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劉起釪先生的《尚書校釋譯論》，這一部學術界翹首以待多年的巨著終於出版了。劉起釪先生在《尚書校釋譯論》序言中說：
這兩部書的寫成（另一部書是《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完全是源於吾師顧頡剛先生一生研究《尚書》，提出他的“《尚書》十種”計劃中所欲力求完成的數種。於1962年冬由中宣部把我從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處調來北京，協助顧先生完成他這一科學地整理《尚書》的宏願，就是在他的指導下，秉其整理《尚書》的意圖與規劃，來承乏整理《尚書》全書之責。我日夜竭盡綿薄，備經困厄，而後始獲先後寫成的。
劉起釪先生又說：
在“文革”後期曾聽國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長在一次報告中說，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否則讀不懂，不好利用。”這句話顧先生在當時是不知道的，不像前此請顧先生負《資治通鑑》“總校”之責，是明白奉毛主席之命；後來負點校二十四史“總其成”之責，是明白奉周總理之命。此事則只是顧先生1962年在廣東從化修養地，遇周揚同志也在，相與談到《尚書》工作，顧先生以自己體力已衰，推薦在大學時曾從他治《尚書》的我來協助他，周揚同志把我的名字帶回中宣部，在一次會議上決定調我來京了。當時把我安排在中華書局任《尚書》研究專職，據顧先生告訴我，當時他和歷史所領導的關係搞不好，而中華書局領導金燦然同志熱情支持此工作，故做此安排。我……大學畢業後，陰錯陽差搞了十幾年現代史料工作，到這時我已四十五歲，正精力旺盛，以為好不容易回到我素所嗜好的古典學術途徑上來，獲得展布其所學的機會，這是多年夢寐以求的事，又得中華書局給以良好的環境與條件，因此愜心適意地全力投入工作。
劉起釪先生的這篇序言寫於1999年10月，他在序言中還說：“此書的寫成，從1962年調我進京開始，可說花了三十八年功夫。這三十八年中，我的思想裏就只有《尚書》兩個字，無論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念茲在茲，關心的總是《尚書》資料，即使十年動蕩中，只要有機會接觸到文獻，我所縈心的仍是《尚書》。”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上面引述的兩段文字只是劉起釪先生對這項工作起始階段的記述，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到劉起釪先生對他學術生涯中的這次轉變是非常慶幸和珍視的。其實，這次轉變的意義遠不限於劉起釪先生個人的學術歷程，也不僅限於劉起釪先生孜孜以求的實現了師門宏願，從這次轉變和合作帶來的《尚書》學的豐碩成果看，視之為現代中國學術的一大幸事，也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一個多月前，意外的從剛清理出來的“文革”前中華書局人事組檔案中，看到商調劉起釪先生進京協助顧頡剛先生從事《尚書》整理的舊檔。舊檔中除存有顧頡剛先生、劉起釪先生的書信外，更多的是中華書局及金燦然先生向周揚、齊燕銘等領導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等部門請調、商調的往返文書。今天看來，這些文書不僅是顧、劉二位先生開始協作進行《尚書》研究的一段珍貴的原始紀錄，還是足以真實反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學術環境的一個有著典型意義的事件，具有學術史價值。
二
顧頡剛先生的《尚書》研究，始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從顧頡剛先生後來陸續發表的《尚書》研究成果看，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期，以校、釋、譯、論相結合的撰著方式就已經確定。1959年6月19日，中華書局編輯部致函顧頡剛先生希望他及早完成《尚書今譯》，顧先生接信後於6月25日給金燦然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
翻譯《尚書》為現代語，這是五四運動後我所發的大願，四十年來我沒有一天忘掉，只是為了生活的動蕩始終沒有正式進行。……現在這件事已定為我在科學院的工作，我欣幸這個願望會逐漸接近實現。但這是一件非常細緻和複雜的工作，不能像你局希望的趕得太快。
顧先生接著分五點談了此項工作的困難情形和解決辦法，列舉了事先必須重點閱讀的58種典籍，提出“每譯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發給各專家評定”，並開列了擬徵求意見的46位專家名單，稱這是《尚書今譯》的“群眾路線，非走不可”。
《尚書今譯》是顧頡剛先生多年未間斷的研究項目，在《資治通鑑》、《史記》的標點工作結束之後，《尚書》整理被列為他在科學院的主要任務。如果中華書局的積極組約和協助確有毛主席“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的指示的背景，那麽此項工作的推進，還多少帶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現存檔案雖然不足以佐證這一點，但從中可以看出確有來自中央高層的關注，尤其是劉起釪先生進京一事，如果沒有高層領導的支持，那是非常困難的。
根據顧先生1959年6月25日給金燦然信，還可以知道，在此前半年，金燦然就表示願意為顧先生配備助手。這年夏天，顧先生到青島度假，巧遇劉起釪先生，據1960年2月8日顧先生給劉起釪信，他回京後即向近代史所和中華書局商談調劉起釪進京，信中說：“《尚書》工作，去年到京即與劉大年副所長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同志商談，請其調兄至京，共同將事。當時兩公均已允可，剛方自幸，以為兄來助我，行見計日程功，可作一九六〇年之獻禮矣。不意劉公（引者案指劉大年）見告，南京方面已定躍進計劃，不能抽調人員，只得作罷。聞此意沮。”顧先生信中下面這段話，很能說明他當時的心境：
