有四分之一讀過這本書。尤其在有黑白種族問題的國度裡──那也是地球的一大半了，不是嗎？
但其實也很不幸，大家只讀她那本《我兒子的故事》，就像大家提到貝托魯奇，只曉得他拍了一部《末代皇帝》。事實上，那不過是他最普通而大眾化的一部作品罷了。
講到葛蒂瑪「將個人與世界連結的巧妙手法」。最佳範例首當她的一個短篇〈最後一吻〉。這個短篇之於葛蒂瑪便如同〈老樣子的一天〉（講一個牙醫給鎮長拔牙的故事）之於馬奎斯一般。同樣是個涵蓋面極廣、極具個人代表性的短篇。〈最後一吻〉由一件事講到一個人，再由一個人說到他和這個城市的興起和淵源。在時間和世界的更迭下，並非生命的老去成為無能避免的悲劇，而是權勢的消失，使人失去尊嚴。
那個有著輝煌過去和光榮歷史的前市長，垂垂老矣時變得骯髒邋遢不堪，每天搭火車到約翰尼斯堡的徵兵處幹一個小差事。他最後的「成名」倒不是由於人們突然憶起了這個城市的起源或舊日的歷史甚麼的，卻是由於他在火車上「猥褻」了一名初中女生。
由於一起微小的事件，他「注定要悲哀地，受到世人們的觀察與議論」。不僅涵蓋濃縮了個人的身世來歷與城市的興起，也揭發了人世的虛偽──即使做出一個最合於生命的舉止：當他「溫柔地」親吻一個女孩時，卻在時間、歷史、城市腳步的錯置下，成了罪犯和笑柄。
而所謂成功偉大的小說，大抵就是把龐大複雜的思考和感受，融入一個簡單故事的模式中吧。
弗蘭娜瑞‧歐康納
Flannery O'Connor（1925 -1964）
歐康納是一個特異的小說家，自小身體傷殘，一輩子獨身。在短短39年的壽命裡，創作泉源不斷。除了將自己標幟以──少數生長在新教的美國南方的作家 （她生於喬治亞州，一個早期愛爾蘭移民後裔的天主教家庭）；雖以南方為寫作題材，卻認為那兒並非基督中心（Christ-cen-tered），而毋寧是基督魂懾（Christ-haunted）的世界。她的文學，便以反映此而著稱。
歐康納每一篇小說的開場都是單刀直入，絕不廢話。看得出胸有成竹，有一堆重大發展需要陳述，沒功夫開篇先來一套閒扯淡。簡白平實的敘述中透露聰明世故的練達（這點有些像張愛玲），一路暢順寫來，嘲諷不斷。同時將角色身分、人物心理、情節發展把握得分釐不差。而她真正的好處卻在，將生活裡的愚昧喜劇與驚怖混為一體，凸顯美國南方神權統攝的神祕，以及人的愚昧荒謬，以此直指生命的智慧和原貌。
《上升者必凝聚》（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普遍認為是她短篇的極盛。
另有一個名為〈河流〉的短篇，通體滲透貧瘠河水（生命）的意象。講一個疏於照顧的四、五歲大男孩，出於無聊，在無人看管之際，自己跑到河邊，模仿他看過的一個傳說能治癒疾病的傳教青年，那樣將身子整個浸入河水之中，口中唸唸有詞地叫喊著「基督的王國」。小孩竟因此不幸遭溺斃。
這個短篇讓人聯想到魯迅的〈藥〉。同樣是批判迷信，同樣無辜的孩童，同樣牽扯上愚昧可怖的社會風俗和文化。
她的另一個短篇〈聖靈的廟宇〉更是讓人驚嘆。故事側寫兩個三八愚蠢的少女，正在發育的思春期，除了男孩子，對甚麼都提不起興趣。碰巧周末放假時，到廟會上看了一場陰陽人的表演：
「牠既是個男的，又同時是個女的。牠撩起裙子來給我們看……」
……帳篷用黑布帘分成兩部分，一邊給男人、一邊給女人看。但是大家都可以聽到彼此的聲息。舞台一直延伸到前方。……
「上帝把我變成這款，如果誰要笑，祂也會罰你這樣。上帝要我這樣，我不能違背祂的旨意。我把自己給你們看，因為我總得讓它像回事，對吧？我想你們一定有君子和淑女的風度，不是我把自己弄成這款的，但是不論如何總得讓它像回事對吧。我不能違背啊。」接著是一段長長的靜默。然後牠從男人那邊過到女人這邊，再講同樣的話……
蘇菲‧卡爾
Sophie Calle（1953-）
蘇菲‧卡爾，法國人。
