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章連結--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冰點【大紀元1月26日轉載】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2851754；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2006.01.26中國時報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2807023；文明和野蠻的辯證【陳映真】【2006/02/19-20 聯合報】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2976026；《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張海鵬 2006.3.1香港明報轉載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3047234 言論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趙誠】【2006/03/07 聯合報】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article_id=3065158
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海運倉二號，是《中國青年報》社。一九五六年，二○○六年，相距半個世紀，在這同一院落，發生了兩個歷史性事件。前者是該報記者劉賓雁發表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一年後被打成「右派」；後者是該報《冰點》週刊被停刊整頓，正副主編李大同和盧躍剛被撤職。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重合」是，在文革中打頭鬥爭劉賓雁的人，竟然正是在二○○六年剿滅《冰點》的中宣部新聞閱評組組長。
中青社半世紀 歷史又重演
五十年前此時，「劉賓雁」（本報資料照片／王興田攝）這個名字，在中國新聞界、文學界和青年團組織中不逕而走。四月，《人民文學》雜誌刊登了他的批評性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六月和九月，《人民文學》又刊登了他的《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
在目睹了圍繞《冰點》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盧躍剛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李大同致《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李而亮的公開信以至停刊、撤職事件）之後，重讀《本報內部消息》，你會為歷史的循環往復而震驚：
某大城市的黨報，在思想僵化、惟領導之命是從的總編輯和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領導下，脫離實際，索然無味。年輕記者編輯們想要改變辦報方針的努力一再受挫。終於有一天，當報紙實行新制度，不再主要靠公費訂閱而面向讀者零售時，危機暴露無遺：發行量驟跌，人們不要看這張報紙！
劉賓雁並非高天孤雁，這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喧騰氛圍裡發出的自由聲音之一。那個「解凍之年」，你在《中國青年報》能看見《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我們對民主的看法」討論欄，還有許多批評官員空話連篇或會議成災的漫畫，甚至社論。那一年，中國站在民主的門檻邊，中國傳媒也站在自由的門檻邊。劉賓雁在《本報內部消息》中提出了新聞改革，作為記者，他更身體力行。
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號召「整風」，歡迎各界人士批評共產黨和政府。五月十三日，劉賓雁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題為《上海在沉思中》的報導，記述了「連日舉行的幾十次集會上，各界人士向黨市委領導提出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怕『釣魚』、怕彙報、怕檢討是主要顧慮」。
劉賓雁言論 昔反動今指標
劉賓雁一夜間成為大右派。他無意間戳中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秘密，毛批示，這是「想把事情搞亂。」反右狂飆襲來，《中國青年報》開始對他進行連日批判。《本報內部消息》被認定「宣揚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和辦報路線」，是「向黨發射的一支惡毒的暗箭」。
重讀《本報內部消息》，你會問，「資產階級」在哪裡？劉賓雁的「辦報路線」，不正是中國傳媒今天要走的道路？當年劉賓雁所說的「群眾喉舌」，被朱鎔基寫入給《焦點訪談》的題詞；溫家寶的「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和李長春的「三貼近」，與劉賓雁當年關於報紙要緊密聯繫群眾的觀點，又何其相似！雖然，對傳媒上綱上線的撻伐依然如故。
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的劉賓雁沒有想到，將他劃定右派的決定，第一條罪狀是「瘋狂地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五十年後，一條「矛頭直指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莫須有指控，又將中青報《冰點》發表的袁偉時先生文章和《冰點》週刊置於死地。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青報舉行揭發批判劉賓雁的座談會。劉賓雁在自傳中寫道：「當我剛走進會場，我覺察到似乎有一種像波浪的東西從門口向整個會場掃來--人們好像被什麼驚動了。散會之後我才得知，有一個人從這棟建築的樓上墜樓而死--顯然，他是特意選定了這個地點--他最後的身形掃過會場的窗子！」那是劉賓雁的一位同事，僅僅因為讚揚過劉的作品，也受到追查。
我在八十年代見過賓雁，可是除了作品，我並不真正地熟悉他。資訊隔絕，很晚才讀到他寫於一九八八年的自傳。讀他的遭遇，淚水一次又一次奪眶而出。眼前浮現的，是這半個世紀中國傳媒多災多難的一幅幅圖景。
劉賓雁犯了什麼天條？僅僅因為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一個特寫作家的使命，說了幾句真話，相當克制和委婉地表達了一點改革新聞工作的願望。「我們寧肯要十個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有一定根據的新意見，也不要一百個沒錯誤的、但鸚鵡式的學舌」，這樣的話是「反黨」？「星星看來比月亮小得多，但可愛的是它發射著自己的光」，這樣的話「反動」？在哈爾濱電機廠採訪，他貼出條子，請工人有事可以找他談，這是「煽動工人鬧事」？
當年狠批劉 今天撤了冰點
劉賓雁和大批右派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的時候，正是大饑荒的三年。他回憶：
……我餓得雙腿浮腫，邁過一個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幾乎所有思維，並擠掉了廉恥感。我偷吃過地裡半生不熟的番茄。當我身上只有幾兩糧票和幾角錢時，拉著糞車走過北京市街，我幾經鬥爭，仍然抑制不住去買一丁點兒點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於我沒有工資收入，不能像別人家經常或偶爾買些高價食品給孩子吃，我的幾口點心等於是從我孩子的嘴裡摳出來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劉賓雁終於等到了「右派摘帽」。然而，被寬大的日子轉瞬即逝。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中青報樓道上突然貼出滿牆大字報，標題是「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劉賓雁做夢也不會想到，每天他下班回家，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女同事便打開他從不上鎖的抽屜，偷出他下鄉期間的日記本，瘋狂摘抄所謂「反黨思想」。
劉賓雁在自傳裡記述了他被揪鬥的情景：
……最熟悉的辦公室裡坐著最熟悉的七個人，只不過七張面孔全然變了。七個法官，一個被告。他們坐在各自的寫字台前，我一個人站在辦公室中央。主審者劉祖禹的經歷和政治性格，使我斷定他將是對我最凶的一個……，果然，他的第一個動作是猛擊桌面，同時大聲喊道：「劉賓雁！你必須脫去偽裝，老老實實交代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罪行！」
這位最凶的劉祖禹，就是今天的中宣部閱評組組長。
五十年了！今天中國傳媒的許多遭遇，讓人不能不想起劉賓雁的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冰點》事件激起全球媒體的關注，理所當然。可是在中國大陸以外一些記者的筆下，《冰點》事件的圖像被有意無意地簡單化了。
我必須說，二○○六，畢竟已不是那些黑色的年份，不是。
酷吏猶在，然強人已去。《冰點》尚可復刊、《冰點》團隊尚可存在、李大同和盧躍剛尚沒有落入當年賓雁的境遇，這當然算不上什麼偉大進步；但中國傳媒正在發生的演變，不應被遮蔽。在一些國際場合，我用三個「Ｃ」，向朋友們描述今天的中國傳媒：Control（控制）、Change（變化）、Chaos（混沌）。經歷《冰點》事件，包括看到它近乎荒誕的結局，我更堅定了這一判斷。中國在經濟、社會、政治諸端都亟需改革，已別無選擇。今天的中國傳媒，決無可能被極左鏽鏈鎖在那個令劉賓雁蒙難的時代。那三個「Ｃ」混合在一起，令中國傳媒人飽經磨難，也爭取到發展的空間。如果看到的只是肅殺和絕望，只是一張長長的被關停傳媒的名單，怎麼能理解李大同創辦的《冰點》，在這個環境下已經生存發展了十年這個事實？
不只是《冰點》。在劉賓雁一九八七年再度遭到整肅後被迫去國的日子裡，儘管，他的名字已經被清除到連新聞系學生都陌生的程度，可是，賓雁的精神和力量從未消失。這力量，你從「堅守良知，弘揚正義，彰顯愛心」的《南方週末》看見，從不畏強權的《南方都市報》看見，從頑強堅持新聞專業主義規範的《財經》雜誌和《新聞調查》看見。劉賓雁一九五六年所呼喚的「獨立思考」、「大膽干預生活」，今天已是優秀傳媒人的職業準則；劉賓雁在八十年代報告文學運動（其實質是爭取新聞自由運動）中開創的「獨立調查」、「關注底層」的傳統，正被傳媒大面積地繼承和發展。
總有一種力量 會破土而出