在青修養兩月，即返京參加國慶。嗣後在大躍進及反右傾中日夕不遑，迄今又將半年。自維年齡漸老精力頓衰，對所任工作實已不能勝任，而社會責望乃增於此者數倍，如何得了，甚欲奮發從事，然一度緊張即引起一度疾病，乃知老境實為可悲，老人實為無用也。
大約到1961年上半年，在金燦然與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王可風主任面談之後，中華書局開始與南京史料整理處正式商調劉起釪先生，同年12月1日中華書局致函文化部幹部司：
前幾年，康生同志多次指示我局組織顧頡剛整理《尚書》（顧是我國有數的研究《尚書》的專家）。幾年來，顧雖作了一些工作，但因年老體弱，沒有得力助手，工作進展甚為緩慢，至今沒有完成。幾年來，顧曾一再提出，希望我局配備適當的人作他的助手，但一直沒有適當人選。半年以前，他又提出現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工作的劉起釪，要求調給他作助手。最近，經我們向南京方面瞭解並調閱了劉的檔案，獲悉劉在1945年至1947年間曾經作過顧的助手，對古籍整理和史料考訂有實際經驗和能力。經過協商，劉所在單位的領導也表示可以考慮將劉調出。為了《尚書》整理工作能及時完成，我們擬調劉到我局工作。
函附“請調幹部登記表”一份，登記表中“擬調至何單位任何職務”一欄所填為：“中華書局作社外編輯顧頡剛先生的助手。”據顧頡剛先生《讀〈尚書〉筆記》，從他1959年“奉整理《尚書》之命”，到此時剛完成《尚書•大誥》的校勘、注釋、章句、今譯四部分初稿，與組織上的進度要求顯然有很大距離。當時顧頡剛先生已年近古稀，在《讀〈尚書〉筆記》（一）的前記中，他感嘆道：“顧予老矣，百骸都虧，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勢已有所不可……因書其力不從心之苦於此。”可見顧先生要配備助手的迫切心情。
1962年1月，文化部幹部司同意調劉起釪調京，但批示中說：“按徐部長批示，今後應積極處理精簡人員，一般不再從部外調進人員，更不能從外地調進人。請你局嚴格掌握。”因為對進京人員指標的嚴格控制及其它原因，幾經周折，到11月下旬劉起釪先生才來京報到。
劉起釪先生於5月12日正式接到組織通知，獲准調京。當天，他在給顧頡剛先生的信中說：
生渥蒙師門關懷，俯賜提挈，於本日得組織上正式通知，謂調往北京中華書局服務，並謂目前業已將生家庭人口情況函告書局，接洽遷移戶口諸問題。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來至盼能隨侍師門，問學請業，一旦獲嘗其願，快幸何似。一俟組織通知成行日期，當即襆被入都，以親教誨。但在臨行以前，生至盼能明瞭有關具體情況，是否生入京後即隨吾師從事《尚書》整理工作，而非在書局擔任一般編輯工作？是否生即隨侍左右而不必隨局中同仁進退？生私願固在長侍帳側以整理古籍終其身，無他宏願矣。
5月27日，劉起釪先生接到顧頡剛先生回覆，又立即復函詢問是否攜帶書籍進京，信中說：
拜奉教言，知生來京後當可侍帳側，佐《尚書》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師門將其具體問題與領導方面商妥後，生當即專行入京。立雪匪遙，至感歡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書籍均需隨帶？生置有圖書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攜之備用？中華藏書故當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請便中賜告。現不論情況如何，生已決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勞，得問學之益，分師門宵旰之勤，為至大樂幸也。
用劉起釪先生自己的話說，這時他正“陰錯陽差”地從事著現代史料的整理工作，好不容易獲得重返師門的機會，回到他素所嗜好的古典學術途徑上來，其激動之情，躍然紙上。
6月6日，顧頡剛先生帶著這兩封信，來到西郊翠微路面呈金燦然。顧先生在6月10 日給劉起釪的信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渠等知兄將至，欣懷莫名，蓋自始調迄今解決已歷四年，波折至多，今竟順利完成，為局中增一台柱，宜其喜形於色也。”6月11日，金燦然致函文化部齊燕銘、徐光霄二位副部長：
關於為顧頡剛配備助手的問題，幾年來我們一直在積極進行，但苦於沒有適當人選，此事至今沒有得到解決。去年經顧本人提出，我們通過組織瞭解結果，曾請求幹部司批准調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劉起釪同志來京擔任這一工作。……最近顧頡剛又對我們提到此事，並將劉最近給他的信交給我們，我們才知道劉調京事在他工作單位內部已正式宣布。我們考慮到顧著述豐富，為他物色助手，頗不容易，且他近幾年來體弱多病，確實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幫助他工作。又考慮到顧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他的助手問題似仍不能不加考慮。因此重申前請，請考慮在目前可否將劉調來。
原函有徐光霄批示：“目前自外地調人有困難。”可見在當時中央精兵簡政、壓縮城市人口的政策下，劉起釪先生能過獲准調京，並非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原函又有10月5日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丁樹奇的批注：“此事國慶節前已解決，不必送燦然同志了。”
在組織上積極協調解決的同時，顧頡剛先生本人也為配備助手一事多方物色，檔案中有1962年6月12日他給周揚同志的親筆信，除了請調劉起釪、黃永年、王煦華三位外，還談到《尚書》譯證以及其他積稿的整理計劃。
周揚部長：
