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北京《新京報》報導說，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傅佩榮到北京、上海和蘇州演講，到處「激起波瀾」，中央電視台正接洽請他上「百家講壇」講《易經》。
台灣觀眾大概不太知道「百家講壇」，但在大陸文化界它是一個響亮的招牌。尤其這一年多來，因為講文學、講歷史而變得「火紅」。如果傅佩榮上了「百家講壇」，若大陸有1%的人口收看，那就是一千三百萬人，比台灣人口的一半還多了。
2001年，中央電視台開闢了「百家講壇」欄目，邀請名家、名師登壇演講各自拿手的專業，利用電子媒體，把文化、知識送進千門萬戶的尋常百姓家。講壇的內容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筆者這一年來常到大陸訪遊，看了講壇一些文學和歷史的講題。
作家劉心武，原以小說著稱，但研究《紅樓夢》是他三十年來的「業餘興趣」，去年百家講壇替他開了「劉心武揭祕《紅樓夢》」，他以別闢蹊徑的手法，一一揭開《紅樓夢》人物的身世。這一邊觀眾聽得津津有味，那一邊傳統紅學家則氣憤難抑。他們指責劉心武是「野狐禪」，背棄了學術規律。劉心武自己有所辯解，支持他的聽眾更紛紛投書、上網反擊：「憑什麼紅學只能有一種說法？正統紅學家們研究幾十年紅學，卻使讀《紅樓夢》的人愈來愈少。」這樣的仁智之見，卻給講壇帶來宏大的廣告效果。
繼「劉心武事件」之後，今年的「易中天現象」更使百家講壇「暴增大名」。易中天是廈門大學文學教授，原是百家講壇常客，講過「帝國的惆悵：易中天論中國政治與人性」、「易中天品讀漢代風雲人物」等題目，都有很好的收視率。到了今年開「易中天品三國」，他不僅顛覆了歷史的講法，也顛覆了一般人了解歷史的習慣。在大批「粉絲」的追逐下，易中天成了「文化明星」。但歷史學界則批判他不是「把歷史帶進群眾」，而是「把歷史帶進庸俗」。易的「粉絲」則紛起「勤王」，指責歷史學者把歷史書弄得面目可憎，語言乏味，使人望之卻步；這些人不知悔改，反而肆意攻擊一位願意貼近群眾的學者。
《易中天品三國》講稿輯印成書，只是上冊，三十五家出版社出價競標，版稅14%，首印五十五萬冊，一上市就造成搶購，有人說年底前可售一百萬冊（請參閱8月24日聯副「感時篇」）。
「講壇」書籍的廣告有兩句話：「電視讓學者有為，學者使電視深刻」。是否夠「深刻」？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但是，「講壇」借重學者的專長，普及知識層面，推展讀書風氣，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眾所周知，大陸新聞言論是受政府約束的，但是他們一般電視節目做得相當不錯。試舉一例：農民工是當前大陸的嚴重社會問題，他們進城後的就業、待遇和文化調適等等，在在受人關注。中央電視台以十年的時間，全程追蹤五個鄉村姑娘「脫農入工」的艱辛歷程和最後結局。在社會學上，這有多少意義！對於尚留農村的億萬農民，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電視節目基本上是大眾化的，娛樂性的，平民生活需要通俗的綜藝類節目。但是，人心也需要淨化，社會也需要提升，不能螢幕所見盡是插科打諢之人。
台灣電視台每以有多少SNG直播車而沾沾自喜。直播車是「速度」，但「深度」呢？我們見過幾個常駐電視的學者和文化人？不管台灣的政治運動翻騰到何時，我們未來都必須以冷靜、澄明而豐實的心靈面對橫逆到來。而這樣的心靈，絕非綜藝類電視和綜藝類報紙可以鑄造的。
當此岸的「傅佩榮們」走向彼岸的「百家講壇」時，關心台灣電視品質的人心情將更感失落。
http://www.udn.com/2006/10/5/NEWS/READING/X5/3545941.shtml
台灣觀眾大概不太知道「百家講壇」，但在大陸文化界它是一個響亮的招牌。尤其這一年多來，因為講文學、講歷史而變得「火紅」。如果傅佩榮上了「百家講壇」，若大陸有1%的人口收看，那就是一千三百萬人，比台灣人口的一半還多了。
2001年，中央電視台開闢了「百家講壇」欄目，邀請名家、名師登壇演講各自拿手的專業，利用電子媒體，把文化、知識送進千門萬戶的尋常百姓家。講壇的內容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筆者這一年來常到大陸訪遊，看了講壇一些文學和歷史的講題。
作家劉心武，原以小說著稱，但研究《紅樓夢》是他三十年來的「業餘興趣」，去年百家講壇替他開了「劉心武揭祕《紅樓夢》」，他以別闢蹊徑的手法，一一揭開《紅樓夢》人物的身世。這一邊觀眾聽得津津有味，那一邊傳統紅學家則氣憤難抑。他們指責劉心武是「野狐禪」，背棄了學術規律。劉心武自己有所辯解，支持他的聽眾更紛紛投書、上網反擊：「憑什麼紅學只能有一種說法？正統紅學家們研究幾十年紅學，卻使讀《紅樓夢》的人愈來愈少。」這樣的仁智之見，卻給講壇帶來宏大的廣告效果。
繼「劉心武事件」之後，今年的「易中天現象」更使百家講壇「暴增大名」。易中天是廈門大學文學教授，原是百家講壇常客，講過「帝國的惆悵：易中天論中國政治與人性」、「易中天品讀漢代風雲人物」等題目，都有很好的收視率。到了今年開「易中天品三國」，他不僅顛覆了歷史的講法，也顛覆了一般人了解歷史的習慣。在大批「粉絲」的追逐下，易中天成了「文化明星」。但歷史學界則批判他不是「把歷史帶進群眾」，而是「把歷史帶進庸俗」。易的「粉絲」則紛起「勤王」，指責歷史學者把歷史書弄得面目可憎，語言乏味，使人望之卻步；這些人不知悔改，反而肆意攻擊一位願意貼近群眾的學者。
《易中天品三國》講稿輯印成書，只是上冊，三十五家出版社出價競標，版稅14%，首印五十五萬冊，一上市就造成搶購，有人說年底前可售一百萬冊（請參閱8月24日聯副「感時篇」）。
「講壇」書籍的廣告有兩句話：「電視讓學者有為，學者使電視深刻」。是否夠「深刻」？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但是，「講壇」借重學者的專長，普及知識層面，推展讀書風氣，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眾所周知，大陸新聞言論是受政府約束的，但是他們一般電視節目做得相當不錯。試舉一例：農民工是當前大陸的嚴重社會問題，他們進城後的就業、待遇和文化調適等等，在在受人關注。中央電視台以十年的時間，全程追蹤五個鄉村姑娘「脫農入工」的艱辛歷程和最後結局。在社會學上，這有多少意義！對於尚留農村的億萬農民，有多大的參考價值！
電視節目基本上是大眾化的，娛樂性的，平民生活需要通俗的綜藝類節目。但是，人心也需要淨化，社會也需要提升，不能螢幕所見盡是插科打諢之人。
台灣電視台每以有多少SNG直播車而沾沾自喜。直播車是「速度」，但「深度」呢？我們見過幾個常駐電視的學者和文化人？不管台灣的政治運動翻騰到何時，我們未來都必須以冷靜、澄明而豐實的心靈面對橫逆到來。而這樣的心靈，絕非綜藝類電視和綜藝類報紙可以鑄造的。
當此岸的「傅佩榮們」走向彼岸的「百家講壇」時，關心台灣電視品質的人心情將更感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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