即使是退潮期的報告文學，繼劉賓雁、蘇曉康之後，也出現了像《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冰點》前副主編）這樣思想和專業水準均刷新了高度的傑出作家。而傳媒的商業化、市井化，則呈現著賓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見的喧囂和紛亂，紛亂中露出空隙和機遇。《冰點》，正是在這新聞改革的大氣候下破土而出。
《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週刊」，李大同是要用這塊「特區」進行全國性主流大報的改革試驗。他認為，這類報紙承擔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傳播；承擔保障公眾對國家大事的知情權和辯論權的憲法使命；是社會正義與良知的重要代言人；是社會保持穩定與安全的「限壓閥」和「預警器」。
《冰點》有備而來，厚積薄發。李大同和盧躍剛說：「人民要的是什麼？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論的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資訊，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深刻思考。」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稱：「我們的分歧在於，閣下們在把玩權術，按照官場規則塑造一張聽話的『團報』，而我們想辦一張推進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閣下們要馬仔、工具、喉舌，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當二○○六年《冰點》遭遇停刊整頓之時，李大同、盧躍剛更是堂堂正正，手執憲法黨章，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傳媒維權抗爭！
這就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發表五十周年後中國傳媒的生存環境：邪正交織；新舊博弈；歷史的進步和歷史的倒退並存；傳媒沖入市場的雙腳急促踉蹌而邁向自由的步履艱難沉重；當年加害賓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點》和一切挑戰桎梏的媒體，可是新聞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無可阻，遏之無可遏。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參加過《冰點》籌畫創刊時的策畫會。並不寬鬆的輿論環境下，幾位學者在寒冷的屋子裡言不由衷地發言。以那次會議給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冰點》會有日後的輝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們正處在一種漫長的演化進程中，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不失望，不氣餒，堅持按職業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點》並不因為尚沒有新聞自由環境，而放棄一毫一厘的進取。他們的新聞觸角，伸向清新的空間或是「缺氧」的角落：從環保、志願者到文化遺產，從學術腐敗、青少年問題到教育改革，從小保姆、打工妹到弱勢群體的權利，從公民道德、公共衛生危機到民主選舉，從公權力的濫用到各種新的社會矛盾……
毋庸諱言，有的朋友對這一切不無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對中國傳媒觸犯了什麼戒條、受到什麼懲處、哪家媒體被關、哪位總編被撤，嗅覺銳敏；而對無數中國傳媒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建設，卻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龍應台女士那樣，對中國傳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體察，對變革中的中國傳媒有如此透徹的理解和真誠無私的幫助。
有足夠的韌性 秉良知而行
《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先生曾說，「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不再說假話」，盧躍剛在致趙勇的公開信中，也曾追述中青報一位副總編輯與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的談話：一、堅決不說假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請注意，正是這些「中國特色」的辦報原則，使許多優質傳媒在混沌的過渡時期一次次閃避凶鋒，瓦解控制，贏得民心，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
是的，這是溫和、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書本上的理想國，它決不完美，甚或扭曲、殘缺。然而它有現實的可能，有助於一個有公信力和責任感、對權力和金錢均清醒保持距離的傳媒人群落，在中國土壤裡發育壯大；對明天可能到來的「自由」，同樣意義深遠。
文革結束後，劉賓雁剛剛「復出」，作為《人民日報》記者，他只能被允許在報紙上發表「正面報導」。但他說：「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它給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從生活方式到人際關係造成的變化，我也願意去寫。」唯一的一次和劉賓雁近距離交談，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軍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問起近況，他說正在採訪一個當時全軍的「精神文明典型」。看著我吃驚的神情，劉賓雁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我知道怎麼寫。後來看到他寫的是：一個「好人」在怎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行善——黨風普遍敗壞，他無力改變，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車薪的「好事」。
說應該說的話 薪火必相傳
你可以說這是面對管制的無奈妥協，也可以說這是顧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劉賓雁袒露的堅韌執著和赤子之心。在公開出版的劉賓雁日記中，還記載著：一九八五年，他對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曾慶紅、副部長趙啟正策畫的幹部制度改革頗有興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們見面，「沒想到會談得那麼投機，那麼久」。
值得深省的是當政者。五十年前批判賓雁，五十年後整肅《冰點》，被清剿的恰恰都是體制內最寶貴的進步力量。國家像萬木甦生而蟲害氾濫的大森林，為什麼容不下賓雁、《冰點》這樣的啄木鳥？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蠻橫到極點，一向忍辱負重、百倍珍惜媒體生存權的李大同、盧躍剛，何至於拍案而起、怒髮衝冠？驅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惡猖獗，盤踞要津的新生代政客，更加肆無忌憚。
《冰點》事件因「義和團」話題而發，極具象徵意義。當年的慈禧正是在撲滅了體制內的改良——戊戌維新之後，轉而借助民間的蒙昧主義和極端主義來護衛岌岌可危的權力體系。歷史無情地證明，把理性逼向躁狂，把合作逼向對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國家民族焉有寧日？
二○○六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和中共「八大」召開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文革」結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這個以史為鑑的重要機會。不要以自私、短視和苟且拒絕對歷史的清理。歷史面前，沒有人混得過去。
半個世紀，從賓雁到冰點，我們有一百個理由喟歎，更有一千個理由相信——相信未來。「長眠于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這是賓雁生前希望的墓誌銘。而他千千萬萬的薪火傳人，定會將「應該說的話」勇敢地說下去，將「應該做的事」堅韌地做到底。（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
你所不知的世局變化：【金寶瑜（美國Marygrove大學榮譽教授）】【2006/03/28-29 聯合報】
年初由龍應台與陳映真引發的聯副思想交鋒，已持續近兩個月，參與論戰者，涵蓋台、港、中國大陸及海外知識菁英，議題層面不斷開展，是近幾年罕見的一場紙上論戰。
本文為美國Marygrove大學榮譽教授金寶瑜，從經濟學、社會學的觀點，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民主政治的內涵、美國「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的實質動機、立場等等，提供另一個思索的角度。（編者）
有關《冰點》被停刊和袁偉時文章的討論，在貴報的「差異與交鋒」專輯中已有很多。另外，在《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九期，二○○六年三月）裡，也有大陸學者針對這事件發表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談。我在此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和其他有關民主的問題。
中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會結束後，開始了一連串資本主義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農村在一九八四年人民公社解體後，恢復了個體的小農的商品生產。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將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以營利為主的企業，隨後並進行私有化。從改革開始，中共中央就積極的以勞動體制改革來打破中國工人的鐵飯碗，把勞動力變為商品，使工人成為可以隨時被解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隨著經濟的改革，在媒體和學校教育中宣傳了起來。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來對抗中國「革命」後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平等觀念。用「大鍋飯養懶漢」來侮蔑勤勞農民在人民公社下彼此合作的成績。我還記得《人民日報》為了配合勞動體制改革，在八十年代中有一篇稱讚工人失業的文章，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說失業可以增加工人的危機感，工人為了怕失業，將會更勤奮的工作，因此是好事。
