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錢穆先生是20世紀中國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大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名作。錢穆主要是從宋學的角度來研究清代學術，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於宋學，“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著名論斷。由於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深淺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繫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
關鍵詞：清代學術史 錢穆 宋學 漢學
一
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較早者，首推章太炎先生。章氏撰有《清儒》一篇，對清代學術的發展變遷作了提要鉤玄式的概括，可謂是近代總結清代學術史的開山之作。稍後的劉師培著《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對清代學術作了富有價值的總結。繼章、劉之後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成就者，當推梁啟超先生。1904年，梁氏在《新民叢報》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發軔。不過這時的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評價總體不高，認為“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不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1］這與他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二”中，把清代考據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稱為我國五大學術思潮的評價截然不同。梁啟超晚年從政壇上退隱下來，致力於清代學術史研究，1920年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 1923年至1925年間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治清代學術史最負盛名的兩部力作，集中體現了他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水平。
繼梁啟超之後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貢獻的一位學者是錢穆先生。1928年3月，在蘇州中學任教的錢穆在《蘇中校刊》上發表《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開端。在1928年春完成、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證學”中，他對清代學術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不能以經學考據來概括整個清代學術史，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炎武、黃宗羲二人並舉，並非顧炎武一人之力，吳學、皖學不同的治學風格和學術聯繫等，這些見解後來被採入了他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當然，在錢穆跨入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大門時，無疑受過他的前輩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人的影響。在他的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他引用過章太炎的《清儒》、劉師培的《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多次徵引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觀點以證其說。儘管後來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寫作主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與梁啟超大異其趣，然而以同樣的題目來研究同一時空的學術進程，這本身就是對梁啟超劃定的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認同。
1930年，由於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識拔和力薦，錢穆由中學教師步入大學講臺，進入燕京大學任教。第二年，轉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在北京大學任教時，除主講中國上古史、秦漢史等必修課外，他還給學生開了一門選修課，那就是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和北平清華研究院開過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根據錢穆晚年的回憶，他最早接觸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1924年的《東方雜誌》上。梁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章，1924年在《東方雜誌》上刊出過，錢穆首先在該雜誌上拜讀了梁著的這一部分內容。梁著全書出版後，他曾在北平東安市場某一書肆購得了這部治清代學術史的名著。梁氏此書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疏理清代學術史，多著眼於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處。錢穆不贊同這一觀點，所以他在北大史學系特開此課程，以闡發自己對清代學術史的見解。由於此課程是在梁啟超卒後不久續開，所以備受學術界的注目。當時錢穆一面授課，一面編寫講義，前後五載，終於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不朽的名著。錢著共分14章，上起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晚明諸遺老，下至晚清龔自珍、曾國藩、康有為，共敘述了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抗戰軍興，錢穆流轉西南。1941年，在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擔任教職的錢穆接受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之托，負責編寫《清儒學案》一書。在此之前，雖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但江書僅迄乾嘉，又固守漢學壁壘，詳漢略宋，殊嫌不備。繼起者唐鑒的《清學案小識》，專重宋學義理，排斥漢學，分類牽強，其書止於道光季年，亦未窮盡有清一代學術原委。近人徐世昌所輯《清儒學案》208卷，1169人，止於清末，最為詳備。然該書旨在搜羅，未見別擇，被後世譏為“龐雜無類”。錢穆承擔《清儒學案》的編寫後，先讀清人諸家文集，每讀一集，始撰一稿，絕不隨便鈔摘。他托友人代為收購清代關學遺書二十種左右，有清一代關學材料，“網羅略盡”。勤讀李二曲集，採其言行撰一新年譜，所花精力尤多。又遍覽四川省立圖書館所藏江西寧都七子之書，“於程山獨多會悟”。對於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也提要鉤玄，“頗費苦思”。錢穆稱《學案》一書的編寫，以這幾篇最有價值。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共編孫夏峰、黃黎洲等64個學案，一代學林中人，大多網羅其中。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在《審查<清儒學案>報告書》中稱讚錢著“體裁宏峻，抉擇精嚴，允為名著。”［2］該書字字皆親手抄寫。由於當時處抗戰中，生活清苦，沒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將手稿寄到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抗戰勝利時，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裝箱，由編譯館雇江輪載返南京。不料箱置船頭，墜落江中，葬身魚腹。全書僅存序目一篇，在寄稿前錄存，刊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主辦的《圖書集刊》第三期上。
陳祖武先生對近人治清代學術史作了這樣一個簡明而中肯的總結：“近人治清代學術史，章太炎、梁任公、錢賓四三位大師，先後相繼，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開風氣之先聲，首倡之功，最可紀念。任公先生大刀闊斧，建樹尤多，所獲已掩前哲而上。賓四先生深入底蘊，精進不已，獨以深邃見識而得真髓。學如積薪，後來居上。以此而論章、梁、錢三位大師之清代學術史研究，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總其成者無疑當屬錢賓四先生。……今日治清代學術史者，無章、梁二先生之論著引路不可，不跟隨錢賓四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深入開拓尤不可。”［3］確為不易之論。
二
對於清代漢學的學術淵源及其與宋學的關係，近代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清代漢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此說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提出了“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的主張，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又詳加闡述。在梁啟超看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學術思想走上了一條與宋明學術完全不同的路徑。這條路徑一方面表現為一種反理學思潮（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另一方面則發展為重實證的考據學。所以，他認為從明末到清季這三百年學術史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據此，梁著把對宋明理學的反動視為清代漢學的本質，並把漢、宋對立這一思想貫穿全書［4］。
錢穆不贊同梁啟超這一觀點。在他看來，宋明理學的傳統在清代並沒有中斷。不僅沒有中斷，而且對清代漢學仍然有甚深的影響。錢穆認為，清代學術由晚明諸老開出，而晚明諸老莫不寢饋於宋學。此後的李塨、方苞、李紱、全祖望等人也都對宋學有很深的造詣。即便是到了漢學鼎盛的乾嘉時代，漢學諸家的高下深淺，也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所以，錢穆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於宋學，“不知宋學，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見解。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為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嘉。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梁啟超把宋學、漢學對為兩橛，主要是從反宋學著眼去談清代學術的，旨在強調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創新意義。從清代學術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動說”無疑有他的合理性。因為清代學術的主流為經學考據，重實證，以求是為宗，與晚明空疏的學風確有不同。從清初開始，學風由虛轉實，由主觀的推想變為客觀的考察，這的確是對宋明之學的一種反拔［5］。錢穆清學淵源於宋學，“不識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主張，主要是從宋明理學的角度來談清代學術，重在強調宋明學術在清代的延續性和清代學風對宋明的繼承性［6］。就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的一般過程言，錢穆的“繼承說”較梁啟超的“反動說”似乎更為合理一些［7］。因為：
首先，梁啟超把清代學術史僅僅歸結為一經學考證史，並非全面。清代學術的主流毫無疑問是經學考證，但這卻不足以概括整個清代近三百年間的學術發展史。有清一代，不僅有盛極一時的漢學，與漢學相伴的還一直存在著追尋義理的宋學。即使是在漢學如日中天的乾嘉時代，這種學風依然存在並始終與考據學相頡頑。與考據學大師戴震同時的章學誠揭櫫史學經世的旗幟，發出了搜羅遺逸，擘績補苴、不足以言學的呼聲，便是對為考據而考據的乾嘉學風的抗議。而此時講求經世致用，追求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已在其內部醞釀發皇。到了晚清，伴隨著對乾嘉考據學風的反動，有常州公羊學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為等人把該派的觀點發揮到極致，借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這些學術思潮，的確是無法用考據學來取代的。錢穆早年就反對把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籠統地概括為考證學。他在早年著作《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據學”中開篇就說：“言清代學術者，率盛誇其經學考據，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則然耳。若夫清初諸儒，雖已啟考證之漸，其學術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經學考證限也。”到道咸之時，乾嘉漢學流弊重重，乾嘉諸儒的古訓、古禮之研究，“其終將路窮而思變”。於是“繼吳、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學”。到了清季，康有為“以今文《公羊》之說，倡導維新變法，天下靡然從風，而乾、嘉樸學自此絕矣。”［8］
