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隻大象闖進世界經濟瓷器店，引起正反兩極的看法。將大象拒於門外顯然不切實際，應該是擴大瓷器店大門修改瓷器擺設的位置跟方式，讓大象能乖乖的逛，瓷器店也能從大象身上獲取前所未有的回報。
在二○○五年裡，美歐各有一部引起了相當討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的暢銷著作。
就《當中國改變世界》的主旨而論，我們都知道，主要的歐洲國家，由於早已不再有在世界稱霸之心，因而追求國際多邊主義，建立互尊互惠的世界秩序，遂成了這些國家的主要認知。由於這樣的認知，歐洲對中國經濟的崛起，遂不傾向於用敵對性的「中國威脅論」來解釋。尤其是二○○三年入侵伊拉克後，歐洲的民意更加丕變。
法國不但沒有「中國威脅論」，反而把二○○五年訂為「中國文化年」。二○○四年十月，法國總統席哈克率領四位部長，五十二位企業領袖訪中，即以促進雙邊合作，甚至強化戰略夥伴關係為目標。在法中這樣的關係架構下，這部《當中國改變世界》，遂對中國的發展，採取一種樂見其成的態度。該書也明言：
「流動人口的騷動，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政治形勢的變化威脅著中國的工業革命，甚至可能叫停中國那不同尋常的經濟增長，對於目前這種在美國研究文獻中佔主導地位的假設，雖然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本書卻要堅持另外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在本世紀未來的十至二十年內，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高有低，但可以打賭，總的方向不會有變化。」
因此，《當中國改變世界》乃是部善意之書。伊茲拉萊維奇博士深知當今中國所進行的，乃是個濃縮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兩百年歷程的新試驗，由於時間的壓縮，中國人口及幅員的遼闊，因而它出現的乃是一個超級生產規模，超級需求的新體制。
很早以前，拿破崙就已預言，中國的甦醒將會對世界造成地震，換成今天的術語，也就是近年來瀰漫全球的所謂「中國震撼」（China Shock）。伊茲拉萊維奇博士在本書總結裡，有一段話顯示出了他那與眾不同的視野：
「二十世紀，闖進世界經濟瓷器店的只是幾隻老鼠（日本、韓國），它們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失。而今天，則是一頭可能造成慘重損失的大象進入了商店。為了給大象騰出地方，人們需要對瓷器店進行重新改造。
為使大象找到自己的位置，還需要對它進行馴化。任何操之過急都是危險的。古老的富國和復興的帝國都需要重新學習。如果大象不希望商店的大門對自己突然關閉，如果瓷器店的管理者想從這位新顧客那裡得到最大的利益，那麼他們雙方就應當攜手合作，共同引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並掌握好這個過程的節奏。
與其坐等中國和美國這兩大相互敵視的對手有朝一日開展合作，歐洲完全可以，而且絕對應該先行一步。只有這種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與多邊合作，才能夠順利消化中國的闖入，避免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避免出現意外事件或引發可怕的災難。」
以下是《當中國改變世界》書摘
和往年一樣，聖誕樹下的禮物堆積如山，全家團圓、歡慶節日的時刻到來了。每個人都忙不迭地打開自己的禮品包。最小的拉斐爾發現了一輛色彩鮮豔、造型漂亮的木製玩具火車。爸爸正在嘗試用新的DVD Player播放節目。媽媽則高興地裹著喀什米爾披肩……這不是個與往年一樣的耶誕節嗎？
並不完全一樣。今年的耶誕節，如同其他許多法國家庭一樣，是個非常「中國化」的耶誕節。從玩具、球拍，到個人電腦和披肩，無不標有「中國製造」的字樣。甚至整個聖誕樹都來自中國！
在巴黎奧斯曼大街的大商店裡，瀟灑的中國人正緊隨來自亞洲另一強國日本的顧客席捲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經有了講中國話的服務員。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一點孔夫子和毛澤東所使用的語言。而在許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廣東早已成為法國人的旅遊熱點。
中國成了時髦，但它並不僅僅是時髦。這些現象實際上只是一些預兆，宣示著本世紀初、甚至可能是整個21世紀的一個重要經濟事件的發生：中國的實力正在蒸蒸日上，並將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成為主要的一方。
如今，巨龍已經覺醒。還有一些人，像密特朗總統的前任顧問阿蘭‧鮑里爾（Alain Boublil），也曾於1997年發表了《中國人的世紀》（Le siele des Chinois）一書。現在，這些預言都應驗了，並且早已開始。事實上，對於所有偉大的經濟事件和偉大的時代而言，新世紀從來都不是從真正的標準年曆開始的。從這個角度來講，21世紀的發端無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柴契爾夫人和鄧小平。
按理說，這兩位20世紀末的偉大領導人之間毫無互通之處。一個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國家──聯合王國；另一個來自全球最古老的帝國──中國。
前者在18世紀末就開始了工業革命，從那之後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而後者所在的國度非但沒有爆發真正的產業革命，還剛剛經歷了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鐵娘子是根深柢固的英國保守人士，小個子的鄧小平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們各自掌握了所在國家的領導權，然後共同開啟了世界經濟的新時代。