中國大學的各科系 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
為了配合改革，中共中央將大學裡的各個科系的教學課程作了大幅的更改，特別是對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科系教材的編改。在我的本科經濟學方面，各大學將經濟系的課程基本上模仿了美國作了很大的變更。教科書也是直接從美國大學的教科書翻譯過來。除了經濟學本科外，各大專院校還加設了商學的各學科，包括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保險學等等。這些新設的學科也是從美國照搬了過來。改革的結果使得中國大學的各科系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美國著名的大學為中國的優秀學生設立了多項獎學金，歡迎這些學子前來受教。
除此之外，中國各大學還邀請了大批美歐的經濟學者來中國講學，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中有最保守的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中國當政者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扶植的例子還很多，包括九十年代時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提供的公開討論的園地。
隨著這些改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也就輸入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因為今天美國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之主，所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套意識形態在趙誠的〈言論權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刊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聯合副刊）一文中充分的表達出來，根據趙誠的說法，今天哪還有什麼帝國主義，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起來的話，都是因為這個國家自己不行。我不同意趙誠把帝國主義從地球上消失掉了的論點，也對中共黨校有這樣的教授感到吃驚；我也對袁偉時對義和團起義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一段歷史的詮釋，感到荒謬得不可思議，但正是這樣的現實，正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滋長，在中國整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 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
自許為左派的我們必須要支持民主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工人罷工自由等等。
右派用批評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來表達中共對容納右派觀點的尺度不夠寬。他們在高唱的同時，卻完全不提中共中央對左派刊物和論點的封殺。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幾年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兩份雜誌被查禁。最近「中國工人網」以沒有繳一千萬人民幣的登記費為理由而被查封。對資本家來說，一千萬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要他們花這筆錢來支持一個網站或辦一份刊物不算回事。上「中國工人網」的讀者多數是工人（還有很多是失業的工人），這些網友如何從他們每月幾百人民幣的工資抽出來支持他們的網站？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國要爭言論自由，先得拿出錢來 （這一個現實每個國家都一樣，但中國所設的門檻特別高），右派的錢多得堆了起來，為工人和農民說話的左派哪裡來的錢？
中國今天是一個 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
中國經過二十六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今天是一個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中國有幾千萬的失業大軍，在有工作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因為工資太低，和缺乏福利，因此連勞動力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靠種地維生的農民的生活也同樣的困苦，一億農民都離開家鄉到城市裡打工。對今天中國的工農來說，看個病吃點藥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談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開刀。小病沒錢醫變成大病，生了大病就只有在家等死。
在醫療改革中城市多數的工人失去了健康保險，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合作醫療。在教育改革中，大陸跟台灣一樣，各大專院校擴大招生，所以只要付得起學費都可以上大學。一個大學生四年念下來要四、五萬人民幣，有多少勞動人民付得起那麼昂貴的學費呢？靠種田維生的農民就是要供子女上中學都是極為困難的。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普及農村教育和提高農村知識水平的努力再也不見蹤影，以前每一個生產大隊都有一間由國家出錢蓋的小學，今天這些小學的房子已經年久失修倒塌，老師的工資拖欠不付。除了富有的村子還有小學外，貧窮的村子已經沒有小學了。怪不得老百姓要說：「醫療改革讓我們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我們上不起學。改革有什麼好呢？」
外國的醫療業 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
醫療的商品化沒給中國一般老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卻創造出了個醫療業的市場。《華爾街日報》去年八月有一篇報導說，隨著中國少部分有錢人的增加，外國的醫療業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香港的一家醫療公司（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分公司，並在北京開了一家診所。另外一家美國醫療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Bethesda, Maryland）在北京和上海各開了一家醫院。報導更說，到這些外資私人診所看病的人不在乎花幾千美元，來享受一流的國際醫療水平。這篇文章還登了一張病房的照片，這間舒適的病房看起來更像高級旅館的房間。（《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外資的醫療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當然是因為中國參加WTO時，開放外資進入中國的服務業市場。
中國的資本主義傾向與美國的民主幌子內情
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失去了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卻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並承受環境污染給他們帶來的各種疾病。在沿海地區的加工工廠中，斷肢一類的工傷已經習已為常，因工傷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再稀罕。更有大批工人因為工作環境的污染而導致長期病痛。除了大批電子工業（包括台灣的）在大陸投資，對電子業工人（跟台灣工人一樣）身體上受到毒素的侵害外，中國更從美國進口電子廢料。工人從這些電子零件廢料中，取出少量有價值但含高毒素的金屬，因此而中毒。根據一篇報導，在廣東的一個小城貴榆（音譯）裡，有十萬個人（包括兒童）在沒有任何保護下拆除從美國進口的電子零件的廢物。（"American Electronic Waste Con-taminates China and India" by Ter-ence Chea, Associated Press, San Francisco, August 17, 2005）
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 揭發社會現實
中國建國後不到十年就控制了瘧疾、血吸蟲、肺結核、性病各種傳染病。但是改革後中國的衛生保健政策與過去反其道而行，所有的傳染病也就重新出現。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很多的農村的人都患了血吸蟲病，到一九五五年黃河下游還有一千萬人染了這個病。但是經過幾年全力殲滅血吸蟲的努力，到了一九五八年時，就不再有新的病例出現。但是今天血吸蟲病不但重新出現，而且在擴張。據估計已有九十萬人染上了病，而且有三千萬人是染病的危險群。（參見《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六期，二○○五年十二月）。不但舊的已被控制了的傳染病在中國復發，而且今天又多了愛滋病和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種疾病。
