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歷史學系系友會

　　近日重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時，筆者不經意間發現，余先生在標題中喜歡用一個「與」字，比如「士與中國文化」、「錢穆與中國文化」、「論戴震與章學誠」、「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民主與文化重建」等等。這或許可以表明，余先生對一種姑且稱之為「連袂式的研究」有著特別的興趣。這種連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與」字前後兩個物件之間的關係，但要把這些關係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卻並非那麼簡單。換句話說，在兩個看起來不那麼緊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間加一個「與」字，是一件有點冒險的活計。余先生敢於歷次冒險且屢獲成功的原因，無疑是他在將兩個物件連接起來之前，分別對那兩個獨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別有了深厚的了解。因此，冒險對余先生而言不過是成功的催化劑，可是對筆者來說就具備了其原始的含義，因為對本文標題中「與」字前後的兩個物件筆者都沒有深刻的認識，這無疑是險而又險的。然而，一種強烈的動因，使我甘願這次冒險。這一動因源自於讀余先生著作時的切身感受以及一個合度的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具體方法。很明顯，這既縮小了論題的範圍，同時也減小了冒險的程度。當然，這絕不是說，余先生與中國歷史研究的關聯僅僅發生在具體方法的層面。

　　之所以選擇「具體方法」這一視角，還有另外一層考慮。筆者注意到，當前國內學界在談及方法時往往有重「論」的傾向，即過於注重方法論，而對具體方法則有所忽略。這裏有必要對甚麼是「方法論」作個簡略的解釋。直白地說，「方法論」就是關於方法的理論，是從各種具體方法中抽象出來的一些認識、原則、規範等。之所以說今日有重「論」之傾向，是指學者們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則，而輕視具體的方法。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願意發表關於「宏觀方法」的見解，比如比較的方法、歷史的方法、階級分析法等等。

　　基於此，本文欲「詳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詳」，從具體方法的視角對余英時先生與中國歷史研究的關係作一次冒險的探究。豈敢校正學界偏向，但求慕學於先賢。昔梁啟超、錢穆二位先生均著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一部，個中所論大多為具體方法之明示，其細緻程度惟恐讀者有半處迷惑，實可為今日之借鑒。以下述及余先生之具體研究法凡四點，行文過程中，須不時援引余先生的原文作為佐證。因此，筆者假定讀者諸君業已通覽過余先生的數部著作--有感在先當更易共鳴，如是則幸甚。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錢穆一生著書立說，從事教育，目的在於闡揚中國固有文化，恢復中國青年的民族自信心，溝通中西文化。在錢穆廣博浩繁的著述中，有一本書的地位格外重要，意義也非同尋常，這就是《新亞遺鐸》1。本書主要以新亞書院出版的《生活週刊》（後改名為《生活雙週刊》，又改《生活月刊》）為資料來源，按出版順序先後排列，匯集錢穆主校十七年中對學生之各種講演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而成書。《新亞遺鐸》實為記錄新亞書院發展的一部「校史」。此書之所以佔有特殊之地位，更因其與錢穆一生的抱負理想信念息息相關。

　　1964年7月11日，在新亞書院第十三屆畢業典禮上，錢穆對全校作了他正式離職的公開講演，至此，錢穆已經執掌新亞書院十五年。回顧一生歷程，錢穆曾誠懇地說2：

我自十七歲到今五十三歲，始終在教育界。由小學中學而大學，上堂教書，是我的正業。下堂讀書著書，是我業餘的副業。我一向不喜歡擔當學校行政工作，流亡來香港，創辦新亞，算是擔當學校行政了，那是在非常環境非常心情下做了。在我算是一項非常的事。

　王汎森一文我前後讀了多遍，並推薦給了一些同樣作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朋友看。在每天都有很多靈感、觀念、成果過耳、過眼、過手的現下，此篇以平易語調出之的不長文章3，為什麼能使我往復再三？整理自己前後幾次的閱讀感受，知道王氏此文所以對我產生如此吸引力，是因為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雖然作者低姿態謙稱此文只是他“個人進行研究工作時一些反思”（頁178），舉例也以他個人實際研究經驗和心得為主，但由於其具體所談史料、方法論、值得進一步探討諸方面問題，多有帶動整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發展和突破的關鍵意義，因此其所談涉自然有助於我這種平時注意力過於局限於自己研究課題，但又想對自己研究課題意義有清醒意識的研究者，建立起對自己所處身學術領域一定程度的整體格局感來。

