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蟲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以下簡稱為“工程” )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有的評論認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的則從學術角度提出批評。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今年4月，“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首席科學家仇世華等應邀赴美參加了有玀“工程”討論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的交鋒。在會議上，海外的學者對“工程”的方法和結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而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什麼工程?“工程”在學術上是否有硬傷?其結論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和一些與“工程”有關的學者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較細緻的遼解，從而也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在此我們姑且拋開政治背景和媒體的激烈言論，僅圍繞學術上的問題，向讀者介紹一下有關“工程”的前前後後。
緣 起
中國人都聽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是因為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週三個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來說，司馬遷的《史記》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兩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無年代。這就是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對國民來說，“這事兒很煞風景” ，使人說起五千年文明史來，“理不直，氣不壯” ；對學者來說，“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學界的公認”而令人憤憤不平。
為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斷代工程”於1996年正式設定，成為中國”九五”期間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為了使工程規定的目標能順利實現，國務院成立了由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為組長、七個部委領導為成員的領導小組，李鐵映、宋健二人為工程特別顧問。聘任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為工程“首席科學家” ，主持由21位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工作。這個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200人。據報道，這一高層次的科研工程，連辦公室秘書都是博士後。
“工程”要達到以下的具體目標：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羋段各王準確的年代；
2．商代後期從商王武丁至帝辛(紂)，確定比較準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兩條途徑來建立三代年代學系統，一是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作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碳-14測年。
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終於發表了《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1046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給予了具體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從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體的劃分。西周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來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礎于武王伐紂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其他的年代依據這兩個年代進行安排和調整。
質 疑
自“工程”的《簡本》公佈以來，海外學者對此進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辯論，其中持懷疑和批評立場的似乎多於“工程”的擁護者。
互聯網——第一次辯論
開始於2000年11月，通過互聯網進行，其議論主題有政治性與學術性兩類。學術性的則圍繞夏朝的存在與否。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態度。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裏頭（在河南省）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綜合看來，支持“工程”的學者的依據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中心地區，而這個地區的二裏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裏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的存在。其三，碳-14測年結果表明，二裏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那麼，他所說的夏也應當是信史。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的，不能盡信。再則，二裏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社會）的發生，“除非我們能夠在二裏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一海外學者反駁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他的母親踩到一隻大鳥的腳印而受孕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為，難道這樣的記載也能視為信史嗎？
面對面的交鋒——第二次辯論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專門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來美討論。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這場討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下舉數例：一，“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國形成之後，西周時就有“鶉火”與周相搭配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夙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是不符合王國維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則普遍得到學者的認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一味斷定其為偽造，而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有定論。五，“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干個差距較大的數據，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如：芝加哥大學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問說：“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鄭’的日蝕是《簡本》的關鍵年代之一，中國國內的報紙、電視均作了廣泛的報導。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蝕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的。”另外，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046年是美國學者
DavidPankeni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而《簡本》對此隻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蝕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966年。後來，韓國學者方善柱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899年。
由於華盛頓會議的時間有限，與舍的“工程”學者未能對以上所有的問題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學勤強調，“工程”的學術觀點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學者決定。他堅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個人從來認為，科學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裏”。至於“天再且”的問題，李學勤解釋說，《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張培瑜則承認對“天再旦”的報導有不妥當之處。
仇世華對碳-14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
芝加哥大學——第三次辯論
4月12日這次辯論的熱烈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批評“工程”的學者中，最值得介紹的是現任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他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以下稱為《蔣文》)。《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簡本》公佈的“擬合”數據。《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