今年二月在廣州奉晤，承您的厚意，要為我配置助手，推進研究工作的進行，銘感五內。囑開名單，所以遲遲未能送上，因由我的忙迫，亦以此類專家都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就使我開出也很難如願。
我再三考慮，覺得北京為高級知識分子所薈萃，我要請教的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所最感痛苦的，就是我沒有時間去找他們（尤其是北大路遠），他們也不會有時間到我這兒來，所以雖是極熟的人也不容易見面。現在所急需的，就是有幾位學問根柢堅實的壯年學者，可以和我商榷問題，可以為我到各圖書館搜羅資料，也可以代我到各專家處徵詢答案或請提意見。
這類的人，就我過去的學生裏想，有三個人是合適的。
其一，是劉起釪同志，籍湖南安化，年40餘，前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現在科學院南京分院歷史研究所檔案整理室工作。他的中文寫作和歷史常識都好。三四年前，我即向中華書局提起，承金燦然同志一再和科學院接洽，荏苒至今，方得寧方許可。可是正在他整裝待發的時候，適逢北京市嚴格疏散人口，不能報進，因此中華的黨支書張北辰同志感到躊躇。不知可否由您通知文化部，轉商市人委，特許遷入？這事如謂可行，請即辦理！
其二，是黃永年，籍江蘇武進，年約35，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他畢業時周谷城主任要留他作助教，但華東教育部不允，被派到交通大學，任近代史教師。交大一部分遷西安，他隨著前往。不幸於57年整風運動中，該校近代史教研組六人全劃為右派，他亦在內。嗣後即少通訊，不知現在已脫帽否。他天分甚好，早歲即從呂思勉先生受學，研究歷史已入門，甚能解決問題。倘得一適當環境，容其進修，將來一定會有較高的成就的。
其三，是王煦華同志，籍江蘇南通（引者案應作江陰），年約33，誠明文學院中文系畢業，現任上海圖書館編目員，參加“叢書綜錄”的編輯。他人極踏實，精力充足，搜羅材料不厭不倦，對馬克思主義亦有較深的修養，是極好的助手。
以上三人，前一人的來京已到了成熟的階段，只要市府一批准就可來；後二人則僅由我提出意見，請您考慮，如果認為可行，我當和中華書局正式接洽。
至於我自己的工作，除論文、筆記，已由中華書局囑我陸續整理付印外，“尚書譯證”是我的崗位工作，自當集中力量進行，不負黨的期望。其它積稿，在100萬字以上的有下列各種：
1，“古代地名彙考”：已由中華介紹劉鈞仁同志和我合作，將來擬分代出版。
2，“史記校證”：一部分稿件已由科學出版社轉致中華。許多在國外的古本，必須盡力搜羅。如王煦華同志能來，則擔當此事最為相宜。
3，“戰國秦漢文類編”：此書宗旨在於綜結當時各家思想及其學術上之成就，分類排列，兼加注釋，必須有討論之功。如黃永年能來，則可望其作秩然之整理，徹底弄清楚這一時期百家爭鳴的狀況及其留與後人的癥結。
4，“三百年來著述考”：已由中華介紹科學院圖書館武作成、劉世凱兩同志來接洽，現尚未著手整理。
專此布達，敬祈得暇見複。我的住址是東城區乾面胡同31號，電話5,2654。如須面談，請示知，當即走謁。
敬祝 健康！
顧頡剛 1962，6，12
6月25日，顧頡剛先生又致函金燦然，催辦劉起釪調京，信中說：“昨又接南京劉起釪同志來信，謂彼處組織上必須你局再度出函，始允成行。彼意，如京中戶口一時困難，個人可先行入京，以臨時戶口進行工作；眷屬北行，將來再辦。特此奉聞，請即致函南京科學院商洽為荷！”金燦然接到顧先生信以及周揚辦公室轉來的長信，於7月8日致信齊燕銘同志，轉述了周揚同志的意見：“周揚同志意見，顧的助手無論如何要解決，調不來，可以借。”7月18日，顧先生赴中宣部開會，以7月12日劉起釪來信面呈康生。康辦7月20日轉交齊燕銘，齊燕銘8月1日在康辦函件上批示：“此事已解決，各信送中華存。”
8月9日，金燦然致函南京史料整理處王可風，正式通知“上級已批准劉起釪同志來我局幫助顧頡剛先生工作”。8月17日，中華書局致函文化部幹部司，要求解決劉起釪進京戶口問題，並附呈代文化部草擬的致中宣部和國務院文教辦公室的呈文。代擬的呈文，除簡介商調劉起釪進京協助顧頡剛先生工作的大致過程外，又一次明確說到中華書局約請顧頡剛先生整理《尚書》的起因：
去年十二月間，我部直屬單位中華書局申請調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劉起釪來京作顧頡剛的助手。中華書局在報告中說，顧頡剛正在為該局整理《尚書》，這一工作，康生同志早在幾年前即已提出，指示他們積極組織顧頡剛進行整理。但幾年來工作進展甚為緩慢，主要原因是顧本人年老體弱，沒有得力的助手。去年上半年，顧向中華書局要求調劉起釪來京，給他當助手，這樣才能順利進行《尚書》整理工作。我部考慮到中華書局的實際情況，於本年一月批復，同意將劉起釪調京，但目前不宜全家遷京，要中華書局作好具體安排。經中華書局通過正式手續向南京史料整理處請調，但因遷戶口等問題不能解決，此事遂爾擱置。最近半年來，顧頡剛又曾一再向周揚同志和該局金燦然同志口頭和寫信提出這一件事，請求迅速解決。現在南京史料整理處已正式同意將劉起釪調出，劉本人也準備先來京報到。其家屬仍留在南京，過三二年再說。我們認為顧頡剛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如果能早日促成他將《尚書》整理出來，對團結高級知識分子和推進史學研究工作，均屬有利。為此，擬請同意將劉調京並轉知北京市有關部門准予報入正式戶口。
此後，金燦然又兩次給南京史料整理處發出催促函；延至十月，復經商請南京史料整理處的上級單位近代史研究所及劉大年所長的同意，劉起釪先生調京才差不多告成。檔案裏有一份10月20日發出的電報底稿：“調劉起釪信近代史所已發出，行期決定，盼先電告，以便派人去車站迎候。金燦然。”在南京史料整理處11月10日給金燦然的回函上，有王春同志11月15日的兩條批示，其一：
屆時請趙守儼同志去車站迎接。宿舍已經安排在西北樓一號樓口一單元的4號。
其二是寫給當時中華的黨支部書記張北辰的：
請你指派一位同志屆時代為向食堂換取內部糧油票和代金，或者現在預向食堂借也可。
以禮相待，以誠相待，是中華書局歷來的傳統，前輩們的風範從這些細微末節的瑣事中可見一斑。“文革”前後，國內眾多學者兩次集中到中華整理“二十四史”，類似的事情很多，給大家留下了難忘的溫暖回憶。