他們提出了相同的口號，柴契爾夫人和鄧小平都借用了佛朗索瓦‧基佐的號召：「富起來吧！」。1979年，他們向各自的國民發出了明確的信號。
前者在當選英國首相以後，堅決地使國家從經濟領域大規模退出。她採取了放鬆管制和非國有化政策，並深刻地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鄧小平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這位小個子男人身上並沒有任何極端自由主義的氣味。如果說，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改革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影響，那麼鄧小平所信奉的則是更務實的發展觀。
鄧公的名言則是：「不管白貓黑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他就是用這種說法來為自己那些大膽的創新政策進行辯護。
經濟發展是他所堅持的「硬道理」，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貧窮，走出幾十年計畫經濟之後更加惡化的貧窮狀況。
在許多方面，他推行了與自己的前任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農民，然後讓工業自由化，並到處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對外國資本敞開了大門，希望積極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好機會。
柴契爾主義給古老的西方國家帶來了青春的血液，讓它們在上個世紀的最後20年裡找回了昔日的活力。與之遙相呼應的是，「鄧小平理論」真正喚醒了東方的巨龍。北京的人們常常回憶起，在進入現代史之前的整整18個世紀裡，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強國，只是在進入19世紀初期以後，受到戰爭、侵略、外來干涉和糟糕的國內政策的拖累，巨龍才陷入昏睡。
1978年，鄧小平的到來，結束了經濟上的長眠。中國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裡曾淪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直到20世紀後期依然悄無聲息。從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績已經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
現在的生產總值是當時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人民平均收入是當時的7倍，出口額更是增長了45倍。4億中國人走出了在過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絕對貧困狀態。
實際上，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上，人們還從未見過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13億），在如此長的時期內（25年），有過如此迅猛的發展（年增長率達到了8%~9%）。另外，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外面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的幫助來實現自己的起飛。
所有這些情況都使當今最有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感到歎服，他斷言，「中國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好的發展成功的案例」。
這樣一個新巨人的崛起，一個擁有世界1/5人口的國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許多擔心，甚至害怕。如果以動物來比喻的話，那就如同一隻大象走進了瓷器店。究竟是「可怕的對手」，還是「未來的天朝大國」？實際上，這樣的選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從18世紀末期英國掀起工業革命以來，每當一個新興國家的經濟開始起飛，並且加入富裕國家組成的小小俱樂部的時候，那些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會感到不安。
它們從中首先看到的是對自己統治現狀的威脅與競爭。它們有時會想辦法撲滅新來者的熱情，阻擋其產品的進入，實行市場保護的政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逐漸認識到，自己也可以從俱樂部的擴大中獲利，可以從新成員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今天，「中國製造」在富國中引起了恐懼，這不由得使人們想到上個世紀初的「德國製造」，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製造」，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的「台灣製造」，它們都引起過同樣的恐懼。這些經濟體在20世紀相繼起飛，每次都使世界經濟駛入強烈的渦流區，每次都在老成員中引發了復興保護主義的願望。
這些衝突迫使俱樂部的新、老成員都要做出重大調整：老工業國必須接受現實，把部分工作交給新興的工業化國家，而它們自己則需要開闢新的產業活動。