　　而尤其難能的是，王氏此文不是分散地談心得，而是化融方法論問題、若何形成自己研究課題問題、與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有密切相關性的觀念問題等，於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對象特點、所擁有的史料特點、已有研究積累的局限幾方面中肯的揭示、評論中，加以討論。這就使得王氏此文在具備喚醒或加強我們對這幾方面意識自覺的作用功能外4，更由於其有機綜合能力，使我們讀此文時被激發或加強的意識自覺，一開始便因大多啟發性刺激都被安排在與其它刺激的可操作關聯中，而獲得整體有機特點和可操作特點。否則，從感覺到一個刺激的吸引力，到把它開展為或組織進一個可操作思路，中間有太漫長的路要走的。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句話對於史學家尤其適用，研究歷史的人，即使觀點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稱滿洲人從來沒有入關！但是，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界的新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許國科會人文處歷史學門通過計劃的名單是觀察國內史學趨勢的一項好材料。從近年來所通過的專題計劃名單，我們可以看出，整體而言，臺灣史學界對種種西方新史學風氣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最大，其特點有幾個。第一是認識到文化的建構力量之強大，從而對各種界域的歷史建構的過程，或是對過去被視為是本質式的或約定俗成的種種現象，以文化史的建構性角度加以解釋。第二是各種過去所忽略的新問題的討論（如出版史、生態史、情欲史、閱讀史等），第三是與性別、後殖民主義、以及與國族主義有關之研究。

　　沒有人能否認以上種種新發展大幅地擴大了歷史的視界，我在此不想重複這些新動向。此處所談的，純粹是我個人實際進行研究工作時的一些反思。

　　內容提要：錢穆先生是20世紀中國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大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名作。錢穆主要是從宋學的角度來研究清代學術，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於宋學，“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著名論斷。由於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深淺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繫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

　　關鍵詞：清代學術史 錢穆 宋學 漢學

　　一

弦先生的名詩「紅玉米」中有一段動人的文字說：「遙見外婆的蕎麥田，就哭了」，年少時十分受它感動，儘管作為「失根的一代」，全沒見過紅玉米和蕎麥田，但它就是感動我，儘管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受感動。

三年前，我的老師王夢鷗先生過世，我這才完全明白過來。猶記噩耗傳來，就像梵谷筆下的麥浪翻風，在我心裡掀起無限的波濤、無盡的起伏。王老師後半生都在木柵化南新村度過，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裡向他請益，拜師學藝，由此而大大改變了我的一生。因此化南新村就像我生命裡的蕎麥田，靜靜成長著我的詩和學術的生命，我自問感情並不特別脆弱，但這三年來只要一想起化南新村的種種往事，自然而然就想掉淚。這時我才明白了「遙見外婆的蕎麥田就哭了」是怎麼回事。

恩師中秋死，從此月不圓

前言
1998年9月下旬，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及文史哲研究所聯合邀請我前往訪問。出發前承馮建國教授賜示，文學院的老師希我抵達後能就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做一專題演講。我臨時思考方向，打了腹稿，24日下午，在該校邵逸夫樓講了一個多小時，並沒有錄音。返台北後，山大邀我將之寫成文字。我因事忙，一再延宕；現在真正動筆，只有憑記憶。而且撰寫成文，和演講體例自不相同，不能不補充材料，和補述若干論點。因此具體內容可能和當時所講的有些出入，但實際上主要意思並沒有改變。

錢先生淵博閎通，洸若無涯，而且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懷抱極深的感情，這一點，當世學者知之者甚多，論者亦甚多。然而，如果我們認為三千年的中國學術文化傳統造就了這一位國學大師，那麼他與「傳統」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想這仍是一個有待探討和發揮的問題。這次適逢我作客山東大學，又報告了這個題目，我極願意以本文，來就正於學術界的先進賢達。

「疑古」，即對古代歷史與古代文本表示懷疑，通過考證確認其「有無真偽」，是世界現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此現象在中國與日本表現得特別突出。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10至20年代出現在日本學術界的一場疑古運動。這場運動規模大、參與者多，影響深遠，不僅是一場學術運動，也是一場思想運動，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學術史，「日本的疑古史學」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在日本現代，疑古與「啟蒙」、「批判」這兩個概念有關。疑古，是啟蒙思想與批判主義在史學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有兩次啟蒙思潮。其一在維新後不久；其二於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紀20年代前後。每次啟蒙主義思潮，都以介紹「西洋事情」，批判傳統思想為其特點。這樣，啟蒙思潮領先，批判思潮相隨，隨之導引相應的史學思潮，即啟蒙的批判主義史學躍上歷史的潮頭。作為日本「第二次啟蒙」1思潮中的活躍人物，著名史學家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創造出這個時候的批判主義疑古史學。