顧頡剛先生在1962年10月12日給劉起釪的信中，曾描述過中華書局為《尚書》整理專門設置的辦公室：“辦公的屋子，已定書局308室。這間屋朝南又朝西，終日有太陽光。我為了家中客多事煩，趁未寒時也常到那裏辦公，以後也可常在那裏見面。”11月22日，劉起釪先生到京報到，此後，在被顧頡剛先生贊為“頗有長林豐草，可資盤桓”的京西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愜心適意地全力投入”《尚書》的整理工作，一直到“文革”開始。
三
五十年代進中華工作的謝方先生，曾將“全力支持顧頡剛先生徹底整理《尚書》”與“《文史》的創辦”、“二十四史整理班子的建立並集中北京工作”並列，稱為六十年代中華書局最有歷史意義的三件大事。檔案文書也可見當時中華書局對顧先生的研究工作所給予的高度重視，尤其是金燦然先生，1958年起他以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的身份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北大魏建功先生戲稱他為古籍整理的“總司令”，他為中華書局及古籍整理事業，真可謂殫精竭慮，令人感佩。
檔案中有1962年8月20日金燦然擬就後未發的給康生、周揚的信，說到為顧頡剛先生配備助手的情況：
顧所提出的劉起釪，文化部已同意調京，正在辦理調動手續。另外，一年以前，我們曾為他配備一位孟默聞先生，幫助他整理《尚書》和他的讀史筆記；今年，我們又為他配備一位劉鈞仁先生，幫助他整理“中國古代地名彙考”。劉起釪來了之後，幫助他工作的將有三個人。
孟默聞是中華編輯部的一位老先生，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就是在孟默聞先生的協助下定稿的（《史林雜識初編》小引）。劉鈞仁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曾出版《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是協助整理“中國古代地名彙考”的合適人選。另外前引顧頡剛先生致周揚信中還提到由中華介紹科學院圖書館武作成、劉世凱兩同志來協助整理“三百年來著述考”，武作成先生五十年代撰有《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也應該是合適人選。另外，在劉起釪先生調京已經基本辦妥的情況下，1962年10月22日，中華書局還是遵照顧頡剛先生的意見，向黃永年先生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學人事處發去了商調函：
據科學院顧頡剛先生介紹，你校近代史教研室黃永年對歷史有所研究，希望能協助其工作，故特函詢黃永年政治歷史情況、現任工作職務，及你們對其工作的意見。請函覆。
黃永年先生和後面提到的張舜徽、任二北、任銘善、方齡貴先生等，都因為各種原因未能成行。
檔案中還保存有顧先生要求中華書局商調南開大學先秦史專業畢業研究生李民參與《尚書》整理的親筆信，全文如下：
燦然、項平同志：
多日未見，至念起居。我一個月來，幾於無日不開會，學術工作只得停頓。今雖會畢，而瞬屆春節，不免親朋酬酢。有勞懸盼，無任歉仄。
李民同志，前畢業於鄭州大學，今又畢業於南開大學研究院，其畢業論文為“尚書盤庚篇研究”，我翻覽一過，覺得見解新穎，又能結合馬列主義，洵為青年中不易得之人才。
鄭大校長嵇文甫同志暨南開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同志均願其助我鑽研“尚書”，前已奉告。茲聞嵇校長決定其從游期為五年，期內工資由鄭大給發。其母本住北京，故住屋亦無問題。惟報進戶口，是否可由你局辦理，請予酌奪示知為荷！
我自你局給於整理“尚書”之任務，日夕在心，惟茲事體大，問題萬千，實非一人之力所可擔當，我又多病多事，勢不能全力以赴。承你為調劉起釪同志來京，已給我不少助力，惟亦年近五十，未能以銳氣責之。李民同志年富力强，可望其發生火車頭的作用。如你局能給一名譽職務，則三人合作，必可按日程功，如期集事。茲特囑其持畢業論文就正，敬乞賜洽，不勝感禱！
專此，敬頌春祺！
顧頡剛 1963，1，22
在此前後的一周時間內，金燦然與鄭天挺、嵇文甫先生書信往返，終以李民先生完成任務後仍回鄭州大學為前提，達成借調，李民先生遂與劉起釪先生同在一間辦公室，協助顧先生進行《尚書》整理工作。
金燦然執掌中華書局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形成現在中華書局學術品格和獨特個性的最重要時期。半個世紀以來，當年在中華工作過的同仁和學界前輩，留下了很多深情的回憶。其中金燦然禮賢下士招納人才的佳話最為大家所樂道，從這一批劉起釪調京檔案中金燦然親筆草擬的數十封公私信函，我們也會有同樣深切的感受。
1962年9月7日金燦然致函齊燕銘，除談到劉起釪先生的進京戶口外，還涉及此前已經調入中華的馬宗霍先生和商調中的張舜徽先生，信中說：
商調張舜徽事，已同楊東老（引者案即楊東純）談過，他答應給想辦法。同時他又提出馬宗霍的房子問題，此事實在傷腦筋。
劉起釪來京戶口問題，幹部司仍未上報，大概碰到一些困難。三十人的編制問題，迄今也仍未落實。目前的情況已與兩三個月前不同，高級知識分子的牌價又高了，各地大專學校經常有人在北京接洽精簡人員，成仿吾撈走了四十多位。曲阜師範撈走了二十多位。使用幹部的問題都比以前想得開了。
信後另紙又提出商調任二北、任銘善、方齡貴三位先生：
以下三人，請考慮可否向在京開會的書記提出商調：
一、任二北：四川大學，沒有開課，主要在從事戲曲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二、任銘善：搞小學的。已摘了右派帽子。杭州大學，大概也沒有開課，前些時被上海借去編辭海。
三、方齡貴：昆明師院文史系主任，研究元史的，日文頗好。開史學系基礎課，他自己不願教，想到北京來。