像今天這樣的社會現實，許多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都希望能通過媒體的揭發，來找出原因並追究責任，以便能取得改善，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給他（她）們報導的自由。從凌卉在〈禁令〉（刊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聯合副刊）一文中所舉的例子來看，中共對媒體報導的控制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這樣的控制多半是要用掩藏事實的真相來為中共官員推卸責任。中共用各種方法來鉗制新聞的報導。陳桂棣與吳春桃寫了《中國農民調查》來揭露安徽農民的悲慘經歷和農村幹部的專橫。但是《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就被禁止再印了。中國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些現實，對媒體報導的禁制只是為了保護無能和失職的官員，這樣的做法只會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滿。
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
陳映真在〈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一文中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這話沒錯。不但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中國的GDP的成長對世界GDP的成長的貢獻很大，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加起來的兩倍。因為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因此中國資本的出口，使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的利率。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歐、美、日大企業將生產移到中國大陸。將生產移到中國，不但可以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可以抑制它們本國的工資上漲，因此提高了利潤。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說，自從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加入世界經濟後，世界的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其中中國占了一半以上）。勞工供給量增加而資本量不變，是近幾年來利潤快速增長和工資停滯不前的原因。這位大師把這樣的發展稱為「有利的供給面的衝激」（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說，這樣的發展改變了各富有國家內在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所占的比例。二○○四年美國上稅後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達七十五年來的新高，同年歐盟國家和日本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則達二十五年來的最高。（《經濟學人》，二○○五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還不只於宏觀方面，在微觀方面也「有利的衝激」著各大跨國公司。斯丹福大學的一位教授（Robert Burgelman ）對他的學生（他的「商業策略」這門課的學生都是來自各大公司總裁）說：「一九九○年代時，對任何生意的經營上的問題，只要說Internet。今天企業面對任何問題，只要說中國。成本太高？搬到中國去生產。收益成長太慢？去中國擴張。中國成了解決經營問題的萬靈丹。」（《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所以中國的經濟對世界經濟有很大影響和對國際資本有很大的貢獻，不是一個需要爭議的問題。問題是中國得到什麼，更應該問的是中國的一般人民得到什麼，上個月的《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個例子。據香港UBS的一位經濟學家Dong Tao的估計，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在美國一個要賣二十美元，但是中國只拿到三角五分美元。（《紐約時報》，二○○六年二月六日）這三角五分還是加工工廠的老闆拿到的，老闆要買材料、付房租、留下自己的利潤，做娃娃的女工能拿多少工資？她們每天要做多少個娃娃？若是認真的去計算，中國拿到的三角五分還不夠去清理因為生產這個娃娃所造成的污染，和補償工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每日長時間工作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損傷。中國實際得到的是負數。不僅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的大量逆差，連這三角五分還多半拿不到。中國與美國貿易的順差都是用買美國政府公債的形式，借給了美國來支付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因此越是「大面積」、「大體積」的生產，中國的勞工付出得越多，中國的資源枯竭得越快，中國的污染問題也就越嚴重。中國對美國出口順差越大，中國也就要把更多賺來的外匯借給美國。
怪不得中國當局在看到這樣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惡果後，最近他們也不得不推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
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 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
右派一向都極力推崇美國的民主政治，即使美國出兵攻打占領伊拉克也是為了在那邊為阿拉伯國家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模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什麼呢？
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產階級民主提出來的一個詮釋：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候選人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並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製造出來的一種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虛假的形式外，並沒有真正的內涵。
美國布希政府為了進侵伊拉克而編出了伊拉克藏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的謊言，而且故意用模糊的語言來使美國人民誤認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與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有關。許多有見識的美國人懷疑這個謊言，他們也反對美國去攻打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但是這些反戰人士除了上街參加反戰的示威遊行外，他們在體制內找不到他們的代表，因為民主黨也全力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因此就在媒體的炒作下，在大多數人民都被蒙蔽的情況下製造出來一個進侵伊拉克的「同意」。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但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凱瑞還是不提出從伊拉克撤軍的主張。對美國人民（特別是貧窮的人）來說，這場戰爭除了死傷和多納稅外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對美國的資產階級來說，要在世界稱霸和保障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這場戰爭就非打不行。雖然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場戰爭，但是除了像過去反對越戰一樣去上街頭、去抗議，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這就是被右派所推崇的美國民主的真相。
約翰‧袙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
另外，美國要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也只不過是個幌子。我們只要看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用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支持了多少個獨裁政府：菲律賓的馬可仕，智利的Pinochet，當然也包括台灣的蔣家政權，和南韓的李承晚。美國中央情報局又殺了多少個由人民合法選出來的政府代表：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h，智利的Allende，厄瓜多爾的Roldos，巴拿馬的Tor-riojos。這些還只是少數的幾個例子。美國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政權來維護它的利益。它要的是一個給美國資本安定的投資環境。
直到去年之前，我還以為自己對美國二戰後在世界上的各種胡作非為都很清楚了。在二○○三年回台灣之前，我還在反戰的活動中公開演講，但是去年看到一本書，才讓我必須承認我所知道的其實微不足道。
約翰‧袙金斯（John Perkins）在《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y John Perkin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書中，坦誠地說出他作美國的經濟殺手的歷史。我從來都沒聽說過「經濟殺手」這個稱呼，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他們是在私人公司工作，但是為美國政府執行任務的一批人，他們的任務是：把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以及其他外「援」機構的錢，轉到美國的大型企業帳上和極少數控制世界自然資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裡。他們以專家的身分用威脅利誘的各種手段，使落後國家的統治者用借來的錢請美國大公司包工，來建設遠超過他們國家需要的大工程，像工業園區、發電廠、飛機場、辦公大樓和現代公路等。
