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家「及」事實
歷史家「及其」（他所擁有的）事實
兩句話的差別在何處？有人說是客觀與主觀的差異，是這樣嗎？
舉個例子，這幾天李敖到大陸演講，暫且不論台灣的媒體觀眾們對他的評價，若在中國大陸內地，假設作為台灣人的我們，企求對於此三場演講作出歷史定位與評價，可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可能性，將大陸人們曾經看過這三場演講內容的人逐一尋找出來了解他們的想法給予分析？很難吧。最多只能做到「歸納」，而這樣的歸納其實是「史家」的我們在整理後自己下過價值判斷的。
回到太史公的史記，司馬遷創為此書，可以說他竭盡所能的將當時他所能看到的文獻經過他的手裡處理，造就了史學上的大發明，可是在最高限度上，他也只能將在「他那個時候」所能見到聽聞的「所有」文獻「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不可能收錄也不可能將所有上古時期的文獻完整的看完，而在史記的寫作過程中加入了太史公的個人價值判斷，於是成為了今日我們所讀到的這本書。
談到「史記」二字，自然地會聯想到這部書就是對於「歷史」的「記錄」，只是若翻閱了＜太史公自序＞，卻會赫然發覺司馬遷稱自己的書叫做《太史公書》，那麼，《史記》與《太史公書》的書名差異，看出來有什麼微妙的變化呢？正在於此書非單純為「歷史記錄」，更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進入歷史系都會聽到最耳熟能詳的三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太史公書》，正是「成一家之言」最一針見血的標題命名。所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與壺遂的對話，才會上繼孔子《春秋》，要承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了。於是正如錢穆所言，史記雖寫的是歷史，上溯春秋等孔子經學的精神，實在是新經學了，而就先秦諸子傳統下來，更可清楚明白「成一家之言」，直為司馬遷子家精神的昂揚。
體裁上，今日習稱正史為紀傳體。然而司馬遷所為的，卻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而在班固以後，世家體取消了，「書」改為「志」體，例如＜藝文志＞。要去追問的是，何以世家會被取消？是司馬遷創為此體並不合適？或是太史公寫世家有其時代意義，後世卻無「世家」存在的理由而取消呢？可以去想想。
紀、傳兩字又代表什麼？「傳」剛才學弟言是人物的傳記，這樣的回答大致不錯，那「紀」呢？試圖提出「紀」為歷來英雄事跡的記錄，對於包括三國時代等英雄的＜英雄紀＞等而言是不錯的，只是回到《史記》五種體裁中，我們發現了有＜本紀＞。中國的語彙定義需要注意，在關於所謂的「朝代」上有兩個名詞，叫做「統紀」與「綱紀」。例如昨天與各位學弟妹逛公館地區的舊書店跟大陸書店，就在龍泉街的「舊香居」中找到的段長基的《歷代統紀表》，這部書正以「表」的形式，傳達中國歷代政權移轉的過程，而以中央政權的移轉為核心，所以我們可藉此發現，「紀」就是以時間序列為中心，貫串中國歷史進程的歷史記事表達，而這，通常以中國古代的帝王為中心表達。此即司馬貞＜索隱＞所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亦即張守節＜正義＞轉引裴松之言「天子曰本紀」。
此時若把十二本紀迅速翻過一遍，卻會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若果然是以帝王為中心，可是不僅項羽、呂后不是作為一個帝王（其實可以討論的，考古文獻中似乎有可以支撐呂后稱帝的證據存在，項羽是否有稱帝也可從中尋找線索。），＜秦本紀＞中的秦國也只是作為一強大的諸侯國存在，即便周王室在秦昭王、莊襄王時已滅（＜秦本紀＞中二度載周王室的獻地與滅亡），卻是在秦始皇才統一諸國，如此又何以立本紀？殷、周二本紀均追敘先世，也不符合帝王中心的概念。清代張照注意到此一現象，而言本紀乃是天下大勢之移轉，並不專位帝王記事，帝王載記乃是後來史書所為。