五十年代中期，金燦然曾親往上海邀請版本學家陳乃乾先生進京加盟古籍出版社（後並入中華書局），陳乃乾先生攜帶一車皮藏書舉家遷京，成為文壇盛傳的佳話。六十年代初，金燦然冒著政治風險，先後延請宋雲彬、孫仁和、馬宗霍、楊伯俊、馬非百、傅振倫、王仲聞等先生來局工作，任二北、任銘善二位先生當時還是在冊的“極右”分子，儘管未能成行，但足以見出金燦然的卓越膽識和運籌謀略。在此之後，才有陳垣、鄭天挺、鄧廣銘、翁獨健、馮家升、傅樂煥、唐長孺、王仲犖、劉節、羅繼祖、王永興等全國各地的文史學者會聚中華標點整理“二十四史”的空前盛事。
2005年5月21日寫畢
劉起釪先生的《尚書校釋譯論》，這一部學術界翹首以待多年的巨著終於出版了。劉起釪先生在《尚書校釋譯論》序言中說：
這兩部書的寫成（另一部書是《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完全是源於吾師顧頡剛先生一生研究《尚書》，提出他的“《尚書》十種”計劃中所欲力求完成的數種。於1962年冬由中宣部把我從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處調來北京，協助顧先生完成他這一科學地整理《尚書》的宏願，就是在他的指導下，秉其整理《尚書》的意圖與規劃，來承乏整理《尚書》全書之責。我日夜竭盡綿薄，備經困厄，而後始獲先後寫成的。
劉起釪先生又說：
在“文革”後期曾聽國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長在一次報告中說，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否則讀不懂，不好利用。”這句話顧先生在當時是不知道的，不像前此請顧先生負《資治通鑑》“總校”之責，是明白奉毛主席之命；後來負點校二十四史“總其成”之責，是明白奉周總理之命。此事則只是顧先生1962年在廣東從化修養地，遇周揚同志也在，相與談到《尚書》工作，顧先生以自己體力已衰，推薦在大學時曾從他治《尚書》的我來協助他，周揚同志把我的名字帶回中宣部，在一次會議上決定調我來京了。當時把我安排在中華書局任《尚書》研究專職，據顧先生告訴我，當時他和歷史所領導的關係搞不好，而中華書局領導金燦然同志熱情支持此工作，故做此安排。我……大學畢業後，陰錯陽差搞了十幾年現代史料工作，到這時我已四十五歲，正精力旺盛，以為好不容易回到我素所嗜好的古典學術途徑上來，獲得展布其所學的機會，這是多年夢寐以求的事，又得中華書局給以良好的環境與條件，因此愜心適意地全力投入工作。
劉起釪先生的這篇序言寫於1999年10月，他在序言中還說：“此書的寫成，從1962年調我進京開始，可說花了三十八年功夫。這三十八年中，我的思想裏就只有《尚書》兩個字，無論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念茲在茲，關心的總是《尚書》資料，即使十年動蕩中，只要有機會接觸到文獻，我所縈心的仍是《尚書》。”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上面引述的兩段文字只是劉起釪先生對這項工作起始階段的記述，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到劉起釪先生對他學術生涯中的這次轉變是非常慶幸和珍視的。其實，這次轉變的意義遠不限於劉起釪先生個人的學術歷程，也不僅限於劉起釪先生孜孜以求的實現了師門宏願，從這次轉變和合作帶來的《尚書》學的豐碩成果看，視之為現代中國學術的一大幸事，也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一個多月前，意外的從剛清理出來的“文革”前中華書局人事組檔案中，看到商調劉起釪先生進京協助顧頡剛先生從事《尚書》整理的舊檔。舊檔中除存有顧頡剛先生、劉起釪先生的書信外，更多的是中華書局及金燦然先生向周揚、齊燕銘等領導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等部門請調、商調的往返文書。今天看來，這些文書不僅是顧、劉二位先生開始協作進行《尚書》研究的一段珍貴的原始紀錄，還是足以真實反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學術環境的一個有著典型意義的事件，具有學術史價值。
二
顧頡剛先生的《尚書》研究，始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從顧頡剛先生後來陸續發表的《尚書》研究成果看，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期，以校、釋、譯、論相結合的撰著方式就已經確定。1959年6月19日，中華書局編輯部致函顧頡剛先生希望他及早完成《尚書今譯》，顧先生接信後於6月25日給金燦然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
翻譯《尚書》為現代語，這是五四運動後我所發的大願，四十年來我沒有一天忘掉，只是為了生活的動蕩始終沒有正式進行。……現在這件事已定為我在科學院的工作，我欣幸這個願望會逐漸接近實現。但這是一件非常細緻和複雜的工作，不能像你局希望的趕得太快。
顧先生接著分五點談了此項工作的困難情形和解決辦法，列舉了事先必須重點閱讀的58種典籍，提出“每譯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發給各專家評定”，並開列了擬徵求意見的46位專家名單，稱這是《尚書今譯》的“群眾路線，非走不可”。
《尚書今譯》是顧頡剛先生多年未間斷的研究項目，在《資治通鑑》、《史記》的標點工作結束之後，《尚書》整理被列為他在科學院的主要任務。如果中華書局的積極組約和協助確有毛主席“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的指示的背景，那麽此項工作的推進，還多少帶有一些自上而下的政治色彩。現存檔案雖然不足以佐證這一點，但從中可以看出確有來自中央高層的關注，尤其是劉起釪先生進京一事，如果沒有高層領導的支持，那是非常困難的。
根據顧先生1959年6月25日給金燦然信，還可以知道，在此前半年，金燦然就表示願意為顧先生配備助手。這年夏天，顧先生到青島度假，巧遇劉起釪先生，據1960年2月8日顧先生給劉起釪信，他回京後即向近代史所和中華書局商談調劉起釪進京，信中說：“《尚書》工作，去年到京即與劉大年副所長及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同志商談，請其調兄至京，共同將事。當時兩公均已允可，剛方自幸，以為兄來助我，行見計日程功，可作一九六〇年之獻禮矣。不意劉公（引者案指劉大年）見告，南京方面已定躍進計劃，不能抽調人員，只得作罷。聞此意沮。”顧先生信中下面這段話，很能說明他當時的心境：