一旦經過痛苦的重組時期，駛出渦流區以後，新、老成員會發現最後的結果還都不錯，它們可以共同從富國俱樂部的擴大中獲利。窮國可以加入富國俱樂部，同時不會使富國受到損害，讓大家都獲益，對於這一點，20世紀的歷史已經多次提供了無可爭辯的證明……
在二○○五年裡，美歐各有一部引起了相當討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秩序所造成之衝擊的暢銷著作。
就《當中國改變世界》的主旨而論，我們都知道，主要的歐洲國家，由於早已不再有在世界稱霸之心，因而追求國際多邊主義，建立互尊互惠的世界秩序，遂成了這些國家的主要認知。由於這樣的認知，歐洲對中國經濟的崛起，遂不傾向於用敵對性的「中國威脅論」來解釋。尤其是二○○三年入侵伊拉克後，歐洲的民意更加丕變。
法國不但沒有「中國威脅論」，反而把二○○五年訂為「中國文化年」。二○○四年十月，法國總統席哈克率領四位部長，五十二位企業領袖訪中，即以促進雙邊合作，甚至強化戰略夥伴關係為目標。在法中這樣的關係架構下，這部《當中國改變世界》，遂對中國的發展，採取一種樂見其成的態度。該書也明言：
「流動人口的騷動，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政治形勢的變化威脅著中國的工業革命，甚至可能叫停中國那不同尋常的經濟增長，對於目前這種在美國研究文獻中佔主導地位的假設，雖然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本書卻要堅持另外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在本世紀未來的十至二十年內，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有高有低，但可以打賭，總的方向不會有變化。」
因此，《當中國改變世界》乃是部善意之書。伊茲拉萊維奇博士深知當今中國所進行的，乃是個濃縮了西方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兩百年歷程的新試驗，由於時間的壓縮，中國人口及幅員的遼闊，因而它出現的乃是一個超級生產規模，超級需求的新體制。
很早以前，拿破崙就已預言，中國的甦醒將會對世界造成地震，換成今天的術語，也就是近年來瀰漫全球的所謂「中國震撼」（China Shock）。伊茲拉萊維奇博士在本書總結裡，有一段話顯示出了他那與眾不同的視野：
「二十世紀，闖進世界經濟瓷器店的只是幾隻老鼠（日本、韓國），它們不會造成多大的損失。而今天，則是一頭可能造成慘重損失的大象進入了商店。為了給大象騰出地方，人們需要對瓷器店進行重新改造。
為使大象找到自己的位置，還需要對它進行馴化。任何操之過急都是危險的。古老的富國和復興的帝國都需要重新學習。如果大象不希望商店的大門對自己突然關閉，如果瓷器店的管理者想從這位新顧客那裡得到最大的利益，那麼他們雙方就應當攜手合作，共同引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並掌握好這個過程的節奏。
與其坐等中國和美國這兩大相互敵視的對手有朝一日開展合作，歐洲完全可以，而且絕對應該先行一步。只有這種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與多邊合作，才能夠順利消化中國的闖入，避免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避免出現意外事件或引發可怕的災難。」
以下是《當中國改變世界》書摘
和往年一樣，聖誕樹下的禮物堆積如山，全家團圓、歡慶節日的時刻到來了。每個人都忙不迭地打開自己的禮品包。最小的拉斐爾發現了一輛色彩鮮豔、造型漂亮的木製玩具火車。爸爸正在嘗試用新的DVD Player播放節目。媽媽則高興地裹著喀什米爾披肩……這不是個與往年一樣的耶誕節嗎？
並不完全一樣。今年的耶誕節，如同其他許多法國家庭一樣，是個非常「中國化」的耶誕節。從玩具、球拍，到個人電腦和披肩，無不標有「中國製造」的字樣。甚至整個聖誕樹都來自中國！
在巴黎奧斯曼大街的大商店裡，瀟灑的中國人正緊隨來自亞洲另一強國日本的顧客席捲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經有了講中國話的服務員。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一點孔夫子和毛澤東所使用的語言。而在許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廣東早已成為法國人的旅遊熱點。
中國成了時髦，但它並不僅僅是時髦。這些現象實際上只是一些預兆，宣示著本世紀初、甚至可能是整個21世紀的一個重要經濟事件的發生：中國的實力正在蒸蒸日上，並將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成為主要的一方。
如今，巨龍已經覺醒。還有一些人，像密特朗總統的前任顧問阿蘭‧鮑里爾（Alain Boublil），也曾於1997年發表了《中國人的世紀》（Le siele des Chinois）一書。現在，這些預言都應驗了，並且早已開始。事實上，對於所有偉大的經濟事件和偉大的時代而言，新世紀從來都不是從真正的標準年曆開始的。從這個角度來講，21世紀的發端無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柴契爾夫人和鄧小平。
按理說，這兩位20世紀末的偉大領導人之間毫無互通之處。一個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國家──聯合王國；另一個來自全球最古老的帝國──中國。
前者在18世紀末就開始了工業革命，從那之後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而後者所在的國度非但沒有爆發真正的產業革命，還剛剛經歷了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鐵娘子是根深柢固的英國保守人士，小個子的鄧小平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們各自掌握了所在國家的領導權，然後共同開啟了世界經濟的新時代。