第一次看到她的創作是一幅名為〈瞎子〉（"The Blind"）的作品。由三幅畫面組成，每幅都以深赭色框裱起，置於白色牆面上，顯得極為均衡，素雅，靜謐，優美而深邃。
左上角是一張臉部的黑白照片特寫，很明顯的，他是一個盲人。右邊是一長方扁形的畫框，白底，上寫一排極小的黑色文字。左下中間放置一幅出自蘇菲之手、謐靜而美麗的彩色海面攝影。天光微暗，海水反射著異常細緻的銀質波光（我猜，不是日出之前便是日落之後、月光初露揮灑海面的時刻）。
框裡的文字寫著：
海，是我所見過最美的東西。那樣無限深廣的延伸，最後終至看不到了。
蘇菲說：「我遇到好些一輩子都沒有看過任何東西的盲人，我問他們心目中最美的東西是甚麼。」這，就是這組系列作品的來源。
她沒說出來的是，在記錄盲人的心象時，她加入了自己的視界和心靈。才會變得那樣神祕，豐美，帶著悲劇性的詩意。
與其說她創造作品，不如說她像個藝術偵探。到某間旅館當清潔女傭，仔細觀察房間內的所有什物，書、報紙、衣物、垃圾桶、東西放置的方式，然後拍照、記錄。於此同時，她不僅走進陌生人的生活和空間，也在這樣一個空間裡感應、思考、發現、參與，真實的面對自己。
1996年，洛杉磯郡立美術館開了一個有趣的展覽，叫作「會說話的照片」（Talking Pictures），那不是甚麼專業藝術創作的展出，而是找一些各行各業有意思的人，每人述說一張他們認為最有意義的照片。
蘇菲‧卡爾的照片是她自己的一張頭像快照。奇異的是，照片上，不知怎的，脖子上出現一道極為明顯的血色痕印。她寫著：
……像刀痕，更像血。我很害怕。照片拿回家以後，有八天不敢出門。一直以來我都有脖子問題的困擾。我曾經被人勒過兩次脖子。第一次是在瓜地馬拉被一個想要強暴我的男人，後來我裝死，他才跑掉了。另一次在巴黎，也是一個男的在路上狙擊我，用手掐住我的脖子。這之後，這個部位變得極為敏感，碰不得。好幾年我脖子上甚麼都不戴，包括圍巾。但是後來我碰到一個喜歡勒脖的情人。（享受）勒脖這件事對我變成一項挑戰，要去區分強暴狙擊性的勒脖以及另外理由的同一個動作。最後，我變得很喜歡做這件事了。我把這張照片放在一個儲存有意義東西的信封袋裡，而且會常常拿出來看。
又，蘇菲‧卡爾其實並非小說家，她被世人冠以「觀念藝術家」或「攝影家」稱謂的時候居多。但她的作品除了視覺和行動之外，同時也以文字和情節的形式呈現；感覺上，她的敏銳和面對世界的真實，為所有人所不及。而這種文字與攝影並行的創作，也可以算是小說的另一種形式吧。
童妮‧摩里森
Toni Morrison（1931-）
摩里森，一個美國非洲裔女作家，寫過幾本深沉如詩的小說，曾獲美國普立玆小說獎與199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她的第一本小說《最藍的眼睛》1970年出版，普遍認為這是她最好的一本小說。
《最藍的眼睛》從一對黑人小姊妹開始說起，她們相信如果埋下種子，再對著它唸唸有詞，種下去的東西便會好好發芽長大。接著，只用了一句話就把整個故事交代清楚了：在她們的街坊裡，一個月經初潮未及十一歲的黑人女孩比蔻拉懷上她父親的孩子。
這一年種下的金盞菊不曾發芽。不只是她們的金盞菊，連湖岸花園裡的金盞菊也一樣沒發出來。她們互相責備、怪罪對方，很久以來妹妹都以為是自己的錯，如她姊姊所說，是她把種子埋得太深了。但她們誰也沒想到，其實問題出在大地。
真是已經無啥可說了，除了一個「為甚麼」之外。但是「為甚麼」卻是這麼讓人難以消受，或許只能避重就輕去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如何發生的？一個典型低收入的黑人家庭：媽媽在城市的另一端白人區打掃房子，爸爸酗酒，哥哥時常逃家；比蔻拉禱告，希望自己有一對藍色的眼睛（在她的認知裡藍眼睛是一切美麗與美好的代表）；如果她能變成藍眼金髮的話，她不僅美麗，她的世界也會整個改變：
哥哥將不再不斷的逃家；
父親將不再酗酒；