在青修養兩月，即返京參加國慶。嗣後在大躍進及反右傾中日夕不遑，迄今又將半年。自維年齡漸老精力頓衰，對所任工作實已不能勝任，而社會責望乃增於此者數倍，如何得了，甚欲奮發從事，然一度緊張即引起一度疾病，乃知老境實為可悲，老人實為無用也。
大約到1961年上半年，在金燦然與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王可風主任面談之後，中華書局開始與南京史料整理處正式商調劉起釪先生，同年12月1日中華書局致函文化部幹部司：
前幾年，康生同志多次指示我局組織顧頡剛整理《尚書》（顧是我國有數的研究《尚書》的專家）。幾年來，顧雖作了一些工作，但因年老體弱，沒有得力助手，工作進展甚為緩慢，至今沒有完成。幾年來，顧曾一再提出，希望我局配備適當的人作他的助手，但一直沒有適當人選。半年以前，他又提出現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工作的劉起釪，要求調給他作助手。最近，經我們向南京方面瞭解並調閱了劉的檔案，獲悉劉在1945年至1947年間曾經作過顧的助手，對古籍整理和史料考訂有實際經驗和能力。經過協商，劉所在單位的領導也表示可以考慮將劉調出。為了《尚書》整理工作能及時完成，我們擬調劉到我局工作。
函附“請調幹部登記表”一份，登記表中“擬調至何單位任何職務”一欄所填為：“中華書局作社外編輯顧頡剛先生的助手。”據顧頡剛先生《讀〈尚書〉筆記》，從他1959年“奉整理《尚書》之命”，到此時剛完成《尚書•大誥》的校勘、注釋、章句、今譯四部分初稿，與組織上的進度要求顯然有很大距離。當時顧頡剛先生已年近古稀，在《讀〈尚書〉筆記》（一）的前記中，他感嘆道：“顧予老矣，百骸都虧，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勢已有所不可……因書其力不從心之苦於此。”可見顧先生要配備助手的迫切心情。
1962年1月，文化部幹部司同意調劉起釪調京，但批示中說：“按徐部長批示，今後應積極處理精簡人員，一般不再從部外調進人員，更不能從外地調進人。請你局嚴格掌握。”因為對進京人員指標的嚴格控制及其它原因，幾經周折，到11月下旬劉起釪先生才來京報到。
劉起釪先生於5月12日正式接到組織通知，獲准調京。當天，他在給顧頡剛先生的信中說：
生渥蒙師門關懷，俯賜提挈，於本日得組織上正式通知，謂調往北京中華書局服務，並謂目前業已將生家庭人口情況函告書局，接洽遷移戶口諸問題。一得覆音，即可成行。多年來至盼能隨侍師門，問學請業，一旦獲嘗其願，快幸何似。一俟組織通知成行日期，當即襆被入都，以親教誨。但在臨行以前，生至盼能明瞭有關具體情況，是否生入京後即隨吾師從事《尚書》整理工作，而非在書局擔任一般編輯工作？是否生即隨侍左右而不必隨局中同仁進退？生私願固在長侍帳側以整理古籍終其身，無他宏願矣。
5月27日，劉起釪先生接到顧頡剛先生回覆，又立即復函詢問是否攜帶書籍進京，信中說：
拜奉教言，知生來京後當可侍帳側，佐《尚書》整理之役，快幸之至。一俟師門將其具體問題與領導方面商妥後，生當即專行入京。立雪匪遙，至感歡忭。……生所不知者，是否所有本人需用行李書籍均需隨帶？生置有圖書七八架，是否目前即需攜之備用？中華藏書故當不少，是否取用方便？敢請便中賜告。現不論情況如何，生已決心入京，待命即行，以能服弟子之勞，得問學之益，分師門宵旰之勤，為至大樂幸也。
用劉起釪先生自己的話說，這時他正“陰錯陽差”地從事著現代史料的整理工作，好不容易獲得重返師門的機會，回到他素所嗜好的古典學術途徑上來，其激動之情，躍然紙上。
6月6日，顧頡剛先生帶著這兩封信，來到西郊翠微路面呈金燦然。顧先生在6月10 日給劉起釪的信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渠等知兄將至，欣懷莫名，蓋自始調迄今解決已歷四年，波折至多，今竟順利完成，為局中增一台柱，宜其喜形於色也。”6月11日，金燦然致函文化部齊燕銘、徐光霄二位副部長：
關於為顧頡剛配備助手的問題，幾年來我們一直在積極進行，但苦於沒有適當人選，此事至今沒有得到解決。去年經顧本人提出，我們通過組織瞭解結果，曾請求幹部司批准調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劉起釪同志來京擔任這一工作。……最近顧頡剛又對我們提到此事，並將劉最近給他的信交給我們，我們才知道劉調京事在他工作單位內部已正式宣布。我們考慮到顧著述豐富，為他物色助手，頗不容易，且他近幾年來體弱多病，確實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幫助他工作。又考慮到顧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他的助手問題似仍不能不加考慮。因此重申前請，請考慮在目前可否將劉調來。
原函有徐光霄批示：“目前自外地調人有困難。”可見在當時中央精兵簡政、壓縮城市人口的政策下，劉起釪先生能過獲准調京，並非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原函又有10月5日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丁樹奇的批注：“此事國慶節前已解決，不必送燦然同志了。”
在組織上積極協調解決的同時，顧頡剛先生本人也為配備助手一事多方物色，檔案中有1962年6月12日他給周揚同志的親筆信，除了請調劉起釪、黃永年、王煦華三位外，還談到《尚書》譯證以及其他積稿的整理計劃。
周揚部長：
今年二月在廣州奉晤，承您的厚意，要為我配置助手，推進研究工作的進行，銘感五內。囑開名單，所以遲遲未能送上，因由我的忙迫，亦以此類專家都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就使我開出也很難如願。