袙金斯在一家名為MAIN的公司工作了九年，在他剛上任時，他的主管說明了他的任務：「你的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鼓勵世界各國的領袖，加入一個與美國商業利益相關聯的龐大體系，最後這些領袖會因為經不住誘惑而把他們的國家帶入債務的泥沼，這時我們就能保證他們對美國的忠心。」
袙金斯因為良心的懲罰，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九八○年辭去了工作。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四次動筆想寫這本書，但是都停擱了下來。直到九一一發生後，他再也承受不了良心的懲責，無法再保持沉默，因為他非常清楚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深深的痛恨美國。因此決定不顧一切將他替美國在世界各國幹的惡事公布於世。這本書在出版後成為暢銷書，袙金斯本人現今常在美國各地演講。
有什麼人對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還抱有幻想的話，不妨去讀讀這本書，也希望台灣的出版社能出它的中文譯本。
北京東直門內南小街海運倉二號，是《中國青年報》社。一九五六年，二○○六年，相距半個世紀，在這同一院落，發生了兩個歷史性事件。前者是該報記者劉賓雁發表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一年後被打成「右派」；後者是該報《冰點》週刊被停刊整頓，正副主編李大同和盧躍剛被撤職。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重合」是，在文革中打頭鬥爭劉賓雁的人，竟然正是在二○○六年剿滅《冰點》的中宣部新聞閱評組組長。
中青社半世紀 歷史又重演
五十年前此時，「劉賓雁」（本報資料照片／王興田攝）這個名字，在中國新聞界、文學界和青年團組織中不逕而走。四月，《人民文學》雜誌刊登了他的批評性特寫《在橋樑工地上》。六月和九月，《人民文學》又刊登了他的《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
在目睹了圍繞《冰點》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盧躍剛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李大同致《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李而亮的公開信以至停刊、撤職事件）之後，重讀《本報內部消息》，你會為歷史的循環往復而震驚：
某大城市的黨報，在思想僵化、惟領導之命是從的總編輯和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領導下，脫離實際，索然無味。年輕記者編輯們想要改變辦報方針的努力一再受挫。終於有一天，當報紙實行新制度，不再主要靠公費訂閱而面向讀者零售時，危機暴露無遺：發行量驟跌，人們不要看這張報紙！
劉賓雁並非高天孤雁，這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喧騰氛圍裡發出的自由聲音之一。那個「解凍之年」，你在《中國青年報》能看見《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我們對民主的看法」討論欄，還有許多批評官員空話連篇或會議成災的漫畫，甚至社論。那一年，中國站在民主的門檻邊，中國傳媒也站在自由的門檻邊。劉賓雁在《本報內部消息》中提出了新聞改革，作為記者，他更身體力行。
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號召「整風」，歡迎各界人士批評共產黨和政府。五月十三日，劉賓雁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題為《上海在沉思中》的報導，記述了「連日舉行的幾十次集會上，各界人士向黨市委領導提出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怕『釣魚』、怕彙報、怕檢討是主要顧慮」。
劉賓雁言論 昔反動今指標
劉賓雁一夜間成為大右派。他無意間戳中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秘密，毛批示，這是「想把事情搞亂。」反右狂飆襲來，《中國青年報》開始對他進行連日批判。《本報內部消息》被認定「宣揚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和辦報路線」，是「向黨發射的一支惡毒的暗箭」。
重讀《本報內部消息》，你會問，「資產階級」在哪裡？劉賓雁的「辦報路線」，不正是中國傳媒今天要走的道路？當年劉賓雁所說的「群眾喉舌」，被朱鎔基寫入給《焦點訪談》的題詞；溫家寶的「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和李長春的「三貼近」，與劉賓雁當年關於報紙要緊密聯繫群眾的觀點，又何其相似！雖然，對傳媒上綱上線的撻伐依然如故。
少年時代就投身革命的劉賓雁沒有想到，將他劃定右派的決定，第一條罪狀是「瘋狂地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五十年後，一條「矛頭直指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莫須有指控，又將中青報《冰點》發表的袁偉時先生文章和《冰點》週刊置於死地。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青報舉行揭發批判劉賓雁的座談會。劉賓雁在自傳中寫道：「當我剛走進會場，我覺察到似乎有一種像波浪的東西從門口向整個會場掃來--人們好像被什麼驚動了。散會之後我才得知，有一個人從這棟建築的樓上墜樓而死--顯然，他是特意選定了這個地點--他最後的身形掃過會場的窗子！」那是劉賓雁的一位同事，僅僅因為讚揚過劉的作品，也受到追查。
我在八十年代見過賓雁，可是除了作品，我並不真正地熟悉他。資訊隔絕，很晚才讀到他寫於一九八八年的自傳。讀他的遭遇，淚水一次又一次奪眶而出。眼前浮現的，是這半個世紀中國傳媒多災多難的一幅幅圖景。
劉賓雁犯了什麼天條？僅僅因為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一個特寫作家的使命，說了幾句真話，相當克制和委婉地表達了一點改革新聞工作的願望。「我們寧肯要十個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有一定根據的新意見，也不要一百個沒錯誤的、但鸚鵡式的學舌」，這樣的話是「反黨」？「星星看來比月亮小得多，但可愛的是它發射著自己的光」，這樣的話「反動」？在哈爾濱電機廠採訪，他貼出條子，請工人有事可以找他談，這是「煽動工人鬧事」？
當年狠批劉 今天撤了冰點
劉賓雁和大批右派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的時候，正是大饑荒的三年。他回憶：
……我餓得雙腿浮腫，邁過一個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幾乎所有思維，並擠掉了廉恥感。我偷吃過地裡半生不熟的番茄。當我身上只有幾兩糧票和幾角錢時，拉著糞車走過北京市街，我幾經鬥爭，仍然抑制不住去買一丁點兒點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於我沒有工資收入，不能像別人家經常或偶爾買些高價食品給孩子吃，我的幾口點心等於是從我孩子的嘴裡摳出來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劉賓雁終於等到了「右派摘帽」。然而，被寬大的日子轉瞬即逝。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中青報樓道上突然貼出滿牆大字報，標題是「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劉賓雁做夢也不會想到，每天他下班回家，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女同事便打開他從不上鎖的抽屜，偷出他下鄉期間的日記本，瘋狂摘抄所謂「反黨思想」。
劉賓雁在自傳裡記述了他被揪鬥的情景：
……最熟悉的辦公室裡坐著最熟悉的七個人，只不過七張面孔全然變了。七個法官，一個被告。他們坐在各自的寫字台前，我一個人站在辦公室中央。主審者劉祖禹的經歷和政治性格，使我斷定他將是對我最凶的一個……，果然，他的第一個動作是猛擊桌面，同時大聲喊道：「劉賓雁！你必須脫去偽裝，老老實實交代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罪行！」
這位最凶的劉祖禹，就是今天的中宣部閱評組組長。
五十年了！今天中國傳媒的許多遭遇，讓人不能不想起劉賓雁的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冰點》事件激起全球媒體的關注，理所當然。可是在中國大陸以外一些記者的筆下，《冰點》事件的圖像被有意無意地簡單化了。
我必須說，二○○六，畢竟已不是那些黑色的年份，不是。
酷吏猶在，然強人已去。《冰點》尚可復刊、《冰點》團隊尚可存在、李大同和盧躍剛尚沒有落入當年賓雁的境遇，這當然算不上什麼偉大進步；但中國傳媒正在發生的演變，不應被遮蔽。在一些國際場合，我用三個「Ｃ」，向朋友們描述今天的中國傳媒：Control（控制）、Change（變化）、Chaos（混沌）。經歷《冰點》事件，包括看到它近乎荒誕的結局，我更堅定了這一判斷。中國在經濟、社會、政治諸端都亟需改革，已別無選擇。今天的中國傳媒，決無可能被極左鏽鏈鎖在那個令劉賓雁蒙難的時代。那三個「Ｃ」混合在一起，令中國傳媒人飽經磨難，也爭取到發展的空間。如果看到的只是肅殺和絕望，只是一張長長的被關停傳媒的名單，怎麼能理解李大同創辦的《冰點》，在這個環境下已經生存發展了十年這個事實？
不只是《冰點》。在劉賓雁一九八七年再度遭到整肅後被迫去國的日子裡，儘管，他的名字已經被清除到連新聞系學生都陌生的程度，可是，賓雁的精神和力量從未消失。這力量，你從「堅守良知，弘揚正義，彰顯愛心」的《南方週末》看見，從不畏強權的《南方都市報》看見，從頑強堅持新聞專業主義規範的《財經》雜誌和《新聞調查》看見。劉賓雁一九五六年所呼喚的「獨立思考」、「大膽干預生活」，今天已是優秀傳媒人的職業準則；劉賓雁在八十年代報告文學運動（其實質是爭取新聞自由運動）中開創的「獨立調查」、「關注底層」的傳統，正被傳媒大面積地繼承和發展。
總有一種力量 會破土而出
即使是退潮期的報告文學，繼劉賓雁、蘇曉康之後，也出現了像《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冰點》前副主編）這樣思想和專業水準均刷新了高度的傑出作家。而傳媒的商業化、市井化，則呈現著賓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見的喧囂和紛亂，紛亂中露出空隙和機遇。《冰點》，正是在這新聞改革的大氣候下破土而出。