關於項羽，我們觀看＜項羽本紀＞知道他的悲劇形象，可是「真實」的項羽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楚漢」相爭時期的歷史發展究竟是怎樣？出土文獻的「五星占」，特別著意於陳涉的紀年反而沒有項羽，是否可視為此段時間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記載，但是到司馬遷的時代已經大部分文獻受到管制甚至消除了呢？例如《楚漢春秋》是怎樣記載此段時間的歷史？日本的平勢隆郎也從曆法等角度去論斷，漢初的歷史在漢文帝時遭到改寫消除。回到司馬遷，他面對這樣一個很可能是極度殘缺甚至竄改的歷史文獻材料，他要怎樣回應而完成史記呢？在《太史公書》中，我們不僅要注意司馬遷有意識地選擇它所要表達的歷史佈景，更要留意其中沒有透顯出來的所謂「無畫面」中的歷史。
史記就時間而言，上自五帝下迄今上（漢武），試問＜五帝本紀＞從何而來？司馬遷眼中的中國歷史開端尋自何處？黃帝嗎？適才有學弟提出有炎帝、三皇，若翻回＜五帝本紀＞，才發現原來之前還有「神農氏世衰」，而我們的神話記憶中，正有黃帝與蚩尤大戰的故事。
空間架構中的史記，除了熟知的中國各地方內地事蹟外，司馬遷更記載了包括匈奴、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列傳，可能注意到了怎麼沒有東夷也就是日本呢？這很可能是司馬遷當時並不知道吧，若知道可能徐福東去日本的故事，甚而成為神武天皇（若這些傳說都是真的話…），太史公應該是會寫入史記中的，所以可以發覺，他所寫的，實在可以稱為當時的世界史。
另一方面如同李零所言，太史公書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時候，實在融匯所有當時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可以說是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從而得以打開四庫經史子集研究的大門，正因為它是閱讀古書的門徑。試想，光是＜周本紀＞就要面對包括尚書、詩經、逸周書、國語、春秋、戰國策等文獻一併而來的閱讀挑戰，許多前人早已做過史記與這些上古文獻的對照研究，我們正可透過史記的綿密閱讀，充分掌握先秦到前漢中期的所有歷史文獻與歷史事件，實可謂一大幸運。
司馬遷的史學方法，現在直接以＜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來分析。他直接破題，指出歷來學者談五帝的人很多，可是尚書卻只有記載堯以後的事蹟，而先秦的諸子百家講到黃帝的事蹟，那些言行在漢代的他們看來多是不典雅的甚至有些神怪成分在裡面，於是薦紳先生們就不知道該怎樣講比較好了。此時司馬遷直接搬出了孔子說：「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奇怪的就在這邊了，為何是孔子親傳的內容，司馬遷口中的「儒者」卻不傳呢？這些儒者是誰呢？韓非子曾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就是說孔子的弟子們在思想與行動上分為了八派，各派之間都有部份不一樣的思想特殊性。在漢代比較「得勢」的是哪一方面的「儒者」呢？可以參看＜儒林列傳＞，而＜老莊申韓列傳＞提到「儒道相絀」的現象也可以提供反思。司馬遷此時就現身說法，告訴大家他曾經到中國的各地探查，當地的長老們都會提到黃帝堯舜的風教，證明原來那些五帝的傳說應該是可信的。他又回頭檢視了春秋國語等典籍，足以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等章，「其所表見皆不虛」。最後太史公語重心長的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前面的這些儒者都是只有自己的偏見，而忽略了太多歷史上值得注意留存的記載，太史公在詳細的檢驗後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最後他對於五帝傳說的決定是「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整個太史公曰短短177字，其實已經告示了我們要研究歷史，不只是方法上，甚至態度上要怎樣面對錯綜複雜的各種歷史記載，親身探查的口述歷史要告知要怎樣去田野調查了，這豈不是中國史學史與傳統史學方法上最精采的一章？
今天最後介紹李長之的《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文筆甚佳，將司馬遷的身世與史學思想、文學風采等精要的點出，而期盼學弟妹們可以先行翻閱，對司馬遷的史學思想有初步理解。