我再三考慮，覺得北京為高級知識分子所薈萃，我要請教的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所最感痛苦的，就是我沒有時間去找他們（尤其是北大路遠），他們也不會有時間到我這兒來，所以雖是極熟的人也不容易見面。現在所急需的，就是有幾位學問根柢堅實的壯年學者，可以和我商榷問題，可以為我到各圖書館搜羅資料，也可以代我到各專家處徵詢答案或請提意見。
這類的人，就我過去的學生裏想，有三個人是合適的。
其一，是劉起釪同志，籍湖南安化，年40餘，前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現在科學院南京分院歷史研究所檔案整理室工作。他的中文寫作和歷史常識都好。三四年前，我即向中華書局提起，承金燦然同志一再和科學院接洽，荏苒至今，方得寧方許可。可是正在他整裝待發的時候，適逢北京市嚴格疏散人口，不能報進，因此中華的黨支書張北辰同志感到躊躇。不知可否由您通知文化部，轉商市人委，特許遷入？這事如謂可行，請即辦理！
其二，是黃永年，籍江蘇武進，年約35，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他畢業時周谷城主任要留他作助教，但華東教育部不允，被派到交通大學，任近代史教師。交大一部分遷西安，他隨著前往。不幸於57年整風運動中，該校近代史教研組六人全劃為右派，他亦在內。嗣後即少通訊，不知現在已脫帽否。他天分甚好，早歲即從呂思勉先生受學，研究歷史已入門，甚能解決問題。倘得一適當環境，容其進修，將來一定會有較高的成就的。
其三，是王煦華同志，籍江蘇南通（引者案應作江陰），年約33，誠明文學院中文系畢業，現任上海圖書館編目員，參加“叢書綜錄”的編輯。他人極踏實，精力充足，搜羅材料不厭不倦，對馬克思主義亦有較深的修養，是極好的助手。
以上三人，前一人的來京已到了成熟的階段，只要市府一批准就可來；後二人則僅由我提出意見，請您考慮，如果認為可行，我當和中華書局正式接洽。
至於我自己的工作，除論文、筆記，已由中華書局囑我陸續整理付印外，“尚書譯證”是我的崗位工作，自當集中力量進行，不負黨的期望。其它積稿，在100萬字以上的有下列各種：
1，“古代地名彙考”：已由中華介紹劉鈞仁同志和我合作，將來擬分代出版。
2，“史記校證”：一部分稿件已由科學出版社轉致中華。許多在國外的古本，必須盡力搜羅。如王煦華同志能來，則擔當此事最為相宜。
3，“戰國秦漢文類編”：此書宗旨在於綜結當時各家思想及其學術上之成就，分類排列，兼加注釋，必須有討論之功。如黃永年能來，則可望其作秩然之整理，徹底弄清楚這一時期百家爭鳴的狀況及其留與後人的癥結。
4，“三百年來著述考”：已由中華介紹科學院圖書館武作成、劉世凱兩同志來接洽，現尚未著手整理。
專此布達，敬祈得暇見複。我的住址是東城區乾面胡同31號，電話5,2654。如須面談，請示知，當即走謁。
敬祝 健康！
顧頡剛 1962，6，12
6月25日，顧頡剛先生又致函金燦然，催辦劉起釪調京，信中說：“昨又接南京劉起釪同志來信，謂彼處組織上必須你局再度出函，始允成行。彼意，如京中戶口一時困難，個人可先行入京，以臨時戶口進行工作；眷屬北行，將來再辦。特此奉聞，請即致函南京科學院商洽為荷！”金燦然接到顧先生信以及周揚辦公室轉來的長信，於7月8日致信齊燕銘同志，轉述了周揚同志的意見：“周揚同志意見，顧的助手無論如何要解決，調不來，可以借。”7月18日，顧先生赴中宣部開會，以7月12日劉起釪來信面呈康生。康辦7月20日轉交齊燕銘，齊燕銘8月1日在康辦函件上批示：“此事已解決，各信送中華存。”
8月9日，金燦然致函南京史料整理處王可風，正式通知“上級已批准劉起釪同志來我局幫助顧頡剛先生工作”。8月17日，中華書局致函文化部幹部司，要求解決劉起釪進京戶口問題，並附呈代文化部草擬的致中宣部和國務院文教辦公室的呈文。代擬的呈文，除簡介商調劉起釪進京協助顧頡剛先生工作的大致過程外，又一次明確說到中華書局約請顧頡剛先生整理《尚書》的起因：
去年十二月間，我部直屬單位中華書局申請調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劉起釪來京作顧頡剛的助手。中華書局在報告中說，顧頡剛正在為該局整理《尚書》，這一工作，康生同志早在幾年前即已提出，指示他們積極組織顧頡剛進行整理。但幾年來工作進展甚為緩慢，主要原因是顧本人年老體弱，沒有得力的助手。去年上半年，顧向中華書局要求調劉起釪來京，給他當助手，這樣才能順利進行《尚書》整理工作。我部考慮到中華書局的實際情況，於本年一月批復，同意將劉起釪調京，但目前不宜全家遷京，要中華書局作好具體安排。經中華書局通過正式手續向南京史料整理處請調，但因遷戶口等問題不能解決，此事遂爾擱置。最近半年來，顧頡剛又曾一再向周揚同志和該局金燦然同志口頭和寫信提出這一件事，請求迅速解決。現在南京史料整理處已正式同意將劉起釪調出，劉本人也準備先來京報到。其家屬仍留在南京，過三二年再說。我們認為顧頡剛在國內外有相當影響，如果能早日促成他將《尚書》整理出來，對團結高級知識分子和推進史學研究工作，均屬有利。為此，擬請同意將劉調京並轉知北京市有關部門准予報入正式戶口。
此後，金燦然又兩次給南京史料整理處發出催促函；延至十月，復經商請南京史料整理處的上級單位近代史研究所及劉大年所長的同意，劉起釪先生調京才差不多告成。檔案裏有一份10月20日發出的電報底稿：“調劉起釪信近代史所已發出，行期決定，盼先電告，以便派人去車站迎候。金燦然。”在南京史料整理處11月10日給金燦然的回函上，有王春同志11月15日的兩條批示，其一：
屆時請趙守儼同志去車站迎接。宿舍已經安排在西北樓一號樓口一單元的4號。
其二是寫給當時中華的黨支部書記張北辰的：
請你指派一位同志屆時代為向食堂換取內部糧油票和代金，或者現在預向食堂借也可。
以禮相待，以誠相待，是中華書局歷來的傳統，前輩們的風範從這些細微末節的瑣事中可見一斑。“文革”前後，國內眾多學者兩次集中到中華整理“二十四史”，類似的事情很多，給大家留下了難忘的溫暖回憶。
顧頡剛先生在1962年10月12日給劉起釪的信中，曾描述過中華書局為《尚書》整理專門設置的辦公室：“辦公的屋子，已定書局308室。這間屋朝南又朝西，終日有太陽光。我為了家中客多事煩，趁未寒時也常到那裏辦公，以後也可常在那裏見面。”11月22日，劉起釪先生到京報到，此後，在被顧頡剛先生贊為“頗有長林豐草，可資盤桓”的京西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愜心適意地全力投入”《尚書》的整理工作，一直到“文革”開始。