一、前言

　　哲學思想與哲學方法關係密切。大哲學家者，往往有其獨特之哲學法，以成其獨特之哲學系統。如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懷疑法與其心物二元論，胡塞爾的現象學法與其現象主義哲學，杜威之試驗法與其實驗主義。故能了解一哲學家之基本方法，自有助於了解該哲學家之思想系統。要了解唐君毅先生之哲學思想，自應對其哲學方法有所探究。

二、唐先生對哲學方法有所通觀與反省

內容提要：

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起步期、繁榮期和深化期。從事此研究的人員可分為四個群體，即陳氏門人、老一輩學者、中青年學者以及港臺及海外學者。研究重點則相對集中在八個方面：史學、語言文學與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態研究、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家族史研究、生平及與同時代人比較研究、治學方法研究以及詩歌箋注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陳寅恪及其學術思想重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研究已經被稱為"陳學"。今天，陳寅恪研究正在向著更加冷靜、深刻、更富有學理性的方向發展。本文試圖對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給予簡要的回顧和評述，但限於資料，此評述主要根據大陸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對特別重要的海外及台港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盡可能予以評述。

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4144920.asp

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尤其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否定了旧有的古史系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时隔7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件事情，仍能感受到它所带有的强烈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有人曾论及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但后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学术价值，反而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那样轰动的社会效应，显然是由于它触及了那一时代的思想脉搏。具体说，他揭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靠，动摇了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古代圣贤的信仰。这就顺应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他的古史观点从学术的角度，为人们怀疑，进而推翻旧思想、旧文化的权威提供了支持，这有利于增加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力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顾颉刚本人对他所生活时代新的思想观念的承受和把握。然而，如果细心梳理顾颉刚的思想脉络，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决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社会潮流而从事的应景之作，其观点也不是为了震人耳目引起轰动效应而随意想像、附会的产物。他的古史研究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是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的新史学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因爲住得近了（搬到清華南邊的藍旗營，有門可通其內），身體“亞健康”，我開始强迫自己，像溜狗一樣，每天早上，牽著自己到清華園裏遛一圈。除了溜腿，也溜腦筋。所謂“溜腦筋”，就是散步散到“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搖頭晃腦念一陣再背一陣，檢驗自己的記憶力。這是常常讓我想起王國維先生的地方。

　　他的墓，我也去過，在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不是孑然獨處，而是和其他普通人，站一橫排，向右看齊，旁邊有個漂亮女孩作伴。

　　還有一個讓我想起他的地方是飯館。如今的飯館，幾乎家家都有一道由玻璃水箱組成的短墻，裏面是魚鱉蝦蟹，生猛水族。它們在晶瑩閃亮的水箱中搖頭擺尾，上下游動，讓人分享其樂。等菜的時候，我老拿眼瞅它們，瞪著瞪著，就會想起一句話：“只欠一死”。

　　[關鍵詞] 中國舊學、西學新知 學科體系 復興古學 闡釋 比附

　　[摘要] 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國傳統舊籍，發明中國舊學之新義，是晚清學術演進之必然趨勢。以新知闡釋舊學，以中學比附西學，以近代學科體系界定中國舊學，是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新知體系之中。

　　中國學術納入近代學科體系及知識系統，是很複雜的過程。接納西方學科體制，僅僅是將中學納入近代學術體系的開始；按照西方近代學科分類編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學納入西方近代知識系統之初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要完全納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中，必須用近代分科原則及知識分類系統，對中國學術進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嘗試用近代學科體系界定“國學”，實際上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之新知體系中[1]。本文僅限於對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情況略作梳理與分析，以揭示中國學術納入近代西方新知體系之歷程，而對五四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則留待他文專論。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影響最大的一批思想經典是在先秦時代形成的。如果人們要深入地理解中華民族的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在很多問題上都必須回溯到先秦。在某種意義上，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水平，是中國文化研究水平的標誌杆。本文試圖對西方學者（主要是英語世界的）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成果作簡略的介紹，並試圖對其中有特色的方法論與哲學背景作簡單的分析。