其次，大凡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在前一個時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跡象，同時也不可能在後一個時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指出：“抑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所謂“每轉而益進”，指的是學術思想的繼承。前後時代的學術思想無論有多麼大的差別，但其中必然有內在的聯繫，必然有前後延續的成份。而“途窮必變”，則是指學術思想、方法的變革和創新。研究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只看到前後時代的學術差別而看不到繼承，或僅著眼於前後的繼承而看不到前後時代學術的區別，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確的方法應是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研究整個中國學術史、思想史，都隱含了這樣一種方法。他說兩漢經學，並不是蔑棄先秦諸子百家之說而別創所謂經學，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為經學之新生。宋明理學，並不是蔑棄漢唐而另創一種新說，而是包孕兩漢隋唐之經學和魏晉以來流布中土之佛學而再生。清代學術也不例外。對清初諸儒而言，宋明理學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知識資源，宋學對他們的影響自不待言。乾嘉諸老以考據為宗，但是他們從事考據的終極目的仍是“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宋明以來相傳八百年的理學道統，其精光浩氣，仍不可掩。而道咸以來，隨著訓詁考據一途走向絕境，學者把眼光再次投注宋明理學，漢宋調和、尊宋抑漢風靡學界，經世意識和宋學精神得到高揚，理學重新得以復興。所以錢穆認為，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史的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而來。誠如所言：“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諸遺老，自諸遺老上溯東林以及陽明，更自陽明上溯朱、陸以及北宋之諸儒，求其學術之遷變而考合之於世事，則承先啟後，如繩秩然，自有條貫”。［9］錢穆治學術史，善於把學術思潮的發展變遷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運動中加以分析，善於從中國自身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中去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他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在近現代學術界並不是沒有贊同者、響應者。比如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前半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專闢“清代道學之繼續”一章來討論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關係，認為清代漢學家表面上雖然表現為反道學，但他們所討論和關注的問題，實際上仍是宋明道學的繼續，與錢穆持有相同的見解［10］。
三
關於清代學術史的分期，錢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從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著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前後二個時期。從順治入關到乾嘉時代為前期，清初諸儒承襲了宋明儒思想的積極治學傳統，在清初學術史上開拓了一片新天地。但到了乾嘉時期，學者在清廷刀鋸鼎鑊的淫威下走上了訓詁考據之路，畢生在叢碎故紙堆裏，追求安身立命之所。從道咸起至清廷覆滅為後期，在後期八十年中，一方面是清朝政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是西學東漸，二者給晚清學術思想以極大的影響。在《清儒學案序》中，錢穆從理學的角度出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晚明諸遺老、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個階段，並對四個階段不同的學術特徵作了歸納概括。錢穆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第一章“引論”論述清代學術的源起及其與宋明學術的關係外，其餘十三章皆以各個時期學術發展史上的代表人物為題。各章所選擇的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乾嘉、晚清三個時期，涵蓋了有清一代學術發展史上的經世思潮、經學考據和今文經學等各個層面。這裏我們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中心，對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作一些論述和分析。
1.清初諸儒之學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錢穆先生特別推崇清初諸儒之學。他在1928年發表的《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中稱清初諸儒，“上承宋明理學之緒，下啟乾嘉樸學之端。有理學家之躬行實踐，而無其空疏；有樸學家之博文廣覽，而無其瑣碎。宋明儒專重為人之道，而乾嘉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之，惟清初諸儒而已。”與此文大約刊出的同時，錢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國學概論》第九章中，也扼要地勾畫出了明末清初群儒的思想。他說“推極吾心以言博學者，有黃梨洲”；“辨體用，辨理氣，而求致之於實功實事者，有陳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採獲以為調和者，有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絕口不言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為學的者，有顧亭林”；“黜陽明而復之橫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實，以糾心知覺念之虛妄者，有王船山”；“並宋明六百年理學而徹底反對之者，有顏習齋”。［11］在錢穆看來，在清初諸儒中最有建樹的，當推黃梨洲（宗羲）、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顏習齋（元）四家，所以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5章著重對這四家的學術思想及其清學史中的影響作了專門的研究和闡發。
黃梨洲從學於劉蕺山（宗周），以發揮其師慎獨遺教為主。他把讀書與求心，博學與良知統一起來，對於矯正晚明王學末流空疏偏狹之弊，極有意義。顧亭林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相標榜，治學明流變，求佐證，不言心性，為乾嘉考據學開一新途轍。但亭林治學以考據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學宗旨在於明道救世。王船山學宗橫渠（張載），“能闢佛老以返諸儒”，論學始終不脫人文演化之觀點，其學博大精深，三百年來思想之深刻無出其右。顏習齋論學深斥紙墨誦讀之業，對宋明六百年來之理學，高言排出，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開二千年不敢不之筆”，在清初學術史上別開生面，獨樹一幟。
在清初四大家中，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主張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至大，乾嘉時期的經學考據實由此而衍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顧炎武推崇有加，尊之為清代“漢學開山”。他說顧氏在清代學術界佔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於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面研察事物條理。其二在於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力戒雷同剿說，虛心改訂不護前失等。其三在於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講求音韻，說述地理，研究金石等。故亭林之學，氣象規模宏大，乾嘉諸老，無人能出其右。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他發其端，後人衍其緒，影響了整個清代學術的去向［12］。所以梁啟超指出，亭林之學“對於晚明學風，表現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於此後二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代漢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13］
錢穆並不否認顧炎武對乾嘉考據學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並不否認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說亭林“治學所採之方法，尤足為後人開無窮之門徑。故並世學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習齋，如蒿庵，聲氣光烈，皆不足相肩並。……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矣。”［14］但與梁啟超所不同的是，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思想淵源作了一番窮源竟委的考證和解釋，認為此說並非顧氏自創，清初錢謙益已開其先，而錢氏之說又源自明代的歸有光。他說：“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佐證，以開後世之途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絕之姿，為斬截之論，即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15］，故其說遂為後世矚目。
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很大的並非顧炎武一人，在晚明諸遺老中，黃宗羲的影響就不小。此說在他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已有闡發，在《近三百年學術史》“梨洲經史之說”中亦詳加討論。黃氏考證《易經》，著《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胡渭著《易圖明辨》，卷末備引其說。著《授書隨筆》一卷，實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之先導。又究天文曆算之學，亦開風氣之先，著《授時曆故》等書，俱在梅文鼎前。于史學，貢獻特大，為浙東史學的開創者。浙東史學自梨洲開其端，一傳為萬季野（斯同），再傳為全謝山（祖望），止於章實齋（學誠），遂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雙峰並峙，交相輝映。錢穆認為，黃宗羲為矯晚明王學空疏之弊，力主窮經以為根底，已為新時代學風開一新局，其影響後學，實不在顧亭林之下。後人言清代漢學，不提黃氏的影響，全以顧亭林“經學即理學”為截斷眾流，是因為顧氏之說符合漢學家的口味，而梨洲則以經史證性命，多言義理，不盡於考證一途，故不為漢學家所推重。錢穆認為，清代學術在乾嘉時期走入顧氏“經學即理學”一途，浙東精神未能彰顯於世，這實在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件值得令人惋惜的事［16］。所以他批評梁啟超把清代漢學開山歸於顧氏一人之力，為“失真之論”［17］。
2.乾嘉經學考據
清代學術發展到乾嘉時代，拋棄了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諸儒通經致用的思想，演變成為考據而考據，為學問而學問的學風。所以，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至乾嘉考據學風的興起而大變，其學術精神在考據而不在義理。乾嘉考據之學至吳人惠棟、皖人戴震已臻全盛，尊漢排宋，風靡學界。所以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6—10章專論乾嘉考據之學。
將乾嘉考據學分為吳、皖兩派，在江藩《漢學師承記》中已露端倪，而將兩派學術異同作區分並加以論述的則首起於章太炎。他稱清儒“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18］ 梁啟超繼承章氏之說而發以發揮，認為吳派為學淹博，拘守家法，專宗漢說；皖派治學不僅淹博，且重“識斷”、“精審”。於是惠、戴之學中分乾嘉學派，遂成定論。吳、皖兩派分幟對立之說創立以來，學術界多遵章、梁之說，不免忽略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繫。錢穆在研究乾嘉學術時，不僅看到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區別，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繫及其相互影響，這體現了他治學的敏銳和識見精深之處。錢穆認為，蘇州惠學尊古宗漢，意在反宋，惠棟即有“宋儒之禍，甚于秦灰”之說。而皖南戴學卻“從尊宋述宋起腳”，初期志在闡朱述朱，與反宋復古的吳學宗旨不同。但自乾隆22年（1757年），戴東原（震）北游後南歸，在揚州見到惠定宇（棟）以後，其學大變，一反過去尊宋述朱轉而詆朱排宋，而戴門後學，排詆宋儒，蔚為風尚，乾嘉漢學由是大盛。錢穆認為，“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19］他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列出了多條理由以證其說［20］，得出了“東原極推惠，而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的結論。所以，錢著以惠、戴論學有舍，交相推重為由，將二人同列一章，即體現了這種佈局安排。