《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週刊」，李大同是要用這塊「特區」進行全國性主流大報的改革試驗。他認為，這類報紙承擔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傳播；承擔保障公眾對國家大事的知情權和辯論權的憲法使命；是社會正義與良知的重要代言人；是社會保持穩定與安全的「限壓閥」和「預警器」。
《冰點》有備而來，厚積薄發。李大同和盧躍剛說：「人民要的是什麼？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論的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資訊，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深刻思考。」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稱：「我們的分歧在於，閣下們在把玩權術，按照官場規則塑造一張聽話的『團報』，而我們想辦一張推進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閣下們要馬仔、工具、喉舌，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當二○○六年《冰點》遭遇停刊整頓之時，李大同、盧躍剛更是堂堂正正，手執憲法黨章，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傳媒維權抗爭！
這就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發表五十周年後中國傳媒的生存環境：邪正交織；新舊博弈；歷史的進步和歷史的倒退並存；傳媒沖入市場的雙腳急促踉蹌而邁向自由的步履艱難沉重；當年加害賓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點》和一切挑戰桎梏的媒體，可是新聞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無可阻，遏之無可遏。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參加過《冰點》籌畫創刊時的策畫會。並不寬鬆的輿論環境下，幾位學者在寒冷的屋子裡言不由衷地發言。以那次會議給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冰點》會有日後的輝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們正處在一種漫長的演化進程中，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不失望，不氣餒，堅持按職業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點》並不因為尚沒有新聞自由環境，而放棄一毫一厘的進取。他們的新聞觸角，伸向清新的空間或是「缺氧」的角落：從環保、志願者到文化遺產，從學術腐敗、青少年問題到教育改革，從小保姆、打工妹到弱勢群體的權利，從公民道德、公共衛生危機到民主選舉，從公權力的濫用到各種新的社會矛盾……
毋庸諱言，有的朋友對這一切不無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對中國傳媒觸犯了什麼戒條、受到什麼懲處、哪家媒體被關、哪位總編被撤，嗅覺銳敏；而對無數中國傳媒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建設，卻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龍應台女士那樣，對中國傳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體察，對變革中的中國傳媒有如此透徹的理解和真誠無私的幫助。
有足夠的韌性 秉良知而行
《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先生曾說，「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不再說假話」，盧躍剛在致趙勇的公開信中，也曾追述中青報一位副總編輯與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的談話：一、堅決不說假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請注意，正是這些「中國特色」的辦報原則，使許多優質傳媒在混沌的過渡時期一次次閃避凶鋒，瓦解控制，贏得民心，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
是的，這是溫和、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書本上的理想國，它決不完美，甚或扭曲、殘缺。然而它有現實的可能，有助於一個有公信力和責任感、對權力和金錢均清醒保持距離的傳媒人群落，在中國土壤裡發育壯大；對明天可能到來的「自由」，同樣意義深遠。
文革結束後，劉賓雁剛剛「復出」，作為《人民日報》記者，他只能被允許在報紙上發表「正面報導」。但他說：「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它給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從生活方式到人際關係造成的變化，我也願意去寫。」唯一的一次和劉賓雁近距離交談，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軍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問起近況，他說正在採訪一個當時全軍的「精神文明典型」。看著我吃驚的神情，劉賓雁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我知道怎麼寫。後來看到他寫的是：一個「好人」在怎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行善——黨風普遍敗壞，他無力改變，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車薪的「好事」。
說應該說的話 薪火必相傳
你可以說這是面對管制的無奈妥協，也可以說這是顧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劉賓雁袒露的堅韌執著和赤子之心。在公開出版的劉賓雁日記中，還記載著：一九八五年，他對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曾慶紅、副部長趙啟正策畫的幹部制度改革頗有興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們見面，「沒想到會談得那麼投機，那麼久」。
值得深省的是當政者。五十年前批判賓雁，五十年後整肅《冰點》，被清剿的恰恰都是體制內最寶貴的進步力量。國家像萬木甦生而蟲害氾濫的大森林，為什麼容不下賓雁、《冰點》這樣的啄木鳥？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蠻橫到極點，一向忍辱負重、百倍珍惜媒體生存權的李大同、盧躍剛，何至於拍案而起、怒髮衝冠？驅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惡猖獗，盤踞要津的新生代政客，更加肆無忌憚。
《冰點》事件因「義和團」話題而發，極具象徵意義。當年的慈禧正是在撲滅了體制內的改良——戊戌維新之後，轉而借助民間的蒙昧主義和極端主義來護衛岌岌可危的權力體系。歷史無情地證明，把理性逼向躁狂，把合作逼向對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國家民族焉有寧日？
二○○六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和中共「八大」召開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文革」結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這個以史為鑑的重要機會。不要以自私、短視和苟且拒絕對歷史的清理。歷史面前，沒有人混得過去。
半個世紀，從賓雁到冰點，我們有一百個理由喟歎，更有一千個理由相信——相信未來。「長眠于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這是賓雁生前希望的墓誌銘。而他千千萬萬的薪火傳人，定會將「應該說的話」勇敢地說下去，將「應該做的事」堅韌地做到底。（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
你所不知的世局變化：【金寶瑜（美國Marygrove大學榮譽教授）】【2006/03/28-29 聯合報】
年初由龍應台與陳映真引發的聯副思想交鋒，已持續近兩個月，參與論戰者，涵蓋台、港、中國大陸及海外知識菁英，議題層面不斷開展，是近幾年罕見的一場紙上論戰。
本文為美國Marygrove大學榮譽教授金寶瑜，從經濟學、社會學的觀點，分析中國大陸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民主政治的內涵、美國「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的實質動機、立場等等，提供另一個思索的角度。（編者）
有關《冰點》被停刊和袁偉時文章的討論，在貴報的「差異與交鋒」專輯中已有很多。另外，在《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九期，二○○六年三月）裡，也有大陸學者針對這事件發表的文章，這裡就不再多談。我在此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談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和其他有關民主的問題。
中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會結束後，開始了一連串資本主義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農村在一九八四年人民公社解體後，恢復了個體的小農的商品生產。八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將原有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以營利為主的企業，隨後並進行私有化。從改革開始，中共中央就積極的以勞動體制改革來打破中國工人的鐵飯碗，把勞動力變為商品，使工人成為可以隨時被解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隨著經濟的改革，在媒體和學校教育中宣傳了起來。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來對抗中國「革命」後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平等觀念。用「大鍋飯養懶漢」來侮蔑勤勞農民在人民公社下彼此合作的成績。我還記得《人民日報》為了配合勞動體制改革，在八十年代中有一篇稱讚工人失業的文章，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說失業可以增加工人的危機感，工人為了怕失業，將會更勤奮的工作，因此是好事。