母親不再為生活奔波煩悶苦惱；
他們的生活從此將無比幸福快樂。
從這些童騃而疼痛的事件和語言裡，從這一件絕望而單純的家庭悲劇中，小說開始層層揭露並全面涵蓋、一一呈現整個當代美國非洲裔的生活、處境，他們所有人的特色形貌，不論是他們的醜陋、猥瑣、叛逆、賴活，還是可恥的貧困、瘋狂和絕望。
小說是語言的，她的語言精準細緻。《紐約時報》的書評說：如電流般充斥著痛苦和驚嘆，把這本小說變成詩。
至於這本書，真的沒甚麼可多說的了。就是這樣：從單一事件開始，由一個點擴及整個族群的樣貌和情境。深沉如詩，電流般充斥著痛苦和驚嘆。
秋天是遍地金黃的收穫季節，儘管秋天來到，金盞菊卻不曾抽芽──不光是她們姊妹倆的金盞菊，而是整個地區的金盞菊。因為比蔻拉懷了她爸爸的孩子。正是這樣的罪與痛，讓大地都感覺到，甚至戰慄了。
娜汀‧葛蒂瑪
Nadine Gordimer（1923-）
她已經太有名了，有名到前不久在《西雅圖時報》看到她的近作Get a Life的書評，只有那麼小小一方塊，蹲踞於報紙的下角，非常低調，文中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頭銜也沒提，大概因為大家都太知道，所以用不著多此一舉了吧。上頭敲鑼打鼓大篇幅刊登著的，是幾個剛冒出頭的小說新人極具企圖之作。
我對葛蒂瑪的小說無法忘懷。猶如大家一致認同的：葛蒂瑪有一種巧妙的手段，將世界與個人連結。
《我兒子的故事》在這裡就不用說了，因為名氣太大，全世界的小說讀者沒有半數也起碼有四分之一讀過這本書。尤其在有黑白種族問題的國度裡──那也是地球的一大半了，不是嗎？
但其實也很不幸，大家只讀她那本《我兒子的故事》，就像大家提到貝托魯奇，只曉得他拍了一部《末代皇帝》。事實上，那不過是他最普通而大眾化的一部作品罷了。
講到葛蒂瑪「將個人與世界連結的巧妙手法」。最佳範例首當她的一個短篇〈最後一吻〉。這個短篇之於葛蒂瑪便如同〈老樣子的一天〉（講一個牙醫給鎮長拔牙的故事）之於馬奎斯一般。同樣是個涵蓋面極廣、極具個人代表性的短篇。〈最後一吻〉由一件事講到一個人，再由一個人說到他和這個城市的興起和淵源。在時間和世界的更迭下，並非生命的老去成為無能避免的悲劇，而是權勢的消失，使人失去尊嚴。
那個有著輝煌過去和光榮歷史的前市長，垂垂老矣時變得骯髒邋遢不堪，每天搭火車到約翰尼斯堡的徵兵處幹一個小差事。他最後的「成名」倒不是由於人們突然憶起了這個城市的起源或舊日的歷史甚麼的，卻是由於他在火車上「猥褻」了一名初中女生。
由於一起微小的事件，他「注定要悲哀地，受到世人們的觀察與議論」。不僅涵蓋濃縮了個人的身世來歷與城市的興起，也揭發了人世的虛偽──即使做出一個最合於生命的舉止：當他「溫柔地」親吻一個女孩時，卻在時間、歷史、城市腳步的錯置下，成了罪犯和笑柄。
而所謂成功偉大的小說，大抵就是把龐大複雜的思考和感受，融入一個簡單故事的模式中吧。
弗蘭娜瑞‧歐康納
Flannery O'Connor（1925 -1964）
歐康納是一個特異的小說家，自小身體傷殘，一輩子獨身。在短短39年的壽命裡，創作泉源不斷。除了將自己標幟以──少數生長在新教的美國南方的作家 （她生於喬治亞州，一個早期愛爾蘭移民後裔的天主教家庭）；雖以南方為寫作題材，卻認為那兒並非基督中心（Christ-cen-tered），而毋寧是基督魂懾（Christ-haunted）的世界。她的文學，便以反映此而著稱。
歐康納每一篇小說的開場都是單刀直入，絕不廢話。看得出胸有成竹，有一堆重大發展需要陳述，沒功夫開篇先來一套閒扯淡。簡白平實的敘述中透露聰明世故的練達（這點有些像張愛玲），一路暢順寫來，嘲諷不斷。同時將角色身分、人物心理、情節發展把握得分釐不差。而她真正的好處卻在，將生活裡的愚昧喜劇與驚怖混為一體，凸顯美國南方神權統攝的神祕，以及人的愚昧荒謬，以此直指生命的智慧和原貌。