由於錢穆力主清學導源於宋學，重視宋明理學對清代學術的影響，所以其著作在內容的安排上，特別注重發掘清儒對宋明理學問題的探討，即便是在漢學全盛的乾嘉時代，書中的編纂佈局亦是如此。錢著第八章以戴東原為題，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棟）、程瑤田（易疇）附之。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於釐清戴學的學術淵源。錢穆指出，徽、歙之間，乃朱子故里，學者講學，多尊朱子，故尚朱述朱之風，數世不輟。對於皖學的淵源，錢穆在《國學概論》中作了這樣的敘述：“徽州之學，成於江永、戴震。江（永）治學自禮入。其先徽、歙之間，多講紫陽（朱子）之學，遠與梁溪、東林相通，（江）永蓋承其緒風，東原出而徽學遂大，一時學者多以治禮見稱。”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氏作了更詳盡的考證：“考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慎、朱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以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汲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核，而其學遂大。”［21］江氏之學傳至東原，形成皖學。錢穆述東原之學源於徽歙，戴學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學對戴氏的影響上。這說明皖學自紹宋入手，與吳學自攻宋起腳異趣。戴氏晚年排詆宋儒，刻深有過顏李，所以章學誠力斥東原攻朱子之非，譏其“飲水忘源”。錢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云臺（元）、凌次仲（廷堪）為題而附之以許周生（宗彥）、方植之（東樹），也體現了這種安排。焦循、阮元、淩廷堪學尊東原，為考據名家，但錢穆看重的並不是他們在考據學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們對漢學流弊的反思和批評上。錢穆指出，焦氏之學“主用思以求通”，與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的零碎考釋學風已有不同。阮元“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採之風。”而凌廷堪對當時漢學流弊多有不滿，有“不通世務，不切時用”，“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意氣日盛”等批評之語［22］，實開近代抨擊乾嘉學風之先聲。焦、阮、淩三人皆為漢學考據大家，卻群起批評自己學派的短弊，從中亦可透顯出一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即將來臨。故此章以考據學風的批評者許宗彥附於三人之後，又以攻擊乾嘉漢學最烈的方東樹殿尾，無非是要向人們表露這樣一個信息：乾嘉漢學此時流弊重重，逐漸失去了學術界的支持，“路窮而思變”，此後的學術路向必然要向漢宋兼采的方向發展。此章的謀篇佈局，可謂匠心獨運［23］。
3.常州今文學派
在考據學風彌漫的乾嘉之際，公開站出來批評這種學風、樹反漢學旗幟的有史學家章學誠。章氏祭起“學術當以經世”的旗幟，高唱“六經皆史”之說，對乾嘉漢學埋首考據的瑣碎學風大加抨擊。到道、咸之際，隨著訓詁考證一途走向絕境，有追求微言大義的常州今文學派的異軍突起，湮滅了一千多年的西漢今文經學重新得以復興。錢穆指出，常州今文學派“起於莊氏（存與），立於劉（逢祿）、宋（翔鳳），而變於龔（自珍）、魏（源）。”所以錢穆《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章以龔定庵（自珍）為題，附之以莊方耕（存與）、莊葆琛（述祖）、劉申受（逢祿）、宋于庭（翔鳳）、魏默深（源）、戴子高（望）、沈子敦（垚）、潘四農（德輿），對晚清最重要的學術思潮常州今文經學作了專門論述。
常州之學由莊存與開其端，莊氏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著《春秋正辭》，旨在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常州公羊學至莊存與的外甥劉逢祿、宋翔鳳時張大旗幟。常州言學，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最終必歸趨於論政，開此風氣之先者首推龔自珍。龔氏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於當代之治教，於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魏源繼之，以“經術為治術”，欲“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至康有為時，以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於是常州之學，終於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蔚為大觀。錢穆認為，常州今文學之初期，專言公羊，不及他經，至龔、魏時而大變，由信公羊轉而信今文，輕古經而重時政，而龔、魏之主張實承章學誠而來。在錢穆看來，乾嘉漢學揭櫫為學問而學問的旗幟，為學重在實事求是，而常州今文學派重在舍名物訓詁而追求微言大義，這已失去了漢學精神，乾嘉考據之學至此聲光不存。
清代今文經學極於康有為，所以錢穆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終於康氏。晚清的今文經學至龔、魏而蔚為大觀，到廖平、康有為時集其大成。特別是康有為繼承常州今文學派的觀點大加發揮，其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為現實的政治需要隨意解釋六經，取捨、改鑄歷史，其弊以至“顛到史實而不顧”。錢穆稱“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後攪擾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腳’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24］在錢穆眼中，晚清今文學家走的是“一條夾縫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學派所理想，亦非浙東史學派之意見。考據義理，兩俱無當。心性身世，內外落空。既不能說是實事求是，亦不能說是經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學術走入歧道，早無前程”。［25］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此下的學術路徑必然有變，不能再循此三百年的老路走下去了。
四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淺深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繫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錢穆屢屢道及的宋學、宋學精神，實際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學貴經世明道，講求義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精神。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對清代學術的直接源頭給予了具體解析，認為清學直接來源於晚明的東林學派。錢氏對東林學派之所以情有所鍾，就是因為東林學者是真正有志經世、堅守氣節、重在實行的學者。東林講學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矯挽晚明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弊，一是抨彈政治之現狀。他們對王學末流的批判開啟了清儒辨宋明理學的先河，而對當時政治的批評對清初諸儒的議政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東林學人堅持於牢獄刀繩下的民族氣節和崇高的人格更是為清初諸儒所激賞。所以，東林學者的氣節操行和避虛歸實、重在實行的精神直接影響了清初諸儒。
錢穆對清初諸儒評價甚高，認為清初諸儒之學勝於乾嘉經學考證，就是清初諸儒論學猶有宋學經世明道的精神。錢穆在《述清初諸儒之學》中稱：“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惟清初諸儒而已”。這裏的所謂“經濟”，即經國濟世之學問。清初諸儒不僅篤學博文，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將其學問措之世用，與王學末流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和乾嘉學者不問世事、皓首窮經截然異趣。比如黃宗羲為王學蕺山一派傳人，但其論學，重實踐，重工夫，重實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墜入渺茫之弊”，“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專任自然”。船山論學，“所長不僅在於顯真明體，而尤在其理惑與辨用焉”，所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問題，“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功”。顧亭林以知恥博文相標榜，其論學宗旨在於明道、救世。呂晚村（留良）闡揚朱子，其意在於“發揮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諸儒仰窺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為梯榮快捷方式者所能相比。而顏習齋論學之真精神在於，“不從心性義理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為之分辨”，力倡章句誦讀不足以為學，所常道者為兵、農、六藝、禮樂等有用之學。清初諸儒生活在國家顛覆，中原陸沉，創巨痛深，莫可告語的時代環境中，他們行己持躬，刻苦卓勵，堅貞不拔的氣概和厲實行、濟實用的學問，“足為百世所仰慕”。錢穆對清初諸儒這種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和堅守民族氣節稱讚不已，因為從他們身上體現了宋明儒經世明道，以天下興衰安危為己任的真精神。對此他情不由己地贊道：“每讀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嚮往於不能已”［26］。
清初學術至乾嘉而大變，學者埋首書齋，專事考據，皓首窮經。這種優遊於太平祿食之境與清初諸儒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意氣異趣。對此錢穆頗有感觸的說道：“清初諸老講學，尚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而乾嘉以往，則學者惟自限其心思於文字考訂之間，外此有弗敢問。學術思想之轉變，亦復遷移默運，使屈膝奴顏於異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27］在錢氏看來，乾嘉諸老忘記了顧亭林等清初諸儒的“行己”之教，而專師其“博文”之訓，為學問而學問，已失去了宋明儒學貴經世明道，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精神［28］。所以，他對這種逃避人生，喜為零碎考釋的學風大加抨擊，批評乾嘉學者不通學問大體，稱“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則所謂漢學方法者，亦惟治學之一端，不足以竟學問之全體”［29］。“治學而專務為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乾嘉之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30］。像這樣的批評之語，屢見於他治清代學術史的論著中，這與梁啟超對乾嘉樸學的治學方法大加讚揚，譽為“科學的古典學派”的評價大不相同。
錢穆在評價清代學術史時，以表彰宋學，批評漢學流弊為己任，這與他對當時學術界盛行的考據學風的反思和批判有關。20世紀20年代，在胡適“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聲中，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漢學運動。以傅斯年為首，以史語所為陣地、以整理和考辨史料為鵠的的“新考據派”，（或稱“史料考訂派”、“史料學派”）便是這場新漢學運動的產物。該派對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成為當時史壇上的“主流派”。錢穆早年以考據名家，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均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不失為新考據派的同志。事實上，新考據派對錢穆在考據學上的成就也是承認、稱道的。三十年代初，錢穆之所以能入北大史學系任教，除了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力薦外，還與史料考訂派的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邀、新漢學運動的領袖胡適的接納有關［31］。而錢穆對新考據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厚望，有“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的積極評價。錢穆雖然以考據名家，他早年治史深受乾嘉考據方法的影響，但他卻並不贊許乾嘉史學［32］。因為他認為“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不能單憑考據便認為盡了學術研究之能事，更不能沉溺於煩瑣考據而忘掉了學術經世的宗旨。他說乾嘉經學考據之大病，“正在持門戶之見過深，過分排斥宋儒，讀書專重訓詁考據，而忽略了義理。”［33］ 而五四以來的新考據派則把乾嘉漢學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發揮到極至。在錢穆看來，新考據派最初本求擺脫乾嘉而轉向西方輸入學理，當他們步趨歐美，引進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後，才發覺“歐美與乾嘉，精神蹊近，何其相似，乃重新落入乾嘉牢籠”，言學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新考據派推崇乾嘉治學方法，專走訓詁考據之路，這是深受宋明學術思想影響的錢穆所不能贊同的，這就引發了他對該派學風的批判。他稱新考據派專事考據，畢生在故紙堆裏馳騁心力是“不得大體，而流于瑣碎”，“於身無益，於世無補。”對近人認定的宋學為疏陋之學，“至清始務篤實”的觀點，他也大加批駁，稱“自宋以下學術，一變南北朝隋唐之態度，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以來學者惟一精神所寄。”［34］事實上，自30年代以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新考據派煩瑣的考據學風提出了批評，1934年張孟劬在給夏承燾的信中說：“今日考據之弊，甚於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逡外，無保聚收斂以為之基，循此以往，將有天才絕孕之患。”［35］而另一部分不失傳統士人精神的學者，則祭起學術經世的旗幟欲以救世，宋明學術精神再一次得到高揚，錢穆先生可謂是這一部分學者的代表。與錢氏聲氣相通、引為同調者在當時還有陳寅恪、馮友蘭等學者。陳寅恪曾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36］ 而馮友蘭則明確指出他撰寫《中國哲學史》的宗旨就在於昂揚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錢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這還與當時受國難的刺激有關。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寫於“九一八事變”之後，當時日本侵佔東三省大好河山，步步進逼華北。1935年，日軍策動“華北自治”，諾大的華北五省，“已經不能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當時在北平任教的錢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編初講，正值九•—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37］馮友蘭先生在當時也發出了與錢穆同樣沉重、激憤的呼聲。