歷史家「及其」（他所擁有的）事實
兩句話的差別在何處？有人說是客觀與主觀的差異，是這樣嗎？
舉個例子，這幾天李敖到大陸演講，暫且不論台灣的媒體觀眾們對他的評價，若在中國大陸內地，假設作為台灣人的我們，企求對於此三場演講作出歷史定位與評價，可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可能性，將大陸人們曾經看過這三場演講內容的人逐一尋找出來了解他們的想法給予分析？很難吧。最多只能做到「歸納」，而這樣的歸納其實是「史家」的我們在整理後自己下過價值判斷的。
回到太史公的史記，司馬遷創為此書，可以說他竭盡所能的將當時他所能看到的文獻經過他的手裡處理，造就了史學上的大發明，可是在最高限度上，他也只能將在「他那個時候」所能見到聽聞的「所有」文獻「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不可能收錄也不可能將所有上古時期的文獻完整的看完，而在史記的寫作過程中加入了太史公的個人價值判斷，於是成為了今日我們所讀到的這本書。
談到「史記」二字，自然地會聯想到這部書就是對於「歷史」的「記錄」，只是若翻閱了＜太史公自序＞，卻會赫然發覺司馬遷稱自己的書叫做《太史公書》，那麼，《史記》與《太史公書》的書名差異，看出來有什麼微妙的變化呢？正在於此書非單純為「歷史記錄」，更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進入歷史系都會聽到最耳熟能詳的三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太史公書》，正是「成一家之言」最一針見血的標題命名。所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與壺遂的對話，才會上繼孔子《春秋》，要承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了。於是正如錢穆所言，史記雖寫的是歷史，上溯春秋等孔子經學的精神，實在是新經學了，而就先秦諸子傳統下來，更可清楚明白「成一家之言」，直為司馬遷子家精神的昂揚。
體裁上，今日習稱正史為紀傳體。然而司馬遷所為的，卻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而在班固以後，世家體取消了，「書」改為「志」體，例如＜藝文志＞。要去追問的是，何以世家會被取消？是司馬遷創為此體並不合適？或是太史公寫世家有其時代意義，後世卻無「世家」存在的理由而取消呢？可以去想想。
紀、傳兩字又代表什麼？「傳」剛才學弟言是人物的傳記，這樣的回答大致不錯，那「紀」呢？試圖提出「紀」為歷來英雄事跡的記錄，對於包括三國時代等英雄的＜英雄紀＞等而言是不錯的，只是回到《史記》五種體裁中，我們發現了有＜本紀＞。中國的語彙定義需要注意，在關於所謂的「朝代」上有兩個名詞，叫做「統紀」與「綱紀」。例如昨天與各位學弟妹逛公館地區的舊書店跟大陸書店，就在龍泉街的「舊香居」中找到的段長基的《歷代統紀表》，這部書正以「表」的形式，傳達中國歷代政權移轉的過程，而以中央政權的移轉為核心，所以我們可藉此發現，「紀」就是以時間序列為中心，貫串中國歷史進程的歷史記事表達，而這，通常以中國古代的帝王為中心表達。此即司馬貞＜索隱＞所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亦即張守節＜正義＞轉引裴松之言「天子曰本紀」。
此時若把十二本紀迅速翻過一遍，卻會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若果然是以帝王為中心，可是不僅項羽、呂后不是作為一個帝王（其實可以討論的，考古文獻中似乎有可以支撐呂后稱帝的證據存在，項羽是否有稱帝也可從中尋找線索。），＜秦本紀＞中的秦國也只是作為一強大的諸侯國存在，即便周王室在秦昭王、莊襄王時已滅（＜秦本紀＞中二度載周王室的獻地與滅亡），卻是在秦始皇才統一諸國，如此又何以立本紀？殷、周二本紀均追敘先世，也不符合帝王中心的概念。清代張照注意到此一現象，而言本紀乃是天下大勢之移轉，並不專位帝王記事，帝王載記乃是後來史書所為。