《上升者必凝聚》（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普遍認為是她短篇的極盛。
另有一個名為〈河流〉的短篇，通體滲透貧瘠河水（生命）的意象。講一個疏於照顧的四、五歲大男孩，出於無聊，在無人看管之際，自己跑到河邊，模仿他看過的一個傳說能治癒疾病的傳教青年，那樣將身子整個浸入河水之中，口中唸唸有詞地叫喊著「基督的王國」。小孩竟因此不幸遭溺斃。
這個短篇讓人聯想到魯迅的〈藥〉。同樣是批判迷信，同樣無辜的孩童，同樣牽扯上愚昧可怖的社會風俗和文化。
她的另一個短篇〈聖靈的廟宇〉更是讓人驚嘆。故事側寫兩個三八愚蠢的少女，正在發育的思春期，除了男孩子，對甚麼都提不起興趣。碰巧周末放假時，到廟會上看了一場陰陽人的表演：
「牠既是個男的，又同時是個女的。牠撩起裙子來給我們看……」
……帳篷用黑布帘分成兩部分，一邊給男人、一邊給女人看。但是大家都可以聽到彼此的聲息。舞台一直延伸到前方。……
「上帝把我變成這款，如果誰要笑，祂也會罰你這樣。上帝要我這樣，我不能違背祂的旨意。我把自己給你們看，因為我總得讓它像回事，對吧？我想你們一定有君子和淑女的風度，不是我把自己弄成這款的，但是不論如何總得讓它像回事對吧。我不能違背啊。」接著是一段長長的靜默。然後牠從男人那邊過到女人這邊，再講同樣的話……
蘇菲‧卡爾
Sophie Calle（1953-）
蘇菲‧卡爾，法國人。
第一次看到她的創作是一幅名為〈瞎子〉（"The Blind"）的作品。由三幅畫面組成，每幅都以深赭色框裱起，置於白色牆面上，顯得極為均衡，素雅，靜謐，優美而深邃。
左上角是一張臉部的黑白照片特寫，很明顯的，他是一個盲人。右邊是一長方扁形的畫框，白底，上寫一排極小的黑色文字。左下中間放置一幅出自蘇菲之手、謐靜而美麗的彩色海面攝影。天光微暗，海水反射著異常細緻的銀質波光（我猜，不是日出之前便是日落之後、月光初露揮灑海面的時刻）。
框裡的文字寫著：
海，是我所見過最美的東西。那樣無限深廣的延伸，最後終至看不到了。
蘇菲說：「我遇到好些一輩子都沒有看過任何東西的盲人，我問他們心目中最美的東西是甚麼。」這，就是這組系列作品的來源。
她沒說出來的是，在記錄盲人的心象時，她加入了自己的視界和心靈。才會變得那樣神祕，豐美，帶著悲劇性的詩意。
與其說她創造作品，不如說她像個藝術偵探。到某間旅館當清潔女傭，仔細觀察房間內的所有什物，書、報紙、衣物、垃圾桶、東西放置的方式，然後拍照、記錄。於此同時，她不僅走進陌生人的生活和空間，也在這樣一個空間裡感應、思考、發現、參與，真實的面對自己。
1996年，洛杉磯郡立美術館開了一個有趣的展覽，叫作「會說話的照片」（Talking Pictures），那不是甚麼專業藝術創作的展出，而是找一些各行各業有意思的人，每人述說一張他們認為最有意義的照片。
蘇菲‧卡爾的照片是她自己的一張頭像快照。奇異的是，照片上，不知怎的，脖子上出現一道極為明顯的血色痕印。她寫著：
……像刀痕，更像血。我很害怕。照片拿回家以後，有八天不敢出門。一直以來我都有脖子問題的困擾。我曾經被人勒過兩次脖子。第一次是在瓜地馬拉被一個想要強暴我的男人，後來我裝死，他才跑掉了。另一次在巴黎，也是一個男的在路上狙擊我，用手掐住我的脖子。這之後，這個部位變得極為敏感，碰不得。好幾年我脖子上甚麼都不戴，包括圍巾。但是後來我碰到一個喜歡勒脖的情人。（享受）勒脖這件事對我變成一項挑戰，要去區分強暴狙擊性的勒脖以及另外理由的同一個動作。最後，我變得很喜歡做這件事了。我把這張照片放在一個儲存有意義東西的信封袋裡，而且會常常拿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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