他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二）中說：“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繼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裡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錢穆出生在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之年，他的一生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一生的著述講演無不是“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無不從“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面對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強烈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民族情感的錢穆憤慨尤深，在撰述中自然會有所流露。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特嚴夷夏之防，高揚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精神，表彰清初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來侵略的寫作意圖。楊樹達先生在讀錢著時就有“注重實錢，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38］的評價。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尚崇乾嘉考據之學，“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貶抑宋學，“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在錢穆看來，這種學風尤其有害，特別是在日寇步步進逼，侵奪我大好山河之時，這種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考據學風不利於鼓勱民眾團結起來，抵抗侵略［39］。所謂“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就是要弘揚近三百年來所晦沉、為時代所譏刺的宋學精神來救世濟民。所以，弘揚學貴經世，以天下興亡為念的宋學精神，成為了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的意旨所在。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發清學導源於宋學之見，對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師承及其思想抉發精微，不少見解很有價值。但是，錢氏的觀點也並非沒有可商榷之處。比如他對晚清今文經學，特別是對康有為思想的評價。晚清今文學派批評乾嘉漢學，揭櫫為學貴在經世致用，這與錢穆批評漢學流弊，高揚宋學精神的旨意相同。照理說，錢穆對晚清今文思潮應有較高的評價，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錢穆說道咸之際興起的常州之學，“其實則清代漢學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40］又說：“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彙於考據之頹流。”［41］錢穆稱晚清今文經學為清代漢學考據的“旁衍歧趨”，今文學者“大抵菲薄考據仍以考據成業”，這從事實的層面講，大體是不錯的。因為晚清今文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確是沿考據一路而來，即便是今學經學的集大成者康有為，他撰《新學偽經考》也是在披著考據的外衣下進行的。但是有一點尤需明白，在晚清今文學者眼中，考據是手段，是形式，而不是目的，他們是通過考據這種形式為其政治目的張目，即以考證之名，而行學術干政之實，其著眼點在政治而非學術一邊。易言之，是真用結合，還是棄真求用，晚清今文學派顯然選擇了後者。錢穆本是主張真用結合的學者，但在評價晚清今文思潮時，他卻僅站在“求真”的立場上加以審視批評，似乎又退到了以古文攻今文的立場，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時代背景及其他們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貢獻。這一點，在評說康有為的思想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康氏的《新學偽經考》稱古文經盡出劉歆偽造，目的是要為新莽王朝代漢製造輿論。錢穆從學術求真的層面上對其說繩之以學理，稱康說多主觀武斷處，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僅從學術層面上去批評康說，並不全面。因為康氏之書是在借經學談政治，目的在於為維新變法鳴鑼開道，其價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學術—邊。錢穆在這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時人對錢氏評價康說就有“特見其表面，未見其精神”［42］的批評。又如，清人崔東壁（述）的疑古辨偽，直接開啟了近代的疑古思潮，對“五四”以後的學術界影響深遠，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就是承此風而起的。然而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竟不列崔述，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注釋：
［1］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7頁。
［2］《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639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3］陳祖武：《清代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4］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一節中從五個方面列舉了明末清初以來的反理學思潮，最後得出結論：“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即對宋明理學的反動--引者）孕育而來。”參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頁。（以下所引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皆據此書）與梁啟超同聲相應的還有胡適，他在《戴東原的哲學》“引論”中說：“中國近世哲學的遺風，起於北宋，盛於南宋，中興於明朝的中葉，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雖然緊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個新的時代了。自顧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趨向到做學問的一條路上去了，哲學的門庭，大有冷落的景況。”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39頁。
［5］周國棟認為，余英時把梁啟超的“反動說”視為外緣說的觀點不甚合理，就清學本身而言，“反動說”似乎更為合理，他列出了四條理由。參見氏著：《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
［6］朱維錚認為，錢穆主要從宋學著眼談清代學術，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實際上寫成的是清代“宋學”史，其書的學術價值也因此而彰顯。參見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題記”第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7］錢穆新亞時期的學生余英時力主師說，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學術思想》、《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解釋》等文中對乃師的觀點多有論述、發揮，可參閱。
［8］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310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頁，以下所引此書皆據此版。
［10］馮友蘭認為，宋明人所講的理學與心學，在清代皆有繼續的傳述者。清代漢學家講義理之學，其所討論的問題，如理、氣、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他們所依據的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四書。所以，清代漢學家所講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系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參見氏著《中國哲學史》第十五章“清代道學之繼續”中“漢學與宋學”一節的論述。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74頁—975頁。
［11］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246頁—253頁。
［12］［1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63頁、第153頁。
［14］［1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46頁、第141頁。
［16］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顧炎武、黃宗羲二人貢獻尤大，若談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黃二人並舉。
［17］根據錢穆的考證，顧炎武研究古音，用“本證”、“旁證”之法源於明代學者陳第的《毛詩古音考》，而梁啟超“誤以陳氏本證、旁證語為亭林自述，因謂亭林為漢學開山。證據既誤，斷案自敗。”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6頁。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73頁。
［1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頁。
［20］錢穆認為乾隆二十二年，戴震與惠棟見於揚州，論學有合，交相推重，以後又客居揚州四年，是其一生為學的重要轉變時期。戴震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排詆宋儒，此實受惠棟思想的影響。他到舉了這樣幾條理由：一是乾隆三十年，戴震為紀念惠棟而寫的《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文中議論與以前大異，此為“東原論學一轉而而近於吳學惠棟之證”。二是乾隆三十四年，東原為惠棟弟子余蕭客序《古經解鉤沉》，從序中內容可知“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三是東原著《原善》三篇，時間大約在他游揚州識惠棟之後，其文言“理”，頗受惠氏《易微言》的影響。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327頁的相關論述。
［21］［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09—310頁、第506—508頁。
［23］此處敘述採納了路新生的研究成果，見氏著《梁任公、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合論，臺北《孔孟學報》第68期。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笫652頁。
［25］錢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第11頁。
［26］錢穆：《述清初諸儒之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4頁。
［2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2頁。
［28］錢穆稱亭林論學宗旨在於“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上，但是亭林後學僅師其“博文”之訓，忘其“行己”之教，致使其經世明道的真精神不能彰顯於世。為此錢穆不無感歎地說：“三百年來，亭林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是果為亭林之辱歟！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于何歸依。今謂亭林為清學開山，亦僅指其多聞博學，而忘其行己有恥之教者，豈不更可痛之其耶！”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1頁。
［29］［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02頁、第525頁。
［31］參見拙著：《錢穆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32］據錢穆晚年回憶，“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參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7頁。
［33］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該文作於1935年，見《學籥》，第82頁，香港1958年自印本。
［34］《國史大綱》，上海商務編譯館1947年版，第620頁。
［35］轉引自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見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與學術•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
［36］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
［3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第4頁。
［3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
［39］事實上，由於受國難的刺激，一些專事考據的學者也在自我反省，轉變學風。如史學家陳垣先生曾說“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見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頁。