中國大學的各科系 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
為了配合改革，中共中央將大學裡的各個科系的教學課程作了大幅的更改，特別是對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各科系教材的編改。在我的本科經濟學方面，各大學將經濟系的課程基本上模仿了美國作了很大的變更。教科書也是直接從美國大學的教科書翻譯過來。除了經濟學本科外，各大專院校還加設了商學的各學科，包括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保險學等等。這些新設的學科也是從美國照搬了過來。改革的結果使得中國大學的各科系完全能和美國高等教育接軌，美國著名的大學為中國的優秀學生設立了多項獎學金，歡迎這些學子前來受教。
除此之外，中國各大學還邀請了大批美歐的經濟學者來中國講學，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家中有最保守的芝加哥學派的祖師爺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中國當政者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扶植的例子還很多，包括九十年代時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提供的公開討論的園地。
隨著這些改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也就輸入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因為今天美國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之主，所以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一套意識形態在趙誠的〈言論權是社會公平公正的起碼條件〉（刊見九十五年三月七日聯合副刊）一文中充分的表達出來，根據趙誠的說法，今天哪還有什麼帝國主義，若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起來的話，都是因為這個國家自己不行。我不同意趙誠把帝國主義從地球上消失掉了的論點，也對中共黨校有這樣的教授感到吃驚；我也對袁偉時對義和團起義和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一段歷史的詮釋，感到荒謬得不可思議，但正是這樣的現實，正可以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資本主義改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滋長，在中國整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 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
自許為左派的我們必須要支持民主運動，包括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工人罷工自由等等。
右派用批評中共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來表達中共對容納右派觀點的尺度不夠寬。他們在高唱的同時，卻完全不提中共中央對左派刊物和論點的封殺。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共當局對左派言論的防範和限制要來得更加嚴厲。幾年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兩份雜誌被查禁。最近「中國工人網」以沒有繳一千萬人民幣的登記費為理由而被查封。對資本家來說，一千萬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要他們花這筆錢來支持一個網站或辦一份刊物不算回事。上「中國工人網」的讀者多數是工人（還有很多是失業的工人），這些網友如何從他們每月幾百人民幣的工資抽出來支持他們的網站？只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國要爭言論自由，先得拿出錢來 （這一個現實每個國家都一樣，但中國所設的門檻特別高），右派的錢多得堆了起來，為工人和農民說話的左派哪裡來的錢？
中國今天是一個 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
中國經過二十六年的資本主義改革，今天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今天是一個兩極分化貧富差異極大的社會。中國有幾千萬的失業大軍，在有工作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因為工資太低，和缺乏福利，因此連勞動力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靠種地維生的農民的生活也同樣的困苦，一億農民都離開家鄉到城市裡打工。對今天中國的工農來說，看個病吃點藥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談生了大病需要住院開刀。小病沒錢醫變成大病，生了大病就只有在家等死。
在醫療改革中城市多數的工人失去了健康保險，農村的農民失去了合作醫療。在教育改革中，大陸跟台灣一樣，各大專院校擴大招生，所以只要付得起學費都可以上大學。一個大學生四年念下來要四、五萬人民幣，有多少勞動人民付得起那麼昂貴的學費呢？靠種田維生的農民就是要供子女上中學都是極為困難的。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普及農村教育和提高農村知識水平的努力再也不見蹤影，以前每一個生產大隊都有一間由國家出錢蓋的小學，今天這些小學的房子已經年久失修倒塌，老師的工資拖欠不付。除了富有的村子還有小學外，貧窮的村子已經沒有小學了。怪不得老百姓要說：「醫療改革讓我們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我們上不起學。改革有什麼好呢？」
外國的醫療業 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
醫療的商品化沒給中國一般老百姓帶來任何好處，卻創造出了個醫療業的市場。《華爾街日報》去年八月有一篇報導說，隨著中國少部分有錢人的增加，外國的醫療業已經開始在中國投資。香港的一家醫療公司（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在北京設立了一個分公司，並在北京開了一家診所。另外一家美國醫療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Bethesda, Maryland）在北京和上海各開了一家醫院。報導更說，到這些外資私人診所看病的人不在乎花幾千美元，來享受一流的國際醫療水平。這篇文章還登了一張病房的照片，這間舒適的病房看起來更像高級旅館的房間。（《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外資的醫療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當然是因為中國參加WTO時，開放外資進入中國的服務業市場。
中國的資本主義傾向與美國的民主幌子內情
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失去了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卻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並承受環境污染給他們帶來的各種疾病。在沿海地區的加工工廠中，斷肢一類的工傷已經習已為常，因工傷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再稀罕。更有大批工人因為工作環境的污染而導致長期病痛。除了大批電子工業（包括台灣的）在大陸投資，對電子業工人（跟台灣工人一樣）身體上受到毒素的侵害外，中國更從美國進口電子廢料。工人從這些電子零件廢料中，取出少量有價值但含高毒素的金屬，因此而中毒。根據一篇報導，在廣東的一個小城貴榆（音譯）裡，有十萬個人（包括兒童）在沒有任何保護下拆除從美國進口的電子零件的廢物。（"American Electronic Waste Con-taminates China and India" by Ter-ence Chea, Associated Press, San Francisco, August 17, 2005）
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 揭發社會現實
中國建國後不到十年就控制了瘧疾、血吸蟲、肺結核、性病各種傳染病。但是改革後中國的衛生保健政策與過去反其道而行，所有的傳染病也就重新出現。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很多的農村的人都患了血吸蟲病，到一九五五年黃河下游還有一千萬人染了這個病。但是經過幾年全力殲滅血吸蟲的努力，到了一九五八年時，就不再有新的病例出現。但是今天血吸蟲病不但重新出現，而且在擴張。據估計已有九十萬人染上了病，而且有三千萬人是染病的危險群。（參見《批判與再造》雜誌，第二十六期，二○○五年十二月）。不但舊的已被控制了的傳染病在中國復發，而且今天又多了愛滋病和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種疾病。
像今天這樣的社會現實，許多有正義感的新聞工作人員都希望能通過媒體的揭發，來找出原因並追究責任，以便能取得改善，但是中國政府就是不給他（她）們報導的自由。從凌卉在〈禁令〉（刊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聯合副刊）一文中所舉的例子來看，中共對媒體報導的控制是非常嚴厲的。而且這樣的控制多半是要用掩藏事實的真相來為中共官員推卸責任。中共用各種方法來鉗制新聞的報導。陳桂棣與吳春桃寫了《中國農民調查》來揭露安徽農民的悲慘經歷和農村幹部的專橫。但是《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就被禁止再印了。中國老百姓有權利知道這些現實，對媒體報導的禁制只是為了保護無能和失職的官員，這樣的做法只會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滿。
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