“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 置信範圍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準確。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 ，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佈。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 ，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標出，如：第一期是“先週期”。二者的區別在於“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因為出土的陶器、穀物、木頭等物品並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並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並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李學勤缺席，他在華盛頓會議之後便回國)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佈的碳-14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結果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仇士華對蔣祖棣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並表示他個人也對《簡本》的碳-14數捷持有疑問。張長壽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於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見。在場的Shaughnessy教授為之大震，他拍案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與澧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參與會議的張立東(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國文物報》上，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的觀點也做了的報道。報導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兩個多月後，《中國文物報》—於-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之行答問——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蘇輝採訪有關專家後寫的，聲明張立東的報導不符合事寅，“在關鍵環節上引起讀者的誤解”。如，依據蘇輝，仇士華回憶在芝加哥的會議情況時說：“蔣祖棣要求當場用計算機驗算數據，根據我提供的條件，結果發現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這都在誤差允許的範圍內，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為了判斷兩種完全相反的報導孰是孰非，本文作者電話採訪了幾位當時參加芝加哥討論會的海外學者。他們都說自己親耳聽到仇士華表示同意蔣祖棣的意見，而且還為仇世華的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感到驚訝。
無獨有偶，被《蔣文》批評的《97年澧西發掘報告》作者徐良高也有類似的表現。徐氏在最近的《中國文物報》上，申辯他在報告中使用的分期術語是“年代約相當於”某王時期，而《蔣文》在引用時，“均將之刪去”。為此，筆者特地核實了《發掘報告》，原文是：“第一期：我們推定其年代為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第二期：我們推定其時代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蔣文》引文完全忠實于原文。從仇世華不論自己在講座會上的發言，到徐良高不承認已經發表的文字，我們懷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學者的治學能力和態度。難怪有人在《文物報》的網站上評論說，“他們連最近發生的事情都說不清楚，對“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說清？”
思考
《蔣文》和張立東的報導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蔣文》也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包括“工程”的參加者)的支持。此文現已被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德高望重的考古學家宿白先生選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之中。由於《蔣文》的批評，“工程”召開了數次有關西周年代的會議，商量如何回應，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據國內知情者透露，在學術上，“工程”內部已無力回擊《蔣文》的質疑(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仇世華和徐良高的回應文字中看出來了)。其實，《簡本》中的很多內容，並不是“工程”學者的共識，他們尤其對《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異議。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會議之後的4個月)召開的討論《繁本》的專家會議上，不少與會學者採取了慎重的態度，他們公開要求對每個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都列出各種不同意見。由於學者們的這一主張，已經大致寫好的、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獲得通過，致使“工程”自啟動以來首次擱淺。筆者認為，“工程”學者這樣的態度是負責的，符合學術規範的。
平心而論，“工程”並非完全失敗，參加“工程”的某些學者個人的研究就獲得了很好的學術成果，如天文學家張培瑜等。但是，《簡本》的確存有這樣或那樣的學術硬傷，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其觀點肯定不會被學術界普遍接受。還有，我們知道，包括埃及在內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學，主要依靠國際學術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個與國防無關、難度很高的文化項目，就應該邀請國際有關專家參加，起碼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工程”沒有這樣做，而是閉門造車。“擬合”的具體過程至今沒有公開，所公佈的碳-14數據也僅僅是一小部分公開。另外，對“工程”成果的審核，也沒有任何海外的專家參加。如此搞出來的年表，怎麼能讓國際學術界接受？
筆者仔細讀過一些海外學者批評“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預書“工程”報告將會被國際學術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國漠學界研究中國古代年代學的領頭人，並創立了一種新的年代學理論，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門下。筆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問題，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文獻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學的證據。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見，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結論之所以站不住是因為“工程”在眾多不同的解釋或觀點之中挑選一種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時，沒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與證據。Nivison的感受並非孤立，最近日本學者成家徹郎發表的文章也談到“工程”對他提出的疑問置之不理，成家並且以實際的例子指出“工程”學者“忽視不利的(文獻)資料”，“改變不利的(金文)記述”等。也就是說，無論是身為華裔的蔣祖棣，還是美國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徹郎，他們都是學者，都是本著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對待和衡量“工程”的結論的。雖然他們的批評使“工程”未能實現其原定的目標，但他們的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體現了學術容不得半點虛假的態度。
到目前為止，雖然《繁本》還沒有通過，但《簡本》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辭海》和一些字典採用，而且也要寫入中、小學甚至大學課本。近期還有中學教師在出高考的模擬考題時，將《夏商周年表》視為惟一的正確答案。如果《繁本》的內容未經修改而強行通過，其錯誤的觀點將被社會視為定論而全部接受，必將誤導中華子弟。如果“工程”發揚嚴肅的治學態度，不僅不會改變人們已經形成的中華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於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蟲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以下簡稱為“工程” )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有的評論認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義；有的則從學術角度提出批評。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今年4月，“工程”專家組組長李學勤、首席科學家仇世華等應邀赴美參加了有玀“工程”討論的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工程”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國際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對面的交鋒。在會議上，海外的學者對“工程”的方法和結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而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夏商周斷代工程”究竟是什麼工程?“工程”在學術上是否有硬傷?其結論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從事中國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和一些與“工程”有關的學者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對“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較細緻的遼解，從而也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在此我們姑且拋開政治背景和媒體的激烈言論，僅圍繞學術上的問題，向讀者介紹一下有關“工程”的前前後後。