［40］［4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25頁、第532頁。
［42］趙豐田：《讀錢著康有為學術述評》，《大公報》1937年1月29日。
【作者簡介】陳勇，華東師範大學史學博士（1995年），現任教于上海大學歷史系。
【《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關鍵詞：清代學術史 錢穆 宋學 漢學
一
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較早者，首推章太炎先生。章氏撰有《清儒》一篇，對清代學術的發展變遷作了提要鉤玄式的概括，可謂是近代總結清代學術史的開山之作。稍後的劉師培著《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對清代學術作了富有價值的總結。繼章、劉之後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成就者，當推梁啟超先生。1904年，梁氏在《新民叢報》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發軔。不過這時的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評價總體不高，認為“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不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1］這與他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二”中，把清代考據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稱為我國五大學術思潮的評價截然不同。梁啟超晚年從政壇上退隱下來，致力於清代學術史研究，1920年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 1923年至1925年間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治清代學術史最負盛名的兩部力作，集中體現了他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水平。
繼梁啟超之後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貢獻的一位學者是錢穆先生。1928年3月，在蘇州中學任教的錢穆在《蘇中校刊》上發表《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開端。在1928年春完成、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證學”中，他對清代學術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不能以經學考據來概括整個清代學術史，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炎武、黃宗羲二人並舉，並非顧炎武一人之力，吳學、皖學不同的治學風格和學術聯繫等，這些見解後來被採入了他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當然，在錢穆跨入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大門時，無疑受過他的前輩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人的影響。在他的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他引用過章太炎的《清儒》、劉師培的《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多次徵引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觀點以證其說。儘管後來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寫作主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與梁啟超大異其趣，然而以同樣的題目來研究同一時空的學術進程，這本身就是對梁啟超劃定的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認同。
1930年，由於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識拔和力薦，錢穆由中學教師步入大學講臺，進入燕京大學任教。第二年，轉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在北京大學任教時，除主講中國上古史、秦漢史等必修課外，他還給學生開了一門選修課，那就是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和北平清華研究院開過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根據錢穆晚年的回憶，他最早接觸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1924年的《東方雜誌》上。梁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章，1924年在《東方雜誌》上刊出過，錢穆首先在該雜誌上拜讀了梁著的這一部分內容。梁著全書出版後，他曾在北平東安市場某一書肆購得了這部治清代學術史的名著。梁氏此書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疏理清代學術史，多著眼於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處。錢穆不贊同這一觀點，所以他在北大史學系特開此課程，以闡發自己對清代學術史的見解。由於此課程是在梁啟超卒後不久續開，所以備受學術界的注目。當時錢穆一面授課，一面編寫講義，前後五載，終於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不朽的名著。錢著共分14章，上起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晚明諸遺老，下至晚清龔自珍、曾國藩、康有為，共敘述了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抗戰軍興，錢穆流轉西南。1941年，在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擔任教職的錢穆接受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之托，負責編寫《清儒學案》一書。在此之前，雖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但江書僅迄乾嘉，又固守漢學壁壘，詳漢略宋，殊嫌不備。繼起者唐鑒的《清學案小識》，專重宋學義理，排斥漢學，分類牽強，其書止於道光季年，亦未窮盡有清一代學術原委。近人徐世昌所輯《清儒學案》208卷，1169人，止於清末，最為詳備。然該書旨在搜羅，未見別擇，被後世譏為“龐雜無類”。錢穆承擔《清儒學案》的編寫後，先讀清人諸家文集，每讀一集，始撰一稿，絕不隨便鈔摘。他托友人代為收購清代關學遺書二十種左右，有清一代關學材料，“網羅略盡”。勤讀李二曲集，採其言行撰一新年譜，所花精力尤多。又遍覽四川省立圖書館所藏江西寧都七子之書，“於程山獨多會悟”。對於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也提要鉤玄，“頗費苦思”。錢穆稱《學案》一書的編寫，以這幾篇最有價值。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共編孫夏峰、黃黎洲等64個學案，一代學林中人，大多網羅其中。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在《審查<清儒學案>報告書》中稱讚錢著“體裁宏峻，抉擇精嚴，允為名著。”［2］該書字字皆親手抄寫。由於當時處抗戰中，生活清苦，沒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將手稿寄到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抗戰勝利時，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裝箱，由編譯館雇江輪載返南京。不料箱置船頭，墜落江中，葬身魚腹。全書僅存序目一篇，在寄稿前錄存，刊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主辦的《圖書集刊》第三期上。
陳祖武先生對近人治清代學術史作了這樣一個簡明而中肯的總結：“近人治清代學術史，章太炎、梁任公、錢賓四三位大師，先後相繼，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開風氣之先聲，首倡之功，最可紀念。任公先生大刀闊斧，建樹尤多，所獲已掩前哲而上。賓四先生深入底蘊，精進不已，獨以深邃見識而得真髓。學如積薪，後來居上。以此而論章、梁、錢三位大師之清代學術史研究，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總其成者無疑當屬錢賓四先生。……今日治清代學術史者，無章、梁二先生之論著引路不可，不跟隨錢賓四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深入開拓尤不可。”［3］確為不易之論。
二
對於清代漢學的學術淵源及其與宋學的關係，近代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清代漢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此說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提出了“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的主張，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又詳加闡述。在梁啟超看來，十七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學術思想走上了一條與宋明學術完全不同的路徑。這條路徑一方面表現為一種反理學思潮（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另一方面則發展為重實證的考據學。所以，他認為從明末到清季這三百年學術史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據此，梁著把對宋明理學的反動視為清代漢學的本質，並把漢、宋對立這一思想貫穿全書［4］。
錢穆不贊同梁啟超這一觀點。在他看來，宋明理學的傳統在清代並沒有中斷。不僅沒有中斷，而且對清代漢學仍然有甚深的影響。錢穆認為，清代學術由晚明諸老開出，而晚明諸老莫不寢饋於宋學。此後的李塨、方苞、李紱、全祖望等人也都對宋學有很深的造詣。即便是到了漢學鼎盛的乾嘉時代，漢學諸家的高下深淺，也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所以，錢穆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於宋學，“不知宋學，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見解。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為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嘉。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梁啟超把宋學、漢學對為兩橛，主要是從反宋學著眼去談清代學術的，旨在強調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創新意義。從清代學術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動說”無疑有他的合理性。因為清代學術的主流為經學考據，重實證，以求是為宗，與晚明空疏的學風確有不同。從清初開始，學風由虛轉實，由主觀的推想變為客觀的考察，這的確是對宋明之學的一種反拔［5］。錢穆清學淵源於宋學，“不識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主張，主要是從宋明理學的角度來談清代學術，重在強調宋明學術在清代的延續性和清代學風對宋明的繼承性［6］。就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的一般過程言，錢穆的“繼承說”較梁啟超的“反動說”似乎更為合理一些［7］。因為：
首先，梁啟超把清代學術史僅僅歸結為一經學考證史，並非全面。清代學術的主流毫無疑問是經學考證，但這卻不足以概括整個清代近三百年間的學術發展史。有清一代，不僅有盛極一時的漢學，與漢學相伴的還一直存在著追尋義理的宋學。即使是在漢學如日中天的乾嘉時代，這種學風依然存在並始終與考據學相頡頑。與考據學大師戴震同時的章學誠揭櫫史學經世的旗幟，發出了搜羅遺逸，擘績補苴、不足以言學的呼聲，便是對為考據而考據的乾嘉學風的抗議。而此時講求經世致用，追求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已在其內部醞釀發皇。到了晚清，伴隨著對乾嘉考據學風的反動，有常州公羊學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為等人把該派的觀點發揮到極致，借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這些學術思潮，的確是無法用考據學來取代的。錢穆早年就反對把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籠統地概括為考證學。他在早年著作《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據學”中開篇就說：“言清代學術者，率盛誇其經學考據，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則然耳。若夫清初諸儒，雖已啟考證之漸，其學術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經學考證限也。”到道咸之時，乾嘉漢學流弊重重，乾嘉諸儒的古訓、古禮之研究，“其終將路窮而思變”。於是“繼吳、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學”。到了清季，康有為“以今文《公羊》之說，倡導維新變法，天下靡然從風，而乾、嘉樸學自此絕矣。”［8］