關於項羽，我們觀看＜項羽本紀＞知道他的悲劇形象，可是「真實」的項羽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楚漢」相爭時期的歷史發展究竟是怎樣？出土文獻的「五星占」，特別著意於陳涉的紀年反而沒有項羽，是否可視為此段時間其實有各種不同的記載，但是到司馬遷的時代已經大部分文獻受到管制甚至消除了呢？例如《楚漢春秋》是怎樣記載此段時間的歷史？日本的平勢隆郎也從曆法等角度去論斷，漢初的歷史在漢文帝時遭到改寫消除。回到司馬遷，他面對這樣一個很可能是極度殘缺甚至竄改的歷史文獻材料，他要怎樣回應而完成史記呢？在《太史公書》中，我們不僅要注意司馬遷有意識地選擇它所要表達的歷史佈景，更要留意其中沒有透顯出來的所謂「無畫面」中的歷史。
史記就時間而言，上自五帝下迄今上（漢武），試問＜五帝本紀＞從何而來？司馬遷眼中的中國歷史開端尋自何處？黃帝嗎？適才有學弟提出有炎帝、三皇，若翻回＜五帝本紀＞，才發現原來之前還有「神農氏世衰」，而我們的神話記憶中，正有黃帝與蚩尤大戰的故事。
空間架構中的史記，除了熟知的中國各地方內地事蹟外，司馬遷更記載了包括匈奴、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列傳，可能注意到了怎麼沒有東夷也就是日本呢？這很可能是司馬遷當時並不知道吧，若知道可能徐福東去日本的故事，甚而成為神武天皇（若這些傳說都是真的話…），太史公應該是會寫入史記中的，所以可以發覺，他所寫的，實在可以稱為當時的世界史。
另一方面如同李零所言，太史公書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時候，實在融匯所有當時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可以說是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從而得以打開四庫經史子集研究的大門，正因為它是閱讀古書的門徑。試想，光是＜周本紀＞就要面對包括尚書、詩經、逸周書、國語、春秋、戰國策等文獻一併而來的閱讀挑戰，許多前人早已做過史記與這些上古文獻的對照研究，我們正可透過史記的綿密閱讀，充分掌握先秦到前漢中期的所有歷史文獻與歷史事件，實可謂一大幸運。
司馬遷的史學方法，現在直接以＜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來分析。他直接破題，指出歷來學者談五帝的人很多，可是尚書卻只有記載堯以後的事蹟，而先秦的諸子百家講到黃帝的事蹟，那些言行在漢代的他們看來多是不典雅的甚至有些神怪成分在裡面，於是薦紳先生們就不知道該怎樣講比較好了。此時司馬遷直接搬出了孔子說：「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奇怪的就在這邊了，為何是孔子親傳的內容，司馬遷口中的「儒者」卻不傳呢？這些儒者是誰呢？韓非子曾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就是說孔子的弟子們在思想與行動上分為了八派，各派之間都有部份不一樣的思想特殊性。在漢代比較「得勢」的是哪一方面的「儒者」呢？可以參看＜儒林列傳＞，而＜老莊申韓列傳＞提到「儒道相絀」的現象也可以提供反思。司馬遷此時就現身說法，告訴大家他曾經到中國的各地探查，當地的長老們都會提到黃帝堯舜的風教，證明原來那些五帝的傳說應該是可信的。他又回頭檢視了春秋國語等典籍，足以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等章，「其所表見皆不虛」。最後太史公語重心長的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前面的這些儒者都是只有自己的偏見，而忽略了太多歷史上值得注意留存的記載，太史公在詳細的檢驗後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最後他對於五帝傳說的決定是「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整個太史公曰短短177字，其實已經告示了我們要研究歷史，不只是方法上，甚至態度上要怎樣面對錯綜複雜的各種歷史記載，親身探查的口述歷史要告知要怎樣去田野調查了，這豈不是中國史學史與傳統史學方法上最精采的一章？
今天最後介紹李長之的《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文筆甚佳，將司馬遷的身世與史學思想、文學風采等精要的點出，而期盼學弟妹們可以先行翻閱，對司馬遷的史學思想有初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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