三
五十年代進中華工作的謝方先生，曾將“全力支持顧頡剛先生徹底整理《尚書》”與“《文史》的創辦”、“二十四史整理班子的建立並集中北京工作”並列，稱為六十年代中華書局最有歷史意義的三件大事。檔案文書也可見當時中華書局對顧先生的研究工作所給予的高度重視，尤其是金燦然先生，1958年起他以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的身份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北大魏建功先生戲稱他為古籍整理的“總司令”，他為中華書局及古籍整理事業，真可謂殫精竭慮，令人感佩。
檔案中有1962年8月20日金燦然擬就後未發的給康生、周揚的信，說到為顧頡剛先生配備助手的情況：
顧所提出的劉起釪，文化部已同意調京，正在辦理調動手續。另外，一年以前，我們曾為他配備一位孟默聞先生，幫助他整理《尚書》和他的讀史筆記；今年，我們又為他配備一位劉鈞仁先生，幫助他整理“中國古代地名彙考”。劉起釪來了之後，幫助他工作的將有三個人。
孟默聞是中華編輯部的一位老先生，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就是在孟默聞先生的協助下定稿的（《史林雜識初編》小引）。劉鈞仁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曾出版《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是協助整理“中國古代地名彙考”的合適人選。另外前引顧頡剛先生致周揚信中還提到由中華介紹科學院圖書館武作成、劉世凱兩同志來協助整理“三百年來著述考”，武作成先生五十年代撰有《清史稿藝文志補編》，也應該是合適人選。另外，在劉起釪先生調京已經基本辦妥的情況下，1962年10月22日，中華書局還是遵照顧頡剛先生的意見，向黃永年先生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學人事處發去了商調函：
據科學院顧頡剛先生介紹，你校近代史教研室黃永年對歷史有所研究，希望能協助其工作，故特函詢黃永年政治歷史情況、現任工作職務，及你們對其工作的意見。請函覆。
黃永年先生和後面提到的張舜徽、任二北、任銘善、方齡貴先生等，都因為各種原因未能成行。
檔案中還保存有顧先生要求中華書局商調南開大學先秦史專業畢業研究生李民參與《尚書》整理的親筆信，全文如下：
燦然、項平同志：
多日未見，至念起居。我一個月來，幾於無日不開會，學術工作只得停頓。今雖會畢，而瞬屆春節，不免親朋酬酢。有勞懸盼，無任歉仄。
李民同志，前畢業於鄭州大學，今又畢業於南開大學研究院，其畢業論文為“尚書盤庚篇研究”，我翻覽一過，覺得見解新穎，又能結合馬列主義，洵為青年中不易得之人才。
鄭大校長嵇文甫同志暨南開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同志均願其助我鑽研“尚書”，前已奉告。茲聞嵇校長決定其從游期為五年，期內工資由鄭大給發。其母本住北京，故住屋亦無問題。惟報進戶口，是否可由你局辦理，請予酌奪示知為荷！
我自你局給於整理“尚書”之任務，日夕在心，惟茲事體大，問題萬千，實非一人之力所可擔當，我又多病多事，勢不能全力以赴。承你為調劉起釪同志來京，已給我不少助力，惟亦年近五十，未能以銳氣責之。李民同志年富力强，可望其發生火車頭的作用。如你局能給一名譽職務，則三人合作，必可按日程功，如期集事。茲特囑其持畢業論文就正，敬乞賜洽，不勝感禱！
專此，敬頌春祺！
顧頡剛 1963，1，22
在此前後的一周時間內，金燦然與鄭天挺、嵇文甫先生書信往返，終以李民先生完成任務後仍回鄭州大學為前提，達成借調，李民先生遂與劉起釪先生同在一間辦公室，協助顧先生進行《尚書》整理工作。
金燦然執掌中華書局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形成現在中華書局學術品格和獨特個性的最重要時期。半個世紀以來，當年在中華工作過的同仁和學界前輩，留下了很多深情的回憶。其中金燦然禮賢下士招納人才的佳話最為大家所樂道，從這一批劉起釪調京檔案中金燦然親筆草擬的數十封公私信函，我們也會有同樣深切的感受。
1962年9月7日金燦然致函齊燕銘，除談到劉起釪先生的進京戶口外，還涉及此前已經調入中華的馬宗霍先生和商調中的張舜徽先生，信中說：
商調張舜徽事，已同楊東老（引者案即楊東純）談過，他答應給想辦法。同時他又提出馬宗霍的房子問題，此事實在傷腦筋。
劉起釪來京戶口問題，幹部司仍未上報，大概碰到一些困難。三十人的編制問題，迄今也仍未落實。目前的情況已與兩三個月前不同，高級知識分子的牌價又高了，各地大專學校經常有人在北京接洽精簡人員，成仿吾撈走了四十多位。曲阜師範撈走了二十多位。使用幹部的問題都比以前想得開了。
信後另紙又提出商調任二北、任銘善、方齡貴三位先生：
以下三人，請考慮可否向在京開會的書記提出商調：
一、任二北：四川大學，沒有開課，主要在從事戲曲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二、任銘善：搞小學的。已摘了右派帽子。杭州大學，大概也沒有開課，前些時被上海借去編辭海。
三、方齡貴：昆明師院文史系主任，研究元史的，日文頗好。開史學系基礎課，他自己不願教，想到北京來。
五十年代中期，金燦然曾親往上海邀請版本學家陳乃乾先生進京加盟古籍出版社（後並入中華書局），陳乃乾先生攜帶一車皮藏書舉家遷京，成為文壇盛傳的佳話。六十年代初，金燦然冒著政治風險，先後延請宋雲彬、孫仁和、馬宗霍、楊伯俊、馬非百、傅振倫、王仲聞等先生來局工作，任二北、任銘善二位先生當時還是在冊的“極右”分子，儘管未能成行，但足以見出金燦然的卓越膽識和運籌謀略。在此之後，才有陳垣、鄭天挺、鄧廣銘、翁獨健、馮家升、傅樂煥、唐長孺、王仲犖、劉節、羅繼祖、王永興等全國各地的文史學者會聚中華標點整理“二十四史”的空前盛事。
2005年5月21日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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