其次，大凡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在前一個時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跡象，同時也不可能在後一個時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指出：“抑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所謂“每轉而益進”，指的是學術思想的繼承。前後時代的學術思想無論有多麼大的差別，但其中必然有內在的聯繫，必然有前後延續的成份。而“途窮必變”，則是指學術思想、方法的變革和創新。研究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只看到前後時代的學術差別而看不到繼承，或僅著眼於前後的繼承而看不到前後時代學術的區別，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確的方法應是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研究整個中國學術史、思想史，都隱含了這樣一種方法。他說兩漢經學，並不是蔑棄先秦諸子百家之說而別創所謂經學，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為經學之新生。宋明理學，並不是蔑棄漢唐而另創一種新說，而是包孕兩漢隋唐之經學和魏晉以來流布中土之佛學而再生。清代學術也不例外。對清初諸儒而言，宋明理學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知識資源，宋學對他們的影響自不待言。乾嘉諸老以考據為宗，但是他們從事考據的終極目的仍是“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宋明以來相傳八百年的理學道統，其精光浩氣，仍不可掩。而道咸以來，隨著訓詁考據一途走向絕境，學者把眼光再次投注宋明理學，漢宋調和、尊宋抑漢風靡學界，經世意識和宋學精神得到高揚，理學重新得以復興。所以錢穆認為，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史的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而來。誠如所言：“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諸遺老，自諸遺老上溯東林以及陽明，更自陽明上溯朱、陸以及北宋之諸儒，求其學術之遷變而考合之於世事，則承先啟後，如繩秩然，自有條貫”。［9］錢穆治學術史，善於把學術思潮的發展變遷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運動中加以分析，善於從中國自身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中去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他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在近現代學術界並不是沒有贊同者、響應者。比如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前半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專闢“清代道學之繼續”一章來討論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關係，認為清代漢學家表面上雖然表現為反道學，但他們所討論和關注的問題，實際上仍是宋明道學的繼續，與錢穆持有相同的見解［10］。
三
關於清代學術史的分期，錢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從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著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前後二個時期。從順治入關到乾嘉時代為前期，清初諸儒承襲了宋明儒思想的積極治學傳統，在清初學術史上開拓了一片新天地。但到了乾嘉時期，學者在清廷刀鋸鼎鑊的淫威下走上了訓詁考據之路，畢生在叢碎故紙堆裏，追求安身立命之所。從道咸起至清廷覆滅為後期，在後期八十年中，一方面是清朝政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是西學東漸，二者給晚清學術思想以極大的影響。在《清儒學案序》中，錢穆從理學的角度出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晚明諸遺老、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個階段，並對四個階段不同的學術特徵作了歸納概括。錢穆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第一章“引論”論述清代學術的源起及其與宋明學術的關係外，其餘十三章皆以各個時期學術發展史上的代表人物為題。各章所選擇的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乾嘉、晚清三個時期，涵蓋了有清一代學術發展史上的經世思潮、經學考據和今文經學等各個層面。這裏我們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中心，對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作一些論述和分析。
1.清初諸儒之學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錢穆先生特別推崇清初諸儒之學。他在1928年發表的《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中稱清初諸儒，“上承宋明理學之緒，下啟乾嘉樸學之端。有理學家之躬行實踐，而無其空疏；有樸學家之博文廣覽，而無其瑣碎。宋明儒專重為人之道，而乾嘉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之，惟清初諸儒而已。”與此文大約刊出的同時，錢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國學概論》第九章中，也扼要地勾畫出了明末清初群儒的思想。他說“推極吾心以言博學者，有黃梨洲”；“辨體用，辨理氣，而求致之於實功實事者，有陳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採獲以為調和者，有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絕口不言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為學的者，有顧亭林”；“黜陽明而復之橫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實，以糾心知覺念之虛妄者，有王船山”；“並宋明六百年理學而徹底反對之者，有顏習齋”。［11］在錢穆看來，在清初諸儒中最有建樹的，當推黃梨洲（宗羲）、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顏習齋（元）四家，所以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5章著重對這四家的學術思想及其清學史中的影響作了專門的研究和闡發。
黃梨洲從學於劉蕺山（宗周），以發揮其師慎獨遺教為主。他把讀書與求心，博學與良知統一起來，對於矯正晚明王學末流空疏偏狹之弊，極有意義。顧亭林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相標榜，治學明流變，求佐證，不言心性，為乾嘉考據學開一新途轍。但亭林治學以考據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學宗旨在於明道救世。王船山學宗橫渠（張載），“能闢佛老以返諸儒”，論學始終不脫人文演化之觀點，其學博大精深，三百年來思想之深刻無出其右。顏習齋論學深斥紙墨誦讀之業，對宋明六百年來之理學，高言排出，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開二千年不敢不之筆”，在清初學術史上別開生面，獨樹一幟。
在清初四大家中，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主張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至大，乾嘉時期的經學考據實由此而衍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顧炎武推崇有加，尊之為清代“漢學開山”。他說顧氏在清代學術界佔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於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面研察事物條理。其二在於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力戒雷同剿說，虛心改訂不護前失等。其三在於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講求音韻，說述地理，研究金石等。故亭林之學，氣象規模宏大，乾嘉諸老，無人能出其右。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他發其端，後人衍其緒，影響了整個清代學術的去向［12］。所以梁啟超指出，亭林之學“對於晚明學風，表現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於此後二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代漢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13］
錢穆並不否認顧炎武對乾嘉考據學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並不否認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說亭林“治學所採之方法，尤足為後人開無窮之門徑。故並世學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習齋，如蒿庵，聲氣光烈，皆不足相肩並。……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矣。”［14］但與梁啟超所不同的是，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思想淵源作了一番窮源竟委的考證和解釋，認為此說並非顧氏自創，清初錢謙益已開其先，而錢氏之說又源自明代的歸有光。他說：“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佐證，以開後世之途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絕之姿，為斬截之論，即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15］，故其說遂為後世矚目。
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很大的並非顧炎武一人，在晚明諸遺老中，黃宗羲的影響就不小。此說在他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已有闡發，在《近三百年學術史》“梨洲經史之說”中亦詳加討論。黃氏考證《易經》，著《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胡渭著《易圖明辨》，卷末備引其說。著《授書隨筆》一卷，實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之先導。又究天文曆算之學，亦開風氣之先，著《授時曆故》等書，俱在梅文鼎前。于史學，貢獻特大，為浙東史學的開創者。浙東史學自梨洲開其端，一傳為萬季野（斯同），再傳為全謝山（祖望），止於章實齋（學誠），遂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雙峰並峙，交相輝映。錢穆認為，黃宗羲為矯晚明王學空疏之弊，力主窮經以為根底，已為新時代學風開一新局，其影響後學，實不在顧亭林之下。後人言清代漢學，不提黃氏的影響，全以顧亭林“經學即理學”為截斷眾流，是因為顧氏之說符合漢學家的口味，而梨洲則以經史證性命，多言義理，不盡於考證一途，故不為漢學家所推重。錢穆認為，清代學術在乾嘉時期走入顧氏“經學即理學”一途，浙東精神未能彰顯於世，這實在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件值得令人惋惜的事［16］。所以他批評梁啟超把清代漢學開山歸於顧氏一人之力，為“失真之論”［17］。
2.乾嘉經學考據
清代學術發展到乾嘉時代，拋棄了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諸儒通經致用的思想，演變成為考據而考據，為學問而學問的學風。所以，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至乾嘉考據學風的興起而大變，其學術精神在考據而不在義理。乾嘉考據之學至吳人惠棟、皖人戴震已臻全盛，尊漢排宋，風靡學界。所以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6—10章專論乾嘉考據之學。
將乾嘉考據學分為吳、皖兩派，在江藩《漢學師承記》中已露端倪，而將兩派學術異同作區分並加以論述的則首起於章太炎。他稱清儒“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18］ 梁啟超繼承章氏之說而發以發揮，認為吳派為學淹博，拘守家法，專宗漢說；皖派治學不僅淹博，且重“識斷”、“精審”。於是惠、戴之學中分乾嘉學派，遂成定論。吳、皖兩派分幟對立之說創立以來，學術界多遵章、梁之說，不免忽略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繫。錢穆在研究乾嘉學術時，不僅看到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區別，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繫及其相互影響，這體現了他治學的敏銳和識見精深之處。錢穆認為，蘇州惠學尊古宗漢，意在反宋，惠棟即有“宋儒之禍，甚于秦灰”之說。而皖南戴學卻“從尊宋述宋起腳”，初期志在闡朱述朱，與反宋復古的吳學宗旨不同。但自乾隆22年（1757年），戴東原（震）北游後南歸，在揚州見到惠定宇（棟）以後，其學大變，一反過去尊宋述朱轉而詆朱排宋，而戴門後學，排詆宋儒，蔚為風尚，乾嘉漢學由是大盛。錢穆認為，“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19］他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列出了多條理由以證其說［20］，得出了“東原極推惠，而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的結論。所以，錢著以惠、戴論學有舍，交相推重為由，將二人同列一章，即體現了這種佈局安排。
由於錢穆力主清學導源於宋學，重視宋明理學對清代學術的影響，所以其著作在內容的安排上，特別注重發掘清儒對宋明理學問題的探討，即便是在漢學全盛的乾嘉時代，書中的編纂佈局亦是如此。錢著第八章以戴東原為題，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棟）、程瑤田（易疇）附之。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於釐清戴學的學術淵源。錢穆指出，徽、歙之間，乃朱子故里，學者講學，多尊朱子，故尚朱述朱之風，數世不輟。對於皖學的淵源，錢穆在《國學概論》中作了這樣的敘述：“徽州之學，成於江永、戴震。江（永）治學自禮入。其先徽、歙之間，多講紫陽（朱子）之學，遠與梁溪、東林相通，（江）永蓋承其緒風，東原出而徽學遂大，一時學者多以治禮見稱。”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氏作了更詳盡的考證：“考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慎、朱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以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汲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核，而其學遂大。”［21］江氏之學傳至東原，形成皖學。錢穆述東原之學源於徽歙，戴學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學對戴氏的影響上。這說明皖學自紹宋入手，與吳學自攻宋起腳異趣。戴氏晚年排詆宋儒，刻深有過顏李，所以章學誠力斥東原攻朱子之非，譏其“飲水忘源”。錢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云臺（元）、凌次仲（廷堪）為題而附之以許周生（宗彥）、方植之（東樹），也體現了這種安排。焦循、阮元、淩廷堪學尊東原，為考據名家，但錢穆看重的並不是他們在考據學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們對漢學流弊的反思和批評上。錢穆指出，焦氏之學“主用思以求通”，與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的零碎考釋學風已有不同。阮元“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採之風。”而凌廷堪對當時漢學流弊多有不滿，有“不通世務，不切時用”，“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意氣日盛”等批評之語［22］，實開近代抨擊乾嘉學風之先聲。焦、阮、淩三人皆為漢學考據大家，卻群起批評自己學派的短弊，從中亦可透顯出一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即將來臨。故此章以考據學風的批評者許宗彥附於三人之後，又以攻擊乾嘉漢學最烈的方東樹殿尾，無非是要向人們表露這樣一個信息：乾嘉漢學此時流弊重重，逐漸失去了學術界的支持，“路窮而思變”，此後的學術路向必然要向漢宋兼采的方向發展。此章的謀篇佈局，可謂匠心獨運［23］。