緣 起
中國人都聽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是因為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週三個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來說，司馬遷的《史記》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兩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無年代。這就是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對國民來說，“這事兒很煞風景” ，使人說起五千年文明史來，“理不直，氣不壯” ；對學者來說，“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學界的公認”而令人憤憤不平。
為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斷代工程”於1996年正式設定，成為中國”九五”期間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為了使工程規定的目標能順利實現，國務院成立了由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為組長、七個部委領導為成員的領導小組，李鐵映、宋健二人為工程特別顧問。聘任歷史學家李學勤、碳-14專家仇士華、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為工程“首席科學家” ，主持由21位不同學科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工作。這個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200人。據報道，這一高層次的科研工程，連辦公室秘書都是博士後。
“工程”要達到以下的具體目標：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羋段各王準確的年代；
2．商代後期從商王武丁至帝辛(紂)，確定比較準確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兩條途徑來建立三代年代學系統，一是對傳世的古代文獻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和墓葬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並作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碳-14測年。
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終於發表了《夏商周年表》。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約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體為公元前1046年。又將具體的帝王年代從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給予了具體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從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體的劃分。西周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來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礎于武王伐紂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確立：其他的年代依據這兩個年代進行安排和調整。
質 疑
自“工程”的《簡本》公佈以來，海外學者對此進行了三次規模較大的辯論，其中持懷疑和批評立場的似乎多於“工程”的擁護者。
互聯網——第一次辯論
開始於2000年11月，通過互聯網進行，其議論主題有政治性與學術性兩類。學術性的則圍繞夏朝的存在與否。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態度。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裏頭（在河南省）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綜合看來，支持“工程”的學者的依據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中心地區，而這個地區的二裏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裏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的存在。其三，碳-14測年結果表明，二裏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那麼，他所說的夏也應當是信史。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的，不能盡信。再則，二裏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社會）的發生，“除非我們能夠在二裏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一海外學者反駁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他的母親踩到一隻大鳥的腳印而受孕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為，難道這樣的記載也能視為信史嗎？
面對面的交鋒——第二次辯論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專門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來美討論。中國方面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考古學家張長壽、碳-14專家仇世華、天文學家張培瑜。這場討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下舉數例：一，“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國形成之後，西周時就有“鶉火”與周相搭配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夙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是不符合王國維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則普遍得到學者的認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一味斷定其為偽造，而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有定論。五，“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干個差距較大的數據，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學者對“工程”的學術道德產生懷疑。如：芝加哥大學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問說：“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鄭’的日蝕是《簡本》的關鍵年代之一，中國國內的報紙、電視均作了廣泛的報導。然而，在國外，早已經有人指出這個日蝕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一些海外學者覺得《簡本》完全沒有提到國外學術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學術道德的。”另外，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046年是美國學者
DavidPankeni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而《簡本》對此隻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蝕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966年。後來，韓國學者方善柱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進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誤，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899年。
由於華盛頓會議的時間有限，與舍的“工程”學者未能對以上所有的問題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學勤強調，“工程”的學術觀點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學者決定。他堅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個人從來認為，科學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裏”。至於“天再且”的問題，李學勤解釋說，《簡本》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工作一一羅列。張培瑜則承認對“天再旦”的報導有不妥當之處。
仇世華對碳-14方面的背景知識提供了進一步的介紹和解釋。
芝加哥大學——第三次辯論
4月12日這次辯論的熱烈和效果遠遠超越前兩次，甚至出現了驚人的辯論高潮。批評“工程”的學者中，最值得介紹的是現任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職研究員蔣祖棣。他向會議提交了一篇題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的文章(以下稱為《蔣文》)。《蔣文》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結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簡本》公佈的“擬合”數據。《蔣文》介紹說，OxCal程序系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