他們提出了相同的口號，柴契爾夫人和鄧小平都借用了佛朗索瓦‧基佐的號召：「富起來吧！」。1979年，他們向各自的國民發出了明確的信號。
前者在當選英國首相以後，堅決地使國家從經濟領域大規模退出。她採取了放鬆管制和非國有化政策，並深刻地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鄧小平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這位小個子男人身上並沒有任何極端自由主義的氣味。如果說，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改革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影響，那麼鄧小平所信奉的則是更務實的發展觀。
鄧公的名言則是：「不管白貓黑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他就是用這種說法來為自己那些大膽的創新政策進行辯護。
經濟發展是他所堅持的「硬道理」，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貧窮，走出幾十年計畫經濟之後更加惡化的貧窮狀況。
在許多方面，他推行了與自己的前任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農民，然後讓工業自由化，並到處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對外國資本敞開了大門，希望積極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好機會。
柴契爾主義給古老的西方國家帶來了青春的血液，讓它們在上個世紀的最後20年裡找回了昔日的活力。與之遙相呼應的是，「鄧小平理論」真正喚醒了東方的巨龍。北京的人們常常回憶起，在進入現代史之前的整整18個世紀裡，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強國，只是在進入19世紀初期以後，受到戰爭、侵略、外來干涉和糟糕的國內政策的拖累，巨龍才陷入昏睡。
1978年，鄧小平的到來，結束了經濟上的長眠。中國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裡曾淪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直到20世紀後期依然悄無聲息。從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績已經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
現在的生產總值是當時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人民平均收入是當時的7倍，出口額更是增長了45倍。4億中國人走出了在過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絕對貧困狀態。
實際上，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上，人們還從未見過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13億），在如此長的時期內（25年），有過如此迅猛的發展（年增長率達到了8%~9%）。另外，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外面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的幫助來實現自己的起飛。
所有這些情況都使當今最有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Sachs）感到歎服，他斷言，「中國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好的發展成功的案例」。
這樣一個新巨人的崛起，一個擁有世界1/5人口的國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許多擔心，甚至害怕。如果以動物來比喻的話，那就如同一隻大象走進了瓷器店。究竟是「可怕的對手」，還是「未來的天朝大國」？實際上，這樣的選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從18世紀末期英國掀起工業革命以來，每當一個新興國家的經濟開始起飛，並且加入富裕國家組成的小小俱樂部的時候，那些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會感到不安。
它們從中首先看到的是對自己統治現狀的威脅與競爭。它們有時會想辦法撲滅新來者的熱情，阻擋其產品的進入，實行市場保護的政策。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逐漸認識到，自己也可以從俱樂部的擴大中獲利，可以從新成員的加入中取得收益。
今天，「中國製造」在富國中引起了恐懼，這不由得使人們想到上個世紀初的「德國製造」，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製造」，以及70年代和80年代的「台灣製造」，它們都引起過同樣的恐懼。這些經濟體在20世紀相繼起飛，每次都使世界經濟駛入強烈的渦流區，每次都在老成員中引發了復興保護主義的願望。
這些衝突迫使俱樂部的新、老成員都要做出重大調整：老工業國必須接受現實，把部分工作交給新興的工業化國家，而它們自己則需要開闢新的產業活動。
一旦經過痛苦的重組時期，駛出渦流區以後，新、老成員會發現最後的結果還都不錯，它們可以共同從富國俱樂部的擴大中獲利。窮國可以加入富國俱樂部，同時不會使富國受到損害，讓大家都獲益，對於這一點，20世紀的歷史已經多次提供了無可爭辯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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