3.常州今文學派
在考據學風彌漫的乾嘉之際，公開站出來批評這種學風、樹反漢學旗幟的有史學家章學誠。章氏祭起“學術當以經世”的旗幟，高唱“六經皆史”之說，對乾嘉漢學埋首考據的瑣碎學風大加抨擊。到道、咸之際，隨著訓詁考證一途走向絕境，有追求微言大義的常州今文學派的異軍突起，湮滅了一千多年的西漢今文經學重新得以復興。錢穆指出，常州今文學派“起於莊氏（存與），立於劉（逢祿）、宋（翔鳳），而變於龔（自珍）、魏（源）。”所以錢穆《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章以龔定庵（自珍）為題，附之以莊方耕（存與）、莊葆琛（述祖）、劉申受（逢祿）、宋于庭（翔鳳）、魏默深（源）、戴子高（望）、沈子敦（垚）、潘四農（德輿），對晚清最重要的學術思潮常州今文經學作了專門論述。
常州之學由莊存與開其端，莊氏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著《春秋正辭》，旨在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常州公羊學至莊存與的外甥劉逢祿、宋翔鳳時張大旗幟。常州言學，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最終必歸趨於論政，開此風氣之先者首推龔自珍。龔氏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於當代之治教，於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魏源繼之，以“經術為治術”，欲“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至康有為時，以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於是常州之學，終於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蔚為大觀。錢穆認為，常州今文學之初期，專言公羊，不及他經，至龔、魏時而大變，由信公羊轉而信今文，輕古經而重時政，而龔、魏之主張實承章學誠而來。在錢穆看來，乾嘉漢學揭櫫為學問而學問的旗幟，為學重在實事求是，而常州今文學派重在舍名物訓詁而追求微言大義，這已失去了漢學精神，乾嘉考據之學至此聲光不存。
清代今文經學極於康有為，所以錢穆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終於康氏。晚清的今文經學至龔、魏而蔚為大觀，到廖平、康有為時集其大成。特別是康有為繼承常州今文學派的觀點大加發揮，其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為現實的政治需要隨意解釋六經，取捨、改鑄歷史，其弊以至“顛到史實而不顧”。錢穆稱“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後攪擾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腳’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24］在錢穆眼中，晚清今文學家走的是“一條夾縫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學派所理想，亦非浙東史學派之意見。考據義理，兩俱無當。心性身世，內外落空。既不能說是實事求是，亦不能說是經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學術走入歧道，早無前程”。［25］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此下的學術路徑必然有變，不能再循此三百年的老路走下去了。
四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淺深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繫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錢穆屢屢道及的宋學、宋學精神，實際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學貴經世明道，講求義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精神。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對清代學術的直接源頭給予了具體解析，認為清學直接來源於晚明的東林學派。錢氏對東林學派之所以情有所鍾，就是因為東林學者是真正有志經世、堅守氣節、重在實行的學者。東林講學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矯挽晚明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弊，一是抨彈政治之現狀。他們對王學末流的批判開啟了清儒辨宋明理學的先河，而對當時政治的批評對清初諸儒的議政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東林學人堅持於牢獄刀繩下的民族氣節和崇高的人格更是為清初諸儒所激賞。所以，東林學者的氣節操行和避虛歸實、重在實行的精神直接影響了清初諸儒。
錢穆對清初諸儒評價甚高，認為清初諸儒之學勝於乾嘉經學考證，就是清初諸儒論學猶有宋學經世明道的精神。錢穆在《述清初諸儒之學》中稱：“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惟清初諸儒而已”。這裏的所謂“經濟”，即經國濟世之學問。清初諸儒不僅篤學博文，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將其學問措之世用，與王學末流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和乾嘉學者不問世事、皓首窮經截然異趣。比如黃宗羲為王學蕺山一派傳人，但其論學，重實踐，重工夫，重實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墜入渺茫之弊”，“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專任自然”。船山論學，“所長不僅在於顯真明體，而尤在其理惑與辨用焉”，所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問題，“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功”。顧亭林以知恥博文相標榜，其論學宗旨在於明道、救世。呂晚村（留良）闡揚朱子，其意在於“發揮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諸儒仰窺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為梯榮快捷方式者所能相比。而顏習齋論學之真精神在於，“不從心性義理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為之分辨”，力倡章句誦讀不足以為學，所常道者為兵、農、六藝、禮樂等有用之學。清初諸儒生活在國家顛覆，中原陸沉，創巨痛深，莫可告語的時代環境中，他們行己持躬，刻苦卓勵，堅貞不拔的氣概和厲實行、濟實用的學問，“足為百世所仰慕”。錢穆對清初諸儒這種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和堅守民族氣節稱讚不已，因為從他們身上體現了宋明儒經世明道，以天下興衰安危為己任的真精神。對此他情不由己地贊道：“每讀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嚮往於不能已”［26］。
清初學術至乾嘉而大變，學者埋首書齋，專事考據，皓首窮經。這種優遊於太平祿食之境與清初諸儒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意氣異趣。對此錢穆頗有感觸的說道：“清初諸老講學，尚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而乾嘉以往，則學者惟自限其心思於文字考訂之間，外此有弗敢問。學術思想之轉變，亦復遷移默運，使屈膝奴顏於異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27］在錢氏看來，乾嘉諸老忘記了顧亭林等清初諸儒的“行己”之教，而專師其“博文”之訓，為學問而學問，已失去了宋明儒學貴經世明道，以天下為己任的真精神［28］。所以，他對這種逃避人生，喜為零碎考釋的學風大加抨擊，批評乾嘉學者不通學問大體，稱“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則所謂漢學方法者，亦惟治學之一端，不足以竟學問之全體”［29］。“治學而專務為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乾嘉之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30］。像這樣的批評之語，屢見於他治清代學術史的論著中，這與梁啟超對乾嘉樸學的治學方法大加讚揚，譽為“科學的古典學派”的評價大不相同。
錢穆在評價清代學術史時，以表彰宋學，批評漢學流弊為己任，這與他對當時學術界盛行的考據學風的反思和批判有關。20世紀20年代，在胡適“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聲中，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漢學運動。以傅斯年為首，以史語所為陣地、以整理和考辨史料為鵠的的“新考據派”，（或稱“史料考訂派”、“史料學派”）便是這場新漢學運動的產物。該派對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成為當時史壇上的“主流派”。錢穆早年以考據名家，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均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不失為新考據派的同志。事實上，新考據派對錢穆在考據學上的成就也是承認、稱道的。三十年代初，錢穆之所以能入北大史學系任教，除了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力薦外，還與史料考訂派的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邀、新漢學運動的領袖胡適的接納有關［31］。而錢穆對新考據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厚望，有“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的積極評價。錢穆雖然以考據名家，他早年治史深受乾嘉考據方法的影響，但他卻並不贊許乾嘉史學［32］。因為他認為“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不能單憑考據便認為盡了學術研究之能事，更不能沉溺於煩瑣考據而忘掉了學術經世的宗旨。他說乾嘉經學考據之大病，“正在持門戶之見過深，過分排斥宋儒，讀書專重訓詁考據，而忽略了義理。”［33］ 而五四以來的新考據派則把乾嘉漢學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發揮到極至。在錢穆看來，新考據派最初本求擺脫乾嘉而轉向西方輸入學理，當他們步趨歐美，引進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後，才發覺“歐美與乾嘉，精神蹊近，何其相似，乃重新落入乾嘉牢籠”，言學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新考據派推崇乾嘉治學方法，專走訓詁考據之路，這是深受宋明學術思想影響的錢穆所不能贊同的，這就引發了他對該派學風的批判。他稱新考據派專事考據，畢生在故紙堆裏馳騁心力是“不得大體，而流于瑣碎”，“於身無益，於世無補。”對近人認定的宋學為疏陋之學，“至清始務篤實”的觀點，他也大加批駁，稱“自宋以下學術，一變南北朝隋唐之態度，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以來學者惟一精神所寄。”［34］事實上，自30年代以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新考據派煩瑣的考據學風提出了批評，1934年張孟劬在給夏承燾的信中說：“今日考據之弊，甚於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逡外，無保聚收斂以為之基，循此以往，將有天才絕孕之患。”［35］而另一部分不失傳統士人精神的學者，則祭起學術經世的旗幟欲以救世，宋明學術精神再一次得到高揚，錢穆先生可謂是這一部分學者的代表。與錢氏聲氣相通、引為同調者在當時還有陳寅恪、馮友蘭等學者。陳寅恪曾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36］ 而馮友蘭則明確指出他撰寫《中國哲學史》的宗旨就在於昂揚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錢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這還與當時受國難的刺激有關。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寫於“九一八事變”之後，當時日本侵佔東三省大好河山，步步進逼華北。1935年，日軍策動“華北自治”，諾大的華北五省，“已經不能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當時在北平任教的錢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編初講，正值九•—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37］馮友蘭先生在當時也發出了與錢穆同樣沉重、激憤的呼聲。