　　全面衡量西方學者對先秦思想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戰是最重要的分水嶺。在這以前，西方的漢學已有相當多的積累，但對中國思想的研究成果並不多，導致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西交流的層次不深，未能觸及到深刻的心靈問題。二戰結束以後，在近60年的時間裏，西方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顯著的進步。研究的深層動力是理解中國人民心靈的努力。因此，我們將會分兩部分介紹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第一部分討論二戰以前。在20世紀以前，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主要出在天主教傳教事業發達的國家，如意大利、法國等，英語世界的成果是非常之少的。意大利、法國等國的神學人士對先秦典籍均下過一定的功夫。他們的總宗旨是介紹中國文明的淵博內容，讓西方公眾相信中國的文明與理性，支持傳教事業。他們在文獻學方面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除了教會人士以外，法蘭西學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機構。19世紀以後，這些國家在近代工業化的競爭中處於下風，對國家外交政策影響最深的工商業與中國交往不多，沒有深入理解中國思想的動力。這一階段最有名的漢學家是法國的幾位學者，沙畹、伯希和、馬伯樂及葛蘭言等，主要成果是翻譯加評注。在中國經典思想方面，最有名的研究有，17世紀柏應理等人用拉丁文譯的《四書譯本》（Sinarum Philosophus，直譯，中國哲學）。此外，19世紀，法國漢學家儒蓮研究儒家經典《孟子》與道家經典《老子》，並將儒家經典譯成為拉丁文。在19世紀後期，在華傳教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耶穌會士）顧賽芬（1835-1919）以法文翻譯了多種儒家經典，具有較高的質量。

明清史學大師孟森傳略 孫家紅 史學研究網

　　孟森（1868-1938），字蒓孫，筆名心史，號陽湖孑遺。江蘇武進人。明清史學大師。早年畢業于江陰南菁書院，嗣留學于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歸國後，入鄭孝胥廣西兵備道幕府。1905年，與鄭公同發起預備立憲公會。1908年，出任《東方雜志》主編。1909年5月，當選江蘇咨議局議員。1912年，被推爲共和黨幹事。1913年1月，當選國會衆議員，7月又被選爲憲法起草委員。翌年11月，國會解散，逐漸淡出政壇，專心明清史研究。1929年，受聘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31年，受聘國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生著述甚豐，政法類主要有：《民法要義》（譯述）、《法學通論》、《各省咨議局章程箋釋》、《地方自治淺說》、《日本軍隊給與法》等；歷史類主要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心史叢刊》、《霜猿集校訂補注》、《明元清系通紀》、《明清史講義》、《滿洲開國史講義》等，另有論文百餘篇。

　　引 子

　　今年因為編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一書，對帶有學術總結性看法的文字特別注意。近讀敝友許紀霖兄為楊念群兄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所寫的書評，在論及楊書出版的時代學術背景時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其史學觀是「相信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在，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實在」；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史學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專業刊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1】這樣的乾嘉傳統當然已經被「現代化」了，若起乾嘉學者于地下，恐怕很難有人能識得這是他們創造的「傳統」。

　　不過這不是我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紀霖兄這樣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90年代中國史學的實錄。因為我自己讀到的史學專著和各刊物的史學文章似乎多朝著另外幾乎相反的方向，實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響。這當然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對何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即以楊著所屬的「三聯哈佛燕京叢書」而論，其中與史學沾邊者便無一可說是以「乾嘉傳統」為取向的(各書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簡介，一看便知)。

　　在各學術刊物的史學論文上,"非乾嘉"的特點表現得比專著更為充分。就中國史學而言，追求揭示歷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是從20世紀初即開始的希望把史學弄得更"科學"的努力目標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以寫論文或專著的方式來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紀才興起的所謂"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無意中試圖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還要"評價"(最後這一點在我們20世紀50到80年代的史學中特別明顯)。同時，我們的歷史研究者有一個傾向，即總帶點"蓋棺論定"的情結，希望自己的研究為某事某人"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這已成今日媒體的慣用套語，每一電視頻道或報紙一天不說一句此語的極為少見)，仿佛只有這樣才具有"歷史感"(其實歷史上的人與事都未必有徹底的終結，其後總有強弱不同的餘波，所以我個人主張在研究歷史時注重過程甚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