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史書三體裁（錢穆）：
事-西周書
年-春秋
人-史記
因此若非人物傳記，類似顏淵這樣的人就不會出現在《左傳》之中，但不可否認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顏淵確實有其地位存在。
二、＜太史公自序＞中的周公、孔子、春秋
錢穆又言＜自序＞中的司馬談論述為何今人推尊周公？因周公作了《詩經》，這就是周初的歷史，於是孟子言「詩亡而後春秋作」，說明不只《尚書》，《詩經》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題外話：舜—古史辨(顧頡剛) 詩經無舜，原因是姜齊—田齊取代過程中為了鞏固正當性，而由稷下學派創造出陳侯的先人有舜的偉大看法，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嗎？有一說詩經原有三千之數，孔子刪詩成為今日所見之詩經。不管是誰整理，若原來詩歌總數的確超出三百甚多，可不可能關於舜的記載就在亡詩當中？
司馬談遺命：「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壺遂關於春秋的對話，太史公回應：「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
「述往事，思來者」
皆清楚彰顯史公父子如何繼周、孔，揚春秋之義。
三、繼春秋：經學(尚書、詩經)—百王大法(阮芝生)
由於繼春秋之精神，於是發揚必然經世，正為今日所謂「今文經學」的做法，由此引申出錢穆所言的「新經學」，也近似阮芝生的「百王大法」。
四、究天人之際
董仲舒(天人感應、有理可循)－司馬遷（無如命何、不可預測）
天人之際是否可以以理性來看待，或者無法預知未來的發展？
此處徐復觀對董仲舒與太史公有清楚的分判意識，不過對照阮芝生看法似又不同。是否「天道無親」？而天理與人理之間的差異性或者相似性又在哪？中間的界線如何劃分，或如阮芝生所言有推移的過程？此處帶入先秦諸子的天人看法又將如何？老子的「道」、「法自然」在此將如何歸類？
五、通古今之變
由本紀與表兩種體裁來看，＜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到五帝的德治不衰，轉變至＜夏本紀＞大禹記事詳盡，其餘不足一半，太史公的對照比法想突顯什麼？德治之重要？＜殷本紀＞詳載數次興盛與德衰，而殷亡於周時特別強調懷念盤庚之德政，又是怎樣的訊號？從周本紀起轉移到表體來看，十二諸侯年表(周公.召公-共和行政)的時代意義怎樣召喚出來？因為暴政？十二諸侯年表之終洽為孔子之逝，代表意義何在？十二諸侯年表實有十三諸侯，不數魯或吳？夷狄？楚亦為夷狄；另外＜吳太伯世家＞如何解釋太史公的推尊？而魯，即為春秋「新王」之代表意義？＜六國年表＞（戰國時間確定，為司馬光《資治通鑑》三家分晉為始）之結束，強調了秦的統一，表格設計上也突顯了周王室的衰亡，與＜秦楚之際月表＞的表格劃分相較更為突顯，而「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正是此際變化劇烈最大特徵。
六、成一家之言：1、子學
2、論治
上週已言如何為私家之作，成為一家之子言，而與「繼春秋」相對應，正是論治之書。可參看陳桐生《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
七、發憤著書－謗書?