“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蔣文》分析說，其原因是後者的 置信範圍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從而達不到“工程”領導規定的“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選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蔣文》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準確。其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專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猜測或人為成分。《蔣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工程”的斷代方法將澧西各個文化層以西周各王為名稱，如：第一期是“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 ，等等，這樣的斷代法稱為“間隔的”。而《蔣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過考古發掘，其報告在1992年公佈。他所用的斷代方法稱為“漸序的” ，就是將各個文化層以大概的年代範圍標出，如：第一期是“先週期”。二者的區別在於“間隔法”要求各期在具體年代上有明確的上下界限，相鄰各期在時間上必須彼此斷開，不能有交錯；而“漸序法”則沒有這樣的要求，只標出籠統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蔣文》強調，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間隔法”非常不實用，因為出土的陶器、穀物、木頭等物品並非隨新王的即位而改變。再者，從某下層取出的樣品並非肯定代表這一層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過去就已經準備好，並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的那個文化層。
《蔣文》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從學術角度看，《蔣文》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是非常客觀的。“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會議上，蔣祖棣向與會者(李學勤缺席，他在華盛頓會議之後便回國)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佈的碳-14的若干數據重新進行驗算，結果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仇士華對蔣祖棣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並表示他個人也對《簡本》的碳-14數捷持有疑問。張長壽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於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見。在場的Shaughnessy教授為之大震，他拍案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與澧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參與會議的張立東(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國文物報》上，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的觀點也做了的報道。報導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兩個多月後，《中國文物報》—於-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之行答問——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蘇輝採訪有關專家後寫的，聲明張立東的報導不符合事寅，“在關鍵環節上引起讀者的誤解”。如，依據蘇輝，仇士華回憶在芝加哥的會議情況時說：“蔣祖棣要求當場用計算機驗算數據，根據我提供的條件，結果發現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這都在誤差允許的範圍內，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為了判斷兩種完全相反的報導孰是孰非，本文作者電話採訪了幾位當時參加芝加哥討論會的海外學者。他們都說自己親耳聽到仇士華表示同意蔣祖棣的意見，而且還為仇世華的這種不嚴肅的態度感到驚訝。
無獨有偶，被《蔣文》批評的《97年澧西發掘報告》作者徐良高也有類似的表現。徐氏在最近的《中國文物報》上，申辯他在報告中使用的分期術語是“年代約相當於”某王時期，而《蔣文》在引用時，“均將之刪去”。為此，筆者特地核實了《發掘報告》，原文是：“第一期：我們推定其年代為文王遷澧至武王伐紂，”第二期：我們推定其時代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蔣文》引文完全忠實于原文。從仇世華不論自己在講座會上的發言，到徐良高不承認已經發表的文字，我們懷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學者的治學能力和態度。難怪有人在《文物報》的網站上評論說，“他們連最近發生的事情都說不清楚，對“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說清？”
思考
《蔣文》和張立東的報導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蔣文》也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學者(包括“工程”的參加者)的支持。此文現已被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德高望重的考古學家宿白先生選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之中。由於《蔣文》的批評，“工程”召開了數次有關西周年代的會議，商量如何回應，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據國內知情者透露，在學術上，“工程”內部已無力回擊《蔣文》的質疑(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仇世華和徐良高的回應文字中看出來了)。其實，《簡本》中的很多內容，並不是“工程”學者的共識，他們尤其對《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異議。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會議之後的4個月)召開的討論《繁本》的專家會議上，不少與會學者採取了慎重的態度，他們公開要求對每個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都列出各種不同意見。由於學者們的這一主張，已經大致寫好的、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獲得通過，致使“工程”自啟動以來首次擱淺。筆者認為，“工程”學者這樣的態度是負責的，符合學術規範的。
平心而論，“工程”並非完全失敗，參加“工程”的某些學者個人的研究就獲得了很好的學術成果，如天文學家張培瑜等。但是，《簡本》的確存有這樣或那樣的學術硬傷，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其觀點肯定不會被學術界普遍接受。還有，我們知道，包括埃及在內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學，主要依靠國際學術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個與國防無關、難度很高的文化項目，就應該邀請國際有關專家參加，起碼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工程”沒有這樣做，而是閉門造車。“擬合”的具體過程至今沒有公開，所公佈的碳-14數據也僅僅是一小部分公開。另外，對“工程”成果的審核，也沒有任何海外的專家參加。如此搞出來的年表，怎麼能讓國際學術界接受？
筆者仔細讀過一些海外學者批評“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預書“工程”報告將會被國際學術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國漠學界研究中國古代年代學的領頭人，並創立了一種新的年代學理論，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門下。筆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問題，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文獻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學的證據。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見，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結論之所以站不住是因為“工程”在眾多不同的解釋或觀點之中挑選一種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時，沒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與證據。Nivison的感受並非孤立，最近日本學者成家徹郎發表的文章也談到“工程”對他提出的疑問置之不理，成家並且以實際的例子指出“工程”學者“忽視不利的(文獻)資料”，“改變不利的(金文)記述”等。也就是說，無論是身為華裔的蔣祖棣，還是美國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徹郎，他們都是學者，都是本著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對待和衡量“工程”的結論的。雖然他們的批評使“工程”未能實現其原定的目標，但他們的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體現了學術容不得半點虛假的態度。
到目前為止，雖然《繁本》還沒有通過，但《簡本》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辭海》和一些字典採用，而且也要寫入中、小學甚至大學課本。近期還有中學教師在出高考的模擬考題時，將《夏商周年表》視為惟一的正確答案。如果《繁本》的內容未經修改而強行通過，其錯誤的觀點將被社會視為定論而全部接受，必將誤導中華子弟。如果“工程”發揚嚴肅的治學態度，不僅不會改變人們已經形成的中華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於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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