陳映真在〈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一文中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這話沒錯。不但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中國的GDP的成長對世界GDP的成長的貢獻很大，是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加起來的兩倍。因為中國出口的廉價商品，使得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平穩的物價。因此中國資本的出口，使富有國家可以維持低的利率。中國的低工資吸引了歐、美、日大企業將生產移到中國大陸。將生產移到中國，不但可以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可以抑制它們本國的工資上漲，因此提高了利潤。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Richard Freeman說，自從中國、印度和前蘇聯加入世界經濟後，世界的勞工供給增加了一倍（其中中國占了一半以上）。勞工供給量增加而資本量不變，是近幾年來利潤快速增長和工資停滯不前的原因。這位大師把這樣的發展稱為「有利的供給面的衝激」（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經濟學人》這篇文章說，這樣的發展改變了各富有國家內在國民所得中利潤和工資所占的比例。二○○四年美國上稅後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達七十五年來的新高，同年歐盟國家和日本的利潤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則達二十五年來的最高。（《經濟學人》，二○○五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
中國對跨國資本的「有利的衝激」還不只於宏觀方面，在微觀方面也「有利的衝激」著各大跨國公司。斯丹福大學的一位教授（Robert Burgelman ）對他的學生（他的「商業策略」這門課的學生都是來自各大公司總裁）說：「一九九○年代時，對任何生意的經營上的問題，只要說Internet。今天企業面對任何問題，只要說中國。成本太高？搬到中國去生產。收益成長太慢？去中國擴張。中國成了解決經營問題的萬靈丹。」（《華爾街日報》，二○○五年十一月二日）
所以中國的經濟對世界經濟有很大影響和對國際資本有很大的貢獻，不是一個需要爭議的問題。問題是中國得到什麼，更應該問的是中國的一般人民得到什麼，上個月的《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個例子。據香港UBS的一位經濟學家Dong Tao的估計，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在美國一個要賣二十美元，但是中國只拿到三角五分美元。（《紐約時報》，二○○六年二月六日）這三角五分還是加工工廠的老闆拿到的，老闆要買材料、付房租、留下自己的利潤，做娃娃的女工能拿多少工資？她們每天要做多少個娃娃？若是認真的去計算，中國拿到的三角五分還不夠去清理因為生產這個娃娃所造成的污染，和補償工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每日長時間工作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損傷。中國實際得到的是負數。不僅如此，美國對中國貿易的大量逆差，連這三角五分還多半拿不到。中國與美國貿易的順差都是用買美國政府公債的形式，借給了美國來支付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因此越是「大面積」、「大體積」的生產，中國的勞工付出得越多，中國的資源枯竭得越快，中國的污染問題也就越嚴重。中國對美國出口順差越大，中國也就要把更多賺來的外匯借給美國。
怪不得中國當局在看到這樣的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惡果後，最近他們也不得不推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
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 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
右派一向都極力推崇美國的民主政治，即使美國出兵攻打占領伊拉克也是為了在那邊為阿拉伯國家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模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什麼呢？
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產階級民主提出來的一個詮釋：民主政治只不過是一個選擇候選人的程序，它沒有任何重要的內涵。因此選舉的結果並不能代表選民的真正利益，選舉的結果只是反映了由大眾媒體所製造出來的一種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認為大眾媒體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場中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廣告一樣。如果我們這樣來理解資產階級民主，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和一種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虛假的形式外，並沒有真正的內涵。
美國布希政府為了進侵伊拉克而編出了伊拉克藏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的謊言，而且故意用模糊的語言來使美國人民誤認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與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有關。許多有見識的美國人懷疑這個謊言，他們也反對美國去攻打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但是這些反戰人士除了上街參加反戰的示威遊行外，他們在體制內找不到他們的代表，因為民主黨也全力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因此就在媒體的炒作下，在大多數人民都被蒙蔽的情況下製造出來一個進侵伊拉克的「同意」。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但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凱瑞還是不提出從伊拉克撤軍的主張。對美國人民（特別是貧窮的人）來說，這場戰爭除了死傷和多納稅外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對美國的資產階級來說，要在世界稱霸和保障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這場戰爭就非打不行。雖然今天美國大多數人都反對這場戰爭，但是除了像過去反對越戰一樣去上街頭、去抗議，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在他們的「民主」體制內找不到任何代表他們的聲音。這就是被右派所推崇的美國民主的真相。
約翰‧袙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
另外，美國要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民主也只不過是個幌子。我們只要看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用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支持了多少個獨裁政府：菲律賓的馬可仕，智利的Pinochet，當然也包括台灣的蔣家政權，和南韓的李承晚。美國中央情報局又殺了多少個由人民合法選出來的政府代表：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h，智利的Allende，厄瓜多爾的Roldos，巴拿馬的Tor-riojos。這些還只是少數的幾個例子。美國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政權來維護它的利益。它要的是一個給美國資本安定的投資環境。
直到去年之前，我還以為自己對美國二戰後在世界上的各種胡作非為都很清楚了。在二○○三年回台灣之前，我還在反戰的活動中公開演講，但是去年看到一本書，才讓我必須承認我所知道的其實微不足道。
約翰‧袙金斯（John Perkins）在《一個經濟殺手的懺悔》（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y John Perkin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書中，坦誠地說出他作美國的經濟殺手的歷史。我從來都沒聽說過「經濟殺手」這個稱呼，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他們是在私人公司工作，但是為美國政府執行任務的一批人，他們的任務是：把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以及其他外「援」機構的錢，轉到美國的大型企業帳上和極少數控制世界自然資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裡。他們以專家的身分用威脅利誘的各種手段，使落後國家的統治者用借來的錢請美國大公司包工，來建設遠超過他們國家需要的大工程，像工業園區、發電廠、飛機場、辦公大樓和現代公路等。
袙金斯在一家名為MAIN的公司工作了九年，在他剛上任時，他的主管說明了他的任務：「你的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鼓勵世界各國的領袖，加入一個與美國商業利益相關聯的龐大體系，最後這些領袖會因為經不住誘惑而把他們的國家帶入債務的泥沼，這時我們就能保證他們對美國的忠心。」
袙金斯因為良心的懲罰，患了嚴重的憂鬱症，一九八○年辭去了工作。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四次動筆想寫這本書，但是都停擱了下來。直到九一一發生後，他再也承受不了良心的懲責，無法再保持沉默，因為他非常清楚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深深的痛恨美國。因此決定不顧一切將他替美國在世界各國幹的惡事公布於世。這本書在出版後成為暢銷書，袙金斯本人現今常在美國各地演講。
有什麼人對美國在世界推行民主還抱有幻想的話，不妨去讀讀這本書，也希望台灣的出版社能出它的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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