劉咸炘《推十書‧四史知意》已否認李陵之禍為「發憤」之主因，如何解讀司馬談與太史公臨終前之對話？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的斷言可以成立嗎？參看王健民＜論史記非謗書＞
八、史記亡篇之問題(十篇「有錄無書」)；褚少孫補史記
亡篇與否將嚴重影響我們對於《太史公書》閱讀的整體思想研究，必須面對。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為重要參考，可參看易平＜張晏《史記》亡篇之說新檢討＞；＜褚少孫補《史》新考＞
九、史記五體之問題：1、孔子2、陳涉3、項羽4、呂后5秦本紀
十、《太史公》中的孔子—《春秋》？
孔子於《太史公》的無所不在，屢見於各表與世家，參見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
下次起讀書會正式進入討論史記
從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開始討論囉
請各位先行閱讀準備
事-西周書
年-春秋
人-史記
因此若非人物傳記，類似顏淵這樣的人就不會出現在《左傳》之中，但不可否認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顏淵確實有其地位存在。
二、＜太史公自序＞中的周公、孔子、春秋
錢穆又言＜自序＞中的司馬談論述為何今人推尊周公？因周公作了《詩經》，這就是周初的歷史，於是孟子言「詩亡而後春秋作」，說明不只《尚書》，《詩經》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題外話：舜—古史辨(顧頡剛) 詩經無舜，原因是姜齊—田齊取代過程中為了鞏固正當性，而由稷下學派創造出陳侯的先人有舜的偉大看法，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嗎？有一說詩經原有三千之數，孔子刪詩成為今日所見之詩經。不管是誰整理，若原來詩歌總數的確超出三百甚多，可不可能關於舜的記載就在亡詩當中？
司馬談遺命：「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壺遂關於春秋的對話，太史公回應：「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
「述往事，思來者」
皆清楚彰顯史公父子如何繼周、孔，揚春秋之義。
三、繼春秋：經學(尚書、詩經)—百王大法(阮芝生)
由於繼春秋之精神，於是發揚必然經世，正為今日所謂「今文經學」的做法，由此引申出錢穆所言的「新經學」，也近似阮芝生的「百王大法」。
四、究天人之際
董仲舒(天人感應、有理可循)－司馬遷（無如命何、不可預測）
天人之際是否可以以理性來看待，或者無法預知未來的發展？
此處徐復觀對董仲舒與太史公有清楚的分判意識，不過對照阮芝生看法似又不同。是否「天道無親」？而天理與人理之間的差異性或者相似性又在哪？中間的界線如何劃分，或如阮芝生所言有推移的過程？此處帶入先秦諸子的天人看法又將如何？老子的「道」、「法自然」在此將如何歸類？
五、通古今之變
由本紀與表兩種體裁來看，＜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到五帝的德治不衰，轉變至＜夏本紀＞大禹記事詳盡，其餘不足一半，太史公的對照比法想突顯什麼？德治之重要？＜殷本紀＞詳載數次興盛與德衰，而殷亡於周時特別強調懷念盤庚之德政，又是怎樣的訊號？從周本紀起轉移到表體來看，十二諸侯年表(周公.召公-共和行政)的時代意義怎樣召喚出來？因為暴政？十二諸侯年表之終洽為孔子之逝，代表意義何在？十二諸侯年表實有十三諸侯，不數魯或吳？夷狄？楚亦為夷狄；另外＜吳太伯世家＞如何解釋太史公的推尊？而魯，即為春秋「新王」之代表意義？＜六國年表＞（戰國時間確定，為司馬光《資治通鑑》三家分晉為始）之結束，強調了秦的統一，表格設計上也突顯了周王室的衰亡，與＜秦楚之際月表＞的表格劃分相較更為突顯，而「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正是此際變化劇烈最大特徵。
六、成一家之言：1、子學
2、論治
上週已言如何為私家之作，成為一家之子言，而與「繼春秋」相對應，正是論治之書。可參看陳桐生《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
七、發憤著書－謗書?
劉咸炘《推十書‧四史知意》已否認李陵之禍為「發憤」之主因，如何解讀司馬談與太史公臨終前之對話？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的斷言可以成立嗎？參看王健民＜論史記非謗書＞
八、史記亡篇之問題(十篇「有錄無書」)；褚少孫補史記
亡篇與否將嚴重影響我們對於《太史公書》閱讀的整體思想研究，必須面對。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為重要參考，可參看易平＜張晏《史記》亡篇之說新檢討＞；＜褚少孫補《史》新考＞
九、史記五體之問題：1、孔子2、陳涉3、項羽4、呂后5秦本紀
十、《太史公》中的孔子—《春秋》？
孔子於《太史公》的無所不在，屢見於各表與世家，參見阮芝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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