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林以亮給我機會同錢鍾書夫婦相見談話。……並把《傳奇》、《流言》此二書的盜印本也航郵寄我。我那時正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假如未能及時看到此二書，很可能我不會闢一專章去大寫張愛玲……
感謝林以亮 寄來張愛玲二書
《雞窗集》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1984年九歌出版社台北初版，我那時已六十三歲。在此前後所出的五種集子，皆以談論文學為主，而少談到自己。香港7月剛出版的《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倒是本道地的散文集，入選的二十篇中只有〈上海，一九三二年春〉、〈紅樓生活志〉、〈外行談平劇〉這三篇錄自《雞窗集》。
林以亮（宋淇）為我寫的長序〈稟賦、毅力、學問〉也算是本書一個特色，因為我的其他文集只備自序，而從不請比我年長的師友寫篇序的。宋淇早在抗戰期間即是濟安哥的光華同學，且常來我家同我談話。早於1976年我即為《林以亮詩話》寫了篇序，但宋淇兄1996年去世後，我因患有心臟病而並未在台港報刊上為他寫篇悼文。宋淇同我的另一至交高克毅兄都是香港中大《譯叢》（Renditions）的創業編輯（Founding Editors）。《譯叢》1973年創刊。繼任他們的主編孔慧怡（Eva Hung）博士要於新世紀初出本慶賀該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譯叢點滴》（The Renditions Experience, 1973-2003）。我也在被邀寫稿之列，寫了篇追念宋淇的短文（"Remembering Stephen Soong"），主要感謝他於1943年秋召集了一個文友聚會，給我機會同錢鍾書夫婦相見談話；再於1950年代初從香港寫封推崇張愛玲的信，並把《傳奇》、《流言》此二書的盜印本也航郵寄我。我那時正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假如未能及時看到此二書，很可能我不會闢一專章去大寫張愛玲的。
行動支持林海音的《純文學》
除了宋淇那篇序文外，《雞窗集》還把琦君寫我的那篇〈海外學人生活的另一面──讀夏志清『歲除的哀傷』有感〉當篇「附錄」刊出。小女自珍1972年初出生之後，原先還看不出多少不正常，年齡愈增而其低智能和自閉症之病象愈顯，我和王洞（按，夏夫人）為她日夜勞累而並不見她有何進步。〈歲除的哀傷〉既已提到了那晚父女摔跤的實情，我想把琦君的讀後感當「附錄」刊出，也可讓讀者們知道我那幾年的生活實況，不必自己再操心去寫下那些痛苦的經驗了。
我於1962年來哥大任教之後，因為濟安哥的關係，最先認識的台灣朋友，不外是他的台大外文系同事和學生。但時間久了，來自台灣而與先兄關係不深的訪美學者、作家我也認識了好多位。林海音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於1965年秋來美一遊，同我談及她要設立一個出版社，且創辦一份名叫《純文學》的月刊。我表示願意支持她，日後果然我的首三本文集都是交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好多篇學術論文請人中譯後，也是先在《純文學》上發表的。
1966年與琦君在金華街做鄰居
到了1966年初，我的第二部著作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國古典小說》）差不多已寫就，我在哥大已將教滿了四年，真想偕同妻卡洛、女兒一同到台北去住上半年，我一人初去台北當一名小公務員已是1945、46年的事了。正好中日語文系已請到了一筆Fulbright-Hays獎金，可供我全家遊覽東京、京都兩周，居住台北半年。
吳魯芹兄嫂早已遷居華府了，約定在松山機場迎接我們的乃是先兄另一好友侯健教授。他先帶我們到台北鬧區一家館子點了一道一鴨三吃，大家吃得很滿意，再乘車送我們到圓山飯店住了兩晚。我那時只是個副教授，住了兩晚即遷居自由之家，再託林海音找一個公寓房子賃居。我在圓山飯店頭一個晚上即買了一罐五十支裝茄力克牌（David Gorvick是英國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演員）香菸抽一兩支自娛。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老牌茄力克即是上海最名貴的香菸，而我從未抽過。同一晚上我也買了一冊台北翻印的邱吉爾名著《英語民族通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至今還放在我客廳書架上。因為扉頁上寫下了初抵圓山的日期，才確定它是1966年7月30日無誤。
林海音很快即在金華街給我們找到了一套相當寬敞的公寓房間，可能是琦君給她的情報，因為她同夫婿李唐基兄即住在同街一幢二層樓的寓所。不少作家因慕我名或有求於我才同我相識的。但我同琦君一開頭就有了個鄰居的關係，再加上琦君雖是溫州人，她在求學期間杭州、上海、蘇州都住過，她可以用吳語、英、蘇語同我談話，友誼的增進也就更為方便。因之琦君每贈我一冊新出的文集，即使我已重返紐約，我自然而然想看，而且幾天內即把它畢讀了。沒有人請我寫篇文章評她，我當然也無意為她寫篇專論，但我於1974年在《書評書目》第十七期上看到彭歌〈琦君的《煙愁》〉這篇書評後，也就忍不住要把自己想說的話寫成一封信，發表於《書評書目》的下一期。我在信裡把琦君同古今四位名家（三位是女性）相提並論：
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傳統，但它給我的印象，實在更真切動人。詞的篇幅太小，意象也較籠統，不能像一篇散文這樣可以暢表真情。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記憶力，把過去的真情實景記得清楚。當年蕭紅如此（她的回憶錄《呼蘭河傳》是現代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實在應該重印），現在張愛玲如此，琦君也如此。
懷念吳魯芹 一手瀟灑的字
〈琦君的散文（「書簡」節錄）〉早已收入了我的第三本文集《人的文學》，此書即將由麥田出版公司重印。在我退休之後而尚未患有心臟病之前，我受梅新之託，寫了一篇長文〈母女連心忍痛楚──琦君回憶錄評賞〉在《中央日報》副刊上連載了三天（1991年11月8日-10日）。同時「中副」也舉辦了一個老作家討論會，我那篇論文也是討論的對象，唐基、琦君特從紐約趕來，參與此盛事。到了今天，那天下午在會場上發言的卜寧、王藍皆已物故，連遠比我年輕的梅新弟也早已病逝，琦君姊自己也於今年6月7日長離人世了。
寫本文時，我們兄弟的好友吳魯芹當然也在我思念之列，但我早已為他寫過三篇長文：〈《師友‧文章》序〉見《人的文學》，〈雜七搭八的聯想──《英美十六家》序〉和〈最後一聚──追念吳魯芹雜記〉則同見本書，實在沒有必要在這裡為他多說些什麼了。他的毛筆字寫得瀟灑自如，行家見了都應該很喜愛。1955年1月20日魯芹（名鴻藻）從台北美國新聞處寄給住在溫州街五十八巷台大宿舍濟安哥的那封〈邀戰書〉，我在他遺物中發現之後，保存至今。《雞窗集》重版，我特囑把此函影印出來，讓讀者們看到魯芹兄另一方面的才華。
http://www.udn.com/2006/10/3/NEWS/READING/X5/35423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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