他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二）中說：“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繼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裡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錢穆出生在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之年，他的一生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一生的著述講演無不是“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無不從“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面對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強烈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民族情感的錢穆憤慨尤深，在撰述中自然會有所流露。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特嚴夷夏之防，高揚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精神，表彰清初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來侵略的寫作意圖。楊樹達先生在讀錢著時就有“注重實錢，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38］的評價。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尚崇乾嘉考據之學，“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貶抑宋學，“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在錢穆看來，這種學風尤其有害，特別是在日寇步步進逼，侵奪我大好山河之時，這種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考據學風不利於鼓勱民眾團結起來，抵抗侵略［39］。所謂“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就是要弘揚近三百年來所晦沉、為時代所譏刺的宋學精神來救世濟民。所以，弘揚學貴經世，以天下興亡為念的宋學精神，成為了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的意旨所在。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發清學導源於宋學之見，對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師承及其思想抉發精微，不少見解很有價值。但是，錢氏的觀點也並非沒有可商榷之處。比如他對晚清今文經學，特別是對康有為思想的評價。晚清今文學派批評乾嘉漢學，揭櫫為學貴在經世致用，這與錢穆批評漢學流弊，高揚宋學精神的旨意相同。照理說，錢穆對晚清今文思潮應有較高的評價，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錢穆說道咸之際興起的常州之學，“其實則清代漢學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40］又說：“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彙於考據之頹流。”［41］錢穆稱晚清今文經學為清代漢學考據的“旁衍歧趨”，今文學者“大抵菲薄考據仍以考據成業”，這從事實的層面講，大體是不錯的。因為晚清今文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確是沿考據一路而來，即便是今學經學的集大成者康有為，他撰《新學偽經考》也是在披著考據的外衣下進行的。但是有一點尤需明白，在晚清今文學者眼中，考據是手段，是形式，而不是目的，他們是通過考據這種形式為其政治目的張目，即以考證之名，而行學術干政之實，其著眼點在政治而非學術一邊。易言之，是真用結合，還是棄真求用，晚清今文學派顯然選擇了後者。錢穆本是主張真用結合的學者，但在評價晚清今文思潮時，他卻僅站在“求真”的立場上加以審視批評，似乎又退到了以古文攻今文的立場，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時代背景及其他們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貢獻。這一點，在評說康有為的思想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康氏的《新學偽經考》稱古文經盡出劉歆偽造，目的是要為新莽王朝代漢製造輿論。錢穆從學術求真的層面上對其說繩之以學理，稱康說多主觀武斷處，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僅從學術層面上去批評康說，並不全面。因為康氏之書是在借經學談政治，目的在於為維新變法鳴鑼開道，其價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學術—邊。錢穆在這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時人對錢氏評價康說就有“特見其表面，未見其精神”［42］的批評。又如，清人崔東壁（述）的疑古辨偽，直接開啟了近代的疑古思潮，對“五四”以後的學術界影響深遠，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就是承此風而起的。然而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竟不列崔述，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注釋：
［1］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7頁。
［2］《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639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3］陳祖武：《清代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4］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一節中從五個方面列舉了明末清初以來的反理學思潮，最後得出結論：“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即對宋明理學的反動--引者）孕育而來。”參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頁。（以下所引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皆據此書）與梁啟超同聲相應的還有胡適，他在《戴東原的哲學》“引論”中說：“中國近世哲學的遺風，起於北宋，盛於南宋，中興於明朝的中葉，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雖然緊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個新的時代了。自顧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趨向到做學問的一條路上去了，哲學的門庭，大有冷落的景況。”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39頁。
［5］周國棟認為，余英時把梁啟超的“反動說”視為外緣說的觀點不甚合理，就清學本身而言，“反動說”似乎更為合理，他列出了四條理由。參見氏著：《兩種不同的學術史範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
［6］朱維錚認為，錢穆主要從宋學著眼談清代學術，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實際上寫成的是清代“宋學”史，其書的學術價值也因此而彰顯。參見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題記”第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7］錢穆新亞時期的學生余英時力主師說，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學術思想》、《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解釋》等文中對乃師的觀點多有論述、發揮，可參閱。
［8］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310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頁，以下所引此書皆據此版。
［10］馮友蘭認為，宋明人所講的理學與心學，在清代皆有繼續的傳述者。清代漢學家講義理之學，其所討論的問題，如理、氣、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他們所依據的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四書。所以，清代漢學家所講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系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參見氏著《中國哲學史》第十五章“清代道學之繼續”中“漢學與宋學”一節的論述。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74頁—975頁。
［11］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246頁—253頁。
［12］［13］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63頁、第153頁。
［14］［1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46頁、第141頁。
［16］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顧炎武、黃宗羲二人貢獻尤大，若談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黃二人並舉。
［17］根據錢穆的考證，顧炎武研究古音，用“本證”、“旁證”之法源於明代學者陳第的《毛詩古音考》，而梁啟超“誤以陳氏本證、旁證語為亭林自述，因謂亭林為漢學開山。證據既誤，斷案自敗。”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6頁。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73頁。
［1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頁。
［20］錢穆認為乾隆二十二年，戴震與惠棟見於揚州，論學有合，交相推重，以後又客居揚州四年，是其一生為學的重要轉變時期。戴震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排詆宋儒，此實受惠棟思想的影響。他到舉了這樣幾條理由：一是乾隆三十年，戴震為紀念惠棟而寫的《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文中議論與以前大異，此為“東原論學一轉而而近於吳學惠棟之證”。二是乾隆三十四年，東原為惠棟弟子余蕭客序《古經解鉤沉》，從序中內容可知“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三是東原著《原善》三篇，時間大約在他游揚州識惠棟之後，其文言“理”，頗受惠氏《易微言》的影響。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327頁的相關論述。
［21］［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09—310頁、第506—508頁。
［23］此處敘述採納了路新生的研究成果，見氏著《梁任公、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合論，臺北《孔孟學報》第68期。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笫652頁。
［25］錢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第11頁。
［26］錢穆：《述清初諸儒之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4頁。
［2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2頁。
［28］錢穆稱亭林論學宗旨在於“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上，但是亭林後學僅師其“博文”之訓，忘其“行己”之教，致使其經世明道的真精神不能彰顯於世。為此錢穆不無感歎地說：“三百年來，亭林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是果為亭林之辱歟！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于何歸依。今謂亭林為清學開山，亦僅指其多聞博學，而忘其行己有恥之教者，豈不更可痛之其耶！”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1頁。
［29］［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02頁、第525頁。
［31］參見拙著：《錢穆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32］據錢穆晚年回憶，“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參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7頁。
［33］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該文作於1935年，見《學籥》，第82頁，香港1958年自印本。
［34］《國史大綱》，上海商務編譯館1947年版，第620頁。
［35］轉引自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見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與學術•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
［36］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
［3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第4頁。
［3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
［39］事實上，由於受國難的刺激，一些專事考據的學者也在自我反省，轉變學風。如史學家陳垣先生曾說“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見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頁。
［40］［4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25頁、第532頁。
［42］趙豐田：《讀錢著康有為學術述評》，《大公報》1937年1月29日。
【作者簡介】陳勇，華東師範大學史學博士（1995年），現任教于上海大學歷史系。
【《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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